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玲 张瑞红 杨 青

（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大都会》发表于2003年，一问世便被誉为后现代版本的《尤利西斯》。作为唐·德里罗的第十三部小说，篇幅虽相对较短，但整部小说充斥着技术与异化、恐怖与暴力、空虚与死亡、迷茫与回归。

一、家宅空间：祛魅的表征

“祛魅”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斯·韦伯，是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1]（P72）在本文中，祛魅指人类在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中，技术对人的种种异化，表现为现代人的拜物思想、精神焦虑、亲情疏离、信仰体系和生命意义崩塌等。德里罗对家宅空间的建构表征在价值失范、世俗化、功利化时代埃里克强烈的拜物教思想及其寻找精神家园的紧迫性。

住宅由于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常常成为叙事者用来表征人物形象的“空间意象”。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将之称为“家宅”。《大都会》的主人公埃里克从底层起家，28岁的年纪已经成为帕克投资公司的老板，并娶了一位拥有欧洲及世界巨大银行财富的希林夫家族的成员。小说开始就对他重金打造的豪华住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埃里克的“家宅”位于89层高的摩天大楼最高处，拥有3个楼层、48个房间，除卧室外，还配有游泳池、纸牌室、健身房、沉思室、鲨鱼缸和影视厅等，附属区还有可以追踪货币行情和查看研究报告的大屏幕。他的“家宅”里每个房间都挂着彩色几何图案的大幅油画，还有两部私人电梯，分别播放定制的萨蒂钢琴曲和伊斯兰教说唱明星布鲁斯·菲斯的音乐，而他每天根据自己的情绪选择其中一个乘坐。摩天大楼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兴起于19世纪末美国纽约市与芝加哥地价昂贵用地不足的区域。现代的摩天大楼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城市的面子，国际大都市的标志之一。摩天大楼是财富和权利的象征。如此穷奢极侈的住宅空间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其居住的原始要求，更是其能力和财富的表征。埃里克本出身低微、靠资本市场发家，一朝暴富的他尤其贪恋外在的物质能带给他实实在在的感觉以期内心的安定。于是拥有美宅、豪车的他还斥巨资收购一架战略轰炸机飞机，还妄想买下一栋教堂。恰恰是因为资本市场中暴富的偶然性，他尤为在乎行情变化，渴望抓取更多，也更恐惧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彻底沦为后工业社会被物质异化的人。

巴什拉认为，在现代城市中，高楼和车辆不断挤压人们的生存空间，高层公寓只能称得上“层层叠叠的盒子”[2]（P31），“失眠这一哲学家的通病由于城市噪音所带来的紧张而加剧”[2]（P33）。埃里克失眠次数竟然一周高达四五次。他虽然尝试过读书、站立睡觉、服用药物等多种方法都不能奏效。埃里克失眠的原因是可以被推断的。首先是工作影响。埃里克是帕克投资公司老板，严密关注金融市场行情变化。长期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不得不在夜间锻炼“以驱走白天的喧嚣和压力感”[3]（P7）。而伴随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发展，国际资本市场24小时不断刷新数字。为实时追踪行情查看研究报告，埃里克在公寓里安装了电子大屏幕。“家宅”应是放松精神的所在，埃里克的居所却成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埃里克高度紧张的精神状况无法得到疏解，必然会导致他失眠的症状加重。其次是生活环境。埃里克“住在三层楼房顶上的旋转屋里”[3]（P5），时刻处在并感受着时间的流动。每当他安安静静地躺下，头脑中只有噪杂之音和时间概念。对于将数字玩弄于指尖的埃里克来说，时间的线性流动意味着资本市场财富的流动，从而意味着捞取暴利的机会。埃里克内心藏匿着每个赌徒都有的拉斯维加斯心理，为利欲所驱使，而不得安宁。再次，埃里克的“家宅”外部环境也不容人乐观。身居闹市，噪音无孔不入。哪怕半夜也能感受到室外的灯光、忙碌活动的人群及各种车辆穿梭的声音。而外，噪音的产生与摩天大楼也有必然的关系。根据百度百科，风会在高于地面10米以上加快速度，比如在200米的高度，风速会比10米处高出3级，造成很大的噪音。埃里克住在900英尺，即274米左右的大楼顶层，风速更大，不可避免地加重他失眠的病症。霍米·巴巴指出，空间秩序的错位“模糊了家与世界的边界，而且诡异的是，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彼此交错产生了一种既分裂又令人迷失的幻景”[4]（P13）。闪变的电子屏幕和无法消逝的噪音连接着家庭与世界的空间，也预示着埃里克最终融入地面世界喧嚣的洪流，在世界的另一端确认身份、找回自我的宿命。

