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诗颖，肖小娟，何春桃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丰产文墨，建构“史诗”

香港文学界近年来群星闪耀，多次举办文化盛事，各界名家众声交响，共同拓展了香港文艺界的格局和空间。但就纵向演变的历史进程而言，香江文坛始终缺乏建构本土文学史的宏观巨著。有不少学者试图对百年来的香港文学作全面系统的梳理，却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主要有文学史宏观结构的问题及历史定位的缺陷，因此重构“香港文学史”对港岛本土文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近年来，学者更加注重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整体性建构，虽然香港、台湾文学都曾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但三地文化始终是同宗同源的关系，因此要更加注重跨域、跨境、跨界交流。

古远清近年来非常注重文化的对比和融合。他认为现阶段应该打通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文学研究，注重文学史的建构，将其放在全球视野中进行考察，摆脱“边缘化”的现状[1]。他还对大陆、香港、台湾的当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建构起从“学术共同体”到“生命共同体”的三赢局面[2]，体现了开阔的文学史观。在香港新诗史问题上，古远清认为它依然属于“寂寞的领地”，并把《香港当代新诗史》和《香港新诗发展史》定义为“在香港这个水泥岛上种植新诗之树”[3]的标记。岑学敏的《城市、土地与文学：2000 年代香港华语语系诗的实践》[4]借助台湾乡土文学和城市书写理论，讨论香港华语语系诗中与土地相关的诗歌实践。翁文娴的《自法国哲学家朱利安“间距”观念追探—也斯在中国诗学上打开的“间距”效果》[5]，关注也斯诗歌中的语言变化和心态把握，引入法国著名汉学家朱利安的“间距”观念来剖析也斯的诗歌，此文视野开阔，角度新颖。

陈国球作为香港本土知名学者，对香港文学史的研究颇有建树，受到许多学者关注。王宇林对陈国球的“香港文学史观”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认为其提出的“香港的抒情史”对香港文学研究具有独特贡献。[6]李浴洋就“香港文学史”的建构问题特访了陈国球，陈氏认为香港文学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香港的抒情史”这一观念可以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关联和传承。[7]

赵稀方是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他深刻剖析了内地和香港的“香港文学史”研究。赵稀方认为“九七后”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已渐成气候，许多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学研究颇有建树—陈国球的《香港的抒情史》再现了香港文学的建构过程，罗孚在内地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品牌，凌逾的《跨媒介香港》则展现了香港当代文学的先锋性。[8]但赵稀方认为目前的香港文学研究依然存在某些问题，其整体研究的基本框架还需考虑，内地学者撰写的“香港文学史”多沿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旧对立框架，香港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异质性，不能简单套用现代文学中“新文学”这个观念。[9]赵稀方对香港“旧文学”部分的研究，体现在《旧文学的现代性—从〈英华青年〉到〈小说星期刊〉》[10]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香港并没有追随内地，而是致力于保护中华传统文化，1919 年创刊的《英华青年》是为了“融合新旧东西，以成一种‘文明伟大之学问’”，1924 年创刊的《小说星期刊》从香港自身历史语境出发，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新旧文学。这种在特定时期抵抗殖民主义、传承经典文化的态度，有益于启发当代中国对于中西文化的思考。

徐诗颖是近年来内地香港文学研究的新锐成员，她在《“香港书写”与香港意识的建构》[11]中将“香港书写”的演变历程以“九七”作为分界线，认为1970 年代才是“香港书写”真正发生的时间，香港作家开始有强烈的“香港意识”，且一直贯穿于这一时空中。更多学者注意到港台文学植根于传统文化，历史文化的血脉在时空变换中从未被割断。龙扬志对刘登翰进行了深入访谈，刘登翰认为文学史应该与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形成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寻求通往华文文学的“‘大同’之路”。[12]王楠和戴瑶琴认为台港地区暨海外“70后”华人作家的小说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中和之美”的主动探索。[13]鲁炜中等人撰文《20世纪港台华文小说创作探源》[14]，注意到港台地区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融合又疏离的特质。袁龙认为香港地区及东南亚的华文微型小说有向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回归的意识，其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血脉从未被割断。[15]中国精神支脉一直延续于华人文学中，学术界将会更加努力探索三地文学同根同质的一面。

