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峰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抗战胜利后，沦陷区普遍进行着政治清算与社会秩序的重整活动。不管是战时还是战后，沦陷区这个概念都带有强烈的贬抑性，相较于从大后方胜利归来的女同胞，留在沦陷区的妇女明显居于弱势地位，因为社会加诸在她们身上的道德标准远比大后方妇女更为严苛。她们因为在沦陷区接受过敌伪统治，往往被认为是一批道德与人格有缺陷的附逆分子。在战后社会重整纲纪的过程中，沦陷区妇女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对战后清算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1)具体参见：罗久蓉：《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载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29～164页；高郁雅：《“文化汉奸”谁之过——抗战时期上海女作家苏青的崛起与没落》，载《辅仁历史学报》，2006年第18期，第207～340页。。受到不公正对待，特别是面对来自政治与舆论的双重打压，被贴上附逆政治标签后，她们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抗争？本文通过陈云裳的个案，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分析战后附逆清算中的复杂面相，从而为更好地认识与分析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解。

一、烟幕与真实：陈云裳赴延安？

1946年12月22日，香港《国民日报》登载一则新闻《延安聘陈云裳拍片》：“香港电影红星陈云裳，自月前来港之后，沪法院因陈有附敌嫌疑，曾被检举传讯。近传中共延安政府派专员来港，拟聘陈赴延安，在其新组织之摄影场拍摄影片，闻条件延安方面愿出最高待遇，并拨国币五千万元，为赴延安旅费，刻陈云裳对聘约尚在考虑中云。”[1]陈云裳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代影后，而延安在当时又是一个政治敏感地，两者产生关联，极具震撼与猎奇效果，所以该文刊发后曾轰动一时，有不下10种报刊相继转载或进行评论。当时的陈云裳本人对此消息不置可否，“记者虽从陈云裳关系方面探询，均未得端倪”[2]。电影界大体形成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抗战胜利后在检举附逆影人的压力下陈云裳事业受阻，不得不去延安另谋出路；另一种观点认为陈云裳不可能去延安，这只是有心人故意放出来的烟幕，实则另有所图。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将“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厂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定为汉奸[3]，那些参加过日伪宣传、祝捷等演出活动的人员则为有附逆嫌疑的影剧人[4]。抗战胜利后，派到上海去办理影剧界接收事宜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艺术宣传处处长罗学濂，在其授意下上海电影戏剧协会成立检举附逆影剧人特种委员会，分批公布2000余名有附逆嫌疑的影剧人名单，首批附逆嫌疑人40多名，其中首要分子有7名，分别是李丽华、陈云裳、陈燕燕、梅熹、岳枫、胡心灵、韩兰根[5]。按规定，列入附逆嫌疑名单的影剧人接到上海高等法院的传票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去法院接受审讯，否则难脱附逆嫌疑。曾为敌伪时期上海影后的陈云裳“局促香港，自高院正式传讯附逆嫌疑影人，陈已行踪飘忽，很多人预料其将来沪受鞫，到头来却没有投案”[6]。当时，上海舆论界对检举附逆影剧人颇为重视，民众期望甚殷。陈云裳作为日伪时期上海声名赫赫的电影明星，本身就是一个话题人物，其不理会上海高院传讯的做法，让舆论界一片哗然。因为没有返沪投案，陈云裳在上海已成为抗令的国家罪人，战后的电影界迫于舆论压力，也不敢启用这位在敌伪时期出尽风头且还没有洗刷掉附逆嫌疑的艺人。因此，陈云裳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境地，彼时“延安巨头热衷政治，力争‘民主’中，更需新刺激，则聘陈云裳拍片”[7]。延安方面抛来橄榄枝，无疑给陈云裳的演艺事业打开了新路。有报刊言之凿凿，据陈云裳身边人透露，对于延安的接洽之意，“陈已在考虑中，对于聘约则未肯贸然签字”[8]。此时，舆论界旧事重提，披露蓝苹赴延安的往事，知往鉴今，去延安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所以很多民众对陈云裳赴延深信不疑[9]。

