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1.0 引言

1931年，韦尔蒂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切斯蒂娜悲痛欲绝，终日将自己投身于房前屋后的花园，种植了很多鲜花、灌木、水果蔬菜。从纽约返回故乡杰克逊的韦尔蒂在工作之余，常常帮助母亲修剪管理花园，和母亲讨论园艺话题。花卉植物在母女之间架起情感桥梁，也成为韦尔蒂这一时期写作中的重要素材，“花园和写作以某种深刻的方式连接了起来”(Marrs,2002:6)。经过母女多年的精心培育，韦尔蒂花园里的植物到了20世纪40年代长势越来越好，但是韦尔蒂生活的美国南方腹地正经历着因植被破坏后的漫长生态修复。受工业化浪潮影响，密西西比地区的森林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过度利用和长久消耗”(Buell,1999:2)，并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历史上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韦尔蒂自30年代开始在“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工作，为了给政府提供大萧条时期南方发展的真实状况，她经常穿梭于密西西比州的众多乡村小镇，对于南方植被的破坏感同身受。她不但用手上的相机拍摄南方的生态变化，也开始尝试在创作中回应自己所观察到的一切。在发表于1941年以《绿帘》(ACurtainofGreen)为题的短篇小说故事集中，植物书写出现在收录其中的多部短篇小说中。在《老路》中，韦尔蒂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孤身前往邻近老镇给孙子取药的黑人老妇芬尼克斯·杰克逊沿途的地理景观，树木、花草、荆棘等植物书写比比皆是。《绿帘》中的大量笔墨聚焦了遭遇丧偶之痛的拉金夫人终日埋身于花园劳作的情形，一如韦尔蒂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开始培植花园的场景。这些发表于三、四十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形式各异的植物书写蕴含了何种审美价值？擅长园艺、酷爱植物花卉的韦尔蒂借助这些植物叙事传达了何种环境伦理观？本论文拟围绕这些问题深入探析韦尔蒂早期作品中植物叙事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新世纪以来，各种与物相关的话语，包括“物论”(Thing Theory)、“新活力论”(Neovitalism)、“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行动元网络理论”(Actant Network Theory)等，塑造了“物转向”(The Material Turn)这一高度异质化的理论空间。近五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倾向用“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这一“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来统称人文社科领域“所有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Epstein,2016:185)。新物质主义“最基础的假设”或“争论的核心”是“能动力”(agency)：世界是由物构成，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都是物，任何物都具有“能动力”(Iovino & Oppermann,2014:2)，具体表现形态是“不断涌现、不断生成” (Coole & Forest，2010：9)。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都是通过“内在互动”(intra-action)施展能动力(Barad，2008：135)。受新物质主义思潮影响，生态批评领域在近年来出现一定程度的“植物转向”，研究者们一方面试图扭转多年来学术界“既不关注环境中的植物，也不承认植物在环境中的价值”的“植物盲视”(Plant Blindness)倾向(Balding & Williams，2016：1192)，另一方面呼吁关注“植物的生命”(Botanical Being)(Ryan，2018：6)，关注某种内在于植物本身、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本内特意义上的“活力”(vitality)(Bennet，2010：viii)。就韦尔蒂研究领域而言，虽然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韦尔蒂园艺经历与创作的关联，但这些研究多从宏观着手，或聚焦人物身份分析，对于植物本身的“能动力”挖掘不够。本论文拟借助新物质主义批评视角开展《绿帘》《老路》两部经典短篇的细读、重读，挖掘韦尔蒂笔下植物的“生命”与“活力”，以及如何凭借其内在的“能动力”与人物生成情感互动，并在此基础上透视韦尔蒂早期作品中植物叙事的丰富审美内涵与环境伦理价值。