重构香港文学史之余，香江文坛老手新秀大展身手，丰产文墨，为文学注入流动的活水。香港逼仄的空间往往能激发更广阔的空间想象，其现代性和都市感能给予作家独特的城市意识和书写经验，本地文学作品呈现出香港文学混杂与流动的文学特质。可见，混杂性是“香港”这个流徙空间非常重要的文化特征。徐诗颖曾撰文分析这一现象，在考察1980 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后，她认为作家们的身份认同意识主要表现在关系性、叙事性和想象性三个维度。[16]梁淑雯在《无法“把身体放下”：香港女作家韩丽珠小说中的身体书写》[17]中认为，韩丽珠运用“身体书写”来延续千禧年后香港的“无爱”故事，思考其对于香港文学发展脉络的意义。

关于小说创作，葛亮是近年来一颗耀眼的新星，小说集《问米》[18]探讨隐藏在平凡生活下的意外谜局，体味“造境”之趣。刘红娟将葛亮的书写归为两大类：一是探索城与人的情感关联，二是阐述民国史诗意味的家国传奇。[19]邵海伦认为在双城之间穿梭的葛亮“完成了从现代焦虑走向怀旧诗意的精神蜕变，也从漂泊无依的私人经验回归到精神原乡的历史旷野”[20]。

周洁茹2018 年创作颇多，出版书籍有《罗拉的自行车》[21]、《吕贝卡与葛蕾丝》[22]、《家安的棒棒糖》[23]、《中国娃娃》[24]，并在多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新生代作家郭艳媚的小说集《菩萨低眉》[25]由9 个短篇小说构成，书写了一群在香港有着不同宗教背景的边缘人，毕飞宇为该小说作序。董启章的《爱妻》[26]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爱的本质，挣扎于人性与人工之间，是继《心》《神》发表后最终极的精神融合。

城市与人的亲密、游离始终是滋养作家创作生命的养分，赵稀方对香港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有深刻的洞察。在《陈冠中：我们这一代香港人》[27]中，他提出“九七”后创作的大量小说集中反思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理想”；《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28]顺着“食物”线索，探析也斯创作背后的香港后殖民立场；《施叔青的香港叙述》[29]聚焦施叔青《香港三部曲》中的香港叙述，探索作者对20 世纪下半叶香港的历史观照；《城市经验与殖民反省—侣伦与张爱玲的香港叙事》[30]谈到侣伦、张爱玲的城市经验与殖民意识问题，反映出香港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对城市的不同理解和反思。

散文创作同样异彩纷呈。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是香港《新晚报》的总编辑，被称为香港文坛的“拓荒者”，卢丽萍的《罗孚散文创作研究》[31]以作家个案的方式丰富了香港散文领域的研究版图。舒非从2015 年开始主编的“香港散文12 家”①“香港散文12 家”包括：潘国灵《七个封印：潘国灵的艺术笔记》、陈智德《这时代的文学》、李欧梵《弦外之音》、杜杜《饮食调情》、何福仁《那一双生了厚茧的手》、葛亮《纸上》、王良和《街市行者》、童元方《梦里时空》、阿浓《日日是好日》、胡燕青《长椅的两头》、罗贵祥《非虚构作业》、郑培凯《笔妙缘来》。值得一读，收录丛书的作者背景不同，年龄不一，写作题材与风格迥异，呈现出香港散文的整体面貌。陈智德的散文集《这时代的文学》[32]整理收录了2000 年以来的有关文艺理念的文章。同样是谈文学，刘再复的《怎样读文学—文学慧悟十八点》[33]对文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表述，呈现了他的文学观。在蔡益怀看来，该书是一部“至诚的文学自传与感悟录”[34]。

在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方面，2018 年同样成果颇丰。7 月，四卷本《西西研究资料》[35]问世。凌逾将该书的特色归纳为四点：内容周全齐备，穿透作家精神，各家各派专家齐集，西西作品研究成果不断壮大。[36]此外，潘金英指出该书使读者从各种角度立体认识西西其人其文，对香港文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37]理论研究著作方面，黄维樑出版文学评论集《活泼纷繁：香港文学评论集》[38]，由最近十多年来的评论文章组成；《文化英雄拜会记：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39]共收录23 篇文章，分为“钱锺书篇”“夏志清篇”和“余光中篇”，潘建伟高度评价该书，认为其比现有的文学史或批评史有更丰厚的价值[40]。

