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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职业大学 学术期刊中心，江苏 苏州 215104）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命意和主旨是“陶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历代学者为此争讼不已，概有神仙说、实有说和寓意说三种主要观点，而“寓意说”最为主流，如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所云：“桃源人要自与尘俗相去万里，不必问其为仙为隐。靖节当晋乱时，超然有高举之思，故作记以寓志，亦《归去来辞》之意也。”[1]笔者认为：“《桃花源记并诗》传达了‘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渊明《劝农》）的哲学观念和社会理想，表达对没有纷争、自由平等、宁静安乐的社会的渴望，流露了摆脱社会重压的隐趣……‘桃花源’也因此成为士人栖息灵魂的港湾、释放天性的理想国，因而历代士人不断地苦苦寻觅这个精神天堂。”[2]返璞归真的哲学观念、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疏离现实的隐逸心理—这即是《桃花源记》的所寓之意。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桃源①本文所言的“桃源”专指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桃花源”，而非刘义庆《幽冥录》中“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故事中的“桃源”。之思”，正是对这些理念和诉求的表达。

一、陆龟蒙早发苏州园林的桃源之思

唐人陆龟蒙最早在苏州园林中发桃源之思。

陆龟蒙（？—881），“字鲁望，姑苏人。幼而聪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属文，尤能谈笑。诗体江、谢，名振全吴。家藏书万卷，无少声色之娱。举进士不中，尝从张搏游历湖、苏二州，将辟以自佐……又不喜与俗流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櫂鸣榔，太湖三万六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自称‘江湖散人’”[3]。“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4]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陆龟蒙耿介、率真、超逸、散淡的性情与陶渊明相近，其自云：“本作渔钓徒，心将遂疏放……我醉卿可还，陶然似元亮。”（《记事》）[5]7129-7130“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问。偏宜雪夜山中戴，认取时情与醉颜。”（《漉酒巾》）[5]7223言语之间，足见其对陶渊明仰慕崇拜之至，这也是陆龟蒙抒发桃源之思的深层原因之一。

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桃花坞》诗云：

行行问绝境，贵与名相亲。空经桃花坞，不见秦时人。愿此为东风，

吹起枝上春。愿此作流水，潜浮蕊中尘。愿此为好鸟，得栖花际邻。

愿此作幽蝶，得随花下宾。朝为照花日，暮作涵花津。试为探花士，

作此偷桃臣。桃源不我弃，庶可全天真。[5]7121

桃花坞为古典园林、姑苏名胜。潘君明《苏州街巷文化》记：“这里遍植桃树，连绵数里，春天一到，桃花盛开，灿若云锦，故名。旁有一条小河，名桃花河……原有桃树零零落落，章氏又重新栽植，成为一座花园。仍名‘桃花坞’……明代画家唐伯虎买下这里的一块废墟，小兴土木，构筑成‘桃花庵’……并亲自种植了大量桃树，称自己是‘桃花庵主’……”[6]自唐寅购筑“桃花庵”后，桃花坞名声大噪，遐迩于闻。

陆龟蒙故宅旧地即今苏州拙政园，其诗多山水田园之咏。《桃花坞》诗是陆龟蒙与皮日休（字袭美）的唱和之作，将桃花坞与陶公笔下的桃花源并而咏之。诗以《桃花源记》的故事情节展开抒情，借用陶渊明《闲情赋》的“十愿”句式，抒写对桃花源（坞）的高度赞美与深切依恋，藉此表达对陶渊明的哲学观念、社会理想的由衷认同，委婉透露了隐逸的决心。结句“养天真”，旨趣与陶诗精神契合，格调自然清丽、情韵优雅、文质彬彬，追法陶格。对于隐居的陆龟蒙来说，甪直是桃源，太湖是桃源，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皆是桃源。心有桃花源，无处不桃源，他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充分证明了他内心深重的桃源情结。

