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红娟， 刘梦莹

(1.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2.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上海 200083)

1.0 引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作品译介已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最杰出且具有代表意义的活动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外文局的统一组织规划下，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系统翻译鲁迅文学作品。1953年，二人合译的《阿Q正传》(TheTrueStoryofAhQ)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此后八年间，《鲁迅小说选》(13篇)(SelectedStoriesofLuHsun,1954)、《鲁迅选集》(4卷)(SelectedWorksofLuHsun)、《鲁迅小说选》(18篇)(SelectedStoriesofLuHsun,1960)、《故事新编》(OldTalesRetold,1961)等作品相继由外文出版社推出。值得一提的是，分别出版于1956、1957、1959和1961年的杨、戴译四卷本《鲁迅选集》是鲁迅作品英译史上的第一个系统性工程。两位翻译家在翻译中力求保留鲁迅原作之风格，积极再现作品中的文化特色，对建国初期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符合时代对外展现国家形象和彰显民族立场的要求，对鲁迅作品世界性意义的产生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本文以鲁迅代表作品《祝福》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杨、戴《祝福》英译的翻译策略及其对海外鲁迅研究的重要意义。

2.0 鲁迅作品的世界性意义

2.1 鲁迅作品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鲁迅(1881-1936)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中国现代文学的领路人，其创作涵盖杂文、小说、评论、散文等不同体裁，其作品以独特的写实风格和深刻的思想见长，通过描绘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遭遇，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迷茫，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封建保守派与革命势力的冲突和对抗。对于鲁迅作品的民族性，郁达夫(2000:48)曾高度评价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鲁迅文学立足于世界文学的格局，故而能在各国读者中引起广泛共鸣。自文艺复兴起，西方社会愈加宣扬人的愿望和价值，贬斥对自由思想的钳制。鲁迅作品尖锐地批判了封建思想对独立个体的无情摧残，其中的人性关怀、对权威的挑战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战斗精神与西方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谋而合。此外，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变形和夸张的手法展现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而鲁迅也将象征、夸张等写作手法融合在对典型人物的刻画中。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象征封建愚昧；《风波》中的一条“辫子”贯穿张勋复辟的过程和结局；《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了社会的冷漠与人的不幸。可见，在鲁迅文学中，无论是在“孤独”和“彷徨”中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反思，还是在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下对人的独立价值的呼唤和争取，都具有世界文学的特质。

张福贵(2014:40-52)曾指出，鲁迅作品中蕴籍着“世界人”的概念。鲁迅对“世界人”的思考并非简单的空间描画，而是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深切体察；并非强调人的社会身份的判断标准，而是强调人的世界眼光及人类意识。鲁迅通过在作品中反复使用“中国人”这一关键词，构建起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世界人”形象，他认为由“中国人”向“世界人”的转变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关键是如何选择实现这种转变的方式和途径。他认为，“中国人”若欲成为“世界人”不能单依靠民族的独特性，而有赖于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相”。只有成为真正的“世界人”，最后才能成为现代的“中国人”。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验证，鲁迅通过其作品构建的思想体系已经成为一种价值符号，不仅属于文学领域也属于社会领域，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2.2 鲁迅作品的跨语际传播

20世纪30年代开始，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林疑今、林玉霖、蒋学桢、王际真、斯诺(Edgar Snow)、柳无垢等出于对鲁迅及其思想的钦佩之情，自发将鲁迅的部分作品介绍到西方国家(杨坚定、孙鸿仁, 2010:50)，但这一时期的译作数量有限且缺乏系统性。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掀起一股鲁迅作品翻译出版的高潮，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得到广泛传播。90年代以后，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和蓝诗玲(Julia Lovell)较为全面地翻译了鲁迅作品，丰富了鲁迅作品英译研究的素材：前者为译文增添了美式口语的特点，以果戈里风格再现鲁迅作品的独异风格，为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体验(蔡瑞珍,2015:38)；后者更关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原作和读者两端，蓝诗玲希望都照顾到，但是在难以兼顾的时候，她的重心就会偏向读者”(王树槐,2013:69)。在中外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鲁迅作品得以系统、全面地进入西方社会，鲁迅也因此成为英语世界广为人知的中国作家。