吴美筠编选了《香港文学的六种困惑》[41]，试图提出6 个影响当下香港文学盛衰及发展的议题，共同指向一些根本性命题：香港文学如何呈现港人话语，如何坚守，如何发声，如何呈现自身的主体性。赵稀方重版了2003 年旧著《小说香港》，并取名《小说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与城市观照》[42]。为了使香港地区读者更好地了解赵稀方的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连同《香港文学》，在2018 年12 月3 日邀请赵稀方以及另外两位香港文学研究专家陈国球和刘俊作了“香港文学的前世今生”讲座，由周洁茹主持。

即使在高度商业化的现实语境中，香港文学杂志依然不改初心，努力维持刊物发展，坚持经营并推广华文文学。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有如下几家：《香港文学》《文学评论》《城市文艺》和《香港作家》，它们共同反映着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推动着香港文学向前发展。《香港文学》是迄今为止在香港存在时间最长的纯文学刊物，其2018 年各期专辑的栏目构成，除常规栏目外，既有承继往常的“香港作家小说专号”“香港作家散文大展”“世界华文小说展”等栏目，还应时而生各种新栏目。凌逾多次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如《和合美学朵拉韵》[43]、《城乡地景与文学风景：文学空间考现学》[44]、《打通时空的传世之珍—评〈繁华落尽见真淳—香港文学笔记选〉》[45]、《风雨兼程》[46]等。作家白先勇与《香港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徐诗颖认为白先勇与《香港文学》之间长达三十多年的良性互动，对香港文学和华文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7]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学》从2000 年9 月开始，每隔几年便会推出一套“《香港文学》选集系列”，2018 年2 月号的《香港文学》策划了“《香港文学》选集（第五辑）评论专辑”，邀请诸多文学评论家各抒己见。

香港《文学评论》从2018 年起改为季刊。除保留常规栏目“作家与作品”“阅读共享”“文学透视”“文坛史实”“影艺空间”“文坛动态”外，以发表香港文学研究文章为主，在四期中有三期均设立了“文学香港论坛”，从不同角度聚焦香港文学的特色。此外，《城市文艺》刊发内容立足香港，辐射海内外，包罗万象，注重内容的跨界。2018 年，刊物更注重提携后进，恢复专栏“青枝绿叶”，接续了香港文学的薪火。特色栏目“镜窗石火”一直引进外国优秀作品，体现了刊物放眼世界的广博胸襟。《香港作家》以刊登文学作品为主，兼及评论、访谈和史料等。《声韵诗刊》在2018 年总第39 期和第40 期刊登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古老的敌意”专辑，值得一读。

文学之于人类的意义，犹如树根之于大树。香港文学能够在“水泥岛”上保持其初心和创作热情，与香港人求真务实、热爱故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作家个人、出版行业、文学杂志各显本领，文坛上下多元竞耀、活泼纷繁，共同栽种出一棵棵繁茂蓬勃的文化之树。香港文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渐入佳境，相信未来会呈现出更加繁荣新颖的学术盛况。

二、先锋跨界，多元发展

除了文学本身，文学界应该如何在与外界的碰撞中建构更加宏观的视野？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文学跨界领域，艺术触感愈发敏锐。2018 年的香港文坛多元杂糅、创意频发，创造出别样风格的文艺交响曲。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不断深入合作与发展，内地与香港文坛交相辉映，吸引了不少具有先锋探索精神的学者，不断迸发出新的跨界创意，开拓出更具国际姿态的艺术形式。

文学跨界已是大势。凌逾是学术跨界研究的多面手，多年来关注文艺在跨媒介时代与其他学科艺术的跨界贯通，2018 年出版专著《跨界网》[48]。张娟认为凌逾开拓性地将学术研究用跨界网络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跨界研究体系，可称之为“跨媒介创意学科的奠基之作”[49]。张玥认为此书的特色在于学科融合的跨界版图、打通古今的跨界创意、知行合一的跨界实验。[50]在《复兴传统的跨媒介创意》[51]一文中，凌逾以多部作品论述当今跨界创意不再一味强调前沿，而是注重吸纳传统文化宝藏，磨练出走向世界的艺术水准。古远清在《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52]中专节论及凌逾的跨媒介文化研究独树一帜。

