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武 著，李寅生 译

（1.茨城基督教大学 文学部，日本 茨城 310-8555；2.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劝农》诗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第一，陶渊明根据自己的农耕体验创作的田园诗。“劝农”是劝慰一般的农民进行劳作的特殊主题，与其说它表现的是作者的观点，倒不如说它反映了躬耕之前陶渊明生活的一个方面；第二，《劝农》诗的主题表现得十分隐晦曲折，因而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便十分必要。

学者认为，《劝农》诗表现了陶渊明农本、重农的思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日本和中国都不乏其人。这种文学视点准确地反映了陶渊明的思想。限于笔者管见，除了郭维森、包景诚认为《劝农》有农本思想①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之外，学术界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仅就陶渊明《劝农》诗的农家思想作以讨论。

一 、农家学派发展的脉络

从先秦到西汉，没有留下与农家理论相关的文献，《汉书·艺文志》有一些零散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有编者的自注，从中可以看出农家学派的两种倾向：其一是“后稷派”—被视为农家学派的主流：“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勤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1]158其二是“神农派”—被视为学派的异端，“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1]159。

“后稷派”的理论和影响，从《吕氏春秋》卷二十六《士容论》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士容论》共四篇，即《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这四篇都体现了后稷派农学家相关的主张。

《任地》记载了后稷提出的十条技术性问题：“后稷曰：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①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六，中国书店1985 年出版，据1935 年清华大学版影印。《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在内容上是统一的，《任地》的后半部分及《辩土》《审时》，对后稷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这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记述，充分表达了“后稷派”农学思想的主张表现出来的特征。

而《上农》则记载了这一派关于农政问题的理论要点：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於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②同①。

“后稷派”关于农政关系的基本立场，集中于农民全力进行农耕劳动的这一点上。由于农耕要全身心地集中投入，所以农民才会变得朴实顺从，从而君主的统治地位也就安定了，这些观点其实是法家与道家的观点杂糅在一起而形成的。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的楚人许行和弟子宋人陈相便是“神农派”人物。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食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2]

从出身来看，许行和陈相都是草莽之民以外的人物。陈相认为君主必须亲自拿着锹、锄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关于他对滕文公的非议，孟子认为人类由于有立场和资质的不同，进而才有了专业的分类，“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便是孟子著名的反驳主张。

君臣共耕是“神农派”的核心思想。在战国动乱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希望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拯救一般人民的苦难。通过种种探索，他们寻找了各式各样的办法，直到秦汉之际发生社会变革时，其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淮南子·齐俗训》记述曰：

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滑乱万民，以清为浊，性命飞扬，皆乱以营，贞信漫澜，人失其情性。①高诱：《淮南鸿烈解》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出版。

在传说的上古史中，神农氏是比后稷还为遥远的古代圣王，他主张君臣共耕、天下均平的素朴共产社会。《孟子》中许行和陈相的言论，反映出战国时期地方农村的民众思想。君臣共耕的理想和用药草治疾病等发明，似乎也给诸子各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秦汉统一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官僚中的主流派也逐渐地吸收了他们的思想。唐初的《隋书》编纂者们虽然淡化了有关学派的特征，但仍能从《经籍志》中找出其中的轨迹。从4 世纪后期到5 世纪初期的陶渊明时代，以强调农业技术为中心的后稷派，加速混合了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的过程。

二、陶渊明《劝农》诗的农家思想

了解了以上农家学派的基本理论，再审视陶渊明的《劝农》诗，这首诗是否体现了陶渊明独到的农家思想？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为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伊众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3]35

《劝农》诗共六章，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前三章）陈述了传说中的古代教民耕种的后稷以及垂范躬耕的舜、禹参加农业生产的事迹。第二段（四、五两章）引用了春秋乱世的隐士长沮、桀溺默默耕耘的故事，郑重地申明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第三段（第六章）列举了孔子和董仲舒等古代圣贤蔑视劳动的事实。劳动自然是农民的天职，但如果能够达到像孔、董二位圣贤那样超然的境界，作者也给予认可，也不惜赞美之词。