二、元代苏州园林的桃源之思

元代，苏州园林也多有桃源之思，这突出表现在以顾瑛、杨维桢为代表的“玉山雅集”诗人身上。

顾瑛（1310—1369），字仲瑛，又名德辉，一名阿瑛，号金粟道人①顾瑛《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云：“丙申岁，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吴兴之商溪，母䘮于斯，会葬者以万计。是岁函骨归瘗于绰墩故垄。当时交相荐举，乃祝发庐墓，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复凿土营寿藏于山之阳，环植丛桂，扁曰金粟，自题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须教子便埋’。盖人传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又梦中知向一世为黄冠师姚兴孙者是也，金粟道人由是而名。”见朱珪：《名迹录》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昆山巴城人，元代文学家。顾氏是吴中望族，顾瑛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云：“谱传野王裔，未必然否也。大父以上皆宋衣冠，大父任皇元，为卫辉怀孟路总管，始居昆山之朱塘里。父，玉山处士，德不仕在养。”[7]190顾瑛性情豪宕，仗义疏财，颇有任侠之气。《明史·文苑一》记云：“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尝举茂才，授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强以官，去隐于嘉兴之合溪……士诚再辟之，遂断发庐墓，自号金粟道人。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8]7325-7326

“玉山雅集”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盛事。杨维桢《雅集志》记曰：“玉山主者为昆山顾瑛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及音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品格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一时人品，疏通俊朗……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则靡。清而不隘也，华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欤？”[9]46-47对于“玉山雅集”这一盛举，后世鉴裁甚高，其论以赵翼为代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季风雅相尚”条云：“元季士大夫好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燕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又顾仲瑛玉山草堂，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张伯雨、于彦成诸人尝寓其家，流连觞咏，声光映蔽江表。此皆林下之人，扬风扢雅，而声气所届，希风附响者，如恐不及。”[10]顾瑛毕其一生之力主持“玉山雅集”，“成为玉山雅集的东道主、首席诗人”[9]3。实际是东南士人领袖。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云：“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廉夫实主斯盟。”[11]

诸上文献所记的“玉山佳处”即“玉山草堂”，是顾瑛用时两年专门为文人雅集所建造的私家园林。“玉山佳处”在昆山西郊傀儡湖边，西邻阳澄湖，东望玉山，南侧是黄金水道娄江。园林初名“小桃源”，落成后定名“玉山佳处”。杨维桢为之撰《小桃源记》云：“隐君顾仲瑛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与其仲为东西第，又稍为园池西第之西，仍治屋庐其中。名其前之轩曰‘问潮’，中之室曰‘芝云’，东曰‘可诗斋’，西曰‘读书舍’，又后之馆曰‘文会亭’、曰‘书画舫’，合而称之，则曰‘小桃源’也。”①杨维桢：《小桃源记》，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

“桃源”，不仅是“玉山佳处”三十多处风景的总标题，也是“玉山佳处”的文化标签，而桃源之思正是顾瑛的心理祈向与诉求。杨维桢的《小桃源记》充分体现了顾瑛的桃源之思。

隐居顾仲英氏……合而称之则曰小桃源也……余闻天下称桃源，在人间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文有小者云。据传者言，武陵有父子无君臣。天台有夫妇无父子也……若今桃源之在顾氏居，非将托之引诸八荒外也，入有亲以职吾孝也；出有弟以职吾友也；交有朋侪戚党以职吾任与姻也。子孙之出仕于时者，又有君臣之义以职吾忠与爱也。桃源若是，岂傅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将弃人间事从之逰。知之者以为假之而去也。仲瑛氏亦将假之焉云尔？仲瑛齿虽强而志则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②同①。

绍兴人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是元末文坛盟主，也是“玉山雅集”的旗手和中坚，他曾为雅集撰写《玉山草堂雅集序》《玉山佳处记》《玉山雅集图记》《碧梧翠竹堂记》《小桃源记》等文，其中《小桃源记》阐发了“玉山佳处”风景的功能，也透露了顾瑛的桃源之思。杨维桢将顾氏“桃源”与现实中的武陵桃源和神仙境界的刘晨、阮肇桃源三者对比，认为顾氏桃源超越其他二者的功能在于—“入有亲以职吾孝也；出有弟以职吾友也；交有朋侪戚党以职吾任与姻也”。可以看出，顾氏建筑“玉山佳处”的目的是孝亲友弟、朋侪相悦、亲族善处，更倾向于享受伦长之乐，而非关君臣之义、治齐平正，更无服药长生之念。杨维桢充分肯定了顾瑛的价值观—“仲瑛齿虽强而志则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这即是顾瑛的“桃源之思”的具体内涵和动因。