为了提供更优良的粤港澳地区文化交流互动平台，2018 年香港书展的跨界特色尤为显著：香港作家周洁茹和内地作家阿乙就“香港文学与在地书写”进行跨区域视角的对谈；马家辉和陈慎芝以“书剑恩仇录”为主题，带着读者一起回顾香港江湖的前尘往事；海报与动画设计理念跨界碰撞，阮大勇与卢子英同台分享关于香港漫画的本地情怀……此外，弘扬非遗粤剧粤曲文化也是书展的一大亮点，书展文艺廊的“文化瑰宝—粤剧”专区与香港八和会馆合作，展出众多粤剧相关的展品，并通过小舞台让观众享受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港深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于2017 年底至2018 年初举行。香港的参展项目“异质沙城”，以潘国灵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作为创作蓝本，将文学与建筑、剧场连接起来，进行一场跨界实验。凌逾及林兰英《沙城筑文—论〈写托邦与消失咒〉改编剧〈洞穴剧〉》[53]一文，对此进行评析。

香江的文影互动历来名家辈出、备受瞩目。许多影人具有两地生活的特殊经验，跨地域、跨文化的经历使他们的电影蕴藏着深刻的风华与沧桑。20 世纪中后期，许多影人从广东、上海等地漂泊到香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灵感和新鲜血液。他们携带的文化基因、道德伦理、生活习俗已经渗进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1 世纪以后，影视界出现了大量两地合拍之作，走向美学正轨。

郑睿聚焦南来香港的影人对香港电影美学的影响，认为南来影人改变了香江电影的创作生态，开启了“影剧”互动的创作模式。[54]邵逸萍、张明浩以香港电影历史为基础，提出近年来香港电影呈现出学院化、怀旧化趋势。[55]李骏细数了后“九七”香港电影的代表作，剖析香港电影对移民身份、漂泊困境的叙事策略，这一阶段电影的整体基调是双重身份之间的焦虑，通过转移性别叙事来体现内地与香港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56]蔡东亮认为香港的被殖民史对电影的影响体现在回归前后和中国电影加快全球化进程两个时期，前者体现为充满“身份疑惑”，后者表现在对西方霸权的反抗。[57]

中华民族血脉一直深嵌于这块土地之中，许多香港电影有“寻根”和“故乡”情结。许鞍华的电影贯穿着香港情怀、女性视角和平民意识，香港意识是她电影中不可忽视的色彩，由起初的彷徨、质疑转变为认同和归属。马楠楠认为许鞍华1980 年代的电影表达了笼罩在城市上方的悲观焦虑情绪和漂泊无依的生存困境；1990 年代则偏向于抒发鲜明的香港本土意识，对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58]向洁茹将目光集中在许氏电影的空间呈现与边缘叙事，许鞍华将女性、漂泊者、底层人民、政治难民作为边缘叙事的中心人物，讲述个人在社会空间里的权力维度，为观众提供观察香港的另一种视角。[59]王乙涵认为许鞍华对女性生存空间和状态的关注体现了导演的香港意识，以悲悯的手法逼人直面真实和残酷，诉尽女性的挣扎和惶恐。[60]宋红岩则用存在主义思想来剖析许氏电影的人本主义情怀和人生反思，着眼于电影中现象与本质、自由与选择、悲观与宿命等存在主义命题。[61]王家卫的电影中常充斥着“寻找”“迷茫”的节奏和色彩，王晓雪认为《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代表“九七”前的香港如同空中飞翔无处落地的“无脚鸟”；“九七”之际的《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则有明确的回家意识；后“九七”电影则呈现出怀旧的彷徨和身份认同的迫切。[62]张彻作为暴力美学电影鼻祖，冯庆认为他的电影借鉴了传统小说、戏曲艺术等诸多形式，“使之融入到古典的‘义’之伦理秩序当中，使得香港电影一度找到了一种能够直接与世界对话的‘民族形式’”[63]。

