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栋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 人文学院， 达拉斯 75080)

1.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界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劲的趋势，该趋势试图打破过去一直备受尊崇的翻译应以语言对等为原则的范式，在翻译研究领域掀起了人们所说的“文化转向”。1992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 (Lefevere，1992)。对这个新的转向，众人褒贬不一。一方面，它可以带来新的翻译范式和翻译方法，超越固有的翻译陈规。而另一方面，很多学者认为它忽视了翻译的语言学内核，偏离了翻译研究的根本即翻译实践，而翻译研究则成了译事以外的各种文化研究理论的应用场所。笔者曾听过某位从事翻译理论的著名学者声称，他的学生从事的学术虽然是翻译研究但却与翻译基本无关。如此一来，相当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谈起各种翻译理论头头是道，但其翻译实践，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都不尽如人意，本人经常听到学者抱怨说，不少译文错误百出，晦涩难懂，甚至令人无法卒读，其主要原因就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本人信守这样的学术理念：不能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不是好理论。基于这样的理念，本文面对各种翻译理论争奇斗艳、花样翻新的现状呼吁回归翻译研究的本源。提倡回归翻译的本源并不意味着不注意翻译理论。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回归翻译的基础——阅读和写作，以及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T. S.艾略特 (T.S. Eliot)、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威利(Arthur Waley)、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灵感和营养，以提出一种新的翻译理念，这一理论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行不悖，也可为翻译界一些言人人殊的争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翻译起于阅读，终于写作。在阅读和写作的动态关系中，翻译对于译者和读者而言意义不同。对于译者，翻译必须煞费苦心地构建语言和文化的桥梁，唯有如此，处于某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读者才能抵达异域文化的彼岸。然而，对于读者，即便是喜欢探究的读者，翻译行为也只不过是提供了些许背景信息，译文读起来和本国语的文本也没有什么两样。阅读时，不管是本国语言的作品还是译作，读者都可以发现新的意义和思想，受到启发，也可能为自己的原创作品找到灵感。20世纪上半叶，英美现代派诗人曾经迷恋中国诗歌，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本文以这些诗人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为研究对象，试图反思翻译的本质和功能，研究阅读、写作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基本模式、翻译评价的标准以及理想译者的多重身份。当然，本文并不借助于现存的翻译理论，而是从阅读和写作的视角出发，结合两个新的概念“读者型翻译”(readerly translation)和“作者型翻译”(writerly translation)来探讨这些问题。

2.0 三种基本翻译模式

言及现代主义诗歌创新，大家都认为中国经典诗歌和诗学是不可或缺的灵感和催化剂。不过，说到英美诗人的汉诗翻译，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争议。这些争议聚焦于翻译的价值和有效性，大家基本上持三种态度，其一，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读者持肯定和赞赏态度；其二，精通英汉双语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三，尽管批评家和原创作家认为翻译过来的诗歌可能不够忠实于原来的汉诗，但可以把它们看作创造性的误读，而正是创造性的误读才开辟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创新的道路。这种误读与翻译的文化转向不谋而合，文化转向的中心议题是突破强调语言对等(linguistic equivalence)的翻译原则，使“人们的眼光从翻译内部转向翻译外的社会语境”(周领顺，2018：98)，将翻译活动视为受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影响制约的再创作，也可说是应意识形态、艺术创作等社会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改写(rewriting)(Lefevere,2018)。

我觉得，这三种态度分别可以对应三个不同的翻译模式：1)读者为中心的翻译；2)文本为中心的翻译；3)作者为中心的翻译。第一种翻译以读者为中心，这些读者不懂汉语，因此不在意译文是否忠实于汉诗原文；第二种以文本为中心，持有这种态度的多为汉学家之类的学者，他们非常在意译文是否偏离了汉诗原文；第三种以作者为中心，持有这种态度的是诗人、艺术家、原创作家、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和文学理论家等。他们并不太在意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译文的忠实度，他们更在意在何种程度上译文传达了译者的原创才能以及译文自身能提供多少原创性启示。在此，我需要明确区分翻译过程中的两类作者。前面提到作者为中心的翻译，作者不仅仅指的是的原文的作者，也包括具有原创才能的译者。翻译时，译者发现原文中的新意，在译文中，他又能创造性地表达新意，这样的译者也就成了作者。