界溪距吴城之东五十里,其水深广,其土肥衍,民有耕于其上者,自号界溪生,人从而称之,而不及其姓。尝读晋人所记桃花源而慕之,且曰：“安得若人者与之游乎? ”于是环其庐皆种桃，而扁曰“桃源小隐”。客有过而为之赋者曰：“仲春之月，桃始敷，风日晴美，其蒸如霞，既秾且郁，天发其葩。灼灼丽姝，烂云锦以为居。此岂避秦之子，而彼美人者得以挹其芳、而玩其华耶？”生乃止客，取酒剧饮。日且下舂，俱藉草卧花下，须臾，月白风露，在草树间，夜气袭人，生因暂起。有顷复觅过客，而客忽不见。潦时水至，生往率农人田于其野，至暮而归，则闻有鼔枻欵乃于烟波莽苍外者生，乃歌陶渊明诗以和之。然其人卒不可得而见。或谓向者之客盖仙云……意有所适，则发为词诗间，有传于人世，又若有幸生太平无事时，粗以衣食有余，取乐于此者，皆上之所赐。然终莫知其为何如人也。赤城樵者闻于夷白子，因述而记之。①陈基：《桃源小隐记》，陈基《夷白斋稿·外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

陈基（1314—1370），字敬初，浙江台州临海人，元末著名诗人。其《桃源小隐记》称：“……界溪生，人从而称之，而不及其姓……然其人卒不可得而见……然终莫知其为何如人也。”这只是陈基行文的隐讳手法而已，所记实为顾瑛之“玉山佳处”，“界溪生”即是顾瑛。《桃源小隐记》有两处内证：其一，文中言“桃源小隐”位于“界溪距吴城之东五十里”，与顾瑛“玉山佳处”位置一致；其二，文中所言“桃源小隐”中诸生行事，与玉山草堂雅集纵谈经史、吟咏诗赋、饮酒听曲、赏玩书画，留连山水之事吻合。谷春侠考证道：“至正十年陆德源去世，陈基馆于其婿徐元震笠泽别业……寓居笠泽，道途较近，因此至正十到十一年是陈基参与玉山雅集最频繁的时期。除了至正十年正月的集会，参加顾氏家宴外，从《玉山名胜集》、外集和陈基本集中还可知，至正十年七月他和顾瑛、昂吉等九人宴于玉山草堂……”[12]顾瑛辑《草堂雅集》卷二收陈基作品数十篇。王稼句先生认为：“桃源小隐，即玉山佳处之桃源轩。”[13]陈基揭示了界溪生营筑“桃源小隐”的动因—“尝读晋人所记《桃花源》而慕之，且曰：‘安得若人者与之游乎？’于是环其庐皆种桃，而扁曰‘桃源小隐’”。完全出于对陶渊明的仰慕，渴望营筑桃源小隐，藉以在精神上尚友前贤，与陶公神游。“潦时水至，生往率农人田于其野，至暮而归，则闻有鼔枻欵乃于烟波莽苍外者生，乃歌陶渊明诗以和之。”膜拜陶公、谙熟陶诗、向往桃源，此即为界溪生（顾瑛）内心深重的桃源之思。试想，若无此深重的桃源情结，“玉山佳处”或可有之？若无“玉山佳处”，“草堂雅集”何从谈起？彼一时文学当何其寂寥凋敝？

顾瑛内心深重桃源之思缘于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缘于他对陶渊明的景仰与崇拜，这从顾瑛的诗咏中可窥一斑。

西瀼之西东屯东，有径疑与桃源通。一间雪屋翠竹里，百盘岚磴青云中。避地卜居拟杜老，结茅赋诗怀已公。留君更住十数日，莫对端阳嗟转蓬。（《可诗斋分韵得公字》②本诗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璞稿》中题为《缺题》。）[7]93