《劝农》诗第一、二段虽然包含了农家“神农派”的要素，但其基本观点仍是站在了农家“后稷派”的立场上得出的。《劝农》诗主题的重点在第二节的“远若周典，八政始食”以及第五节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诗中述举的是最优先注重农业的历代圣王。《尚书·洪范》：“农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月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4]74-75古代帝王非常重视农业事物：“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岁月日时纪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违，家用不宁。”[4]78农业的兴衰、收成的丰歉，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兴衰。诗歌对农民生活的种种描写，意在夸耀为政者的功德。诗中所述隐世贤达的农耕生活，也是对农民们勤劳的委婉训诫。

必须指出的是，陶渊明以自然观的视角来审视农业及农耕生活。冀缺，即郤缺、郤成子，春秋时晋国人，郤芮之子。袭芮之采邑冀，亦称冀缺。《国语·晋语五》及《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左传·宣公八年》《左传宣公十一年》等文献记其事。晋文公所提拔的冀缺，在田地里除草尚能执夫妇之礼，他在晋文公、襄公、灵公、成公四代的三十年间，作为卿大夫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治。“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本是楚庄王为了提高国力而劝谕臣子百姓的格言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 年出版，第731 页。，陶渊明以此语入诗，其意亦在劝诫农耕。此外，“矧”“奚”“能不”三个强调性的反诘词，是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语气，是所谓官僚性的话语方式。

“劝农”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帝十三年（前167）的诏勅，《史记·孝文本纪》载：“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5]此后，作为成语的“劝农”多使用于上级督导农民进行劳动。在走上隐逸道路之前的陶渊明，也处于了“上级”的位置，也有了视察农业的经验，其《癸卯岁始春怀古舍二首》其一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3]177二句，便是他的这种直率之语。与个人体验无关的是，这首劝农劳动诗的写作，是在癸卯年（403，时陶渊明39 岁）之前的事，当时陶渊明主要关心的是担任官吏时的参政问题，至于隐逸、躬耕之类的事情，还没有明显地成为眼前所要考虑的事情。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陶渊明在《劝农》诗中歌颂的悠远的太古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很明显，《劝农》诗是以农家“神农派”的观点为根据的理论，这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可以找到依据。陶渊明的农业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农家“神农派”的理论之中，《五柳先生传》的“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3]421、《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3]199、《饮酒》其二十中的“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3]248，等等。正是这般怀古之情，陶渊明才对长沮、桀溺这样的隐士情有独钟，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3]205、《扇上画赞》的“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3]436，对两位高士表达了自己的敬慕之情。“神农派”农家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陶渊明的心中，无论时间流逝多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是不能改变的，这或许是他选择弃官隐逸的原因之一。

三、究竟怎样读《劝农》的第六章

《劝农》诗的第六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孔子和董仲舒是两位伟大的人物，说他们蔑视和不关心农业，似乎是有些唐突。董仲舒因醉心于学问，可能不太关注农事。孔子的言论与思想是不能被忽略和误读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6]135

这里的问题是，学圃的樊须被孔子称为“小人”，并不是儒家最严厉的批判，更不代表孔子鄙视农耕，陶渊明或许没有全面理解孔子的真正意思。如果从经世的角度来看，樊迟也尚未能理解孔子的立场。对《劝农》诗的相关问题有过唯一专论的松浦友久先生，其论文《从知识分子“忧道”与“忧贫”的角度释陶渊明的〈劝农〉诗》②松浦友久著、李寅生译：《从知识分子“忧道”与“忧贫”的角度释陶渊明的〈劝农〉诗》，《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2 期，第12—16 页。认为：孔子对樊迟的严厉批判，并不是对农民和一般人从事农耕的批判，而是认为以关心学问和政治为本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果关注躬耕的话，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本分。松浦友久先生从同样的角度，却对此作了另外一种说明。