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是欧美汉学家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途径。20世纪50年代，国内的鲁迅作品英译通过塑造鲁迅“革命战士”的形象，肯定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西方学界则以更多元的视角对鲁迅作品及其文学风格进行解读，肯定作品在世界文坛中的价值。美籍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在欧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强调独立于政治语境之外的文学研究，但他受当时冷战思维影响将政治对文学的干预符号化，“对鲁迅做出的解读有些并不准确甚至充满偏见”；其兄夏济安则在鲁迅研究的启发下，以辩证法的哲学思维认识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展现出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和更客观的文学批评视角(王琳,2018:171)。而师从夏济安的李欧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中探究了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作为现代作家的形象气质、艺术格调和民族情怀，“成为美国50年代到70年代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家平,2009:11)。

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美学者不再受限于“极左”和“极右”的思维对抗。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渐弱，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一方面，20世纪裂变与保守势力并存的中国为西方研究者解读中国的国民性提供了新的启发，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现代意识、批判意识成为欧美有识之士反思“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利器。另一方面，鲁迅研究从政治革命到文学文化的转向，使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性得到更多的关注。例如，德国学界对鲁迅作品的探讨延伸至其精神思想、创作来源、写作手法等各个方面，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谢淼, 2017:125)。又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从鲁迅作品中发掘了“旷野中的呐喊者”的意象，独树一帜地揭示出鲁迅文学的忧郁色彩(禹权恒,2013:109)。

鲁迅不仅引领了中国文坛的革命浪潮，启发了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海外译介，其人其作在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家平(2009:8)的研究显示，在日本，竹内好奠定了鲁迅研究的理论范型，他将个人阐释融入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在自我批判、民族自省的精神层面展开深入分析，在当时的日本学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鲁迅作品的批判性成为日本内部反对传统文化、积极求变的思想支撑，因此诞生的“竹内鲁迅”的概念不仅在日本获得极大的认可，对战后的东亚文化圈也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精神认同，木山英雄等研究者对鲁迅散文哲学美感的探讨，藤井省三将鲁迅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进行比较，都反映出鲁迅文学广泛的接受度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南亚，鲁迅的风格感染了黑婴、郑吐飞等印尼华文文学代表人物，他对民族觉醒的使命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成为黄东平、黄裕荣和林万里等进步作家的灵感来源(马峰,2017:31)。1950年中印建交后，鲁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引入印度，对印度新生代作家产生了普遍影响。鲁迅不满压迫和剥削、敢于反抗的精神成为印地语作家进行自我审视和社会反思的催化剂。《阿Q正传》是在印度流传最广的鲁迅作品(贾岩、姜景奎,2017:29)，作品中体现的国民奴性在印度作家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被他们视为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第三世界国家艰难处境的普遍写照。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之际，印度进行了发行聚焦中国文学的刊物、国家电视台播出鲁迅专题节目、举办研讨会等多种纪念活动(同上:30-31)，在一定程度上映证了鲁迅作品在跨语际传播中的生命力。

澳大利亚汉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寇志明(Jon Kowallis)曾多次在公开采访中肯定鲁迅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地位。在他看来，鲁迅作品中体现出的纯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同情是跨越国界的，“美国没有一位像鲁迅这样能够剖析社会、有良心而如此敢说话的作家，我们最需要这样的作家”(宋磊,2016:83)。鲁迅作品以写实的手法为读者(特别是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变迁、窥探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状况的窗口，其学术价值历久弥新。同时，作品的文学深度不止于家国情怀，还体现为对所有受压迫的民族表现出的深切同情。寇志明具体描述了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出现的“鲁迅热”，对周杉(Eva Shan Chou)、格罗利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庄爱玲(Eileen J. Cheng)、柯德席(Nicholas A.Kaldis)等人的研究给予关注。寇志明认为这些著述从多维度聚焦鲁迅精神世界的变迁，展现了鲁迅多层次的人生体验，并延伸至对中国社会以及东方文学、哲学思想的探讨(宋磊,2016:83)。寇志明在与宋磊的访谈中说道，“我很高兴地看到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现在都对鲁迅的早期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历史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同上:85)。

