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楚琪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红线》[1]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Nicolas Jose，1952—）根据我国清代文人沈复所著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改编创作的小说。周思在大学期间就读过林语堂先生1935 年翻译的英文版《浮生六记》①英文版译名为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他认为自己“从那以后，一直和朋友们分享着这本书的激情”，《红线》的创作使他“偿还了对我一生都具有特别意义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欠债’”[1]1-3。在《红线》中，周思以转世轮回的佛教思想为理论依据，以沈复原著遗失的两卷作为发挥空间，以现代主义“时空旅行”为实现机制，使《浮生六记》的男女主角—沈复和芸娘—托生为上海文物鉴定专家、收藏爱好者沈复灵和澳洲女画家鲁丝，他们从前世恩爱的夫妻化身为今生相爱的情侣，历经坎坷与磨难，演绎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他们与歌舞厅演员韩（《浮生六记》中的歌伎憨园）之间纠缠不休的爱情“游戏”，则使作品的感情线更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周思从西方视角出发，将东方的传统爱情故事与西方的社会生活现实、时代背景相结合，将西方的价值观念与这一故事杂糅，使作品在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游移。值得庆幸的是，作家并未给主人公转世轮回的命运限定一个结局，而是为他留下了各种可能性。周思认为：“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个谜。”[2]

一、由山水田园文明向现代科技文明转型

《浮生六记》中的山水田园文明，在《红线》中转变为现代科技文明，周思试图向读者展示科技文明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转型与重建。周思将故事的发生地点从清代的山水田园（包括乡村、田园、山川、寺庙等场景）转移到包含现代科技元素的宾馆和歌舞厅，文明的置换带来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即认同焦虑、危机、突围、选择、转型和重建等，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一）起居空间的转型和重建：从乡村田园到老宅阁楼、宾馆

在《浮生六记》与《红线》的文明转型之间，包含着沈复与芸娘、沈复灵与鲁丝起居空间的变化。沈复和芸娘生活在清代乾嘉年间（18 世纪末）的苏州，他们居无定所，常寄居亲友家。但是亲友家毕竟还是传统农耕文明中具有稳定性的起居空间，即使具体地点有所迁移，但是人员构成和室内外环境大同小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复和芸娘的起居空间具有稳定性，相较于沈复灵和鲁丝生活的20 世纪末的上海，仍属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与市井生活、商业行为以及市场经济下的娱乐与交游绝然分离，使得生活在乡村田园空间中的沈芸夫妻二人享有起居的私密性。而沈复灵和鲁丝“住在旧城区一幢布局凌乱、年久失修的楼房的阁楼上，楼房被分割成许多自成一体的单元，拥挤不堪”[1]41，韩则暂住在有旋转门的高级酒店里。在《红线》中，主人公的居住地点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包括阁楼、酒店、旅馆、寺庙，甚至船舱，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即这些地点均属于非私密性的、与他人共享的公共空间，这使得主人公的社会生活与方方面面的事物都不断发生着联系与变化，由相对隔离的状态转变为难以避免接触的状态，从而带有了当代生活中显著而常见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起居空间由稳定性、私密性向流动性、公共性的转变，意味着男主人公的身份由沈复转变为沈复灵，也意味着沈复灵/沈复（以下统称为“沈”，作者也有此意）作为知识分子所接触到的文化样态数量由一到多的增加。清代的沈与妻子在亲友家寄居，常年与山川、园林、寺庙为伴，与之交游的也多半都是文人墨客、贤人雅士和僧侣，接触的文化样态相对单一，社会身份相对单纯。当故事的背景转移到中国最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沈便能够与社会上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人士交往，如商人、政客、教授、歌女、收藏家、旅馆老板、文物贩子等，从而编织出全新的故事情节。

起居空间的流动性和公共性使沈产生了自我认同的焦虑，他在与商人、政客、教授的交往中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于商人来说其实是知识工具，商人的“利益理性”只为经济利益服务，而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性却为了商业利益而泯灭，反倒是画家、歌女等智性不占主导地位的非知识分子群体更能使他感到真挚的情感和由衷的快乐。沈刚正不阿、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气节使得他从拍卖公司辞职。在社会文明与起居空间的转型和重建中，在理性和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沈突出重围，实现了其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异与重构。他由一个留美海归、历史专业研究生、拍卖公司职员、文物鉴定专家以及业余的收藏家，变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追寻精神真理和灵魂真相的“流浪者”。

