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琨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1.0 引言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呈现出新的态势，翻译活动能够打破语言隔阂，为全球各族群及其文明间的对话创造可能，因而成为当下最为重要的跨文化交流途径之一。文学是文化的一种映射、一种声音，文学翻译则相应地扩大了文学的投射范围，使作家借其作品发出的声音回荡在更广阔的时空语境之中。不难发现，中国翻译界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倾向于探讨外国文学的译入活动。然而，积极有益的文化交流应是双向的、互动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中国文学外译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期以来，数目可观的中国文学作品经国内外众多翻译家、汉学家之妙手，已在译入语语境中绽放出了别具一格的生命之花。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应属这些“移植”中国文学的“园丁”中举足轻重的一位。葛浩文及其翻译备受瞩目，并引发各界热议，以葛浩文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一时间数量激增。学界对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与策略褒贬不一。作为中国文学外译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个案，葛浩文的翻译折射出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等诸多涉及翻译活动的根本性问题。同时，葛浩文翻译引发的争议、质疑与困惑，也亟待翻译界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予以澄清。基于这样的背景，刘云虹教授主编的《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对10多年来学界在该领域所积累的研究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力求一方面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另一方面探寻葛浩文翻译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而言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编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批评目光，在数量众多的相关研究成果中遴选出代表性成果30余篇，以翻译研究者与批评者高屋建瓴的姿态为读者奉上了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葛浩文翻译研究论文集。

2.0 编纂特点及意义评析

近年来，为葛浩文翻译著书编集的现象在国内学界并不少见。在研究著作方面有吕敏宏的《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2011)、孙会军的《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2016)等。另外，史国强与闫怡恂收集、翻译了葛浩文本人数目众多的学术研究论文、散文、杂文、纪念文等作品，结集为《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和《葛浩文文集：葛浩文随笔》两册，由现代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然而，将国内学界近15年来研究葛浩文翻译的重要学术论文汇编成书出版，刘云虹教授主编的《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还是第一部。这是一部“重量级”编著：全书50多万字，700余页，遴选了国内40位知名学者写就的33篇葛浩文翻译研究论文，并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12篇访谈与评述，“力求呈现出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和整体样貌”(刘云虹，2019：9)。在编者看来，“葛浩文及其翻译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史上最为重要的个案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个案层面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同上：8)。她还指出，正因为我们透过葛浩文的翻译能够窥见并进一步思考文学译介活动表象之下的诸多根本性问题，所以葛浩文翻译研究具有多重意义：“其一，加强‘中译外’研究，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必然呼唤译学界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学译介活动与成果进行深入考察；其二，有助于译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实践与研究中凸显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其三，有助于译学界从历史维度对翻译方法与译介效果进行整体把握；其四，有助于译学界在全面考察从翻译选择到读者接受的整个翻译过程基础上，深化对重要翻译家作用的认识”(同上：9)。鉴于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本书的特点和价值加以评析。

2.1 全面性：全方位透视葛浩文翻译

《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基于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40余年的翻译实践与成果，旨在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他翻译了什么？他如何认识与理解翻译？他是如何翻译的？他为什么如此翻译？”(刘云虹，2019：12)等翻译个案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本书所遴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无一不紧紧围绕译者葛浩文这一翻译活动的主体，力求从翻译过程的各个角度出发剖析葛浩文及其翻译。上编“翻译理念与原则”所选论文对葛浩文生平及其对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经历做了简要梳理，借助实例分析和文献解读，从翻译文本选择、译者角色与定位、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与读者接受角度切入，集中探讨葛浩文的翻译观念、翻译思想和翻译原则。正如编者曾指出，“从‘译什么’到‘怎么译’，包括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对翻译形式的选择、对文本意义的选择、对文化立场与翻译策略的选择、对翻译方法的选择等，译者的选择涉及到并作用于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也因而对译本的品质具有决定意义”(刘云虹，2015：160)。由此，中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各篇论文聚焦于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选用的策略与方法，以文本案例分析为依托，辩证分析葛浩文的翻译模式，通过多种研究途径，力求揭示其选择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对译文风格、可读性、准确度产生的影响。下编“翻译文本分析”中所录论文则着眼于葛浩文具体的翻译实践，抛开既有标签的干扰，借助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检视葛浩文的主要译本，并对之做出理性的批评。葛浩文向来重视基于文本分析之上的翻译批评，他认为“译本批评家是翻译事业必要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引领读者接触重要的、高水平的作品(使读者摆脱相反的作品)，根据不同的地点，还能对译作的接受施以全面的影响”(葛浩文，2014：43)。翻译文本分析之于翻译家研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批评者叩问翻译之“真”的依据和参照。附录部分选编了与葛浩文翻译相关的多篇访谈与评述文章，以问答或评论的方式，直观地展现了葛浩文关于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所思所言，拉近了读者与翻译家葛浩文的距离，使翻译的温度真实可感。至此，葛浩文翻译的整体面貌和细部特征在所选论文的多维度剖析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考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全书选编的论文与访谈评述文章中，发表时间最早的可追溯至2005年，最新的则于2017年底见刊，时间跨度超过12年。给予新旧文章同等重视的编排宗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全面了解学界在葛浩文翻译研究领域的历时演变过程提供了可能。