另外一种相左的观点认为，陈云裳到延安拍片之说不尽属实，这可能是假消息，以事实来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第一就是苦头吃不消，而且千里迢迢，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情形下，交通先受了阻碍，要步行或坐十八世纪的车轮，更是她办不到的事”[10]。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1946年6月底，国民党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共产党人正带领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防御战。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在这严酷的军事环境下，延安方面不可能聘任陈云裳赴延拍片，即便真有此意图，也不得不因为战事而搁浅[11]。还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陈云裳作为敌伪时期的艺人，是炒作起来的所谓电影明星，艺术成就一般，“不知凭何种艺术为延安所赏识”，所以赴延安之说应是陈云裳“私人或有此意向”[12]。

所谓无风不起浪，陈云裳赴延安的消息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倾向于国民党政府的报刊认为：“此讯当为共党方面所放的空气，以便动摇在港的制片事业也”[13]。持中立态度的报刊则认为，陈云裳到延安拍片之说系由替陈云裳宣传的人所放出来的空气，这空气含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向政府表示，如果真的要检举定罪，她惟有投到延安怀抱；第二个作用，是表示她不愁没有出路。在政府治下不能拍片，却有延安方面聘她去拍片。逃避法律责任，妄冀托庇于特殊势力之下”[14]。就陈云裳赴延安的话题，当时新闻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扑朔迷离的事件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陈云裳赴延安”到底是真实信息，还是炒作出来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出现有何玄机？

二、“附逆有据”：陈云裳的“落水”

陈云裳，原名陈民强，广州大新公司歌女，艺名“云裳”。1935年，陈云裳结识香港知名电影导演苏怡，受邀主演《女青年》影片，从而踏足影坛。1938年冬，经由影评人沈秋雁推荐，陈云裳北上加入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木兰从军》。这部电影由戏剧家欧阳予倩编剧，名导演卜万苍执导，作为主演的陈云裳其表演也可圈可点，影片一经上映，就引起轰动效应，连映85天，卖座达14.8万人次，打破数十年来国产电影卖座最高记录，陈云裳也一跃成为当时影坛首席大明星[15]。但该片是在上海沦陷后，伪政府主政时期拍摄的，而且影片所属公司后来发现有日方背景，加上凭此片名利双收的陈云裳心境也起了微妙的变化，“顿的陡了起来。于是，她把自己看作‘特殊阶级’的人物了，住洋房，买钢琴，坐汽车，还将自己脱离了群众与社会”[16]，所以这部片子在大后方并不受欢迎，被视为“问题影片”。走红后的陈云裳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宣誓效忠新政府的名单上签字，还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加入和平阵线”[17]，成为一个拥护和平，拥护伪中央政府的女明星，其附逆也凿凿有据。1940年2月，上海日伪政权为汪伪政府的成立进行宣传造势，炮制出一首《欢迎汪精卫》的歌曲，找来当时大红大紫的陈云裳献唱[18]。1942年4月，汪伪政府举行还都二周年纪念，“上海电影界为拥护和平，选了31位耀人耳目的代表，来到南京”，陈云裳的名字赫然在目，她们的到来让“平静的石头城，万人空巷。全南京的人士，争观影星，陷入疯狂的状态中”[19]。1942年10月13日，陈云裳领衔的上海10大影星参观日舰“出云号”并献花拍照留念[20]。更有甚者，陈云裳还是汪伪政府要人褚民谊的干女儿，曾投资于梅思平、沈长庚、张慰如合伙创办的中信实业公司，“该公司经营运输及肥皂厂业，抗战期内藉恶势力之张目，获利极丰，陈云裳投资于此，且任监察之职”[21]。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陈云裳是电影公司炒作起来的明星，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当时上海的影业大亨张善琨。1938年，张善琨给《木兰从军》选角，原本看好的主演是老牌电影明星胡蝶，彼时的胡蝶避居香港处于半隐退状态，对来沪拍片并不积极。张善琨临时决定启用新人，机缘巧合选中了陈云裳。陈云裳虽已在香港和广州拍过一些电影，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影响所及仅限于华南电影圈，上海观众对她并不熟悉。在陈云裳赴沪前一个月，张善琨便开始策划，极力炒作，将陈云裳塑造成一个活泼、健美、阳光，会骑马、游泳、拍照、骑自行车、打网球、开机器脚踏车，坚持学英语的南国佳丽。最为重要的是，陈云裳已受米高梅公司所邀，将赴好莱坞拍戏，是好莱坞中国女明星黄柳霜的接班人，因为张善琨的努力，她才同意在出国前来沪拍戏[22]。这种宣传营销迎合了上海市民求新奇刺激的心理，也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在陈云裳未来之前上海市民就对她充满了浓厚的期待与兴趣。陈云裳来上海后，在张善琨的精心策划与安排下，她除了拍片及接受报刊的专访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交际场所也难见到她的身影，但是市民却可在一些诸如救济难民的募款播音中听到她甜美的声音[23]。上海大小报纸对陈云裳的报道都是：生活很有规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没任何私生活作风问题，而且还深具爱心。可以说，正是因为张善琨的一手策划，将一个演技平平、普通话也不好的陈云裳打造成了上海的电影皇后。