异乡元日身强健，儿女欣欣各有家。禾秀连茎秋合穗，雪裁六出晓分花。天开象魏星辰逼，地接幽燕道里賖。三径不荒松菊在，白头且觅醉生涯。（《次韵甲辰元日》）[7]188

去岁一春同作客，今春相见各身闲。亭开翠柳红桃外，鱼跃绿波春草间。自笑渊明居栗里，也随慧远入庐山。何当共下吴江钓，坐向船头话八还。（《次元璞口占诗》③本诗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玉山名胜集》卷五中题目为《玉山顾瑛次韵》，诗句为“今春相见却身闲”。）[7]114

九日尊年酒，醒然客远乡。陶潜思栗里，山简梦襄阳。翠竹娟娟净，黄花采采香。长安在日下，不见使人伤。（《和俞谦重阳诗》）[7]170

种豆东篱下，雨深百草发。剪剪不能去，莽然为芜没。草茂花烂开，豆稀实不结。仲冬严霜下，草死豆乃活。（《和陆麒杂兴十首》之五）[7]171

五株杨柳绕川斜，绝似渊明处士家。说与朝中诸故友，篱边九日有黄花。（《和顾敬沙湖杂咏二十首》之十三）[7]173

无官落得一身闲，置我当于丘壑间。便欲松根结茅屋，清秋采菊看南山。(《题钱舜举浮玉山居图》①此诗收在明代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十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珊瑚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7]212

这些诗篇均咏陶渊明，涉及《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九日闲居》《归园田居·其三》《饮酒·其五》等作品以及陶公与慧远之谊等典实，足见顾瑛对陶渊明作品的谙熟以及对陶公的崇拜之深。

另一方面，顾瑛处在元、明鼎革之际，内心有复杂的仕隐情怀在纠结。顾瑛《金粟道人小像》咏道：“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顾阿瑛自题。”[7]192顾瑛儒、释、道兼而修之的心态，代表了元末明初一代士人普遍的文化心理。元人许恕撰《北郭集》，明人林右为之作序。林右《北郭集原序》探讨了效陶诗人与陶诗的关系，论及了元代士人的文化心态，所论颇能透视元代士人之复杂的心曲。《北郭集原序》曰：“当元盛时，取士之途甚狭，士大夫不由科举，惟从吏而已，积月累时，求一身荣耳。虽间有长才善䇿，迫于其类，亦无从施。故有志者不为也，宁往往投山水间自乐，其所有如北郭先生其一也。”②林右：《北郭集原序》，见许恕：《北郭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科举废止，欲进无路，为吏求荣，志者不为，士人只能放怀山林，自得其乐—这正是以玉山雅集诗人群为代表的元代士人普遍的文化心态。时至元末，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变，元代士人心态变得更为复杂了。对此，左东岭先生论道：“元明之际是存在着种族意识与民族矛盾的……这种深层的种族意识导致了文人心态的独特， 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与情感倾向， 并由此表现在诗文创作中。其中旁观者心态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14]周海涛发挥了左东岭的观点，认为：“‘玉山文人’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大的雅集群体，把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演绎到了极致。但文人身处动荡的鼎革之际，‘旁观者心态’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旷达’与‘颓废’的统一、‘纵欲’与‘恐惧’的统一、‘悲哀’与‘忆旧’的统一。”[15]周氏的解读失之于偏颇，他只看到了玉山文人心态的一个消极的侧面。实际上以玉山雅集诗人为代表的元末文人也有恬淡宁静、逍遥自适、旷达洒脱、纵逸豪迈等积极乐观的心态。

