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民，宣晓凤

（1.上海理工大学 中国近现代国情研究所，上海 200093；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062）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发展，出版生活史可谓一大亮点。近年来，社会生活史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视角，将其理念和方法引入出版史研究，可谓顺应潮流，有利于开拓和深化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和教育，开展与国际出版史学界的对话，并为当代出版领域的代际变革、出版业务的现代性转向、当代新文化生态的形成等方面提供参考，有意识地将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进行结合，具有开拓性意义。此处就出现了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故有必要进行学理上的厘清和深入探索。

一、出版生活史研究背景和发轫

（一）社会生活史成为国内外学界研究潮流

1970 年代至今，国际历史学界出现了大综合的倾向，对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渐渐重视，人们开始对世界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历史成为一个多层面的研究领域[1]。在经过颇多有争议、复杂化（如和语言学、经济史、心态史结合）的探索后，史学家们又将一只悬空的脚踏进了社会生活园地中。其中，日常生活史研究成为1980 年代后开辟的一个较新的领域。相应的新文化史、后社会史之说也日益风行。总之，将整体社会史赋予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和日常言说，成为学界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关注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史研究也逐渐成为比较受关注的领域。国内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生活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史范畴，不仅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其中最具特色、内容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2-5]进一步探究，可窥见研究视角的“体系说”和“关系说”之别：“体系说”注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诸方面的建构，具有一定的静态结构、横断面剖析特征；“关系说”则侧重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反映社会生活动态生成演变的一面。同时，社会生活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类整体的生活状态，包括政治生活状态、经济（物质）生活状态、文化（精神）生活状态、社会生活状态等；狭义的社会生活专指社会生活状态。由此，广义的社会生活可视为一个宏观系统，系统各部分有具体的含义和内容，各分支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狭义的社会生活也是一个系统，主要反映人类社会最具共性、普遍、基本的活动内容，主要指人们日常的基本生活，诸如闲暇生活、消费生活和娱乐生活，是人们生活状态最直接的体现和最实在的反映。

依据社会生活史既有研究成果及其框架的展示，生活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心态、外交、民族等诸多层面有密切联系，再加上历史研究由国家到社会再到生活最终落脚于生态的现代发展趋势，可以认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生活环境史、社会生活组织史、社会生活观念史、社会生活方式史、社会生活变迁史、社会生活比较史、区域社会生活史等内容。[6-9]可以发现，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深切的大众关怀，主要表现在周围环境、重要观念、专业训练、日常习惯等作用下形成的综合人文社会系统中，表现在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生命）、生活（生态）等事项进行的整体性史学探索中。在这里，生命和生态分别对应个体和整体，构筑了社会生活的结构；而生存和生活分别对应本能和追求，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过程可表现为：从理想追求的角度看，是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运动等社会存在关注度的重新分配；从专业实践的角度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重建过程；从日常习惯的角度看，是将观察社会和体验生活相结合。

（二）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滥觞

社会生活史不断拓宽着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尤其是20 世纪中后期的新文化史思潮，以微观史学和日常生活史两种形态，给出版史研究注入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素材。

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10]中，对包括作者、抄书匠、刻工、刷印匠、装订工、出版者、发行者、书商、文人、学者、司书者、藏书家、读者等在内的中国书文化进行全景式扫描，展现了古代出版人的社会生活。芮哲非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11]，将印刷文化与图书史、社会史、技术史与商业史结合在一起，从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以及出版业的变迁角度，揭示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范军、欧阳敏[12]认为两书都关注了被出版史遗忘的群体，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有感而发。国外出版史研究中长时段、微观性、大众化等特色，是与其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微观视角传统紧密相连的。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推进的今天，富有特色的研究风格必然会舶入国内。伴随着中国研究者的文化自觉，出版生活史研究在国内的拓展以及与国际学界的对话，时不我待，当然也为时不远。

综上，国内出版生活史研究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紧密相关，与国内外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动态及时响应，彰显了学界的文化自觉。

二、出版生活史研究在国内的进展

（一）近代出版生活史研究之基础

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探析出版人的历史活动、影响和作用，早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就已见诸相关出版物。如胡汉民的《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郑振铎的《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高长虹的《走到出版界》等，可谓研究之先声。

