曹颖哲 张海月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在歌唱》是一部描写黑人女性成长的小说，也是玛雅·安吉鲁的最著名的一部自传体作品，其内容入选了多个国家的高中和大学教材，并获得了“为美国回忆录开辟了新的文学道路”的赞誉。本文以著名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的神经质人格理论为基础，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路历程的影响。

一、玛格丽特基本焦虑的体现

霍妮认为：“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环境。”[1](P14)个体环境是指个人的生活环境，幼年时与父母的分离让主人公玛格丽特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和无助感。文化环境则是指信仰、风俗、法律和宗教等，无处不在的宗教教条使她备感压抑,白人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更让她饱受痛苦，各种不利的环境因素致使玛格丽特陷入自我与他者及社会的冲突中，从而形成了基本焦虑。

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中充满动荡和不安，黑人孩子被抛弃到南方的状况屡见不鲜，3岁的玛格丽特也未能幸免。父母婚姻的不幸致使她不得不和4岁的哥哥一起像包裹一样被托运回安妮·亨德逊太太—他们的奶奶家。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群体让玛格丽特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助，并且产生强烈的被遗弃感。由于奶奶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玛格丽特不得不在刻板迂腐的宗教氛围包围中成长。在亨德逊太太的教条里，黑人注定低人一等，所有的白人必须要用先生、太太、小姐等尊称。她教导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对白人要尽量保持沉默，与他们交谈时要毕恭毕敬，不能态度傲慢。当白人女孩们对她进行无礼的嘲笑、滑稽的模仿甚至侮辱性的挑衅时，她也要极力忍耐，依旧称呼她们为小姐。玛格丽特为黑人无法改变在白人社会的他者地位而悲哀，作为黑人她感受到的只有屈辱和痛苦。

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心理生物本能决定论，霍妮认为环境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文化中的固有矛盾是个体形成焦虑的中介。斯丹普彻底的种族隔离就像“一道光影打在黑人社区与白色世界之间”[2](P48)，这里大多数黑人孩子从未见过白人的样子,幼年时的玛格丽特甚至怀疑白人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玛格丽特无法理解白人的至高权利，却依旧对白人的生活有着无尽的向往，她幻想着自己本是个白人姑娘，因为后母嫉妒她的美貌，才把她变成一个拥有着宽大脚板和奇大体型丑陋不堪的黑人女孩。因种族歧视而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让玛格丽特的内心充满了对自己黑人种族身份的质疑与排斥。更糟糕的是，压迫她的不仅来自种族，还有性别。“黑人女性在青春期受到自然所有力量的共同攻击，结果便处于男性的偏见、白人毫无逻辑的仇视和黑人力量的薄弱这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网中。”[2](P284)16岁的玛格丽特对自己的身份特征产生了困惑，她拒绝男生的追求，在读过描写女同性恋文学的经典名作《孤独井》之后，她开始对自己的女性身份重新思考，甚至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了怀疑，她因自己的微小的身体变化而不安，更因自己的发育与其他女孩子不同而感到自卑，不得不向母亲寻求帮助。严重的性别不平等致使玛格丽特对自己的女性特征十分困惑和烦恼，并感到不安和焦虑。

二、玛格丽特神经症人格的形成

根据霍妮的观点,“个体为了减轻和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潜意识防御策略,这些防御策略构成了神经症患者心理冲突的中心。这些防御策略被称为神经症倾向或神经质需要。神经症倾向决定了神经症人格,神经症倾向的类型决定了神经症的人格类型。”[3](P12)为了减轻焦虑，主人公玛格丽特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神经症人格，分别是顺从型格，逃离型人格和攻击型人格。

顺从型性格主导的策略是“如果我依从，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与人亲近，倾向于接受他人意见，讨好他人，为了克服无助感而去顺从他人，渴求他人的关爱，满足于被他人爱或赞赏，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人的虐待，对他人的温情有强烈的依赖性,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要求，迫切地需要安全感，屈从人意，过分周到”[4](P20-29)。玛格丽特自小与父母分离，甚至记不起父母的样子。在她看来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在年幼时便遭到抛弃。但当爸爸妈妈给她和哥哥寄圣诞礼物时，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和哥哥的过错无法得到原谅所以妈妈才抛弃了他们。由于对父母感情的渴望，在父亲毫无预兆地来接她时，她选择离开熟悉的环境，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她努力建构自己乖巧的女儿身份，对父母爱的盲目渴求让玛格丽特害怕再次失去。在几经周折之后，8岁的玛格丽特来到了圣路易斯，然而正当她沉浸在妈妈陪伴的喜悦中时，却遭到了妈妈的男朋友费里曼的侵犯，并且威胁她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就杀了她最爱的哥哥贝利，出于恐惧，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真相。对亲情的渴望让她一味顺从，对费里曼她既害怕又亲近，她屈从于他带来的肤浅而表面的温暖，担心他不再喜欢她，因受冷落而感到失落，甚至在法庭上说了谎，然而费里曼最终丧命。玛格丽特备受打击，无法走出内心的创伤，深陷害怕与自责的纠结中。

逃离型人格通过疏离他人以获得安全感，他们不希望任何人介入自己的世界，与世无争。“最富于关键意义的当然还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的距离。更精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以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4](P38)在被费里曼侵犯并间接导致他的死亡后，玛格丽特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她渴望宁静，屏蔽了周围所有的声音，不和除贝利外的人说话，无论周围如何欢声笑语，她只是保持沉默。“我拒绝做他们所认同所接受的那个孩子。”[2](P91)玛格丽特无论在心灵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绝望又无助的她沉浸在自己无声的世界里，把沉默当做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十分郁闷和迷茫。她的死气沉沉让周围的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尤其是在医生确诊玛格丽特身体上的创伤已经痊愈后，她长时间的沉默更让周围的人无法再忍受，没有人在乎她内心的痛苦，人们认为她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的傲慢引发了大家的愤怒，甚至因此挨了打，终于有一天她和贝利被送回到了斯丹普。然而当她回到大妈身边时，她的残疾的黑人叔叔威利却刻意远离她，他的眼神里充满着疏离，总是找些事情让她做以便远离他的视线，她的内心再次遭到重创，家人的冷漠和鄙视让她无法接受，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玛格丽特只是独自待在屋里、店里、书店和食堂。“像一块旧饼干，脏兮兮的，没法吃。”[2](P96)