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对香港影视剧的研究也颇为瞩目。余丽文的会议论文In Search of the Disappearing Rhymes: Topographical Writings in Three Hong Kong Documentary Films探讨了香港纪录片电影中的三种地景书写；In the Mood for Green: A Study of Hong Kong Independent Eco-Cinema and Eco-film Festival则对香港独立生态电影和生态电影节展开研究，展现了学者试图挖掘香港电影发展的更多可能性。①参见https://hub.hku.hk/cris/rp/rp01401。黄品庭的《城市梦里人：论香港电视剧的[我城]建构（2014—2017）》[64]以香港电视剧为研究对象，解析电视剧如何进行“我城”论述，剖析其中暗藏的香港这座城市的现状与心态。Gina Marchetti 在诺丁汉大学作题为Making the Most of a MOOC: Hong Kong Cinema through a Global Lens的演讲①参见https://www.nottingham.ac.uk/home/featureevents/2018/making-the-most-of-a-mooc-hong-kong-cinema-through-a-global-lens.aspx。，对香港电影发展提出思考。

商业气息浓重的香港在戏剧方面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与京派、海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戏剧能够传递出深远的力量，足以跨越种种界限，港人在这块钢筋水泥之地上演了一出出华丽纷呈、奇姿异彩的剧目。香港话剧团2018 年至2019 年新剧季的16 部精彩剧目，以“好戏连城”为主题，有铺排真实社会家庭关系的《盛宴》，内地引进翻译为《大餐》；《亲爱的，胡雪岩》（2018 年新版）在香港艺术中心上演，同年在广州大剧院连演两场，拉开了在内地多个城市巡演的序幕；揭示社会冷漠关系的《一缺一》广受好评……2018 年的香港戏剧可谓硕果累累。值得关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戏剧交流合作已迈向新阶段，三地演艺界携手并进。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精品巡演”先后在广州、珠海、香港、东莞演出6 场，《孔子·回首》先后在澳门、佛山上演，一票难求。“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划”②“粤港澳青年戏剧交流计划”是广东省演出有限公司、香港中英剧团和澳门戏剧农庄在三地政府支持下共同打造的戏剧合作平台。为三地演艺界提供了经验分享和实践合作的重要平台。

自白先勇2004 年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以来，十余年间该剧在海内外巡演已超过300 场，可以说是昆曲的一次成功复兴。2018 年12 月2 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在港中大举行校园版《牡丹亭》京港联合汇演，本次“港中大版”由白先勇亲自策划，其间白先勇还做了两场关于昆曲的讲座，主题为“‘昆曲进校园’运动及其文化意义”和“昆曲新美学—传统与现代：以青春版《牡丹亭》及新版《玉簪记》为例”，探讨传统昆曲如何复兴。除了古典戏剧的复兴，带有荒诞色彩的现代主义戏剧也受到香港观众的喜爱。凡夫注意到香港歌剧舞台的两个特别制作：《阿依达》与《曼德拉》。《阿依达》是沪港两地双城制作，从舞台、拍摄手法、演出、音乐等方面都为当今中国戏剧发展带来新鲜元素，预示着未来歌剧发展的一个新方向。[65]《米拉》作为一部当代“真实主义”的室内歌剧，方博认为这部描写现代人生活的戏剧具有人文主义关怀，深刻的真实性发人深省。[66]吕珍珍将话剧《孤男毒女》看成是荒诞派戏剧被广大普通群众接受的一个成功案例，其“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将深刻内涵与审美内层结合在一起，为突破戏剧困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67]张曦月注意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香港戏剧中的改编，这一经典形象在港以疯狂诡异的方式展开，更具启示和寓言的张力。[68]郑宁恩探讨战后香港在回应都市发展以及物质文化变迁中，粤剧变化如何向“复古”和“更新”两大方向发展。[69]容世诚发文《香港戏曲史上的商业戏园（1865—1910）》[70]，分三个方面论述香港戏园社会史：戏园外面的历史场景、戏园里面的观众构成以及戏台上的戏种剧目。

香港戏剧吸收了多种戏剧理论和实践，并且更关注港人自身的生长空间和文化审美，既具鲜明的本土特色，又能创造出具有先锋性、国际性的新作品，以一方狭小喧闹的舞台呈现香港的不同姿态。