鲁迅逝世后，其著作已被译为数十种不同的语言，在东亚、东南亚、欧美各国乃至非洲等不同话语体系中被不断诠释和演绎，成为不同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镜子。鲁迅本人不再被僵化地视为中国反封建革命战士，他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受压迫人民饱含柔情与关怀的国际人文主义者，成为一种精神符号。

2.3 世界语境中的《祝福》英译及其影响

鲁迅作品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1981:512)。小说《祝福》通过主人公“我”的叙述，展现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的压迫，尖锐批判了20世纪初期的国民劣根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祝福》也一直是中外鲁迅译者极为关注的文本。

1936年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China:ModernChineseShortStories)第一部分就收录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翻译的《祝福》(Benediction)。其他收录《祝福》英译本的作品还有王际真整理编辑的《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AhQandOthers:SelectedStoriesofLusin,1941)，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SelectedStoriesofLuHsun,1954)，威廉·莱尔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DiaryofaMadmanandOtherStories,1990)以及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蓝诗玲《鲁迅小说全集》(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Xun,2009)。其中，杨、戴译《祝福》还被收录在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合编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ModernChineseStoriesandNovellas1919-1949,1981)以及白之(Cyril Birch)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集)：14世纪到当代》(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VolumeII:FromtheFour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Day,1994)中。2004年，美国出版社Kessinger Publishing又发行了杨、戴译《祝福》等小说的单行本。同一文本存在多种译本，以及杨、戴译作的多次收录，使得《祝福》成为英语世界了解鲁迅作品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为英语读者所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令鲁迅成为欧美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不可忽视的对象。杨宪益、戴乃迭是对鲁迅作品译介最为全面的两位翻译家，推动了鲁迅作品的跨语际传播，为国际鲁迅研究以及国内外鲁迅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3.0 杨、戴《祝福》英译本特征分析及其话语体系构建

杨宪益曾说，“我的译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四卷本选集”(黄乔生,2010:12)。瑞典文学院院士和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悦然曾对鲁迅小说杨、戴译本给予高度评价(马悦然、欧阳江河,2006:3)。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avid Pollard)、何谷理(Robert E.Hegel)也都曾在《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上发表学术短评，肯定杨、戴二人忠实可信的翻译风格及译作的学术价值(魏家海,2019:26)。据此，下文将系统分析杨、戴《祝福》英译本在忠实再现人物形象、关照读者审美接受、文化负载词翻译等方面采用的具体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杨、戴英译话语体系，以期剖析中国文学作品成功实现跨语际传播与经典化话语构建的方式。

3.1 忠实再现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通过富有地域特色的人物对话、传神的细节和心理描写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易引发读者共鸣，是鲁迅文学强大生命力的源头之一。杨、戴《祝福》译本力求真实再现原作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使西方读者得以“结识”作品中丰满立体的角色。例如：

例1：

原文：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Lu Xun, 2002:169, 171)

译文：My flesh crept. The way she had fixed me with her eyes made a shiver run down my spine and I felt far more nervous than when a surprise test is sprung on you at school and the teacher insists on standing over you. Personally, I had never bothered myself in the least about whether spirits existed or not; but what was the best answer to give her now? I hesitated for a moment, reflecting that the people here still believed in spirits, but she seemed to have her doubts, or rather hopes — she hoped for life after death and dreaded it at the same time. Why increase the sufferings of someone with a wretched life? For her sake, I thought, I’d better say there was.