在起居空间的变异中，两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异：从芸娘到鲁丝的身份变化，从憨园到韩的身份变化。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起居空间的流动性和公共性带来的是情节场景的复杂化和人物关系的多样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居空间具有极大的固定性，安土重迁的思想在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中代代相传。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利益至上的金钱观念和对自由的重视，使人们逐渐放弃了对稳定居所的执念，转而倾向于流动性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流动的不仅仅是起居空间，还有职业、爱情与伴侣、家庭关系，甚至是理想与目标，都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可塑性。对于鲁丝来说，爱情对象的性别也不固定，她与韩的同性恋情在当代社会也获得了极大的包容。

同时，起居空间由私密性向公共性的转型意味着由私密的生活态度转向对他者开放的生活态度，由一对一的爱情关系转向对第三者的接纳。在周思笔下，起居空间的公共性暗示着性观念的开放与性伴侣的共享：在《浮生六记》中，芸娘和憨园的“爱情”故事以憨园嫁作他人妇、芸娘病故告终；而在《红线》中，三人则幸福快乐地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从乡村田园到老宅阁楼、宾馆的变化，还使得鲁丝和韩的身份特征、故事背景更具有时代意义。

（二）娱乐空间的转型和重建：从山水园林到歌舞厅

在《浮生六记》与《红线》的文明转型中，还包含着沈复与芸娘（也就是沈复灵和鲁丝）娱乐空间的变化：沈复和芸娘闲暇时纵情山水、游园赏林、礼拜寺庙、培植花草，生活中处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非常有情趣。芸娘说道：“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饭菜饱，一室雍雍，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几世才能修道？”[3]19-20可见二人对其娱乐空间的自得与满足，可谓是大“雅”。沈复灵和鲁丝遇见韩的娱乐空间是韩驻唱的歌舞厅，歌舞厅里鱼龙混杂，不同于山水园林带来的悠然闲适的自然享受，歌舞厅中的欢歌、热舞、酒精、霓虹灯所代表的是刺激与放纵的强烈快感。歌女韩衣着新潮而出位，行为外向而直接，言语毫无避讳和顾忌，这便是现代科技文明中娱乐空间的“俗”化。娱乐空间的变异象征着两种文明之间社会大众审美取向的差异，这也一定程度上给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沈生活在现代科技文明之中，带有融入“俗”文化中的时代使命，同时这种放纵的生活方式又与知识分子的焦虑和危机意识相悖，他在矛盾中妥协于爱人鲁丝与韩之间的情谊。

鲁丝与韩在娱乐空间中所产生的感情，对于沈和读者来说，是社会道德伦理的一次重建。鲁丝与韩的关系不同于芸娘与憨园的关系，由单纯的义结金兰的姐妹转变为微妙的同性恋人。《浮生六记》中，芸娘想为夫君纳小妾：“乾隆甲寅七月，亲自粤东归。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艳称新人之美，邀芸往观。芸他日谓秀峰曰：美则美矣，韵犹未也。秀峰曰：然则若郎纳妾，必美而韵者？芸曰：然。从此痴心物色，而短于资”，“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丘，闲憨忽至”，“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归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见美丽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及憨园归，芸曰：顷又与密约，十八日来此结为姊妹，子宜备牲牢以待”，“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3]19-22可见芸娘是真心为夫纳妾，既无嫉妒之心，也无爱恋之情（同性恋）。

随着社会文明的转型、娱乐空间的重建和读者接受尺度的加大，周思在《红线》中增加了同性恋情节，将林语堂口中“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4]—芸娘—转变为与传统社会价值观相悖的双性恋者鲁丝。鲁丝对韩产生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依恋：她们一起唱歌、洗澡、逛街、旅行，即使在病危之时，鲁丝也想要见韩最后一面。沈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男性主人公，对鲁丝和韩的感情态度至关重要。鲁丝与韩的感情显然颠覆了沈的传统价值观，但是他逐渐对她们的相爱表现出了理解和包容，他的爱情角色也由传统男女恋爱中的一方转向为多维度双性别恋爱中的一员。爱情观念的变异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变异，在作品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二、由人类现实空间向第三空间转换

这里的第三空间指的是人、神、鬼共存的空间。由于《红线》与《浮生六记》的互文性特征，使作品人物在人类现实空间和第三空间中不停切换。人、神、鬼在作品中的共存，使作品的神性价值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由世俗空间向神圣空间的转换也使这种价值得到了重建。