在本文中，我将分析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T. 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艾米·洛威尔、亚瑟·威利和其他英美诗人以及学者的汉诗翻译争议，并指出已经不能从忠实的翻译和自由的翻译这个二元对立的角度审视翻译的质量，尽管学者们一直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持久争议。旧的角度已经不能令我们满意，因为忠实和自由根本上就相互矛盾、彼此排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阅读和写作的动态影响出发，重新审视汉诗英译的争议。论及阅读和写作，我提出翻译研究两个新的概念：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熟悉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两个翻译概念的灵感实际上来自于罗兰·巴特的阅读理论，尤其是他的两个著名概念：“读者型文本”(readerly text)和“作者型文本”(writerly texts)。对巴特来说，“读者型文本”指的是读者消极接受和消化的文本，读者只需要享受作者在文本中设计和制造的意义和愉悦 (Barthes,1974:4)。与此不同，“作者型文本”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成为文本的合著者和意义的共创者。“作者型文本”，在巴特看来，“是一个永恒的现在，没有什么后来语言能与之叠合(那样就使它成为了过去)，作者型文本是我们在某个唯一的系统(意识形态、类型和批评)削减多样的入口、开放的网络以及语言的无限性之前，对世界(世界作为某种功能)的无限嬉戏进行贯穿、横切、终止或者塑造，就是我们自己在写作”(Barthes,1974:5)。

既然翻译也是一种阅读，那么，我也可以如此审视。首先，巴特和我都不考虑原文作者，因为作者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引申意义上，都已经死了；其次，我们都认为，文本在出版发行面向大众的时候尚未完成，需要读者参与共同完成；其三，我们认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文本“并不是释放‘神学’意义的一连串文字(作者——上帝的‘信息’)，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在其中，多种写作(都不是原文)彼此混合互相冲撞”(Barthes,1977:146)。最后，我们相信作者没有预设有待我们发现的意义，读者可以随意驰骋文本世界，发现阅读的乐趣，与文本中的思想角力，不用考虑作者是否预设了这些思想。

我的翻译观得益于巴特的思想，但还是和巴特有很大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他关注阅读问题，而我关注的是翻译问题。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基础不同，巴特的思想基于文本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我的概念基于原文、译者、读者、译文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这样，我的“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概念要比巴特的“读者型文本”和“作者型文本”复杂得多。巴特仅仅聚焦文本和读者，而我则要研究作者、读者、学者、批评者和译者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译者首先是个双重读者，他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其他译者译文的读者。因此，他必须承担多重角色。如果我们置译者于翻译地形学构建的中心位置，那么对原文来说，他是读者；对于原语言的思想文化来说，他是学者；对于可能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的他自己的作品来说，他又是作者。

上面是我和巴特的相同和相异之处。接下来，我将继续阐述我的两个翻译概念，也进一步区分我的概念和巴特的思想。读者型翻译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文成为目标语言中的译文，它试图让译文趋近原文，优先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和文本架构，这样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文匹配。作者型翻译也是一个过程，和前者类似，只不过它没有试图让译文匹配原文，而是积极努力让译文和原文形成对话或者竞争关系。译文可能在细节上没那么忠实于原文，但是却在内在精神层面上忠实于原文，忠于作者的原创精神，体现译者的原创精神。

在功能上，读者型翻译是信息性的，可以满足不懂原文语言读者的知性需求，而作者型翻译则是构建性的，可以磨砺原创作家的审美感知，塑造他们的创造视域，把他们引入艺术的成熟。读者型翻译是通往发现之路，作者型翻译是创造的工具。读者型翻译更多时候是学者的作品，而作者型翻译更多时候则是原创作家的作品。对于从事翻译的原创作家，翻译常常是在从事实验性的创作。可以这样说，读者型翻译帮助一位年轻作家发现新的思想和启迪，而作者型翻译则帮助作家发现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