2.2 包容性：求同存异，不避交锋

《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的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上文所述的全面性上，更在于其显著的包容性，即对于不同观点的兼收并蓄。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学界对葛浩文翻译的研究以张耀平于2005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文章《拿汉语读，用英文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为开山之作，自莫言获诺奖以来更是掀起了一阵葛译研究的热潮，时至今日已有较为深厚的研究积淀，也使葛浩文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最受关注也最受争议的西方翻译家之一。本书是对思想火花的真实记录，它让各种声音同台和鸣，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极大的包容性寻求共识并尊重差异与分歧。例如，在上编“翻译理念与原则”中，虽然“各篇论文普遍认为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念、翻译思想密切相关，是良好的翻译理论意识指导下的一种理性行为”(刘云虹，2019：9)，但针对葛氏在翻译实践中采取的在尽可能保持原文风貌基础上注重译文可读性的易化原则，各家有各家之解读。一些学者将之归为葛氏翻译思想的直接产物，即葛氏虽视忠实为翻译的第一准则，但也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背叛、重写和折中。另有学者指出，由于葛浩文身处中美两国文化之间，斡旋于作者、出版商与目标读者之间，其中间人的角色势必要求他考虑读者的接受倾向和出版商的市场期待，在译文中对原文实施“重新编辑”是必然之举。甚至有论文基于葛氏的翻译实践提出，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根据目的语文化实行适当的“语言变异”是译者的职责，一国的文学作品唯有符合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方能真正融入并丰富其文学宝库。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尝试将“葛浩文英译”这一研究对象问题化，指出要评判葛译忠实与否，仅依靠原文与译文的比对是有失偏颇的，应关注葛浩文的翻译过程，通过分析其手稿、书信、出版合同等翻译资料重新审视葛浩文的翻译态度、翻译立场和翻译动机。观点的交锋甚至对峙在中编“翻译策略与方法”里同样存在，例如有论者在反思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艰难历程和接受效度后提出，汉学家译者模式与归化式翻译策略应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的共识。对此，另有论者表示，虽然葛译中国文学的个案已受到广泛认可并被视为成功案例，但断然不可将“连译带改”的不忠实翻译方法上升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方法和模式，更不能据此质疑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此外，亦有学者在论文中阐述了葛浩文的回顾式编译法存在的普遍性和合理性，认为作者、原文编辑、译者、目标语编辑间构成的合作机制能有效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本书下编“翻译文本分析”更可谓是一座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翻译研究花园：各篇论文在译本的选择上不拘一格，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文本分析融合副文本解读、翻译过程探索、翻译诗学等多重路径，切入角度涉及叙事模式的转变、概念隐喻的处理、异化与归化策略的切换、“陌生化”翻译准则的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彰显等方面，力图从中提炼葛氏译本的风格特征；更有论者以文本分析为参照放眼全球，呼吁实现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与世界展开平等、双向的对话，在维护文学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秉持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方针，《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展现出目前国内葛浩文翻译研究的多元视角，并在很大程度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翻译家个案考察之于翻译研究的普遍意义。

2.3 开放性：当事人自我“辩护”

全书内容并非仅限于严肃而激烈的学术争鸣。在笔者看来，编排在正文之后的附录“访谈与评述”构成了本书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葛浩文曾化身“浩文葛”对自己做过一番采访，并借“浩文葛”的提问道出了译者的苦恼：“做翻译的似乎要花不少时间为自己辩护，证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并接受或回应外面的批评，不管这些批评是否言之有理”(葛浩文，2019：676)。处于翻译活动之中心、承受多方压力的译者需要在译文和其他附属于译文的副文本之外获得表达其翻译思想与翻译选择的空间，所幸的是，《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的编者显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本书用超过百页的篇幅收录了葛浩文在2005年至2014年间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代表性访谈与评述，在正文的诸多观点交锋之余，将话语权交给当事人葛浩文，将译者充分纳入翻译活动的场域之中，既给予翻译主体一隅“自我辩护”的开放空间，也为本书创造了新的内部对话的可能。从读者角度来看，这样的考虑也有利于读者暂时抛开前文的种种观点与结论，聆听当事人发出的最真实的声音。附录选编文章包括《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外滩画报》等国内媒体对葛浩文的采访，国内学者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翻译》《东方翻译》等期刊上的对葛浩文和林丽君的访谈记录，以及葛浩文自行撰写并刊登于《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报》上的文章。通过问答与自述的形式，当事人在读者面前“亲口说出”了专属于他的文学翻译的理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目标与选择，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种种思考。直面译者，抛开成见，以事实为导向，开放的文本因而拥有了更大的解读空间、更多的阐释途径，或可打开全新视野，启发后续研究。

3.0 结语

在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战略背景和历史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们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迫切需求。对译学界而言，鉴于葛浩文对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围绕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种种争议，葛浩文的翻译已然超越一般翻译家个案而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和普遍的现实意义。刘云虹教授编著的《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从翻译理念与原则、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文本分析等多方面着手，遴选了10多年来国内葛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在总体上呈现出了全面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言而喻。《葛浩文翻译研究》(2019)在引发我们反思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现状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重新审视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思考中国文学外译的根本诉求，从而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