三、悼念逝者，追忆往昔

文艺界迸发出令人惊喜的创意成果的同时，却也发生了众多令人扼腕叹息的憾事。2018年数位文星不幸先后陨落，香港文坛痛失多名巨匠，众多学者共同撰文悼念文坛逝者，在追忆过往、抒写遗憾的同时，试图用不同的文学载体，悼念并保存逝者的文学成就。

2018 年6 月8 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在香港东区医院逝世，享年100 岁。他创办了香港最重要的文学期刊《香港文学》，见证了中国新文学一个世纪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香港现代派文学在华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香港文学》总编周洁茹第一时间在7 月号组织刊发“悼念华语文坛泰斗刘以鬯先生特辑”。其中，小思从“文学血脉”切入谈刘以鬯与香港文学的关系[71]，陈国球从《浅水湾》时期的诗分析刘以鬯对香港文学史乃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杰出贡献[72]，赵稀方从香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脉络定位刘以鬯的历史贡献[73]，黄万华从“文图”跨界角度深入剖析刘以鬯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74]，黄淑娴通过梳理1960 年代刘以鬯的《故事新编》系列看刘以鬯的创作心态及文化语境[75]，蔡益怀分析刘以鬯作品的先锋性和现代性[76]，邵栋对刘以鬯的处女作《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进行评述[77]，廖伟棠的《悼一支笔及无数时代》[78]以及揭春雨的《夏末端午—悼刘以鬯先生》[79]两首诗歌为作家及其作品画出历史与时代之像。紧接着8 月号，刊物又组织了“纪念刘以鬯先生小辑”，陈子善[80]、郑明仁[81]和张燕珠[82]追念刘以鬯，分别回忆与刘以鬯先生的交往史、探讨刘以鬯笔下的“三毫子小说”，以及概论刘以鬯小说的创新观念。

多家文学杂志纷纷设立纪念特刊。香港《文学评论》在2018 年总第56 期刊发“刘以鬯纪念特辑”，13 位作者从不同侧面忆记和悼念刘以鬯，全方位展现这位大师的一生。《城市文艺》在2018 年第4 期全版印发“刘以鬯先生永在”纪念专号，选载了刘以鬯3 篇未曾公开发表或受到重视的作品①分别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致读者》。，为读者展现另一面的刘以鬯。潘耀明在香港《文综》2018 年秋季号卷首语发表了悼念文章《他与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敬悼刘以鬯先生》[83]，回忆了曾任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的刘以鬯为联会的建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在出版悼念书籍方面，周洁茹编印了《期颐的风采—怀念刘以鬯先生》[84]，东瑞和瑞芬合著悼念集《致敬大师刘以鬯》[85]。一系列悼念活动也相继进行。8 月18 日，《香港文学》在香港文学出版社深圳联络处举办了一场作品赏析会，名为“以鬯以来—刘以鬯作品赏析暨深港文学之旅”。此外，东方之子国际公司在刘以鬯生前拍摄纪录片《百年巨匠—刘以鬯》，留下了其生前最后的影像记录。

2018 年10 月30 日，著名作家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 岁。《华文文学》2018 年第6期栏目“纪念金庸”中，刘再复回忆与金庸相处的点滴，缅怀两人间的忘年之交[86]；刘莲的《师父，一路走好！》[87]以真切的情感回顾了金庸收她为“记名弟子”的经过，饱含深情。此外，还有对金庸经典作品的再解读。柴高洁从场域、惯习、权力等角度来剖析金庸小说《鹿鼎记》的叙事特征及江湖空间[88]，沈玲以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为依据，从《天龙八部》出发探析金庸对女性的复杂态度[89]。众多学者对金庸的悼念与研究散见于各类期刊报纸。凌逾通过梳理学界对金庸之研究，认为金庸新武侠小说这一派别的研究，在“雅化”与“俗化”的流变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90]张永祎、张涵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考察金庸与生俱来的江南气质与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91]同样，王敏敏也把文化地理学作为理论依据，分析了雁门关的真实与虚构合二为一的双重地理空间意蕴，展现出金庸作品的家国情怀。[92]