2.0 《老路》：人与植物的界限消抹

出版于1941年的《老路》曾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被评论界公认为是韦尔蒂早期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小说以《老路》命名，源于女主人公黑人老妇菲尼克斯·杰克逊每年两次去纳奇兹古镇给患病孙子取药，每次需要步行一段艰难的旅程。从结构篇幅来看，虽然菲尼克斯前往古镇买药之行构成了主要情节线索，但小说近三分之二章节都聚焦了菲尼克斯所处的植物环境，呈现了一幅受大萧条持续影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南方冬日地理画面。无论环境书写在这部作品中占比多大，环境书写多年来主要被评论界用来解读人物身份或小说的文化内涵，比如有评论者认为充满艰难的旅途环境帮助塑造了菲尼克斯坚韧乐观的精神，并将她和福克纳笔下的迪尔西相提并论，称赞了两位人物的“完美与和谐”(Vande Kieft，1987：29)；由于小说的女主人公是黑人，且背景被设置在种族歧视思想根深蒂固的南方，因此一些评论者将菲尼克斯路上碰到的各种环境障碍解读为种族压迫的象征，小说中类似“锁链”等约束自由的词汇常被用来佐证他们的判断(Moberly，2005：115)。这种传统文本阐释习惯在近年来的新物质主义研究领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受各种“物转向”话语的影响与启发，以比尔·布朗(Bill Brown)、芭贝特·巴波·蒂西莱德(Babette Barbel Tischleder)、依莲·弗雷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呼吁关注文学作品中物的书写所蕴含的“物性(thingness)”、“活力(vitality)”。在他们看来，由于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小说阅读方法”的影响，文学文本中很多背景书写多年来像“谦卑的奴仆一般”被边缘化(Freedgood，2006：1)，即使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也是因为“某个人物，而不是因为物或物自身的社会生命”(同上：12)。在新物质主义批评范式中，物不但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起源，还被赋予了与人一样的主体地位，传统意义上无生命的植物本身有“能动力”，与人类之间有内在互动，且会对“人类与其他身体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Bennet，2010：vii)。

结合《老路》中的植物书写，韦尔蒂花费大量笔墨依次呈现了形态各异的植物，包括松林、布满荆棘的橡木林、挂着带刺铁丝的篱笆、破败的棉花田，枯干的玉米地，光秃秃的田野等，展示了菲尼克斯所独处的“非人类世界”(the nonhuman world)的生物多样性。这些植物不但发出各种声音，还被赋予了各种运动形态，比如玉米杆“飒飒作响，摇摇摆摆”，稻草人“在风中飘舞”(韦尔蒂，2012：226)，几片玉米皮也如饰带般“飘落”“打转”(同上：227)，在文本中呈现出不一样的“活力”和“生命”。菲尼克斯所独处的非人类世界的活力还体现在小说一开始构建的去人类中心化的人景比例：“身形瘦小”的老人被安排在廖无人烟的老路上，“沿着松林中的小径”“缓缓前行”(同上：223)。“瘦小”“孤身”等视觉意象缩小了人类在图景中的比例，“人类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而由“松林”、“小径”等构成的物质环境在对比中被凸显，物的力量因此而被强调。这种淡化或虚化人类的“物景图”在一些新物质主义研究者看来，不是要抹去人类，而是希望重新定位“人类在物质世界的位置”，重新定位“物的地位和力量”(Russell,2016:198)。

除了物本身活力的展示和强调，小说在多个细节中消抹了人与植物界限，呈现出“物表现得像人，人表现得像物”(Brown，2003：113)的审美效果。当刻画身处冬日松林里的唯一人类时，韦尔蒂像调整摄影机焦距一样特写了菲尼克斯脸上的“纹路独特”的皱纹，并将皱纹比拟为植物：“数不清的皱纹纵横交错，像一棵长满枝椏的小树立在脑门上”(韦尔蒂，2012：223-224)。而在另一个细节中，高大的枯树被比作“独臂的黑人男子，立在田间萎败的紫色棉杆上”(同上： 226)，植物拟人化的写法使得“非人物件获得了人类主体的一些特征”(Brown，2015：372)。这些细节或将有生命的人被比拟为树木、或将无生命的枯树比作有生命的人，“人的物化”(reification of persons)或“物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things)使得“主体和客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合并或重叠”，进而消抹了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同上：371)。而通过人与植物界限的消抹，植物被提升到与人一样的高度，成为不依附于人类的客观存在。