对于阅读而言，巴特觉得作者型文本优于读者型文本，作者型文本代表这个时代“我们的价值”，读者型文本则代表的是“反价值”“否定的、反动的价值”。读者型文本是古典作品，以传统的、线性的和标准的方式呈现，严格遵守传统的形式和风格要求。在读者型文本中，意义是为读者预设的、固定的，期望读者被动地消费 (Barthes,1974:4) 。尤为甚者，读者型文本让读者堕入“懒散”，试图消除文本中任何可能带来多重阐释的元素，服务基于商品化和利润化的资本主义逻辑，让符合这样逻辑的文学长存。

在我对翻译新的构思中，我并没有对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隐含偏重哪一家的意思，我倒觉得它们各有长短，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这些不同读者团体有不同的偏好、审美感知以及意识形态。每一种翻译都有自己的功用，所以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不应该排斥或者替代彼此。相反，他们是互补关系，形成知性和艺术发展的连续体。读者型翻译是知性发展的起初阶段，作者型翻译则代表着创意洞见和艺术精妙。因此，译者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能够抵达原文的深处，发现原文中潜藏的联系，参与原文意义的创造，成为作者。这样，他不仅仅传达了原文内容，也赋予原文一个新的生命。正如本雅明指出，“不止步于传达原文内容的翻译横空出世，在存活的过程中抵达不朽的盛名。坏的翻译则不然，他们只服务于原文，依赖原文得以生存。在好的翻译中，原文的生命得以不断更新，一直绽放最华美的花朵”(Benjamin，1968：72)。本雅明在此道出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的区别，作者型翻译远优于读者型翻译。

3.0 读者型翻译和作者性翻译的先驱

为了进一步探索和阐释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的概念，我将审视其他理论家、批评家和学者的观点，原创诗人的翻译实践，特别是美国现代派诗人的汉诗英译。本雅明的文章《译者的任务》(1968)是一篇有关翻译诗学的重要论文，有学者将其重要性提升到如此高度，以至于没读过该论文就好像搞英国文学研究的没有读过莎士比亚一样。该论文虽然晦涩难懂，但对翻译研究颇有启发性，至少对本文而言可以让我们初步区分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导向不一样，本雅明将读者和观赏者驱逐于艺术创造之外，一开始，他就这样说，“没有谁为读者写诗，没有谁为赏者作画，也没有谁为听众谱曲。”然后，他设问，“那么，谁为那些不懂原文的读者翻译呢？”这里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他没有明说，他的问题像是一个谜：如果不为读者而译，那还做什么翻译？在我看来，谜底在于文学和非文学翻译的区别。他认为文学不是为读者而译的，因为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文学作品在‘说’什么？想传播什么？对于理解它的人，它‘说’的很少，因为它的本质功能不在于陈述或者传达信息，但是，翻译如果要传达什么，那么，传达的必然是具体信息，而这信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又是无关紧要的，这也就是坏翻译的标志” (Benjamin,1968:69) 。从本雅明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好的翻译不应该仅仅是传达信息，他似乎对读者型翻译评价不高，他欣赏的翻译接近于我说的作者型翻译：

和艺术不同，译作不是永恒的作品，可是，它的目标依然是所有语言创造的最后、终结和决定性的阶段。在译文中，原文得到升华，进入更高更纯的语言天空。它肯定不能永远在那驻留，也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然而，就这样一次性的，至少它指向这个区域：语言层面上注定的又迄今无人企及的调和和圆满。不可能有完全的转变，能抵达这个区域的翻译元素已经超越了主题内容的传达 (Benjamin,1968:70) 。