1930 年代，上海出版业和都市社会生活日渐繁荣，不少出版机构发表了总结、回顾出版人社会生活的文章，如1931 年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35 周年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贺圣鼐）和《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庄俞）。1932 年，为纪念《申报》经营60 周年，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发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13]，对当时的出版业进行了分期并作总结，同时结合美、日等国状况，谈到了用纸量、书籍发行量、作者稿酬等问题。1937 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发表《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4]，以出书数量和质量展示了上海出版业发展之盛况及出版人投身出版之决心、勇气和力量。1938 年，张静庐出版了《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15]，回忆了创办出版机构的历程，勾勒了当时上海出版业概貌，在业界颇有影响。还有诸如霆声的《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君素的《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平心的《出版界往哪里走？》等，亦显现了出版与社会生活的关联。

（二）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多重面向

学界将出版业和社会生活的结合作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并开始相对自觉的学术实践是在改革开放后，21 世纪以来日益突出。以上海近代出版业和社会生活的结合为例，多种学科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领域。

其一，文化学研究，该领域多在冷静分析基础上，深入探究上海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对出版人生活空间再造、文化转向、主体建构等方面的影响。其二，出版学研究，该领域多对出版人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出版人群体的聚集、生活、工作待遇、精神面貌、思想活动、社会影响诸方面皆有涉猎。其三，历史学研究，该领域在大量史实分析的基础上，对出版人社会生活事项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真实而生动的理解和把握。

（三）出版生活史研究举隅

以上海出版人为例，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出版生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上海出版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其一，关于近代上海出版人群体形成的原因，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都有不同的揭示。陈明远[16]、方平[17]、姜进[18]、冯大伟[19]、王秋林[20]、范军[12]等，或从上海工商业的发展、西学东渐的影响、政治形势的逼迫，或从技术的发展和需要、人才聚集效应，或从知识分子群落的谋生需求和自我选择等方面，给予解答。其二，关于发展阶段的划分，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发生，对上海出版人群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建辉[21]比较看重“五四”的转折性意义，王秋林[20]认为1897 年、1912 年、“五四”、1920年代、1930 年代是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三，在出版人的表现形态上，不少学者将其视为独立的职业群体、新文化的传播者，认为近代上海出版人群体已经将时代感、使命感和个人价值等融合在一起，陈原[22]、汪家熔[23]偏重于出版家的精神分析，王建辉[24]重视出版人的实务探索，李雅、游雪雯[25]则进一步挖掘出版人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

2.近代上海出版人的微观生活世界。首先，关于工作和待遇。王建辉[26]从编辑的不同等级及其待遇和作者稿酬的不同形式等方面论述，剖析近代出版人的社会转型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人群体发展的社会动力和理性所在；陈明远[27]对出版单位各个部门职员的收入有一定研究，还专门就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展开论述，并述及劳资纠纷；郑峰[28]探讨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人群体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劳动”，视其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多歧之路的缩影。其次，与文化界人士的交流。陈明远[27]对商务印书馆的中心、辐射、功能、价值多有论述，并述及上海四马路上与出版人相关的活动空间以及出版人的社会交往情况；冯大伟[19]从出版人群体来源、职业化的形成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探究；刘群[29]通过对新月社的整体研究，重建出版人的多向度交往风貌；范军[30]使用出版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张元济的“饭局”对出版人交往的意义。最后，关于同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日本学者樽本照雄[31]通过对早期商务印书馆发展的考察，提出中日出版人合资是双方出版人自愿而为；周武[32]通过探讨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之间的复杂关系，论及出版人之间竞争的丰富多彩；王伟[33]认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成功，得益于双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3.近代上海出版人与上海大众社会生活的关系。其一，关于上海出版人与上海大众社会空间的建设。陈昌文[34]、方平[17]、王建辉[35]等认为上海出版人扩大了上海市民的阅读空间、思想空间和社区空间，同时强调了上海的大都市格局对出版人自身奋斗的空间意义。其二，关于上海出版人与上海市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方平[17]、胡俊修[36]、王建辉[35]、姜进[18]等认为上海出版人满足了上海市民的现代性日常生活需求，在知识性、休闲性等服务功能上具有根本性和持续性特征。其三，关于上海出版人与上海大众教育的发展。王建辉[37]、肖东发和仝冠军[38]、胡俊修[36]、方平[17]、樊卫国[39]等认为新出版和新教育同质、共荣、共通、共进。