而随着人与植物界限的消抹，一种新的物人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在韦尔蒂笔下，独处在非人类世界的老菲尼克斯不再是统治自然、征服自然的形象，而是和自然有着天然的关联。比如老人边走边用手杖敲击冰冻的地面，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测量道路是否能够通行；老人走路就像“老式座钟的钟摆”一样左摇右摆，暗示老人和大自然的时间同步(韦尔蒂，2012：223)。熟谙自然规律的老人知道12月的冬天既不是“公牛活动的时节”，也不会遇见“盘起来冬眠”的蛇(同上：226)。在整篇小说中，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老人对于自然界气味、声音的敏感，她不但可以闻到木头燃烧的气味，还可以嗅到河流的气息。老菲尼克斯不但给植物命名，还和植物展开亲切的交谈，恭敬地请求植物让她安静地走下去。在菲尼克斯眼里，植物不但有生命，而且各自有其存在规律，勾住裙子的荆棘丛“干的是自己的本分活儿”(同上：224)。老菲尼克斯认可植物的生命与价值，与植物展开亲密互动，这不但进一步消抹了人与植物的界限，也在文本中呈现了一副人与非人地位平等、互为同伴的和谐画面。

菲尼克斯老人在小说中不会读书认字，未曾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规训，她尊重植物生命的态度与现代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环境观形成反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老路》中的植物书写在叙事层面和韦尔蒂所处的南方20世纪上半叶的植物话语形成叙事对抗，进而含蓄地体现了韦尔蒂对这一时期将植物沦为物化和征服对象的人类中心思维的批判。韦尔蒂在访谈中曾多次提及对于20世纪20年代南方生态灾难的痛惜。在她看来，上帝赋予密西西比州丰富的森林资源，但这些资源却遭到滥用，最终只留下“一片荒凉和贫瘠的土地”(Fickle，xii)。尊重植物生命、顺应自然规律的老人在韦尔蒂笔下被塑造为积极善良的形象，这一点无疑暗示了韦尔蒂对于老人自然观、植物观的潜在认同。随着菲尼克斯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读者也和她对待自然物质世界的态度产生共鸣，进而更深地体悟韦尔蒂埋设在《老路》中的环境观和生态伦理价值。

3.0 《绿帘》：人与植物的情感互动

比《老路》问世略早的《绿帘》1938年首次在《南方评论》(TheSouthernReview)上发表，被评论界誉为韦尔蒂创作的“优秀开端”(Peterman，1993：91)。小说以韦尔蒂特有的冷静与客观笔触呈现了一个具有浓郁“创伤-治愈”主题色彩的故事：白人寡妇拉金夫人因为亲眼目睹丈夫意外被树木砸死遭受心理创伤，当绿帘“像小小舞台上的幕布被哗地拉开”，“回忆就轻而易举地缚住了她”(韦尔蒂，2012：172)，丈夫被植物摧毁的场面再次出现。遭受丧夫之痛的拉金夫人终日在花园劳作，以此来逃避痛苦。小说结尾的一个细节暗示了她最终在园艺中发现慰籍：当花园里一天的劳作结束后，拉金夫人“躺在床上，胳膊疲惫地歇在身侧，一动不动地享受着安宁”(同上：175-176)。由于韦尔蒂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也一度沉浸在悲痛回忆中，后通过投身园艺经历了“创伤-治愈”的过程，因此韦尔蒂母亲被不少评论者视为小说中拉金夫人的原型，正如苏珊娜·马尔斯(Suzanne Marrs)所言，“拉金夫人在社区里与世隔绝的状态、她的悲伤、冒险进入花园以及在此寻找到的安慰，这一切都间接借鉴了切斯蒂娜·韦尔蒂的经历”(2002：7)。