空间是社会关系生产和某些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家宅空间也不例外。汪民安教授认为，“理想的家庭就是对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反复再生产，并使之保持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凝聚力。”[5]（P155）埃里克父亲早亡，母亲也不在身边，新婚22天的妻子埃莉斯·希夫林从未在家中出现。两人的蜜月还没有结束，他就有段时间没看到妻子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两人在路上相遇，妻子才发现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传统的家庭带给人的是安定和幸福，但唯一能维系亲密关系的婚姻形同虚设，他的“家宅”蜕变为情感的荒漠。“家宅”异化的可怕场景是当埃里克夜不能眠，感到犹豫和沮丧的时候，便逐一走遍48个房间，走过游泳池、棋牌室、健身房、鲨鱼缸和影视厅，在狗圈旁停下，对着狗说话。[3]（P7）德里罗对埃里克住宅的描写也暗示着没有温暖和情感浸润的“家宅”已经失却庇护的意义。在这单调无聊、孤独压抑的家宅空间里，没有任何可以维系身份稳定和保持精神平衡的支撑，反而让他更加失落、丧失自我，深陷失眠焦虑的漩涡。

居于权力象征的摩天大楼之顶，埃里克作为有产阶级的一员与贫苦阶层隔绝。他希望通过外在的物质证明自己的存在与成功，而身居华室的他已然失去情感的交流，失却本性认知。沉浸于拜物教从本质上看是埃里克内心恐惧失去拥有的一切，深层不自信的体现。透过埃里克的家居体验，一个孤独的、焦虑的、物化的、耽于幻想的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在家宅空间书写和生产意义中加以突显。小说以家宅空间的描写开篇，深刻揭示出全球化资本市场下技术对人及世俗亲情关系的异化，也昭示了获取精神救赎的复魅之旅的紧迫性。

二、技术空间：人性的牢笼

汽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负载着超越交通工具范畴以外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6]（P68）埃里克的加长豪车不仅是快捷的交通工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拥有这种豪车的是“投资银行家、土地开发商、风险投资家、软件企业家、全球卫星通讯巨头、贴现经纪人、爱管闲事的媒体主管，以及那些被战争和饥饿拖垮的国家的流亡元首”[3]（P9）。这个庞然大物霸气十足，蔑视群车，凌驾于一切非议之上，是埃里克唯我独尊、冷酷无情、一意孤行的性格表征。埃里克的冷酷无情充分体现在他与下属及医生助手的交往方面。从小说文本得知，三年来他从没正眼看过一直为他服务的技术主管希纳，也没有看过一次次为他打开车门的司机易卜拉欣。即便承认保镖托沃尔忠于职守，“行动举重若轻，规矩、利索”[3]（P29），也不看他一眼，也不跟他说一句话。虽然他经常与体检医生交流，但对医生助手尽量不去注意，更不想跟他说话。对周末召来正在休假的财务女主管，也不以为意、言语轻侮。甚至在她为他提供最值得参考的投资信息时，他却没有在看她，琢磨着他认为早该被淘汰掉的自动取款机。

他的冷漠还体现在对同行充满敌意。他对被刺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无序憎恨”[3]（P30）。当他得知曾经的朋友，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巨头尼古拉·卡冈诺维奇遭枪杀，竟然感到放松和高兴。他的理论顾问维娅·金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死了，你就可以活着了”，“你有足够的理由窃喜。”[3]（P71）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资本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惺惺相惜的同情。

埃里克对被资本市场抛弃的人更是冷漠、麻木。在科技和财富的幻境里，“网络资本的力量足以把人们甩到路旁的沟里去，让他们呕吐和死去”[3]（P77）。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里，普通劳动者们受市场驱使，成为世界市场上的用来交易的商品。一旦失去交易的价值，就如垃圾一样被抛弃。于是这些在风险和危机压抑下的人们不得不涌到时代广场百老汇游行抗议。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体型，带着滑雪面具。他们打砸汽车、用燃烧的车胎筑成路障、引爆投资银行、放火点燃汽车、袭击防爆警察等。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愤恨该往谁身上发泄，只有通过破坏毁灭周边的事物，以获得心中的平衡。对于这些暴力抵抗全球化的人，在埃里克眼中不仅是“市场催生出来的怪胎”[3]（P76），更是成为公共空间的暴徒。那对于非暴力抵抗的人他会有同情吗？埃里克安坐在防弹豪车里，有三位保镖保护，仔细而残忍地观看自焚者自焚的整个过程。埃里克作为资本市场捍卫者扭曲人性、泯灭人性的形象在德里罗无动于衷的文字描述中得到充分呈现。