斯人已逝，生者如斯，生老病死是人间常态，所幸的是有文字和影像记录下这些文人学者的丰硕成果，蕴藏在文学、文字当中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主人的仙逝而式微，反而会随着后人的研究而不断深化。

四、多样互动，创新共生

内地与香港的互动，在香港回归后愈发丰富多样、创意频发。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寻求延续的脉络，还是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后的现代化联系，都呈现出万般勾连、创新共生的状态。香港曾经是中国现代文人避难的集中地，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脉络，同时也因开放的中西文化交融环境实现了文学艺术自身的更新。

赵稀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93]聚焦1949 年以后的香港文学，认为香港的纯文学传统持续发展的同时，通俗文学也以新文学的类型进行着发展和提升。《虾球传》对于旅港左翼文坛有着重大意义，谢力哲认为这部小说是当时南下香港的作家创作的最具有代表性与传播力的文学成果。[94]

香港与上海均为都市文学的领军城市，有对外开放的港口，处于多种文化汇合互通的场域，与其相关的“双城故事”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鹿义霞的《文化场域与创作转型—海派作家的香港时期》[95]分析了香港与上海两地文化场域的不同，上海书写多具现代气息，香港书写则多离散怀乡。蔡晓妮的《时空错位中的心理变迁—张爱玲及香港女作家笔下的爱情书写》[96]认为张爱玲的写作气质与香港的城市氛围有着相似的华丽与苍凉，并以钟晓阳、林燕妮、李碧华等香港女作家为例，洞察香港女作家如何受张爱玲的影响。

在戏剧影视方面，胡星亮认为李援华具有“为人生”的戏剧观，在香港传承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精神。[97]许元探讨了越剧对沪港两地电影交流所作出的突出贡献。[98]柴文娟以大众文化为理论依托，分析了1949—1959 年岭南通俗娱乐电影，尤以香港电影创作为核心。[99]针对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现状，赵卫防的《从华语圈到全球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地与境外电影合拍的流变及影响》[100]、汤旭梅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合拍电影思考》[101]都作出了相关的思考。21 世纪之后，两地合作更为深入，试图创造出既带有香港特色又融合内地价值观念的合拍电影。郭越认为以徐克、许鞍华、方育平等导演掀起了香港的“新电影”浪潮，其作品极具人文关怀，同时在艺术技巧上也力求突破与创新，对香港甚至是华语电影的转型发展都作出了美学贡献。[102]

除此之外，与香港相关的文学奖项亦体现了互动趋势。2018 年“香港书奖”奖励对象不限于本土作品，而是面向境内外的优秀中文出版作品，如钱理群的“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①包括《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成功斩获第十一届“香港书奖”。2018 年7 月17 日，第七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凭长篇小说《唇典》[103]获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扩大了合作的多种可能性。凌逾通过对比广州与香港，指出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与文化共建当中可以改进与发展的地方，在文学、舞蹈、戏剧等方面均可不断拓展。[104]此外，凌逾等人共同撰写的《2017 年香港文学扫描》[105]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共生发展，对内地与香港两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进行了量化分析，为后人研究提供方向。孙佳山则倡导结合岭南文化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电影群。[1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中把粤港澳三地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也越来越多，如有涂敏霞的“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李婉珺的“19 世纪粤港澳及南洋的多语辞典出版业研究”、叶一舟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机制研究”、严丽君的“粤港澳大湾区‘双城生活’家庭策略与实践研究”等，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

各种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会议活动也相继举行。2017 年至2018 年，连续两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在深圳举行。首届峰会强调文化凝聚力，着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友谊，以“岭南情”共筑“中国梦”。第二届峰会则以“推进城际合作，共建文学湾区”为主题，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合作发展倡议书》，呼吁大湾区11 座城市深化文学合作。2018 年11 月4 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还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工作坊”，并邀请了作家葛亮、蒲荔子、阿菩首批入驻，旨在促进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更有针对性地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香港同样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谋求粤港澳共同发展。香港地区的文学刊物不定期设置湾区文学专栏，如《香港文学》在2018 年8 月号开设“粤澳作家作品联展”，作者包括来自澳门的两位“90 后”作家安好[107]与李懿[108]，来自深圳的吴君[109]和蔡东[110]，来自广州的王威廉[111]、陈崇正[112]和李德南[113]。《香港作家》在2018 年1 月号开辟创作专题“粤港澳大湾区小说联展”。无论是作品还是评论文章，这些栏目都集中展现了岭南地区的文学风貌，语言风格也颇有地方特色。