张善琨却是抗战胜利后的影字第一号大汉奸。上海沦陷后，张善琨与日伪势力暗通款曲，逐渐成为上海影业界的巨头。1942年4月，张善琨所属的新华、华新、华成三公司与艺华、国华和金星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其幕后支持人是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同年9月间，张善琨又将沪光、新光、大上海、中央、明星等10余家电影院，合并组成上海影院公司，他为董事并兼总经理。1943年5月，张善琨与日本影业公司进行合作，让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影院公司与日商的中华电影公司合并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与川喜多长政分任董事长，张善琨任常务董事。该公司垄断了整个日占区的电影事业，集制片、发行、放映于一体，有中日演员3000多人，规模之大在当时国内无出其右。这在战后被看成是张善琨出卖上海电影界，充当敌伪政治宣传鹰犬的最大罪证。战后，在检举张善琨附逆的材料中说他“为敌伪作丧心病狂宣传”“中伤抗战，献媚日人，无所不为其极”，所拍影片“均为麻醉人心，低级趣味的色情作品，用以推行敌人之精神毒化政策”[24]。对陈云裳的出名，张善琨可谓功不可没，但也因此在战后的政治判定中两个人都被归为一类人，即是附逆有据之人。

陈云裳作为国难时期上海的著名影星，具有双重附逆嫌疑。另一重附逆嫌疑与她的丈夫汤于翰有关。1943年8月10日，陈云裳下嫁上海镭锭医院院长汤于翰，镭锭医院就是现在的肿瘤医院，当时汤于翰是国内一流的放射性治疗专家[25]。汤于翰原为该医院医生，曾经为李士群妻子叶吉卿，吴世宝妻子佘爱珍，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治过病，还为汪精卫用放射仪器治疗过糖尿病[26]。因为工作关系，汤于翰与汪伪上层多有联系，最后由褚民谊出面介绍，陈璧君将汤于翰收为义子[27]。因为这层关系，汤于翰很快成为镭锭医院院长，并得以进入汪伪政府中央医学研究院，成为其中的主任教授。此外，汤于翰与汪伪政府卫生署长陆润相交莫逆，二人曾是同窗好友。

三、抗战胜利后附逆清算中的性别歧视

抗战时期的电影女明星，特别是沦陷区的明星，尽管在公众视野中风光无限，但更易受到隐形歧视。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电影女明星的门槛较低，更多要求身材相貌，至于演技可以通过形象包装淡化。沦陷后的上海，上流俱乐部的风气是有著名交际花、女伶、电影明星、名妓、红舞女做女朋友[28]。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女性的隐形歧视，“民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凡舞台或银幕上的职业，都是不甚清白的”[29]。另一方面，日伪统治下的上海畸形繁荣，一般民众感到非常苦闷，都想找寻刺激，于是娱乐场所的生意，利市百倍。彼时的上海充满着一股娱乐至死之风，也就是时人所说的“上海的黄色”：“上海人‘黄’颜色特别浓，就说看战时新闻，有许多上海人就喜欢读战时新闻中间的‘敌兵怎么怎么样子的奸淫女同胞’之类的‘豆腐’‘寻开心’之类文字。此类黄色杂志在上海层出不穷，便可见上海人‘黄’的一斑”[30]。这种心理作祟也让一般民众以有色眼光看待电影女明星，将她们想象成生活不检点、道德有所缺之人。