本雅明的观点中，有好几点符合我的作者型翻译观。首先，翻译在语言学层面挑战译者，促使他超越原文作者，为他自己的原创作品打下良好基础；其次，翻译指向翻译之外，在想象的空间中原文得到升华，进入更优越的语言境界；再次，翻译把译者带入更高的艺术领域，而这只是潜藏于原文，只有好的译者才有可能抵达这个境界；最后，如本雅明所言，翻译不仅仅是主题内容的传达，他的翻译观涵盖了读者型和作者型翻译。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文章聚焦的是作者型翻译。

T. S.艾略特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区分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的英美诗人和批评家。他意识到汉诗英译对英美现代派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艾略特对汉学家理雅各(Legge,1871)、亚瑟·威利 (Waley,1996)以及埃兹拉·庞德 (Pound,1954)等诗人的翻译进行比较研究，意识到汉诗翻译对英美诗歌的影响：“不可否认，一个半世纪以来，东方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我们这个时代的英语诗歌界而言，可能每个用英语写作的诗人都读过庞德和威利翻译的汉语诗歌”(Eliot,1962:113) 。其中，威利和庞德的翻译可以分别看作为学者翻译和诗人翻译。但是，艾略特并没有把两种翻译等而视之的幻觉，他似乎觉得两种翻译应该遵从的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评论庞德《华夏集》(CathayPoems)诗歌时，他说，“庞德的翻译看起来半透明，这也是他的高超所在，阅读他诗歌的时候，与阅读理雅各的翻译相比，我们会觉得离汉诗更近了。不过，对这种感觉，我也表示怀疑”(Eliot,1928:xiii ) 。阅读最后一句话，我们发现艾略特并不确认庞德的翻译比理雅各的翻译更趋近汉诗原文。不过，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觉得庞德的诗歌翻译更胜一筹呢？艾略特对庞德和理雅各汉语诗歌翻译的比较颇有启发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读者型和作者型翻译。《华夏集》面世后，诗歌本身因为庞德的诗歌才情而大受赞誉，而其翻译则因为学问不足和不忠实于原文而受到批评。威利是汉诗英译的权威，在对庞德不确切诗歌翻译的批判中，他发出的声音也最响。他贬低庞德《华夏集》的翻译，认为它是三手翻译，第一手是日本学者史达的翻译，第二手是费诺罗萨的翻译。与之相反，理雅各的翻译学术严谨，出版面世以来，被认为是完美的翻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艾略特知晓这一切，却依然认为庞德的翻译要优于理雅各的翻译。

我觉得艾略特其实另有所指，似乎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种是理雅各和威利等汉学家的翻译，另一种是庞德等原创作家的翻译。在这里，他的看法已经有读者型和作者型翻译概念的雏形了。1928年，正当美国现代派如日中天，艾略特发表他对《庞德诗选》的介绍，在介绍中，作者型翻译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他如此评价庞德的汉诗翻译：“必须指出，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创造了汉语诗歌”(Eliot,1928:xvii ) 。可以这样理解艾略特的话，与其说庞德的《华夏集》是汉诗的翻译，还不如说是在汉诗的启发下原创的诗歌。称颂庞德为“汉诗的创造者”的同时，艾略特解释道，“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汉诗，实质上是庞德所创造。不过，也不是说有自在的汉语诗歌，等待理想纯粹的译者来翻译”(Eliot,1928:xv)。 很明显，艾略特相当重视庞德的原创，因此形成了作者型翻译概念的雏形。艾略特不懂汉语，对庞德翻译是否中规中矩不感兴趣，因此他也没怎么思考读者型翻译。通过关注庞德汉语诗歌翻译的原创性，艾略特为我的“作者型翻译”概念的诞生铺平了道路。由于他更重视作者型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他误导了后来的学者和诗人，让他们低估作为译者的庞德，也让后来另外一些学者有了为庞德翻译辩护的理由，即庞德是原创作家。他的观点甚至影响了那些通晓英语和汉语的学者们的评判，他们直接摈弃庞德的翻译，剥夺他作为翻译家的权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亚瑟·威利和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等汉学家们认为庞德不是真正的译者，他们因而倡导了我提出的“读者型翻译”概念。肯尼迪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观点和艾略特完全相反，强调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他没能看出庞德汉诗翻译作者型翻译倾向的价值。在评论庞德汉诗翻译时，他的口吻充满了讽刺之味：“毫无疑问，这些是好诗；同样毫无疑问，这些是坏的翻译。庞德徒有翻译实践，而无翻译训练。作为诗人，我们该向他致敬；作为译者嘛，就没有必要了”(Kennedy,1958:36)。在这贬抑性的评论中，肯尼迪触及了学者翻译和诗人翻译的一些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以引申为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之间的差异。读者型翻译的标志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受到原文语言和文化的有力学术支撑。在批评庞德的汉诗翻译时，肯尼迪如此设问：“庞德翻译好在何处？在于最终产品——风格卓越，诗意盎然，还是在于原文，深入了解中国诗人的心灵和诗歌艺术？” (Kennedy,1958:24)。这个问题包含着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的元素。在很多方面，读者型翻译以作者为中心，几乎等同于学者翻译。它是翻译的源头。相反，作者型翻译是一个终极产品，受到译者才智、创造和学识的塑形。为了厘清两种翻译的差异，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诗经》中一首诗三种不同版本的翻译：