埃里克的豪车更是最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打造的高端技术空间：密不透风的防弹玻璃、通过口授便能启动的机器设备，仪表盘电子屏、夜视仪、红外线摄像头、微波炉、心脏检测仪，甚至可折叠卫生间等随时为他的指令而待命。根据福柯对技术和权力的考察，新技术正如意识形态一样试图通过其权力机械效应建构公民经验，并变成最为接近于全景建筑的人体控制圣物或无意识压迫方式。[7]（P39）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电子屏幕的无处不在使埃里克的豪车成为这样一种全景敞视中心。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埃里克可以监视车内外发生的一切，对他的下属们发号施令，甚至接受常规体检。这里俨然是权利机制的象征。在这辆豪车上，他一天之内召见了技术主管、货币分析师、财务主管、体检医生、理论顾问等。

他不仅习惯带给别人工作压力和职业焦虑，在技术异化或权力规训下自己也沦落为“半机械人”，表现为“一种技术狂、反讽、性虐待和失常”[7]（P40）。埃里克不断追寻技术突破，习惯将新的电子产品视为过时，渴望走在时代前面，拥有最先进的东西。电子屏幕是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崇拜的技术偶像。他的家里、公司和汽车上到处装有电子屏幕。他的豪车还装有“部署在距轿车后座不同距离处各种尺码的平板等离子电视屏”[3]（P32），可以旋出、折叠，“每个屏幕上都混杂着日期、流动的符号、高山形图标和跳动的数字。他每隔两秒钟就关注一下这些屏幕。”[3]（P12）埃里克关注屏幕主要是关注屏幕上瞬息万变的信息，而后者是投资分子的最爱和生命之光。技术狂的生活使他经受着肉体和精神双重的压抑和控制，郁结难遣，从而迷失自己。性爱是他发泄压力、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一天会见三个情人。有时甚至连衣服还没认真脱，就做爱完毕，甚至让与之偷情的女保镖开足电枪的所有电压打晕他，在电击的痉挛中感受奇异的快感，刺激早已麻痹的神经。行踪不定的年轻妻子埃莉斯却成为埃里克的路人甲。曲终人散之际，两人竟然在街道上这个公共空间发生关系。在后现代主义叙事中，被技术围剿的人就这样丧失人格，走向主体的崩裂，就像物化社会的其他物一样，变成一种平面符号。[8]（P22）现代主体堕落为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

埃里克投资失败貌似由于判断失误造成的，然而从本质上说，应该是“自掘坟墓”。被物欲裹挟着的人生，被高科技逼仄的生活，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却没有可以放松身心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导致投资巨人的判断失误。偏离自然正常轨道的数字天才，面对自然的选择，也必将毁灭。难道现代技术带来的普遍的异化问题是无解之题吗？金斯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纠正时间的加速。让自然回归正常”[3]（P68）。当埃里克因投资失误倾家荡产，他终于厌烦了屏幕，按下键让屏幕退回车壁的内柜，恢复成车内自然的壮观状态。车内空无一物的状态是他摆脱数字技术束缚，内心无比宁静，无比自由的空间表征。

豪车这个私人空间是埃里克的性格表征也是他的命运的缩影。他的车最后停在第十一大街离锋利的铁丝网围起来的停车场很近的地方，周围有几家堆满垃圾的修车铺和破旧的街面店铺。这里与他的车很配，被砸瘪变形的车门，砸出裂纹的防弹玻璃，遍体的划痕，喷漆的涂鸦，男人的尿渍，女人扔的沙子。这辆平时招摇过市代表着高科技的豪车在暴乱中只能被动接受打砸，毫无反击之力。平日趾高气扬的埃里克亦是如此，被长期操控的技术蒙蔽了心灵，无法听取他人的建议而一意孤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结果倾家荡产，无力翻身。海德格尔以其先见之明最早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把技术力量与现代人的“无根”或“无家可归”状态联系在一起。[7]（P36）德里罗以后现代叙事方式在空间的流转中将埃里克塑造为后现代工业社会中“无根的浮萍”的异化典型，在豪车的封闭空间里成为技术的奴隶，被技术扭曲人性，变为冷血、残忍、偏执的单向度的人，在这个困囿人性的牢笼里渐渐迷失自我，失去理智，不仅成为技术的受害者，也成为谋杀保镖的刽子手。当心灵无以寄托，家园难以追寻，身份变得模糊，生活被严重异化时，他的选择便是对赛马合伙人科兹莫的问答，“什么事不是丑闻呢？死亡也是个丑闻。但我们都得死。”[3]（P113）于是，在唯一可确定的死亡前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认知，回归精神家园成为他唯一的追寻。