在政治动荡、满地兵燹的社会中，内心能够拥有一份宁静与平淡，谈何容易！玉山雅集恰恰为“为当时文人提供了一种躲避祸乱与休憩身心的理想场所”[16]。让生命快乐的智慧正得益于古人—“这些诗人崇尚的前辈是陶渊明、邵雍，而对于向来被传统所重视的屈原则不感兴趣”[14]。陶渊明、邵雍对比屈原，三贤的生命态度与生存方式大相径庭，是喜与悲、乐与苦的鲜明对照。陶渊明以诗、酒、琴、书等为媒介，诗意地栖息在田园之中，其生存方式为后代士人推崇备至、追摹不已。邵雍一生三次拒绝朝廷征召，坚定地选择了与山水同融共亲的生存方式—“造物工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干禄，老为无才难动心。花月静时行水际，蕙风香处卧松阴。闲窗一觉从容睡，愿当封侯与赐金”。（邵雍《依韵和刘职方见赠》）③邵雍：《击壤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他的人生抉择与生存方式，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以顾瑛为代表的玉山雅集诗人，在调和复杂的矛盾心理时，最终找到了陶渊明。桃花源是中国士人医治内心的一剂良药，对于中国士人，陶渊明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可以及时医治心灵伤痛、调节心理失衡的良药。

“桃花源”，最可栖心。以此观之，元末文学之兴，实兴于“桃源之思”。

三、明代苏州园林的桃源之思

明代是中国园林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园林艺术的繁盛，士人的“桃源之思”也更加普遍、更加强烈了。其原因如曹林娣先生所言：“明代苏州园林大多通过园景结构、园名及景点题咏，产生隽永的意境。归隐田园成为主要主题，而诗化了的田园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为园林主人心向往之的理想意境。”[17]

“归园田居”，是陶渊明的组诗诗题，也是明代苏州古典园林之名。“归园田居”在苏州城内东北角，是明人王心一在明崇祯八年（1635）构筑的园林。

王心一（1572—1645），字纯甫，号玄渚，又号玄珠、半禅野叟，明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年间（1621—1627）起官侍御史。《明史》载：“方震旸之论客氏，给事中祁门倪思辉、临川朱钦相疏继之。帝大恚，并贬三官……御史吴县王心一言之犹切，帝怒，贬官如之……皇子生，诏思辉、钦相、心一、鸣起并复故官……心一终刑部侍郎。”[8]复官后，王心一历应天府尹等职。清顺治二年（1645）因牵连明宗室案坐罪，卒于狱中。

拙政园为明朝吴地人王献臣所构筑。“王献臣死后，他的儿子一夜豪赌，一把骰子将拙政园输给了徐少泉。”[18]徐氏在拙政园居住长达百余年之久，后徐氏子孙亦衰落，园渐荒废。明崇祯四年（1631），弃官归乡的王心一购得拙政园东部荒地十余亩，于此地构筑“归园田居”，“归田园居”即今拙政园东部。清人钱泳（1759—1844）撰《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亦言及此事，钱泳云：“归田园在拙政园东，仅隔一墙，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构。中有兰雪堂、泛红轩、竹香廊诸景。”[19]毫无疑问，王心一筑园直以陶诗题目为名，完全源于他对陶渊明的崇拜。

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九月，王心一撰《归田园居记》，曰：

余（予）性有丘山之僻，每遇佳山水处，俯仰徘徊，辄不忍去。凝眸久之，觉心间指下，生气勃勃。因于绘事，亦稍知理会。辛未（1621），以先府君年高，弃官归田，敝庐之后，有荒地十数余亩，偶地主求售，余勉力就焉。地可池则池之，取土于池，积而成高，可山则山之。池之上，山之间，可屋则屋之。兆工于是岁之秋，落成于乙亥之冬，友人文湛持为余额之曰“归田园居”……余性不耐烦，家居不免人事应酬，如苦秦法。步游入洞，如渔郎入桃花源，见桑麻鸡犬，别成世界，故以小桃源名之。洞之上为啸月台、紫藤坞，可扪石而登也。洞之东有池曰清冷渊。池上有屋三楹，竹木蒙密，友人陈古白额之曰“一丘一壑”……[20]