出其东门，

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

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

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

匪我思且。

缟衣茹藘，

聊可与娱。

(1) 我的译文：

Going out of the East Gate

There are girls as many as clouds

Though numerous as clouds

They are not the one in my heart

The girl in 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

Is the one who pleases me.

Going out of the outer gate

There are girls many as cocongrass flowers

Though numerous as cocongrass flowers

They are not the one in my mind

The girl in white and purple clothes

Is the one who enchants me.

(2) 威利的译文：

Outside the Eastern Gate

Are girls many as the clouds;

But though they are many as clouds

There is none on whom my heart dwells.

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

Alone could cure my woe.

Beyond the Gate Tower

Are girls lovely as rush-wood;

But though they are lovely as rush-wood,

There is none with whom my heart bides.

White jacket and madder skirt

Alone could bring my joy. (Waley, 1996: 75)

(3) 庞德的译文：

At the great gate to the East

Mid crowds

be girls like clouds

who cloud not my thought in the least.

Gray scarf and a plain silk gown

I take delight in one alone.

Under the towers toward the East

be fair girls like flowers to test,

Red bonnet and plain silk gown

I take delight with one alone. (Pound, 1954: 44)

我的翻译显然是读者型翻译，因为它忠实地译出原诗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其中的意象和色调，为读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只是少了点诗的味道。和学者翻译一样，读起来总有点苍白无味。威利的诗歌介于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之间，除了这一句“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 Alone could cure my woe，”都显得非常忠实于原文。他想得很周到，能够保持原文中的提喻“White jacket and gray scarf”，但是，我不太理解他的“cure my woe”，原文好像没有这个意思。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原诗的韵律，但是却忽略了原诗突出的韵味。庞德的翻译没有忠实地再现原诗，比如说译诗的第二节只有四行，我猜这可能是出于翻译的错误或者误解。然而，作为诗歌，庞德的译诗肯定要超越我和威利的译文，因为他的译诗不仅仅有了诗歌的韵味，还捕捉了诗中人物想法渐进的节奏。在“Mid crowds / Be girls like clouds / Who cloud not my thought in the least”中，庞德展示了对原诗的感悟，嬉戏般地用“crowd”来和“cloud”押韵，又把“cloud”活用为动词，这样的诗歌架构展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视觉特征。两节诗的最后两行都是叠句，回荡的旋律，让人感觉挥之不去，灵动地呈现了人物的思绪，反复肯定对爱情的忠贞。

反思了翻译的本质之后，我将继续探讨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审视其中的翻译行为，研究它们在一些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我还将着重研究庞德的汉诗翻译，他对此非常痴迷，并由此创造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创作法。通过研究庞德，我希望重新定位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视域下译者的角色。