攻击型人格是一种激进型人格，强调利益至上。“具有该类型人格的人力图通过利用他人、获得权利、占有、智力优势、成功等赢取安全感，树立自己的自信心，个体对他人持敌对态度，借以攻为守策略来取得别人的重视，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4](P30-36)目睹了白人霸权文化下黑人遭遇的种种不公，玛格丽特的平等意识愈加强烈，她开始对黑人潜意识的逆来顺受表达不满，并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10岁的玛格丽特曾到薇奥拉·库里南——一个富有且严格的白人太太家学习厨艺，她认真学习库里南太太家严谨的陈列摆设，并对其无法拥有孩子而感到同情。然而库里南太太以玛格丽特名字太长而记不住为由擅自将玛格丽特的名字改为“玛丽”。对于一个长期被叫做“黑鬼”的民族来说，库里南太太的行为无疑是一种侮辱。玛格丽特对其“怒目而视”，直到有一天无法忍受，为了争取自己的姓名权，在库里南太太走进厨房门时，她把其心爱的沙锅和两个绿色的玻璃杯摔了个粉碎来表示自己的反抗。玛格丽特用自己的方式反对白人对黑人的轻视和忽略，使得库里南太太不得不承认她的名字。

伴随着少女时代的到来，玛格丽特在两性方面越来越缺少安全感，为了摆脱幼年时被强暴的阴影，她决定主动失身于他人。“我需要的是男朋友。男朋友会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更重要的是向我自己明确我的位置。”[2](P292)玛格丽特不愿将自己套在“贞洁”的枷锁中，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并且在与他擦肩而过时，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与其发生关系，这也使她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霍妮指出：“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4](P31)玛格丽特以一种偏激的方式，通过诱惑一个黑人男孩来争取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权，实现了自己的性自由，消除了对自己性取向的怀疑，确定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三、玛格丽特“真实的自我”的构建

在霍妮看来，“所谓真实的自我是我们充满活力、独一无二的自己的中心，是唯一能够成长并希望成长的部分。”[5](P63)它的实现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环境适合时，个体能够实现自我的构建。无论是黑人群体的积极乐观，还是周围女性的鼓励帮助都给玛格丽特的心灵带来了安抚，她开始正视自己的肤色，接受黑人种族文化，完成了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认可的转变。

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黑人群体的民族意识逐渐开始觉醒。黑人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国歌、礼仪和传统信仰。随着民权运动的盛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黑人文学开始出现。玛格丽特为黑人文化在白人主流文化下另避蹊径，不卑不亢而感到无比自豪。那些无名的黑人诗人支撑着玛格丽特，让她在无数的孤独的夜晚和挨饿的日子得到慰藉，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勇于献身的诗人们，才能让黑人民族拥有杰出的文化，才能给他们带来惊人的自信和力量。不仅如此，黑人群体的乐观、坚强对玛格丽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所有的黑人都在为乔·路易斯获得世界重量级卫冕冠军而欢呼，她更感到前所未有的作为黑人的自豪。特别是当她来到只有三个黑人的学校上学时，她对黑人种族的爱更加深厚。“我是非凡美丽的黑人种族中自豪的一员。”[2](193)玛格丽特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她意识到，黑人群体有着自己的种族氛围和优势，她刻苦学习，和白人一起报戏剧和舞蹈课，努力打破白人狭隘的种族偏见，寻求作为黑人的身份和价值，构建黑人种族身份。

女性权利的争取在玛格丽特确立自我意识、构建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美国黑人女性群体长期处于种族、阶级和性别多重压迫下从而失去了话语权。受周围女性影响，玛格丽特决定不再沉默，她勇敢地向白人表达出自己工作的意愿、勇于说出自己对性的需求、呼吁所有黑人一起争取平等工作的权利。在不断的抗争中，玛格丽特重拾自己的作为女性的自信与自尊。“美国的黑人成年女性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如果无法让人衷心接受，也应当受到尊敬。[2](P284)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文化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剥夺了黑人掌握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为了改变现状，玛格丽特决定去马科特街有轨电车公司找一份工作，面对着办事员奇怪的打量和白人鄙夷的目光，她没有退缩，她千方百计地要得到这份工作，“我要当售票员，在皮带上挂上装满钱的兑换器。我要干。”[2](P280)终于玛格丽特成为了有轨电车上的第一位黑人女性售票员，打破了黑人女性选择工作的框架，拥有了与白人同等的工作权利，捍卫了作为黑人女性的尊严。

结语

小说中主人公玛格丽特由于美国社会文化中固有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失调形成了基本焦虑，从而导致了更深的不安和痛苦。为了消除这种焦虑她形成了不同的防御策略，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神经症人格，再通过自我协调，开始意识到真实的自我，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作为美国黑人女性中的一员，玛格丽特极力打破文化困境、发扬黑人传统文化的魅力、找到生存的出路，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作为受多重压迫下的个体，她克服精神焦虑、努力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从而形成了健康和完整的人格。玛格丽特的蜕变历程不仅是以她为代表的黑人女性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乐观坚强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民权运动背景下黑人群体不再沉默，勇敢发声，开始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