4.近代上海出版人社会生活的历史回响。其一，关于对城市文化和精神塑造的启迪。熊月之[40]从城市精神培育的角度给予肯定；邱培成和魏捷[41]从文化意识传达的角度给予关注；郑瑜[42]关注出版人的活跃对出版繁荣的作用。其二，关于历史的教训。邱培成和魏捷[41]认为商业化也导致人格物化，其间绚烂和糜烂同在；樊卫国[39]认为功利主义妨碍了文化的深层积累和文化品质的提升；周雪梅[43]提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出版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文化生产的矛盾之中；郑瑜[42]则对近代出版和文化现状的消失进行了深思。

（四）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之明确

在国内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发生上，范军、欧阳敏比较明确地提出“出版生活史”的概念，认为出版生活史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当下社会史、教育史等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研究十分必要且有建设性意义。出版生活史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包括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等。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提出颇有影响，《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一文发表后，凡丁曾给予总结：“范军教授、欧阳敏博士撰写的长文《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在《现代出版》2017 年第2期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论文首次提出‘出版生活史’这一概念，梳理其缘起，界定其内涵外延，进而探寻其研究意义与发展趋向，并就如何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提出建设性思路。”[44]2018 年，范军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研究”获批。其后，关于出版生活史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呈现。出版生活史概念的提出是出版史研究领域应新时代学术发展的一大创新。不过，读者在初看到“出版生活史”这个概说时，可能会视其为出版领域包括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生活史—这种理解在学术实践中是可行的；同时，生活史实际上就是历史学领域中常说的社会生活史。因此，范军和欧阳敏提出的出版生活史，可解释为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史。

在出版人和社会生活研究的结合方面，笔者也有一定探索。[45]将“出版人”和“社会生活”放在一起，突出的是出版人的主体性和出版活动的主题性的直接结合。以上海出版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为例，近代上海在其都市化进程中不仅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群体，更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和革命意识，物质发展、市场需求和精神重塑为上海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随着近代知识界对“社会生活”问题的高度关注，社会生活成了上海出版人启蒙大众的重要内容，并被赋予诸多新内涵。随着近代上海出版人对“社会生活”认识的加深，加强思想启蒙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形态，这也有利于国民现代人格形成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改良与革命、现实与想象等关系的碰撞和交融。其中，笔者的《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46]是一次较为综合的研究实践，以1920—1937 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国共产党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解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寻绎其传播红色革命的经验和价值。

尽管在概念的发生和理解上有所不同，但出版生活史的提出无疑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以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例，出版生活史研究有利于发掘以上海为主要空间的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揭示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精神气质的扩散和影响。在近代上海，出版业和大众社会生活的有效结合，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辉煌。民国时期出版机构的激烈竞争、出版物的丰富多彩、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世界三大出版商之一等都得益于此。学界对民国上海的出版史越加关注，对张元济、王云五等老一代出版人的敬仰和学习愈发升温，也推动了出版史和生活史的结合。因此，出版生活史研究带来的学界沟通、对话平台以及空间融合，无疑是广阔的。鉴于此，本文将各种理解统一在范军教授提出的“出版生活史”范式之下。

三、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出版生活史研究之问题

目前，中国出版史在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以及研究内容的多层面关注等方面日有所进，这就为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出版史研究偏冷、出版史研究跨学科交流尚待加强、出版史研究成本相对较高等原因，出版人社会生活的研究在内容、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出版人的整体研究还有待加强，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领域，由于政治原因和理解的局限性，出版人的整体和系统研究还偏薄弱。而在理论和实践需求上，注重出版人群体的主体性、合作性，是出版的生存动力机制和文化动力机制研究开展的前提。第二，中国出版的微观生活世界有待进一步挖掘。过去的出版史研究多倾向于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文化贡献，这就可能出现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状况，实则其间有更多鲜活灵动的日常生活表现。第三，中国出版与大众社会生活的关系还需要多方位深入探讨。以上海为例，由于近代出版业的广泛联系性和现代性，上海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在海派文化和城市精神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区都有文化辐射力。第四，由于受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存在着知识谱系和学术话语的差异，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彼此还缺乏更广泛、更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以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契机，推动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