（一）在人与鬼的世界轮回中彰显爱的永恒

《红线》第一章中，沈和鲁丝经历了两百多年前与沈和芸娘相同的一幕，只不过时间由农历七月十五移至七夕情人节，地点由沧浪亭挪到金山寺。沈与芸娘“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3]9-10，沈与鲁丝听到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和尚为了爱情在这个湖里投水自尽”[1]34的故事。第二章中，沈和鲁丝在田州黄橡树庙的池水倒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前世—沈和芸娘，鲁丝说：“映像重叠在一起，女人的面孔和男人的面孔无法分开。那女人是我，又不是我。”[1]72第六章中，作家凭借自己的想象演绎出一段神话故事新编，“如你所知，答案都在书里，在沈复未公开的续篇之中”[1]201。根据周思的演绎，芸娘死后，憨园后悔自己的薄情，遂出家，一心侍奉观音菩萨，诚心忏悔。菩萨被感动，允许芸娘的灵魂重返阳界与沈复继续爱情生活，直至在寺院中芸娘与憨园再次相见，芸娘的灵魂才复归灵界。[5]多年后，沈复故地重游，在寺庙住持口中听到憨园的故事，写下《浮生六记》的后两卷寄存在黄柏寺。

在《红线》中，沈复和芸娘经历了一定意义上“时间旅行”和“转世轮回”，成为沈复灵和鲁丝。作家借鲁丝之口说出了这一事实—“那女人是我，又不是我”。《红线》的第一、二、六章中出现的人鬼世界的传说故事与人物“轮回往生”的情节，使该小说“既有东方《聊斋》的风格，又有西方《人鬼情未了》的痕迹”[6]。小说中由人类现实空间到人与鬼的第三空间的转换出现次数不少，频繁出现的寺庙场景和佛教意象延续了作家的宗教观念—佛教意识。也就是说，前世和今生、人世间与亡灵世界的交叉是通过作品中浓重的宗教（佛教）元素实现的。中国的鬼魂文化源远流长，在佛教中更是如此，“佛家的三世因果说、六道轮回说，宣扬的则是过去是现在的因，未来是现在的果，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因果相续、反复出现的思想”[7]。

周思通过佛教思想中的因果轮回、灵魂不灭等观念，传达出他对沈和芸娘/鲁丝爱情永恒的美好愿景—虽然肉身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世间万物因果轮回、反复出现。前世的因种下后世的果，因果报应，祸福相依，前世的沈复芸娘与今生的沈复灵鲁丝具有善恶因果的传承性和灵魂不死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即使百年之后，男女主人公的肉身不得不湮灭在时间的流逝之中，但是他们的爱情可以伴随着精神的不灭、灵魂的不死而永垂不朽。因此，作家所设置的人鬼互动从侧面体现出他所关注的不只是沈复灵和鲁丝现世的真挚爱情，还希望他们的前世（沈复和芸娘）在世事轮回中永恒地相爱下去，并将四人两段爱情并置成为一体。沈和芸娘的爱情故事穿梭于阴阳两界，今生与前世的互动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超自然元素和浪漫主义色彩，四人的转世轮回与爱恨纠葛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周思对于忠贞不渝与天长地久的重视，也暗示了沈和鲁丝的人生走向和感情结局。

（二）在人与神世界的穿越中实现精神的救赎

除了人与鬼之外，神也是第三空间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古今中外，宗教及其神明为现实空间中的人类提供了道德和精神上的救赎，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人神世界间穿越，在各个寺庙间转换，通过与神明的互动得到精神的救赎，重建神性的价值。如《红线》中多次出现的寺庙意象，对故事的情节发展和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沈与鲁丝的第一次深入交谈发生在金山寺，二人两次前往田州均造访了黄橡树寺，转世轮回的前世今生之事也是在此揭晓的；古玩家在上海老城隍庙古玩市场得到《浮生六记》；与韩相识之后，三人一起去普陀山上香；鲁丝最后在青藏高原一座寺庙中终老。短短14 万字的小说，佛教的寺庙场景就出现了数次，可见周思是一位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西方作家。

同时，周思借助佛教文化、鬼神故事以及传统的哲学思想，既为作品情节的推进找到了合理的方法，又使小说充满了文化神秘感和东方主义色彩，满足了读者阅读过程中的猎奇心理。除此之外，道教思想、寺庙文化、唐诗宋词、古玩鉴定、民风民俗、中国古代史等历史文化元素都在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作品的血肉，与前三者具有相同的文学功能。