《绿帘》几乎是韦尔蒂所有作品中对植物着墨最多的一部小说，植物不但被设置为该小说的标题，甚至成为韦尔蒂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标题，植物书写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目前韦尔蒂评论界的研究来看，植物在小说中常作为“屏障”的象征被解读为拉金夫人与外界隔绝的遮挡，或是拉金夫人对于创伤回忆的封闭(Chandrasekhar，2013: 428)；还有研究者借助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的“女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概念阐释拉金夫人的园艺行为，认为园艺工作帮助“拉金夫人摆脱了困扰她一年多的忧郁状态”(Crews，2010：21)。在这些研究中，植物多作为隐喻依附于主体或者为主体所占有，植物本身的生命和“能动力”未得到充分关注。《绿帘》中拉金夫人的创伤始于植物的力量(丈夫被树木砸死)，最终拉金夫人也在花园中得到心理治愈，植物书写与拉金夫人的创伤治愈过程形成一定程度的平行。因此，细读该小说中的植物书写、深入挖掘植物如何凭借“能动力”与人物发生情感互动，不但为重读小说“创伤-治愈”主题提供了一个新路径，也有助于审视韦尔蒂在这部作品中传达的环境伦理观。

和《老路》的开头一样，《绿帘》也以环境书写起笔，并将人类置于宏大、令人心生敬畏的非人类环境中：首先是每天下午两点准时降落的雨，接着过渡到“街道两旁的树木”和“镇上成排的花园”，“每片叶子都如同镜面般硬生生地反射着阳光”(韦尔蒂，2012：169)。韦尔蒂在小说的一开始呈现了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能动力”，并通过叶子对阳光的反射暗示各种力量的相互依存与内在互动。身处其中的人类只是环境的一部分，无法改变环境，只能“坐在自家窗前，摇扇、叹气，等着下雨”(同上：169)。在奠定宇宙万物有规律、有活力的环境基调后，小说第二段开始转向在花园里荷锄劳作的女主人公拉金夫人。此处，韦尔蒂虽然没有像描写《老路》中菲尼克斯那样详细呈现拉金夫人的相貌，但也通过大量的植物书写呈现了一幅与前者审美意蕴不尽相同的新物质主义式的“物景图”。就“人景比例”而言，拉金夫人作为人类在物景图中更为淡化，不但身影“笨拙、矮小”，而且有时“几乎隐身一般”，“淹没在茂密、凌乱、高低起伏的植被里”(同上：169-170)。这副“物景图”在削弱人的主体性同时却强调了植物“枝蔓缠绕，日渐稠茂过度”的生长活力(同上：170)，而且还通过“高矮不整”“杂乱无章”等细节描写进一步暗示植物生命的野性、无序。在这幅物景图中，物不但有内在的活力，而且还有一种可以施加在人身上、具有控制、破坏意味的一种力量，如“强烈的阳光像把镊子揪住她”，“将她从浓密的叶片中剥离出来”(同上：169)。可见，小说在一开始通过植物叙事传递了人与植物之间不太和谐的矛盾张力，进而铺垫了拉金夫人与植物之间的情感冲突。

随着小说叙事进程的推进，读者可以感受到拉金夫人对植物力量的回应和反抗。在花园种植的拉金夫人穿着“男性工装裤”，带着“几分刚毅”(同上：169)的表情，用手上锄头开垦荒地、铲倒杂草。虽然“女性-自然”在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有着天然的联系(Sturgeon，1997：263)，但在韦尔蒂笔下，拉金夫人具有男性特质的穿着和表情似乎在暗示她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她手上的锄头工具更是强化了她具有男性征服意味的意象。由于她的丈夫被源自植物的自然力量杀死，她利用锄头工具劳作的意象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植物力量的一种抗争或报复。拉金夫人没有像老菲尼克斯那样将植物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存在，而是试图将人类的力量施加给自然，但是这些抗争似乎徒劳，她一直试图改造的花园依然像“原始丛林”；她与植物之间的对立和抗争不但无法换来创伤的疗愈，相反连她自己也几乎被淹没在杀死他丈夫的植物力量中，正如韦尔蒂在小说中所暗示道：“她的工装裤”最终“和树叶差不多是一个颜色”(韦尔蒂，2012：171)。

