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超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1.0 引言

气候变化如今正愈演愈烈。北极消失的冰川，澳洲绵延的大火，欧洲袭人的热浪无不在提醒人们，关注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面对当下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当代英国诗人们创作出大量有关全球变暖、冰川消融、物种灭绝的气候变化诗歌。2015年，英国前任桂冠诗人卡罗·安·达菲(Carol Ann Duffy)汇集了21首由当代英国诗人创作的气候变化诗歌，并将这些诗歌发表在《卫报》(TheGuardian)上。这21首诗歌的作者涵盖迈克·朗利(Michael Longley)和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等众多当代著名诗人，诗歌内容涉及冰川融化、物种灭绝、极端天气等热点议题。其实，早在6年前，《卫报》就开辟了专栏，登载了英国诗人卡罗·鲁明斯 (Carol Rumens)、凯瑟琳·杰米(Kathleen Jamie)和安德鲁·莫辛(Andrew Motion)创作的气候变化诗歌。除了在主流报刊发表诗歌外，当代英国诗人们还出版了诗集，以此号召读者关注当下严峻的气候危机现实。彼特·雷丁(Peter Reading)的《-273.15》(-273.15)、保罗·芒登 (Paul Munden) 的《感受压力：诗歌与气候变化的科学》(FeelingthePressure:PoetryandScienceofClimateChange)以及德雷克·马洪(Derek Mahon)的《地球上的生命》(LifeonEarth)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可见，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英国诗人重点关注的对象。

评论界目前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小说”(cli-fi)，有关气候变化诗歌的研究尚不多见。①此外，从当下有限的关于气候变化诗歌的评论来看，鲜有研究者讨论这一类型诗歌中展现出的气候伦理意识。本文以气候伦理为切入点，在梳理西方环境伦理的基础上阐释气候伦理的概念，随后，本文将重点分析北爱尔兰诗人马洪的组诗《向盖亚致敬》(“Homage to Gaia”)中的气候伦理意识。马洪在组诗中借由“盖亚假说”探讨了气候变化背景下地方与全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表达了对绿色科技前景的深刻思索。诗人通过描绘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影响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号召读者重审失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起和谐的气候伦理。

2.0 气候伦理的生成

气候伦理经历了长期的哲学准备，且建立在环境现实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将伦理考量的对象视作一个圆圈，那么这个圆圈就一直处在不断扩展之中。功利主义创始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道德原则引论》(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sofMoralsandLegislation)中认为，动物和人一样能感知痛苦，因此，我们应该将道德考量扩展到动物身上(Bentham,1780)。边沁将动物视为伦理考察对象是对笛卡尔动物机器论的反拨。然而，无感知和无生命的物体并没有进入边沁的伦理研究视野。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其《沙乡年鉴》(ASandCountyAlmanac)中提出“土地伦理”(land ethics)和“生态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的概念。利奥波德在书中提到，人类和土壤、河流、动植物共同构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土地社群”(the land community)，在这一社群中，人类不再是征服者，而是与其他成员地位平等(Leopold,1949:171)。相较边沁的观点，“土地伦理”的概念将伦理考量范围进一步延伸至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无生命体，因而具有进步意义。70年代末，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了现代环境伦理的内涵。“深层生态学”将地球视作是一个由各种有机体构成的平衡且和谐的整体，其主要观点是承认非人类自然万物有其自身“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这种“内在价值”不取决于非人类自然对人类是否有用(Naess,1995:68)。奈斯还认为，人类目前对非人类自然过度干涉引发了环境危机，并且这种危机正愈演愈烈。深层生态学的观点使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它认为地球上非人类的自然万物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其次，深层生态学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和自然万物是一样平等的个体，这种观点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然而，不难看出，不论是利奥波德还是奈斯都没有提及与气候相关的伦理意识。