除去作品结构上的作用外，人物与宗教的互动为人物（如鲁丝）带来了救赎。“破门安排鲁丝去更远的内地旅行，去深山里。我相信，是去九华山一带。那儿有可以给她提供临时住所的寺院。后来她又继续往前走，显然，进入白云缭绕的山峰和大雾弥漫的峡谷。在那里，时间和世界统统融入永恒。那就是她最后消失的地方。”[1]206鲁丝皈依于青藏高原上的哪座寺庙，读者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她天生对自然和美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这种能力驱使她领悟到“放下”的精神价值。鲁丝放弃了对于尘世情感的盲目追求，转向了对自我认同和精神存在的探寻。

宗教对鲁丝的精神救赎表现在她从诸多情感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从自我灵魂的充盈中得到满足，汲取养分，实现了身心的和谐与自洽。作为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画家，她来中国前并未接触过有关佛教的思想文化，却在宗教中找到灵魂归宿，人生信仰也得到重建，神性的救赎价值在这一人物身上极为完整地体现出来。

三、由男女关系向种族关系转换

《红线》与《浮生六记》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即女主人公鲁丝被作家设定为澳大利亚女画家，沈和鲁丝的恋情就成了跨国恋情。作为民族文化隐喻，跨国恋情将单纯的男女关系上升到了民族与种族关系，沈复灵代表东方的黄种人，鲁斯代表西方的白种人，在这种由个体到集体的转换与变异中，跨国恋情成为性政治的表现形式。

（一）由男女平等向种族平等的转换

《浮生六记》涉及男女关系的平等，《红线》则由男女关系引申到跨国恋情层面，隐喻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在男女关系向种族关系转换的过程中，周思通过对沈与芸娘（鲁丝）之间情感问题的书写，打破了以往中西跨国恋中代表强势文化的西方男人执行“拯救任务”与代表弱势文化的中国女人“被拯救”的模式，构建了中国男人（及其种族、文化）与西方女人（及其种族、文化）平等对话的新型模式。

作为一位接受西方英式教育并感受过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澳大利亚男性作家，周思对于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认知与中国清代文人沈复完全不同。可以说，在沈复所处的时代，几乎没有出现种族平等的相关概念，因此，通过构建这一平等对话的新型模式，周思为《浮生六记》的故事情节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周思笔下，沈与鲁丝的动人爱情在先，随后，鲁丝和韩也发展成为恋人（同性恋），三个人一起生活。显然，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从女性依附、从属、服务于男性，转变为男女地位和权利的平等。作为当代西方女性的代表，鲁丝拥有选择爱情和同性伴侣的权利，也作出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抗争和挑战。面对来自东方的沈，她不是为了沈而活，也没有摆出传统跨国恋中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强势拯救姿态，而是凭借自己的爱与信念作出选择。

再看沈，他与鲁丝构成互相拯救的关系。沈试图拯救鲁丝患病的身体，而鲁丝的出现救赎了他日益枯萎腐朽的灵魂。周思在作品中并未用高人一等的西方白人男性视角看待中国及其文明，没有将鲁丝的西方白人女性形象刻意拔高，也没有为沈加上东方男性的“软弱”和“阴柔”，扭曲其形象，而是客观地讲述两人平等共存、互相拯救的男女关系，直至读者近乎忘记他们种族不同的事实。周思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和对女性的尊重植入创作中，维持了两人男女关系和角色地位的动态平衡，同时也是两个种族、两种文化之间的趋向平等。

但是，种族文化的差异性始终存在，沈和鲁丝的角色身份显然不同，比如来自西方的鲁丝性观念的开放和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沈。周思并未试图消弭差异，而是将传统中国与传统西方、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平等化处理，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观念的差异中寻求共存的可能性。沈出于对鲁丝的爱，由起初羞于面对自我的内心感受，转变为接纳韩进入原本符合世俗道德规范的两人的爱情生活，从而将这种常规和平衡打破。周思的设置将以往的东西方国际政治交往的不对等关系转变为平等交流、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为矫正东西方乃至各个种族文化地位尊卑差异吹来一阵清风。

当跨国恋上升到性政治的层面，情感问题需要转移到理性上来谈。周思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向澳洲英语读者推广中国文化。周思与中国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祖父出生在中国的江南水乡；1983 年，他来中国旅行；1986—1987 年，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书；1987—1990 年，他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工作。可以说，周思对中国是有深厚感情的。在充分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周思对于东方人（种族、文化）与西方人（种族、文化）平等对话新型模式的构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由男女互补向种族文化互补的转换