除此以外，香港文坛积极关注台湾文坛的名家动态，如著名诗人余光中2017 年12 月和洛夫2018 年3 月相继逝世后，香港文学界开辟纪念专栏、出版著作以及举办相关讲座和座谈会，表达共同的哀思和敬意。《香港文学》在2018 年3 月号刊发了“悼念诗人余光中小辑”，周蜜蜜[114]、巴桐[115]、郑政恒[116]和阎阳生[117]分别撰文。10 位作家和学者在香港《文学评论》总第54 期特辟的“余光中纪念特辑”，忆念余光中其人其文，使读者对余光中及其成就有更全面的认知①包括李元洛等《敬挽余光中先生》、黄维樑《“回到壮丽的光中”—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刘正伟《哀其往生、庆其脱解—悼余光中先生》、古远清《葬他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悼余光中》、李时宇《文坛祭酒余光中》、寒山碧《我眼中的余光中先生》、陈幸蕙《余光中：无悔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潘铭桑《悼念余光中教授》、何龙《死亡，你把余光中摘去做什么？》、钱虹《“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重读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兼谈其散文的诗性与诗化》。。《香港文学》在2018 年8 月号刊发“悼念洛夫先生专辑”，严家炎、谢冕分别撰文《悼念杰出的诗人洛夫先生》[118]和《洛夫先生追思会寄语》[119]，均高度评价洛夫的文学成就与贡献。香港《文学评论》总第55 期刊登了“悼念诗魔洛夫先生”专辑。上述所有悼念文字情真意切，在叙述交谊中屡介逝者志业，感动人心并足为后进范式。在港悼念活动也如期举行。2018 年1 月21 日，“纪念一代宗师余光中教授座谈、解读、朗诵会”在香港教师会举行。3 月4 日，香港作家联会举行春茗活动，席间邀请黄维樑讲述余光中的文学成就。黄维樑与李元洛共同出版了《壮丽余光中》[120]，两位作者均与余光中相识相知数十年，书写了一段文坛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佳话。

有关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讨也在持续开展。2018 年10 月19 日至21日，中山大学举办了“‘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华文文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对“‘一带一路’论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反思”“跨语际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2018 年12 月13 日至14 日，福建省社会科学界2018 年学术年会分论坛“新时代新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武夷学院举行，与会者呼吁尽快落实华文文学的理论建构，在多元化的华文文学写作中也要注重与传统的对话。不难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是2018 年学界关注的、颇有前景的学术生长点之一，未来的文学、文化发展也更趋向于沟通互融、创新共生，在壮大文化共同体的同时，也需寻求自身的特点，永葆文学、文化更新的活力。

2018 年的香港文坛建构出一幅追忆与展望共鸣、守护与突破并存、古典与创新共生的文化图景。港人刚经历了回归20 周年的重要节点，政治立场、文化心理都在追寻更加稳健的融合点。未来的香港文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行？是继续固守本位、集中探究本土文学，还是向外开拓、寻求更多合作共赢的可能？他们一直在为文化转型和文学繁荣作出努力，以期找到更合适的文化身份定位和价值立场。各类文学杂志、学术论坛也彰显出港人求真务实、不忘根本的品质。多位文坛新秀的兴起让我们看见文坛迸发的新力量，尤其是跨界创意在这片土地上的无限生机。未来香港的文化创意会呈现什么局面，能否以此带动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文化的发展？既然大湾区已经在书面上达成文化合作的共识，那么接下来在行动上该如何进一步落实，才能将共识转化成共赢？香港是一座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过去它是一个兼容中外、横跨古今的文化“器皿”，而在粤港澳发展愈发紧密的未来，香港如何保持并凸显自身的文化特色和优势，并由此形成大湾区联动效应，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相信到30周年的香港回归庆典之时，它将呈现出更加曼妙、多元、异质、创新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