首次将气候纳入伦理考量范围的当属“盖亚假说”。就在奈斯提出“深层生态学”的同时，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了“盖亚假说”。“盖亚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深层生态学的佐证，它将地球看作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生命体，地球上的各种有机体与包括大气、海洋和土壤在内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复杂且连贯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地球保持了适度和稳定的状态。在洛夫洛克看来，地球上的各种元素相互关联，为了使生命延续和发展，地球需要不断地作出调整。地球的这种自我调整是自发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类中心主义的进化观阻碍了我们理解目前地球的状况，同时也引发了环境危机。洛夫洛克指出，“盖亚假说”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地球比作是生命体，这一隐喻提醒我们，人类只是地球的一部分，人类的权利受到其他地球同伴需要的限制(Lovelock,2003:770)。“盖亚假说”不仅修正了利奥波德认为的人与自然万物在地球上有着固定位置的观点，还将伦理考察的范围扩展到自然界的各项元素，为我们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盖亚假说”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首先，地球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在提出“盖亚假说”之初，洛夫洛克就强调地球能够自我调节大气温度，从而创造适合各种有机生命体生存的条件，这是整个盖亚系统的基础。然而，人类目前对大气的干预和影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地球是否还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地球自我调节的速度能否赶上人类破坏自然的速度？其次，“盖亚假说”中隐藏着一种悲观厌世论。洛夫洛克认为，地球自我调节具有不可预测性，还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人类无法理解和预测地球的行为，人类企图拯救地球是一种傲慢的表现，因为地球会自己照顾自己(Lovelock,2010: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盖亚假说”进一步扩展了伦理圈的范围，使得气候成为同动植物、河流、土地一样值得从道德层面关注的对象。

进入21世纪后，气候伦理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持续研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危机，出版了如《何处着陆?》(WheretoLand?)等众多有关生态伦理的著作。2018年，拉图尔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蒂莫西·蓝顿(Timothy Lenton)在《科学》 (Science)杂志上发表《盖亚 2.0》(“Gaia 2.0”)一文。文章指出，地球的自我调节并非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类有必要在其中加入自我意识和个人行动，从而使盖亚系统运作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即盖亚2.0(Latour & Lenton,2018:1066)。盖亚2.0理论是洛夫洛克“盖亚假说”的进阶版，肯定了人类在地球气候调节过程中的参与度与重要性，也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对气候变化应承担起的伦理责任。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哲学家将焦点放在非人类自然物质的能动性(agency)以及人与非人类自然物质的交互(intra-action)上，试图拆除人与自然的边界，进而瓦解人类中心主义。对这些哲学家而言，“能动性”(agency)不再是人类的专利，诸如金属、机器、食物和大气等物质同样具有产生效果的“能动性”。人类与非人类自然元素统一于“物质性”(materiality)，两者紧密交织、不可分割。新物质主义哲学赋予各项非人类物质以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间的二元对立，为我们思考人类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蒂莫西·默顿的(Timothy Morton)“超物体”(hyper-object)概念、史黛西·阿莱默(Stacy Alaimo)的“跨身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都试图建立起人类与气候的伦理连结，催促人类反思破坏大气的行为，从而产生新的环境伦理观。②从以上对西方环境伦理的梳理不难看出，气候伦理随着伦理考察对象范围的不断延伸而产生，其相关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气候伦理的概念内涵以及现实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挖掘。

除学理层面外，现实气候危机也是气候伦理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截止2012年夏天，北极冰雪覆盖的区域比上世纪60年代减少了约20%。全球气候变化引发了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空气污染、物种灭绝等多种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气候难民问题的显现等也极大地增加了全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5次评估报告长达1千多页，其重点放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科技应对手段上，报告中只有约10页的内容谈及人们对当前气候变化应负起的伦理道德责任(IPCC,2014)。诚如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言，人们广泛认为当下气候变化是科学议题，与思想意识、经济剥削、殖民主义等毫无关联，这实际上误判了气候变化的根源，也使得当下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建立在不完全分析基础上(2014:50)。同样地，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雷塔·嘉德(Greta Gaard)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应当只将目光停留在科技层面，而是应该采取更广阔的视野，考察气候危机所包含的性别、物种和全球化等环境正义议题(2017:117)。可以看出，当下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以及现有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缺乏伦理维度，仅关注气候变化中的科技层面实际上缩小了气候变化的内涵，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与根本。当下的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危机，更是一项“道德困境”(Rolston,2012:210)，要解决这一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还需要伦理的介入，从道德上规范人们的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气候伦理伴随环境伦理的发展和现实气候危机而产生，它以全球化和历史性的眼光审视气候变化所纳摄的生态、代际、种族、物种、性别等维度，强调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构建气候伦理实际上是认可应对当下气候危机需要人文研究者的协助。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气候变化诗歌，赋予环境破坏事实及冰冷的科学知识以温度，提供了一种“文学表达的道德标准”(Parini,2005:231)，在构建和传播气候伦理上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3.0 《向盖亚致敬》中的气候伦理