（二）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价值、思路和方法

从研究对象来看，围绕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群体的社会生活，由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其生命、生存、生活和生态系统，发掘其现代转型及其对大众人格精神塑造的引领作用，这就明确地将出版史研究与当代出版改革理论和经验所需结合起来。因此，从研究价值来看，在出版史研究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型的基础上，深入到社会生活领域，以新的理论视角梳理中国出版兴起和发展的过程、规律和原因，深入发掘其在国人人格变迁中所创造的机制和功能，这些成果将丰富和推动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和教育。同时，出版生活史研究注重出版在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对当今出版转型、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软实力”提升及国人的精神健康发展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如此，有必要进行研究思路的更新，以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为例来说明。首先，在文化学、出版学、历史学等基础上，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生存和生态系统、生活要求的提升、生命质量的改善等进行探索。其次，由于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化和复杂性，有必要深入观照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微观生活世界中具有现代性和角色化特色的小历史，建立起日常工作、人际交际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以呈现出版人在大众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最后，出版机构和出版人所关联的公共生活领域至关重要，其根本要义在于引领大众塑造新精神、走向新社会，因此必须注重出版人的历史创新。再具体至上海，可以其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教育、新启蒙需求为前提，展现近代上海出版人的现代性建设方案和实践，并对其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反思。

相应的，对研究方法进行整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是文献分析法，中国出版史研究离不开文献研究。其一，搜集、整理并深入阅读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档案、群体工作记录、私人生活资料等，了解其微观社会生活层面；其二，阅读经典书刊，探索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公共生活实践风貌、过程、特征及其规律。其次是比较研究法，关于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发展阶段、群体类型和特征分析，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法。最后是实地调查法，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与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相关的历史遗迹、文化空间，对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及其影响等进行实地考察，其间如有可能，不能漏掉口述史研究法。

（三）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之创新点

综上，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创新点愈发突出，以近代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结合为例，以下几方面可继续加以拓展：

第一，以近代上海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寻找近代中国都市现代性暗流和中国出版特色之发生。出版机构和出版人乃现代性之化身，深入探索其社会生活世界，实则深究现代性如何推及大众层面，这一探索是将知识与生活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相结合。如此，可为出版和都市文化传播研究找到更加合适的钥匙或通道。

第二，深入发掘近代中国出版现代性对生活世界之作用。在寻找现代性暗流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近代上海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生活世界变迁，并剖析其生活世界变迁与国家、社会层面变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寻找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生活边界，解构其生活世界和现代性暗流之间的关系，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生活世界的探究提供一定的参照。

第三，自觉运用并发展中层社会生活史研究法。[47]研究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可运用出版史、社会生活史、传播学、城市社会学、现代化研究、大众文化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在注重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化和本土化，将关注社会中下层的人文情怀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自觉运用并发展中层社会生活史研究法，为中国出版史研究提供新的探索路径。

四、余论

改革开放给中国出版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当今，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命史转移，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转移，也是当代文明和社会逐渐从欲望、本能、名利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识上。角度的转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史观逐渐形成。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结合可以衍生出多个领域：出版（人）生存史、出版（人）生态史、出版（人）生命史等，此处统称为出版生活史。2012 年，李雅申报的“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打开了出版人主体研究的新思路。关于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结合，2018 年，范军申报的“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研究”也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谓开辟了新方向。受此影响，笔者申报的“近代上海出版人社会生活研究（1897—1937）”获得2018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早在2002 年，历史学家罗志田就指出：“现在有些在西方已如日中天的新领域如阅读史、意象史、躯体史等，在中国内地便甚少见学人触及；类似生活史、家庭史、疾病史、性别史这些仍在发展的领域，我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摸索进行。这些现象说明我们与西方史学的对话和交流仍非常不充分。”[48]“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王笛，近年来也不断谈到国内新文化史还没有成气候，还处于介绍西方主要成果的阶段。[49]的确，在西方新文化史和后社会史兴起并对社会史进行反思和批判时，我们的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相结合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出版史研究如何与国际学界接轨，确实值得进一步探讨。不过，若过度迷信新文化史和后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会在大历史和微观史的平衡上出现问题，需要及时反思。

最后，根据目前国内出版生活史研究现状，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关注中国出版生活的变与不变是研究之基础，虚心学习和吸收名家科研成果是研究之关键，扎根切入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是研究之平台，积极关注、参加或组织相关学术交流是研究之网络，提升学术人格独立和文化创新是研究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