抗战胜利后，在检举附逆影剧人的活动中，部分新闻舆论界人士迎合一般市民的趣味，以痛打落水狗的道德高姿态，刻意对影剧人的附逆嫌疑进行了夸大与不实报道，客观上助推了性别歧视的偏狭认知。陈云裳被定为附逆嫌疑分子后，报刊对她在沪活动报道一变而成“当陈在沪时，交际频繁，时与敌伪时代之红官名宦敌爪鹰犬交往，于是在社交场所，时见此姝之活跃”[31]。陈云裳被张善琨一手捧红，而张又是影业圈赫赫有名的好色之徒，一般人很自然会对陈与张的关系产生无限遐想[32]。当时的镭锭医院是上海唯一一家有放射治疗设备的医院，新闻媒介利用时人对放射治疗不甚了解——当然也可能是新闻记者自身也不了解之故，杜撰了陈与汤认识的经过，“陈之发内有蠕动物，其形如虱，但比虱小，怪痒难堪，实则不仅头部，身上其他部分亦有，陈之浴后裸卧时，即以两手乱搔，陈因欲治其病，经人介绍至镭锭医院，负责治其病者，为汤于翰，当诊之时，陈仰卧于床上，任汤检查，当汤施用手术而注射药水时陈觉得有无名的愉快，每日必往诊治，因之对汤发生好感，与之论婚娶矣”[33]。事实上，陈云裳与汤于翰的结识是因陈到汤的医院里治疗狐臭和头皮屑，并不是所谓的妇科病[34]。

战后对附逆女明星的报道充斥着臆测，隐含着对其人格的侮辱，这种性别歧视如何而来？在战后的检举附逆分子活动中，虽然有人早就指出检举附逆分子不能一刀切：“附逆份子‘正身’的验明，我主张须以他们有无显著劣迹为前提，否则一个为‘南京伪组织’登记的小银行行员行役，也是附逆份子，伪市立学校的学生，也是附逆份子，而那些向敌伪献媚的，也不过一个‘附逆份子’，未免有失轻重”[35]。但在实践中检举附逆分子严重扩大化了，上海电影戏剧协会下辖的检举附逆影剧人特种委员会公布的附逆嫌疑名单将“举凡在沪从事电影与戏剧之活动者，不论时期先后，职务轻重，均列举在内，以昭大公”[36]。其实那些在沦陷时期曾为占领者粉饰太平的艺人们，大多是迫于生计，她们参加了某些演出，甚至为占领军献花，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受压迫下的非自愿行为，可以得到后人某种程度的理解和谅解。当时一般市井大众喜欢将女明星的私生活作为闲暇的消遣，他们心理上也希望看到那些曾经附逆的大明星受审，这比每天看到听到的汉奸被正法更有吸引力[37]。

四、弱者的武器：作为反抗标签的延安

1943年8月10日，陈云裳与汤于翰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世豪华婚礼，据说整个结婚花费350万元中储券，合计法币700万[38]。婚后，陈云裳选择正式息影。当时，在更新换代频繁的演艺圈，一个艺人走红后的周期不过3～5年，从1939年凭《木兰从军》在上海的电影圈崭露峥嵘，到1943年恰好5年，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陈云裳戏路较窄，适合在轻松的喜剧中扮演天真活泼的少女，其他角色较难驾驭，有影评人就对陈云裳提出批评：“近年来她的声誉衰落，我以为这绝不全是因为观众忘了她，还占有了一半原因的是，她忘了观众——观众所需求的新奇、发展和进步。大家都说，陈云裳老腻在一个圈子里，总是那么一套！对，是制片家的短视限制了她在各方面的试探，老使她在一个狭窄的小天地里卖弄着她的‘才气’。她常是被吩咐着使劲‘做戏’，甚至是使她不合法则的耗费精力。在同一境遇中，同一情感下，用同一的表情和动作重复又重复地‘做戏’。因为求胜心切，于是更失去了真实感，只剩了定型的动作，夸张的表情，揉造的情感，扮装的哭笑，以真作假，以假乱真”[39]。此外，1940年、1942年陈云裳的父母亲接连亡故，形单影只的她这时候越发需要家庭的温暖[40]，而且当时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退路，不是舞台和银幕，而是婚姻和家庭。70年后，陈云裳才吐露出她婚后退出影坛的真实原因，因为作为在伪政府统治下生存的艺人，虽然极度反感拒斥，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参加日本人为美化侵略战争、粉饰东亚和平的社交活动，“她觉得唯有离开电影界，才可以不被人利用”[41]。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的上海，抗日的激越旋律一变而为秾艳戏谑的靡靡之音。在敌伪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艺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至于民族大义、人格尊严暂时可以搁置一边，这使得他们个人的生存和选择都以暧昧和矛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些为了活命而留在敌占区的中国人与跋山涉水辗转到大后方奋勇抗敌的中国人，形成了截然鲜明的对比。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来的人们充满着一种政治优越感，而沦陷区的人们却不得不低着头做人。而上海电影界的人士便成了被否定的典型，因其知名度成了众矢之的，沦为战后党派斗争和民众泄愤的牺牲品。战后的香港是上海艺人心目中的乐土，这里不仅是逃避法庭审讯的避风港，还可以继续从事心爱的演艺事业。陈云裳也退居香港暂避风头，本以为三分钟热情后也就没事了，但因为是敌伪时期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加上双重附逆嫌疑，所以一直被舆论揪住不放[42]。作为政治符号化的女明星，她们也难以把握命运自身，其进退不是由自身的影迷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形势所决定。高高在上的明星可能瞬间就会跌入低谷，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