题额者文湛持，就是明代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徵明曾孙文震孟。“小桃源”是“归园田居”中的核心景区，也是王心一最为钟情之处。实际上，“归园田居”就是王心一心底的桃花源。王心一缘何要营造自己的桃花源？《归田园居记》交代得较为清楚。“性有丘山之僻”，天性使然，这与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秉性完全一致，此其一也；“先府君年高”，构园可奉孝双亲，以此为父母养老之地，此其二也；“弃官归田”，可仿效陶公，栖心园田，行隐居之乐事—“予无间阴晴，散步畅怀，聊以自适其邱山之性而已。所谓此子宜置丘壑中，余实不能辞避”，此其三也。王心一亲历了官场的险恶，心灵备受摧残，极度渴望在桃花源中一放天真。“归园田居”既是他的园林，也是他安顿灵魂、释放自我的乐土与天堂。上述三端，即是王心一桃源之思的内在动因。曹林娣先生说：“明代苏州园林‘主人’中有许多是遭贬谪的下野官吏，他们绝大多数是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直谏亢直的志节之士。园林是他们疲倦了的心灵归宿，也是他们守真保节的情感载体。”[17]曹先生所言，正中王心一之心结。

因为社会文化日趋复杂，士人的生存空间被空前地挤压，明代士人内心的桃源之思更加频繁、更加迫切了。

明代杰出画家、长洲（今苏州）人沈周（1427—1509）有一幅画作—《桃源图》，其题画诗曰：“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吏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①“Courtesy British Museum 藏题为沈周《桃花源图》卷，纸本，设色。另沈周有《题桃源图》诗：‘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吏打门。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陈邦彦：《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十一，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商务印书馆，2006 年。”见赵琰哲：《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桃源图〉题材绘画解读》，《艺术设计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22—34 页。诗风幽默诙谐，令人含泪微笑。诗的点睛之笔在尾句，突出了“桃（花）源”可以躲避暴政的主题②沈周《石田诗选》卷八《桃源图》诗即为“避秦”为主题，诗云：“《桃源图》君不见，姬周宽仁天下归，又不见，嬴秦猛徳天下离。秦人避秦秦不知，人既移家秦亦移。移家去，桃源住，万树桃花塞行路。楚人吹起咸阳炬，何曽烧着桃源树。老翁尚记未焚书，诸孙尽种无租地。自衣自食自年年，扰无官府似神仙。一时落赚渔郎眼，犹怪为图与世传。”见沈周：《石田诗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以及“桃花源”医治心灵创伤的奇异功效。通俗地说：桃花源，是士人内心的避风港，也是士人的“速效救心丸”，是中国士人必备的灵丹妙药！正是这个原因，明代诗人对桃花源的呼唤才不绝如缕。

明代吴江震泽有名园—复古桃源。

杨绍云，南宋震泽人，其先世居福建，避乱徙吴地。《震泽镇志续稿》卷八载：“宋理宗宝庆三年，杨绍云……辟任忠义统制兼淮东制置副使，终礼部侍郎。”[21]177杨绍云退隐回到震泽后，叠石筑洞，构筑园林。因仰慕陶渊明，名之为“桃源洞”，又饮水入园，名之曰“小武陵溪”，所事之功充分体现了杨绍云内心深切的桃源之思。清人沈登瀛（1794—1842）之《深柳堂文集》有《复古桃源记跋》，跋称“七世祖敩愚府君”[22]694敩愚即是明人沈有光的字，沈有光是明代震泽人。《震泽镇志续稿》卷八记载：“明神宗万历十二年，沈有光，字敩愚，以人才荐授广东潮州府通判。”[21]178其告老还乡回到震泽后，复建毁于元末战火的杨氏桃源洞，更名为“复古桃源”。“复古桃源”的历史可谓沧桑之变。《震泽八景》述道：“‘复古桃源’是个园艺精品，洞中别有天地，沿径深入，忽而阴不见日，忽而阳光灿烂。山崖老树横生，隐约在缝隙中可见天日。”[23]107其“清朝时，已洞门深锁，古木萧条，一片荒凉了。”[23]98“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古桃源’的旧址已是震泽山泉书场。在书场的后院尚能见到几座假山和幽暗的山洞。”[23]119《震泽镇志续稿》卷五收沈有光撰《复古桃源记》曰：