三、神圣空间：灵魂的复魅

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理性的膨胀，人们对技术和物质过分崇拜，对自然大肆破坏，引发诸如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灾难性的后果。大卫·格里芬在对技术理性产生反思，提出“复魅”的概念。“后现代的复魅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神秘甚至迷信的观念，而是主张在消除异化的基础上,……在生态伦理支配下的自由而健全的后现代社会，让人们多几分对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关注……。”[9]（P69）对于埃里克而言，复魅就是寻根的过程，超越现实中的异化状态，消解祛魅，返回此在存在的自然状态，发现自我，回归精神家园。

美国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提出“神圣空间”这一概念。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教堂，作为他们精神的寄托和人生意义的来源，因其特殊性而成为神圣空间。住在纽约繁华的第一大街上世界上最高的住宅楼里，埃里克为什么要穿过整个城市去美国犯罪率数一数二的地方去理发呢？埃里克要去的理发馆是他个人宇宙的“圣地”，是亲情的表征。这点可通过小说中对理发馆的空间描写看出端倪：“埃里克站在人行道上，望着对面的廉租房。他瞅着一排五间楼房中间的那一幢，心里泛起一阵孤独的寒意。四楼的窗户都是黑黑的，外面的火灾逃生梯上也没有装饰花草。这是一幢灰暗的楼房。街道也是灰暗的，但住在这里的人民习惯了吵闹拥挤，习惯了铁路边的噪音……埃里克的父亲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站在这个地方，慢慢体会着他父亲的感受。”[3]（P134-135）置身这里，亿万富翁埃里克的人物形象变得丰满，自我身份也逐渐得到确证。他穿越整个市区，哪怕经历街道拥堵、游行、葬礼、对自己豪车的打砸甚至死亡威胁也要来这里理发的动机也就昭然若揭——在冷冰冰的人情关系和无情的数字资本中寻求一点亲情。像极了离家20载的普罗米修斯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回到生他养他的伊萨卡一样，漂泊在孤独的、冷漠的、贪婪的技术世界里，埃里克渴望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埃里克有着不幸的童年，五岁时父亲因病撒手人寰，便和母亲相依为命。新婚妻子若即若离，不得不过着疏离的婚姻生活。除豪宅里豢养的俄国狼狗和鲨鱼，现实生活中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牵挂。

空间有时承载着人物与故事，凝聚着历史的记忆，聚合着复杂的情感。破败的理发馆就是这样一个承载着埃里克童年最美好的回忆的地方。理发馆里，“墙上的漆正在脱落，暴露出斑斑点点的淡红色的灰泥。天花板上有多处裂痕。他父亲很多年前带他来过这里……那是第一次来……”[3]（P136）理发，不过是成年男人的一个借口，执意而来只为重温父亲的故事。埃里克颇多磨难的一日行旅成为寻根范式的最好注解。埃里克禁锢的心灵在重温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中慢慢打开，在这个充满温情和怀旧气氛的空间里，他第一次吐露心声，“有人要杀他”，这个一直盘桓他心头的威胁。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够信任别人，才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物体和面孔，才有安全的感觉。于是，资本帝国金融大鳄步下神坛，有了人情味，与他的司机一起吃饭聊天，也开始盯着司机的脸看，研究他苦难的过往。对身边熟悉的陌生人从漠视到关心，埃里克朝着复魅的方向慢慢发生转变。

理发馆是埃里克心灵之旅有意义的驿站，但绝不是终点。使埃里克最终摆脱精神痛苦，回归精神家园的是另一个“神圣空间”，一座废弃的大楼。这里住着埃里克的前雇员本诺·莱文。本诺原是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助理教授，为了赚到100万，到埃里克的公司就职，因密切关注埃里克的行踪被疑有心理问题而遭降薪降职，后被解雇。失业后，他处心积虑组建的家庭解体，银行存款也所剩无几。不甘被技术淘汰的命运，为证明个人价值他开始谋划杀死埃里克。