在小说的高潮，拉金太太的情感在与植物的邂逅、互动中迎来转折。这种转折首先源自“落在她高抬手臂上的”“第一滴雨”(同上：174)。作为和植物一样有着类似破坏力的自然意象，雨在小说开头每天两点准时降落、让人心烦意乱，但这里却凭借某种力量“打动”了拉金夫人，标记了小说中女主人公从创伤走向治愈的一个核心分界点；拉金夫人放下手中象征改造自然的锄头工具意象表明她开始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横亘在她与植物之间的屏障得以拆解。紧接着，韦尔蒂借助“幼芽”“幼苗”等植物意象进一步暗示了拉金夫人创伤得以治愈后的新生：“百日菊的小幼芽绿得纯净，几乎亮闪闪的。雨点光顾，一个接着一个，所有植物的幼苗都神采焕发”(同上：175)。

呼应女主人公从创伤走向治愈转折的是小说中在此处出现的视角转换。通过将第三人称客观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有限视角，韦尔蒂将读者的阅读经验限定在拉金夫人本人的情感体验中，进而让读者切身感受植物与拉金夫人在内在互动中的情感生成。韦尔蒂首先借助拉金夫人的视角以积极、赞赏的语气展示了非人类物质世界的活力与互动：“雨中万物都显得熠熠生辉，不是因为反光，而是从内里，从其本身无言的结构里放出光彩”(同上：175)。在这一细节中，植物“内里”“本身”结构里发出的力量再次被强调，但与小说开头植物施加在人类身上、略具破坏意味的力量相比，此处植物有着积极的情感意义，其“能动力”赋予人以舒适情感。小说最能展示植物与拉金夫人情感互动的是植物香气在拉金夫人体内的情动力量。当植物“浓郁湿润的香气”随着风“向她袭来”时，拉金夫人“柔弱无力的感觉膨胀开来”，“在她委顿的体内撕扯、旋转”(同上：175)。最终，拉金夫人躺在“花丛中”，以一种全然放松的状态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植物世界中。植物的香气，或者说植物的香气中蕴含“生物和化学因素”舒缓了拉金夫人的神经系统，植物与人的身体交互中产生内在互动(Coole & Forest,2010:9)。而在与植物的跨身体相遇中，拉金夫人也经历了新的情感生成：从曾经为植物所伤害的恐惧、对立情感逐渐转向对植物的接纳和欣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植物制约并塑造了拉金夫人的情感，也体现了一种可以医治主体创伤、具有疗愈作用的情动力。

韦尔蒂在《绿帘》中通过细腻的植物书写展示了植物生命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力量，这种力量不但包括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消极力量，也包括给人类带来美好情感、弥合人类心灵创伤的情动力和疗愈力。对于后者，韦尔蒂和她的母亲深有体会：“当我们厌倦人际交往或者与外在世俗世界冲突不断时，花园宁静的环境与芬芳的味道可以安抚并舒缓我们疲惫的神经”(Haltom & Brown,2011:139)。植物并存的两种力量在韦尔蒂看来也是自然万物的一种客观存在，人与植物相处的智慧在于，不要“试图阻止花园里的变化”，也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事情上，何况是无助的灌木丛”(同上：130)。

4.0 结论

在《老路》和《绿帘》这两部早期作品中，韦尔蒂通过对植物生命与力量的强调展示了明显的去人类中心立场以及尊重宇宙万物、认同其生命价值的环境伦理观。有所区别的是，在《老路》中，韦尔蒂通过人与植物界限的消抹绘制了一副人与非人地位平等、互为同伴的和谐画面，进而隐晦地传达了对所处时代将植物沦为物化和征服对象的环境观的批判；而在《绿帘》中，她更多地展现了植物如何凭借其内在“能动力”与人物生成情感互动，影响人物的感知与地方认知，进而呈现了植物在塑造人类情感、疗愈人类心理创伤的一种情动力量。对于以“地方”书写著称的韦尔蒂而言，其早期作品中的植物叙事无疑丰富了其地方书写的生态维度；而地方之植物凭借其在小说中呈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丰富的文学生命，也成为展示韦尔蒂地方环境伦理的一个重要审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