复古桃源者，予不敢自名其园也。予家于兹土者，几十馀世居之，后先大夫之抔土在焉。循濠而西，则古桃源旧址，宋侍郎杨公绍云所营家园也……余少习博士业，弱冠弗就即弃去，然终不能以四方之志坐销刀锥铢两间。乃北游于燕，得人资以儒列佐藩中州，时犹丁年也。已而佐藩蜀中，复佐郡粤之东、粤之西。间关劳苦三十余年，南北东西数千余里，及赋归来，已皤然白发叟矣。浮生若梦，人寿几何？每忆峨嵋插天、瞿塘瀑布、岭表山川之奇绝，历历在眼，惜也风尘俗吏，鞅掌簿书，酬对山灵，了无颜色，盖不能无遗憾云。兹者红尘倦游，青山可问，日与二三结契，轻舠小辘，选胜寻幽，然足力衰疲，不堪登涉，因思一丘一壑，聊以自娱，适志怡情，不妨廛隐。矧桃源遗址，其陈石覆积沙土间，而泉源时隐于地脉，物迹尚著，宁使先贤之泽湮埋而不传，乃为营度其地。因累石为山，凿坎为池……予之园不足争胜一方，而一方之胜尽入阿睹中……落成之日，并书而志之。万历戊申季冬望日。”[21]105-106

这段履历陈述实际是他的心路历程，也含蓄地道出了他营筑“复古桃源”的原因：其一，三十年“风尘俗吏，鞅掌簿书，酬对山灵，了无颜色，盖不能无遗憾云”，未能及时享受山水之乐，此为仕宦之憾事。必欲亲近山水，以慰内心饥渴，以补平生遗憾；其二，皤然归乡，身心疲惫。必欲栖心山水，以疗心之劳疾，“聊以自娱，适志怡情，不妨廛隐”。这两点原因实际是沈有光晚年的心结、心病，医治这种心病的良药即是—桃花源。所谓“廛隐”即隐于市井街巷，这种隐居方式与园林主人们的“园隐”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与陶渊明的隐居田园、躬耕自给不可同日而语。

复古桃源落成后，沈有光邀同乡友人庄宪臣作记，《震泽镇志续稿》卷五收辑了庄宪臣的记文—《桃源小隐记》，文章所叙与沈有光《复古桃源记》无甚差异。《桃源小隐记》文尾曰：“沈公少习计然策，壮则游仕途，晚则耽泉石，凡三徙辙而三穷其境，其才固自有过人者，乃其斤斤好修，欲寡其过，又为邑里望。则此桃源之复，宁独贮赤诚之霞以为娱老计乎？盖亦有仰止思焉，而图所以不朽者耳。”[21]104庄宪臣应该是非常了解沈有光的，沈有光少有宏志，以计然自期，且非常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其几欲完善的人品为乡人仰望。庄宪臣认为，沈有光复建桃源洞的动机是—藉复古桃源让自己名垂不朽。如若沈有光构筑复古桃源是如此初心，那与陶渊明就毫无关系了。庄宪臣是揭示了沈氏初衷？还是枉自猜度沈氏？对此，我们不得而知。细读《复古桃源记》，于情于理，沈有光所言皆不妄。其构筑“复古桃源”，期在以桃花源偿愿、以桃花源医心。

明释妙声①永瑢《四库全书》提要云：“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景徳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所作诗文，缮写藏之山房。洪武十七年，其徒徳瓛始刋行之。”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年出版，第1467 页。《东皋录》中有一篇《桃源小隐记》，记述了明代虞山的桃源：

……海虞山在琴川上游，去北郭不能百步，当其左胁有曰桃源洞者，其亦昔人之遗也与，而徐君彦宏之先陇（通“垄”）在焉，彦宏因筑室其傍，题曰桃源小隐，谒余为之记。徐氏世为海虞望族……方其盛时，一门衣冠文物，室庐园池之盛，甲于他族……家塾有师，弦诵弗辍，子弟就学者盖彬彬焉，亦云盛矣。至彦宏之身，值世改物，故家旧族无复存者，而彦宏于其间逍遥自得，犹有异时承平故态。方且尚友昔人，而追其隐，此其心无累于物。而能与世上下，其家教使然也。问学之功，可诬也哉。彦宏既居桃源，日有诗书讲习之乐，山水鱼鸟之适，澹然自足，无求于世，固无愧乎武陵之人然。孰若举一世而桃源之？故曰：“隐在我，不在物。昔人山林市朝之论，不亦陋乎。”是则桃源之隐，彦宏为小，又孰为之大哉？②释妙声：《东皋录》卷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