当代英国气候变化诗歌表现了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代际公正、环境正义、南北差距及行动力等问题，凸显了气候伦理。卡丽·埃特尔(Carrie Etter) 的诗歌《天气预报》(“The Forecast”) 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描述女儿与父亲闲聊天气的日常生活场景。女儿每次回家都会问父亲：“什么是正常的天气？”父亲不断翻看温度、降雨等气候资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厄尔尼诺、拉尼娜和气候变化”(Munden,2008:19)。③该诗强调个人体验，表现了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代际公正问题。佩欣斯·阿格贝比(Patience Agbabi)《印第安夏天》(IndianSummer)组诗中的《海啸》(“Tsunami”)一诗通过一位印度女子的口吻叙述2004年印度洋海啸到来时的场景及心理感受，展现了女性视角下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影响(Astley,2007:200)。组诗中的另一首《二氧化碳经济学》(“ECO2nomics”) 纳入了伦敦、德里、巴黎和尼泊尔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首诗中，阿格贝比通过并置发达地区的消费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灾难，表达了对环境正义的思考(Astley,2007:201)。莫辛的诗歌《魔术师的镜子》(“The Sorcerer’s mirror”)采用十四行诗组诗的形式将遭受风暴侵袭的花园同极地冰川消融连结在一起，通过具体地方的经验展示全球气候变化的跨时空影响(Motion,2009)。可以说，当代英国气候变化诗歌试图从伦理层面唤醒读者的生态意识，进而采取实际行动保护地球大气。以下将以马洪气候变化组诗《向盖亚致敬》为例，重点分析该组诗中蕴含的气候伦理。

北爱尔兰诗人马洪进入创作中期后，频繁关注气候变化议题，其诗集《海港之灯》(HarbourLights)和《争分夺秒》(AgainsttheClock)深入探索了全球变暖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诗人2008年的诗集《地球上的生命》(LifeonEarth)一出版就获得爱尔兰“现时诗歌奖”(Poetry Now Award)。这部诗集中的组诗《向盖娅致敬》包含9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四行诗，集中体现了诗人对气候伦理的思考，被誉为 “当代爱尔兰文学中生态意识与诗歌结合的典范”(Flannery,2015:382)。《地球上的生命》和《向盖亚致敬》这两个诗歌题目分别取自洛夫洛克1979和2000年的作品：《盖亚：看待地球上生命的新观点》(Gaia:ANewLookatLifeonEarth) 和《向盖亚致敬：一位独立科学家的生活》(HomagetoGaia:ThelifeofanIndependentScientist)。“盖亚假说”所倡导的整体观以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贯穿了《地球上的生命》整部诗集。从题材方面来看，这部诗集涉及全球多个地方的生态系统，诗人对印度、美国、英国及北欧等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诗人看来，这些地方在自然生态系统上并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同时，诗人在诗集中还揭示了空气、海浪、微风、雨水及各种动植物之间复杂微妙的联系，这与“盖亚假说”所倡导的整体联系的观点是相契合的。