如果说《浮生六记》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互补关系非常重视，那么，由于《红线》中的男女主人公具有不同的国族身份，因此它即使在书写男女主人公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也具有非常强烈的种族文化互补的隐喻色彩。事实上，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个体和民族只考虑种族关系的平等性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互相包容、理解和学习，才能给世界带来更和平与光明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互补起到了极大作用。中澳情侣沈和鲁丝的身份关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沈复灵和鲁丝、沈复和芸娘身上都各有优缺点和局限性，但是在跨国恋情背景下，沈复灵和鲁丝的性格相互补充，行为相互学习，最终获得了精神境界上相对完满的结局，这种男女关系上的互补实际上是对不同种族文化互补的隐喻。

在《浮生六记》中，沈复与芸娘的男女关系与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所提到的“各自的世界”十分类似，米利特批评罗斯金：“仅仅用主观的断言‘论证’了男女两性是互补的两个对立面之后，进而将人类伟大事业的各个方面归为其中的一性，将小小的温室划给了另一性。”[8]在沈复看来，芸娘与憨园是因为纯粹的友谊才义结金兰的，芸娘对憨园的风韵也只是欣赏，谈不上喜爱，芸娘是真心实意想为沈复纳妾，不是出于私心。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婚姻关系中，芸娘作为丈夫沈复—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和供养者（provider）—的附属品存在，时时受到保护，看似生活幸福。但是她的爱情行为、感情诉求和生理欲望被主观地忽视了，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补，而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噬。芸娘渺小的个人意志在强大的封建男权思想的压迫下逐渐萎缩，更谈不上男女关系的流动平衡与优劣互补了。

在《红线》中，鲁丝和韩已然发展成同性恋人的关系，沈的思想解放使他接受了第三者韩。鲁丝的外放直率与芸娘的温柔内敛完全不同，她不顾世俗社会的眼光，在面对自己心仪的同性恋人韩时说道：“跟我们住在一起吧。”[1]112她所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对沈所代表的传统东方文化的震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她的影响下，沈接受并践行了同性恋情、开放的多角关系等几种对于之前的他来说惊世骇俗的爱情行为。他们的男女关系不仅是道德观念上的相互补充，也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东方文化产生巨大冲击的隐喻。

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理性地彼此争论、解释和交换他们的想法，坚持、拒绝最终达到一致，建立‘双方共同的平台’。”[9]种族文化的互补过程也是这样，中澳两种文明的交锋在沈和鲁丝身上体现为男女关系的交往，但是这种交流和交换对立观点的行为最终并不会带来两人观念和行为上的绝对一致，而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交会和融合，并保有相对的差异，最终建立基于交往理性的合作“平台”。因此，《红线》一书对于当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和外交关系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周思在改编沈复的作品时，将清代中国的情感关系移植到当代上海的跨国恋与同性恋关系中，不仅使原文本的潜在意义被揭示出来，也使得文本的当代/西方价值重新焕发生机。通过与《浮生六记》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周思在《红线》中对于中国的变异式想象是通过由山水田园向现代科技文明、由人类现实空间向第三空间、由男女关系向种族关系的转型和变异实现的。

在由山水田园文明向现代科技文明的转型中，人物的起居空间从乡村田园转移到老宅阁楼、宾馆，娱乐空间从山水园林转移到歌舞厅，体现出知识分子在空间、文明与社会转型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焦虑、危机和突围、选择和重建。在由人类现实空间向第三空间的转换中，在人、神、鬼共存的世界中，彰显爱的永恒，实现精神的救赎，同时，世俗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神圣空间的价值得到重构，彰显了人物的另一种“理性”。在由男女关系向种族关系的变异过程中，男女平等关系向种族平等关系转换，男女互补关系向种族互补关系递进，从性与政治的层面表明了作品对于当代世界的国际交往和外交关系的启发意义。小说对神仙、亡灵的想象，“表面上看是对超自然的怪异现象的堆砌，是对非理性的梦幻世界的极力展示和渲染；而实际上它是作家内心现实感受的奇特反映”，是“对生命、历史、宇宙关系多层面与立体化的认知和观照”，也是作家“对于生命的无限广延性和可能性做出的思考和探寻”[10]。可以说，正是因为作家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相交融，小说主人公的“生命才得以更好地超越物化的现实世界，与宇宙最深的本体生命相互接触，听到宇宙本体生命最为内在的节奏，感受到宇宙本体生命的博大和精微”[10]。

周思在《红线》中文版的序言中写到：“在对沈复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对跨越时空界限行走其间的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对中国作家表示敬意。他们像沈复一样，用自己的作品从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感染我们。我特别感谢中国文学传统和它在当代世界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影响。”[1]1-2在对《浮生六记》与《红线》的变异式研究中，本文想要实现的是对于异时空作品精神层面的隔空对话，也是表达对于《浮生六记》与《红线》跨越时代、国家、语言、文化的深深的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