桃源小隐在常熟虞山桃源洞近处。民国丁祖荫纂《重修常昭合志》卷四记曰：“登山即桃源涧，涧上有桃源洞，相传为徐洪隐处。雨后山泉下注，飞湍瀑布，汇为奇观。”[24]108《重修常昭合志》卷二十《人物志·乙一》记载：“时徐氏有字彦宏者，居近报慈里，与吴文恪为邻。永乐十年，年逾九十，而视履不衰，为乡之耆老……徐洪，字彦宏。家殷富，俗号徐半州。尚礼好士，以博雅称。元季吴中豪右，多逾侈，洪一日语其干人潘珪曰：‘家之兴废，厥有常理，吾家业盛矣，必有代谢，尔宜承吾业。’遂将田宅立虚券授珪，挈妻子筑室宣化门外先垄之侧。布衣疏食，谢远交游，自号桃源小隐，年九十而终。”[24]992徐洪筑室海虞山，名之曰“桃源小隐”，并自号“桃源小隐”，这缘于他内心深切的桃花源情结，这种情结多由其秉赋所自，具体而言在于：其一，“逍遥自得”之性，耽于“山水鱼鸟之适”，渴望在桃花源中释放天性；其二，“尚友昔人，而追其隐”，桃花源主—陶渊明—是徐洪最为攀仰的偶像；其三，“其心无累于物”“澹然自足，无求于世”，惟桃花源可净化人心，无所累、心无所求、澹然自足；其四，深悟天道（常理）—大化运转，代谢有常，故能摆落名利，回归本真。唯桃花源真气盎然，最显天道。

隐，也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庄子·刻意》云：“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甲，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德也。”[25]可以放任江海以求心闲，可以吐纳养生以求永寿，可以泯灭是非、澹然无极、与道融一—此所谓圣人之隐。徐洪所追求的“隐”，即是在桃花源中实现与天地同一的圣德之隐。而其是否达到所向往的圣隐之境，则另当别论。

清代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桃源之思，史料记载无多，殆无可采。

四、余论

中国园林艺术与绘画艺术是密切关联甚至互相依存的两种艺术形式，对于苏州古典园林的“桃源之思”的问题，尚有一个绘画艺术的旁证。据赵琰哲博士统计，现存《桃源图》题材画作唐代1 幅、宋代2 幅、元代1 幅、明代36 幅、清代42 幅，“现存明代《桃源图》题材画作涉及明代画家19 人”[26]。“这些画家的活动区域亦不尽相同。若加以考察，可发现以苏州地区最多……可更明显的看出画家集中活动的区域，活动于江南地区的画家占画家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26]赵琰哲提供的数据与学术观点，从侧面证明了苏州古典园林中桃源之思的深度与厚度。

其实，在每一位园主心中，园林就是他的“桃花源”，无论古今。苏州狮子林花篮厅砖额题名“缘溪”，留园北部建筑题额“小桃坞”，留园小溪尽头廊壁题额“缘溪行”，均取意于《桃花源记》。“桃花源”这处士人心灵的港湾，或在山中、或在水浒、或在园林、或在田园。清人汤稚平《桃源》诗云：“柴桑便是羲皇世，智慧相忘息众喧。能始此心无魏晋，寰中处处是桃源。”[27]384诗人强调“心”的感受，如能“智慧相忘”，便能做到“心无魏晋”，如此便处处是桃源。“相忘”，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是道家哲学的与道融一、齐物无我的智慧，是佛教空心破执、消除无明的智慧。“花开酒熟身无事，便是桃源画里人”（吴师道《桃源图》）[27]216，心中有桃源，无处不是桃源。前文所引释妙声语“隐在我，不在物。昔人山林市朝之论，不亦陋乎”，诚为不刊之论，桃花源最真实的所在—在士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