整组诗集中体现了马洪对气候变化伦理层面的思考。组诗中的标题诗开宗明义，直陈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毁灭自然的历史。人类为了自身利益，疯狂地砍伐树林、污染海洋、破坏大气，极大地扰乱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从第二节开始，诗人试图代表全人类向盖亚母亲道歉。诗人眼中的人类是不知感恩的，盖亚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各种条件，而后者却回报以“奇怪的天气”和“一柱柱黑烟”(Mahon,2008:46)。马洪在诗中重申了洛夫洛克有关地球是自我调节生命体的观点。纵使有人类的破坏，盖亚却还是一如既往地调节和维系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诗歌末尾一节这样写道：“当然，你将以另一种形式/ 继续盛行；/ 而我们只会越来越糟/ 仅仅是为了保持温暖”(同上)。盖亚将不断地调节地球的各项系统，以维系地球整体生命的进程；与盖亚动态的调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的固执和一意孤行。这一节诗充满着反讽意味，盖亚不断地变化形式是为了使更多的生命受益，而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惜破坏地球大气，使得全球变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无私奉献的盖亚母亲的亵渎，是不道德的。马洪在这首诗中实际上借助“盖亚假说”引导读者从伦理深度反思破坏自然的错误行为。

组诗的第五首《厄休拉餐厅》(“At Ursula’s”) 通过食物表现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问题，从伦理层面拷问了人类对气候危机的漠视。诗人在一个暴风雨的早晨走进一家名为厄休拉的餐厅，该餐厅提供来自全球各地的食物。诗人感叹，“一个番茄三明治/ 和一品脱黑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渴望尝试来自全球不同地区、风味各异的食物。伊尔琳·弗兰纳里 (Eolin Flannery) 注意到，《厄休拉餐厅》中有众多表示温度的词，如“辛辣”“热”“布满霜”“热气”“炖”“温暖”等，这些词除了指食物的温度外，还指向气温。不断变化的、冷热交替的温度实际上是对各种极端大气现象的模拟(2015:388)。弗兰纳里从词汇上探查诗歌内容与气候变化主题之间的联系颇具启发意义，但这位评论家却忽视了诗歌表现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这一环境正义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制造了全球80%的温室气体(Egero,2003:88)，而发展中国家则遭受更多来自气候变化的威胁，承受着全球气候变化75%至80%的灾难性影响(World Bank,2010)。由于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落后及应对灾难能力薄弱，气候变化对这些国家的打击最为深刻。《厄休拉餐厅》对这一颇具讽刺性的南北差异进行了伦理反思。以爱尔兰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过度消费，沉溺于全球化带来的物质满足感，并对气候变化问题置若罔闻。细读该首诗歌不难发现，诗中呈现两个对立的空间：一个是风雨交加、寒冷的外部自然空间；一个是温暖、充满愉悦的餐厅内部空间。诗歌最后一节这样写道：“海上的船只被拉紧，唉，/ 狂风将石板敲得咯咯作响/ 而在厄休拉餐厅，/ 我们向温暖的餐盘弯下了腰”(Mahon,2008:51)。这两个气氛迥异空间的对比产生了绝妙的讽刺感。厄休拉餐厅如同一道屏障将自然与人们隔离，餐厅外风雨大作，而食客们却在餐厅里尽情享乐。诗歌结尾实际上向读者抛出了一系列严肃的伦理问题：发达国家是否有权无视环境正义，尽情享受全球消费文化带来的便利？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事实，人类是否应该袖手旁观，偏安一隅？

与众多描绘气候变化的当代英国诗人不同，马洪还从伦理层面对绿色清洁能源的前景进行了探索。组诗中的第一首《辐射能》(“Its Radiant Energies”)勾画出一幅对未来清洁能源的畅想。全球气候变暖压缩着冬季，使得四季如春，而这意外地为人们高效利用太阳能创造了条件。光伏板的“沉着”和“仰望星空”的多晶硅在诗人笔下仿佛具备了艺术气息(Mahon,2008:44)。然而，全诗的讽刺意味很明显，全球变暖不再是一种威胁，反而成为绿色能量和审美灵感的来源。诗人在诗中频繁插入和高科技相关的词汇，如“光电的”“光伏的”“趋光的”等，极言太阳能令人“欢欣”的前景。