4.0 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的功能

4.1 读者型翻译是诗歌创作的原材料

对于大多数现代时期的美国作家而言，汉诗英译属于读者型翻译，向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文化传统中的诗歌信息，成为他们自己诗歌创作的素材。翻阅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的作品，不难看出，大量的诗歌都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中国素材，使其成为诗歌的内容或者题材。据我的不完全研究，当时，大多数诗人的作品中都出现了中国题材和意象，其中包括洛威尔、叶芝、艾略特、弗罗斯特、海明威、桑德堡、华莱士·史蒂文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甚至也出现于哈特·克莱恩的作品之中。在克莱恩的杰作“The Bridge”中，他写道：“-biding the moon / Till dawn should clear that dim frontier, first seen /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大汗的大陆”指的是忽必烈时代的中国。在洛威尔的作品中，不仅有很多汉语诗歌的翻译，也有很多中国题材的原创诗歌，其中涉及李白、卓文君、司马相如以及其他中国的历史人物。洛威尔写过一首叙事长诗“瓷器传奇”(Lowell,1955:251-260)，这首诗很出众，叙述一个中国瓷器的传奇故事。写这首诗之前，她读了一本有关中国瓷器之都——景德镇的书籍，受了这本书的启发创作此诗。在诗的结尾，洛威尔说她买了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瓷器作坊老板的漂亮女儿的故事。因为过于思念她的未婚夫，她忘记了当地的一个风俗，即用一面神圣的旗子来阻挡恶灵，因而给瓷器作坊带来了灾难。为了赎罪，她日夜劳作，制造一个观音(中国的菩萨)瓷像。她的辛劳、投入和天赋最终感动了菩萨，赢得菩萨的慈悲，菩萨结束了瓷器作坊的灾难，也成全了作坊主女儿和她未婚夫的婚姻，他们最后幸福地结婚了。在洛威尔的诗中，她不仅仅用中国素材进行叙述，还直接引用了中国的成语“沉鱼落雁之貌”(Lowell,1955:251)。

出于对汉语翻译的极大兴趣，英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家学者们都竞相翻译汉语文章，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汉诗翻译设擂。更为甚者，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争论谁的翻译语言更为精确以及精神更为忠实，其中，艾米·洛威尔、亚瑟·威利和维特·伯纳恩之争就是一个典型。洛威尔女士就曾在《诗歌》杂志上发文与威利和尤妮斯·蒂金斯展开论战。在那段时期，模仿汉语诗歌写诗成为诗人们的文学时尚，有些写诗为了发表，也有些写诗纯粹为了朋友之间私下逗乐。

当然，所有作家之中，融合了最多中国素材的莫过于庞德。众所周知，他的《华夏集》深受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注解的汉语诗歌的启发。在创作他的杰作《诗章》时，中国翻译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意识形态内涵、诗歌创作技巧以及信手拈来的各种素材，这才令他能够完成世界历史的史诗叙事。意识形态上，庞德不仅认为中国的儒家价值可以与西方现代社会价值媲美，更觉得中国可以为深受战争戕害的西方社会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模式。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在早期中国文学之旅中，“引导他进入中国文学的主要是翻译” (Spence,1998:168)。 史景迁很恰当地指出：“庞德于1917或者1918年获得了法国汉学家M.G.颇吉翻译的《四书》，此书被认为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必读书籍，他由此有了学习儒家思想的强烈兴趣。《资治通鉴》详尽记载了远古到18世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变化，同样，庞德也是读了法国冯秉正的译本后才能够细细研读中国历史”(Spence,1998:169)。