本诺住在“一所被废弃的房子，窗户被钉上了木板，进出的铁门上了锁”，“楼道上到处是散落的墙灰、各种垃圾和泥沙，还有马路上吹来的碎屑。”[3]（P155）他住在这栋楼的三层，这里只有一扇房门，其他所有的门都不见了。这扇门触发母亲带他看电影时的回忆。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度日的艰难瞬时涌上心头，情感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埃里克发表了整篇小说中最长的内心独白。习惯发号施令，精于数值计算的他思维已经陷入混乱。埃里克反复絮叨着杀害保镖托沃尔一事及电影中“破门而入”的各种情节，其中还穿插着对丢失的眼镜的惦念。他多次强调父亲去世后，母亲带他看电影，不下两百次观看破门而入的场景。门往往体现人的身份和价值，“门”的意象反复出现，是他不幸童年积累的痛苦的闸门，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埃里克踹开这扇门，是他“打开心结”的象征。所以进门之前，他念念不忘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童年时遭受的心理创伤，失去父亲后灰暗的冰冷的孤独的压抑的生活。

本诺容身之处显然不能称之为“家宅”，散落着碎石块的地面、破烂不堪的空沙发、缺了一个踏板的健身车、一张笨重的桌子、一个从工地弄来的流动厕所，曾经是厨房和浴室的地方空空如也。没有家庭关系，没有烟火气息，没有任何家居的特征。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2]（P6）巴什拉笔下的“家宅”不仅是实体的存在，也是想象力建构的一个内心空间的庇护所。安居豪宅的埃里克和容身废楼的本诺一样，都曾拥有一个边界固定的空间，但在两人进行一场心灵对话前他们都不曾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宅”。恰恰在这个四处漏风，与自然相通的所在，埃里克和本诺抛弃技术，坦诚以对，在互为“他者”的话语体系中完成对自我的完整认知，面对死亡，战胜内心的恐惧，在沟通中得到心灵解脱。这个破败的难以成为住宅的地方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宅”，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在残酷的资本市场中，“生意的延伸就是谋杀。这是符合逻辑的”[3]（P95）。这个世界荒诞到有人10秒钟致富，有人劳其一生还在艰苦度日。而后者构成大都会庞大的底层，他们是那些被技术淘汰的人，无论你如何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边缘人的贫苦命运。老理发师安东尼就是鲜活的例子，他年轻时在纽约开出租车谋生，夜夜十二个小时连轴转地开车，只有要撒尿时才停下来。为了赚钱，只能在车里吃饭。白天还抽出四个小时给父亲理发当帮手。即便如此辛苦劳顿，最终也没有突破阶层，过上富足的生活。反而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依然经营着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老破的理发馆。在金融全球化，资本数字化的后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行业的从业者被迫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苟延残喘。

埃里克在本诺的控诉中感到强烈的悔恨，甚至一种负罪感。他把自己的左手掌打穿一个洞。如果忍受疼痛对埃里克来说是肉体上的一种赎罪，那杀死保镖后，自曝于敌人并死于本诺枪下则成为埃里克心灵得到救赎的象征。从本质上讲，埃里克和本诺对技术都有着狂热的执着，两人都把家庭幸福置于技术之上。他们是异化在不同社会阶层主体的表现。两人最终的结局也充分说明后现代工业社会是个无解的世界，玩弄技术之人必将死于技术。埃里克利用信息技术直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吸引民众投资，在资本市场攫取巨额财富的同时也给自己带上权力的无形的枷锁，将自己置身于全景敞视监狱的监控之下。在信息网络中，监视者也是被监视的对象。本诺和馅饼刺客恰恰是利用信息共享的双向特征监视着埃里克的一举一动，获取他的行踪，从而发动威胁。螺旋式加速上升的技术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必然带来毁灭。

结语

埃里克从位于纽约第一大道的家宅空间出发，随着技术空间的流动，不断变换空间位置，最终到达第十和十一大道的神圣空间，完成从祛魅到复魅的心灵之旅。埃里克也从一个内心封闭、冷酷无情、唯利是图的人在经历暴乱、见证多人死亡后开始对技术产生怀疑，反思生命的意义，在回忆中重温父母的爱，并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此在，勇敢面对因己而生的仇恨，以生命的代价结束有罪的过去。埃里克阅读过柏拉图的作品，应该熟知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和肉体处于分离的状态。他之所以甘愿赴死，因为他相信肉体的死亡不代表灵魂的覆灭，脱离了肉体的束缚，灵魂更为自由和纯洁。埃里克也相信“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终止。”[3]（P6）想必因此他有着同样的期待，即通过死亡获得重生，意识超越肉身，得以在虚空中保留。

《大都会》发表在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它更像德里罗为整个人类敲响的一个警钟，无论是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对财富泯灭人性的狂热追求造成的贫富两极极端分化最终将成为暴力的理由。在全球化的21世纪，技术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方面的富足，与此同时，也造成人们精神层面严重的焦虑和异化。如何利用好技术为整个人类造福，解决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及对心灵的扼杀恐怕是建设人类美好家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