伟大的太阳，黯淡或是光明，

不断变化天空中的眼睛，

赐予我们温暖和光亮！

我们永远不会死去

当你在大气之外，

咆哮着，

以不同的方式重生

请记住地球上的生命！ (Mahon, 2008: 45)

以上如同惠特曼式激昂的诗行宣示，只要太阳释放出光和热，人类就不会灭亡。此外，盖亚也将不断调节地球系统，确保地球上的生命得以延续。诗人此处表达了对科学乐观主义的嘲讽以及对简单化的环境主义的质疑。人类对待自然的狂妄态度消解了绿色科技所带来的美好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绿色清洁能源前景的怀疑弥漫在整组诗歌之中，组诗中的第八首《飞艇》(“Dirigibles”) 设想了使用清洁能源的飞艇成为未来主要交通方式的图景。然而，诗人在呈现这一看似可持续运输方式的同时还穿插进R101及“兴登堡号”飞艇坠毁事件。④如同山姆·索尔尼克所言，组诗《向盖亚致敬》中的绿色科技与末世的不安感共存(Solnick,2017:131)。马洪试图在一种希望与灾难的张力之中提醒读者绿色科技的局限性。

迟钝的理想主义者，

望着重新冻结的冰雪，

雨林再度繁茂，

海洋重归其位。 (Mahon, 2008: 56-57)

结合“迟钝的理想主义者”这一表述及全诗基调来审视，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基本态度，即绿色科技包含不可控因素，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危机。马洪对绿色科技前景的质疑虽不无激进，却彰显了构建气候伦理的紧迫性。在诗人看来，绿色科技只能起到局部的调节性作用，过度依赖科技还会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时下的气候危机，只能依赖人们伦理态度的转变。改变现有失衡的人对气候的伦理观念比利用科技手段使人类适应气候变化更具意义和现实性。

4.0 结语

当代英国气候变化诗歌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思想，重点表现了气候变化所纳摄的地方与全球、环境正义、绿色科技等议题。以马洪为代表的当代英国诗人展现出自觉的气候伦理意识，他们在作品中不仅呈现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及社会影响，还从伦理道德层面不断叩问读者对自然的漠视，号召我们反思人类对自然的轻狂态度。这些诗歌作品不断提醒我们，气候变化不仅是生态危机，更是道德危机，要解决这一双重危机亟需气候伦理的介入。当代英国气候变化诗歌是对现实气候危机的文学回应，试图从道德层面唤醒读者的生态良知，进而采取实际行动保护地球大气。这一类型诗歌作品是生态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对于寻找当下气候危机的出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而值得我们重点和持续关注。

注释：

① Cli-fi(“气候变化小说”)一词最先由驻中国台湾的自由新闻记者丹·布鲁姆(Dan Bloom)提出。“气候变化小说”可被归为科幻小说(sci-fi) 的一个子类型，指以气候变化及全球变暖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小说。参见Rodge G. “Global warming: the rise of ‘cli-fi’”,The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3/may/31/global-warning-rise-cli-fi.有关气候变化诗歌的重要研究参见：Sam S.PoetryandtheAnthropocene:Ecology,BiologyandTechnologyinContemporaryBritishandIrishPoet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Matthew G.TheNewPoeticsofClimateChange. London: Bloomsbury, 2017.

② 莫顿认为，“超物体”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时空中且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体。“超物体”是一些抽象的、不可触摸的事物，这些事物足以导致地球毁灭，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气候变化即为“超物体”。参见：Timothy M.Hyperobjects:PhilosophyandEcologyaftertheEndofthe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p. 1. 阿莱默认为，人的身体与非人的自然统一于物质性，且不可分割。人的身体与非人自然在物质层面不断地交流融合，此为“跨身体性”。参见：Stacy A. Trans-corporeal Feminism and the Ethical Space of Nature. In S. Alaimo & S. Hekman (eds.).Material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8.

③ 本文所涉及的诗歌中文引文均为作者自译。

④ R101和“兴登堡号”是英国和德国历史上两艘著名的飞艇，分别于1930年和1937年发生空难坠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两次空难标志着英德两国商业飞艇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