事实上，中国历史和知性思想的翻译为庞德的大部分《诗章》，尤其是第十三诗章和所谓的“中国诗章”，提供了素材。其中，第十三诗章可以看作对儒家思想的礼赞，在庞德心中，基于清明政治和公平经济的儒家是理想社会秩序的化身。比较整个诗章和一些儒家经典，读者肯定会大吃一惊，诗中思想和儒家思想如此相像，简直就是《论语》和其他儒家经典的诗意表征。在《诗章》中，有很多处，可以看出其渊源乃是庞德对现存中国素材的诗意复述，有些复述相当直接，成为传达中国传统信息的读者型翻译。因此，可以说，阅读其他学者中国著作的翻译时，庞德采取的是读者型方式，这和一般的文化消费阅读没什么两样。

4.2 作者型翻译与作家的创作实验

在庞德阅读和使用汉语翻译中，诗意复述可谓微不足道，更值得称道的在于他利用汉语翻译进行他的诗人成长过程中的实验，为他的诗歌原创铺平了道路。庞德对汉语翻译兴致盎然，自己也亲身从事翻译，艾略特相信这些对他的诗歌成长有着很大影响。回顾庞德的艺术发展历程，艾略特隐约指出作者型翻译及其对庞德诗歌成长的影响：“庞德的翻译很有意思，这也是庞德诗歌发展的必经之路。其实，尽管今天人们喜欢汉诗，在一定程度上，和慕尼黑人喜欢柳罐和中国像章，以及与克佑区的人们喜欢中国艺术没什么两样。很有可能，和普罗旺斯、意大利和萨克森一样，中国也对庞德产生了影响，因为没有一个从事国外研究的人可以避免受其影响”(Eliot，1928：15)。艾略特的话暗合中国一句古老谚语的智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事翻译的原创作家肯定会受到翻译作品的风格和技巧影响。

庞德是这样，其他诗人也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汉语翻译的影响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作为触媒的“他者”，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到后来，则成为内化了的诗学，支撑他们的诗歌革命。起初，汉诗是少数诗人品尝的新奇的时尚，后来通过戈蒂耶、贾尔斯、理雅各等学者的翻译，汉诗变成了一个外在的“他者”。通过戈蒂耶、贾尔斯、莱格、弗诺罗萨、比尼奥、庞德、威利、洛威尔、福德、艾略特、威廉姆斯、叶芝、史蒂文斯、弗莱彻、伯纳恩等众多诗人和学者的翻译和阐释，一代英美诗人发现了“中国，一个新的希腊”(庞德的原话)，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汉语诗歌影响，从中国诗人那里得到新的诗歌题材，也学到了新的诗歌创作技巧。对弗莱彻、庞德、洛威尔和斯奈德等著名诗人而言，汉语诗歌翻译让他们走上了发现自我的道路。为人熟知的是斯耐德(Gary Snyder)的寒山诗歌翻译，这些诗歌的翻译成为他自己诗歌灵感的源泉，让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诗风格。对洛威尔来说，她从和艾斯库夫一起翻译汉诗过程中获益匪浅。当然，说到从汉语诗歌翻译中受益，庞德自然最多。汉诗翻译，不管是读者型翻译还是作者型翻译，都让英美诗人们开始实验性创作，澄清模糊的想法，启迪原创性的思想。在他们的翻译实验中，他们既是读者、学者，又是批评者和作者。译者的多重身份由翻译自身的动态关系决定，不是读者型翻译和作者型翻译孰优孰劣，它们共同构成一个阐释整体，这也是对一个理想译者的要求。

5.0 结语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很有影响的论著《翻译、改写与文学声誉的操控》(2018)一书中，以详实的资料探讨了翻译、诗学、史学、编辑、文集收录和文学评论等带有改写性质的活动影响或左右了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经典化过程。通过分析此类改写如何根据意识形态和艺术创作的目的操控了文学作品，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翻译等改写活动可以赋予原有的作品以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声誉和地位 (Lefevere，1992)。虽然勒菲弗尔的书涉及史学、编辑、文论、批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但该书的重点是翻译研究。因此，其研究结果给本文的翻译理念提供了理论性和实践性支撑，我们将翻译实践分为“读者型翻译”和“作者性翻译”，也许有助与解释和解决翻译研究领域许多似乎不可调和的理论、看法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