在陈云裳因为附逆问题处境尴尬被动之时，1946年12月下旬，报刊上出现了“陈云裳赴延安”的相关报道。经过抗战的洗礼，延安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可与国民政府对等的存在体，如果说战后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是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的话，那么，“它对立面——延安，却是‘红色’中国在道义、政治和军事上挑战的标志”，延安“作为另半个热爱祖国的中国的首都，作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型”，已经与重庆政府形成了一种竞争与角力关系[43]。“陈云裳赴延安”的新闻适时面世，其搬出延安抗拒重庆政府对附逆影剧人追责的意图较为明显。这就是美国学者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陈云裳作为附逆嫌疑人，在没洗脱自身嫌疑时，她在道义和情感中都不能理直气壮，不敢公然违抗政府的权力威压，但又不甘受这种权力逼拶，所以炮制出延安接洽的话题，“避免了公然违抗的不利”，同时，赴延安的选择，“为‘表演’本身加入了‘幕后’的态度，虽然微不足道，但它足以将其意义传达给‘导演’，但又不会极端到冒公开对抗的风险”[44]。

但这样会不会让陈云裳陷入另一种被动？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撕破脸皮，双方至少在台面上表现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态势，这个时候将延安搬出来，这已不是附逆，而是通共的嫌疑问题。1946年中，陈云裳因为附逆的舆论压力，已经从上海迁居香港，港英政府控制下的香港远离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心，言论要比内地更宽松自由。另外，国共内战正酣，在这一大环境下陈云裳即便有心延安之行也无实现的可能。通共的嫌疑，至少在实践层面不攻自破。1946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以免人心动荡不安”下达《定期结束检举汉奸令》，将原本结束检举告发汉奸的时间从1947年1月31日提前至1946年12月31日[45]。“陈云裳赴延安”的消息刚好出现在这个截止时间的前几天，这其中文字外的意义要大于文字本身的意义。

1946年下半年，因为附逆问题的打击，张善琨决定“远离政治”，在香港重操旧业。为尽快在香港电影市场站稳脚跟，张善琨约请寓居香港的陈云裳拍戏，而陈云裳为还报张善琨的知遇之恩，决定帮张善琨一把。但此时陈云裳已经息影三年，在更新换代频繁的电影圈她是否还有市场？恰在这一时候，出现了“陈云裳赴延安”之说，想到张善琨高超的营销手段，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会不会是张善琨为了测试影坛的反应所抛出来的一个烟幕弹[46]？所以，赴延安的消息也不乏有自我炒作的嫌疑，目的是为陈云裳的复出借力宣传造势[47]。

总之，在抗战胜利后的附逆清算中，因为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加上战后一种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沦陷区的女艺人多被视为道德有污人格有瑕。因为她们大多出身低微，又从事娱乐行业，在性别歧视之外，还多了一个职业歧视。她们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作为弱女子，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政治权威下，她们很难直接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她们选择从一种隐晦或者象征意象上表露自己的态度。战后的“延安”作为一个与“重庆(南京)”对等的政治权力体，充当了陈云裳为自己发声的道具，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