就诗篇整体而言，《劝农》诗似乎观点不一，比较复杂，第六章的后四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可谓是奇妙的结语。如果从肯定孔子批判樊迟的立场出发，这四句似乎起到了强调主题的作用。近代的读书人曾就孔子的言论尝试着作过种种不同的解释（详见松浦友久先生论文《从知识分子“忧道”与“忧贫”的角度释陶渊明的〈劝农〉诗》的第三章），但其中难免有牵强附会之说。一般通行的解释是《劝农》诗具有言外劝农之意，其代表学者是清代沈德潜。沈德潜《古诗源》卷八云：“言能如孔子董相，庶可不务陇亩耳。勉人意在言外领取。”[7]中国学者孙钧锡对“言外之意”颇为重视，他说：“如果有谁德才过人，能象孔子和董仲舒那样投身于崇高的事业，我又怎敢不敬佩并称赞他的美德呢？言外之意是，若不能如孔如董，那就必须从事劳作。”[8]

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舍二首》其二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3]181其引用的典故出自《论语》。《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6]168“忧道不忧贫”是先师孔子的价值观，无论凡愚都要做一些与农业有关的劳动。

陶渊明的《劝农》与《癸卯岁始春怀古舍二首》的创作时间不同，虽然都谈到了孔子，但两诗对孔子的态度却有差异。《劝农》诗的主题更加隐晦，第六章诗意陡转，具有相对独立性。日本学者一海知义先生认为：“其称颂孔子的根据，是由樊迟的逸事所引起的……陶渊明由孔子和董仲舒两位儒者的故事，来说明儒家轻视农业和劳动，并对此做出了个人的批判。陶渊明对孔子的批判以及对董仲舒的批判，是极为直截了当的。”①一海知义：《陶渊明对孔子的批判》，日本学术期刊《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四号，岩波书店1977 年出版。对于“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四句，一海知义先生论述道：“如果超然于俗事之外，寻找一条高尚的道路，那么就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人格，四句的大意大概便如上所说。这个结句是把直接的批判变成了缓和的语气，具有一定的保留因素在里面。说是保留，但却是一种冷嘲热讽式的保留，它表明了陶渊明对孔子的批判态度还是较为明朗化的。”②同①。

笔者认为《劝农》诗前五章的“劝农”题旨为全诗定下了基调，而第六章的思想倾向并非“劝农”，这个“倾向”虽不如一海知义先生文章那样直接明快的批判，但还是有一揶揄的因素包含于其中。萧望卿的《陶渊明四言诗论》③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台湾开明书店1987 年出版。认为：陶渊明的四言诗承传了《诗经》的艺术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孔耽”的“耽”只在《诗经·卫风·氓》中使用过，“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9]。“耽”是“耽乐”之义，主要是指恋爱而言。熟悉《诗经》的人看到这个字便会想到《氓》这首诗。“董乐琴书”之“乐”的意思与“耽”相似相应。“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四句，是以农耕之人的视角对孔子、董仲舒两位夫子在道德、修养方面不可能了解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假设。前四句“耽”“乐”的使用与后四句的假设，让读者难以清晰地领会陶渊明的态度和观点，陶渊明的形象似乎也有些模模糊糊了。《劝农》诗从抱朴含真的太古生活谈起，直到最后才曲折地暗示出训诫之意，它是一首会给人们带来奇妙印象的作品。陶渊明的诗歌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寓意，黄文焕的《陶诗析义》曾评论道：“情理深远，释其首尾，光怪万丈。”①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一，《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003 册，齐鲁书社1997 年出版，影印南京图书馆馆藏明刻本。

与五言诗的优秀成果相比，陶渊明的四言诗除了《停云》《归鸟》是对《诗经》的模仿之外，其他四言诗的创新性并不是很大。对陶渊明个人有着严肃看法的萧望卿认为，作为父亲的陶渊明，回顾庄重高贵的的士族家史的《责子》诗，其思想情感也有些挖苦的成分包含于其中。②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台湾开明书店1987 年出版。陶渊明曾做过荆州军阀桓玄的幕僚，去江陵赴任之前，他还属于士族中的“寒门”。官场上的情况如何？陶渊明当然要对此有所了解，于是他便创作这首《劝农》诗，诗中的内容与他的实际体认存在着差距，这或许是对陶渊明用另外一种眼光审视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