“Quite possibly, I’d say.” I told her falteringly. (Lu Xun,2002:168,170)

小说《祝福》的主人公“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反对封建旧制，同情劳动人民，所以面对祥林嫂的问询，才会“为她起见”，顾及到“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但同时，“我”又软弱无能，无力真正帮助祥林嫂这样的底层劳动妇女，因此，面对她的心情十分复杂，才会如“遭了芒刺一般”，“惶急得多了”并“吞吞吐吐”。杨、戴译文的语序基本同原文一致，将“遭了芒刺一般”和“惶急得多了”译为“made a shiver run down my spine”和“far more nervous”，将“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和“吞吞吐吐”译为“Why increase the sufferings of someone with a wretched life?”“For her sake”和“falteringly”。除了对于“芒刺”进行了意译，译文整体在措辞和风格上忠实于原文的描写，生动再现了“我”对祥林嫂的遭遇既同情又无奈的心理，表现了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尴尬和犹豫。又如：

例2：

原文：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Lu Xun, 2002:191)

译文：She could work for them but mus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ncestral sacrifices. They would have to prepare all the dishes themselves.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unclean and ancestors would not accept them. (Lu Xun, 2002:190)

小说中鲁四老爷代表了固守封建礼教的旧地主阶级，他们反对革命，对底层劳动人民毫无同情。例2中“可用不着”和“祖宗是不吃的”被直译为“must have nothing to do”和“ancestors would not accept them”，再现了鲁四老爷的保守顽固，粗暴地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归结为行为放荡不检、“不干不净”。再如：

例3：

原文：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祝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Lu Xun, 2002:179)

译文：Time passed quickly. She went on working as hard as ever, not caring what she ate, never sparing herself. It wa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Lu family's maid actually got through more work than a hard-working ma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she swept and mopped the floors, killed the chickens and geese, and sat up to boil the sacrificial meat, all single-handed, so that they did not need to hire extra help. And she for her part was quite contented. Little by little the trace of a smile appeared at the corners of her mouth, while her face became whiter and plumper. (Lu Xun, 2002: 178)

例3原文中“没有懈”“力气是不惜的”“彻夜的祝福礼”等是具有南方地域特色的表达，鲜明简洁，富有乡土气息。“没有懈”指祥林嫂做工没有松懈，“力气是不惜的”是舍得花力气，将这两句分别译为“as hard as ever”和“never sparing herself”较直接地表现了祥林嫂的朴实耐劳，和原文有很高的契合度。根据前文“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Lu Xun, 2002:167)，可知“祝福礼”是指祭祀用的鸡、鹅、猪肉等；“彻夜的祝福礼”被译为“sat up to boil the sacrificial meat”，精炼忠实，符合原文逻辑，表现出祥林嫂刚到鲁家时的勤劳踏实。

3.2 关照读者审美接受

小说《祝福》的句式有散中见整、长短错落的特点。散句句式各异，长短不同，交错配合，灵活生动且富有表现力，体现了鲁迅对白话文运用的收放自如，也使文章错落有致，疏密得当。对于风格鲜明的原作，“译者需运用自身的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审美理解等心理机制，不断去调整自身的图式，努力获得与作者相似的审美感受，同时又要适应译入语文化的审美图式结构，以促进符合译文习惯的和谐自然转换”(辛红娟、覃远洲,2014:98-99)。杨、戴在处理原作句子表述时，充分关注到译入语读者的审美预期与审美接受能力，在明显的文体意识下，通过句法整合将错落有致的原文重组为英文读者熟悉的表达。如：

例4：

原文：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Lu Xun, 2002:167, 169)

译文：Of all the people I had seen during this visit to Luzhen, none had changed so much as she had. Her hair, streaked with grey five years before, was now completely white, making her appear much older than one around forty. Her sallow, dark-tinged face that looked as if it had been carved out of wood was fearfully wasted and had lost the grief-stricken expression it had borne before. The only sign of life about her was the occasional flicker of her eyes. (Lu Xun, 2002:166, 168)

汉语是意合语言，整句中分句句式各异，互为补充，但是英语以形制意，故杨、戴译本对原文句式做了调整。在保持原文短句顺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译文化短句为名词结构，以谓语动词体现逻辑，增添“as if”等连接词重构出一个信息完整、衔接自然、简洁明了的句子，使行文更加流畅。又如：

例5：

原文：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Lu Xun, 2002:171)

译文：Of course, she may just be feeling lonely because everybody else is celebrating now, but could she have had something else in mind? Some premonition? If she had had some other idea, and something happens as a result. Then my answer should indeed be partly responsible ... Then I laughed at myself for brooding so much over a chance meeting when it could have no serious significance. No wonder certain educationists called me neurotic. Besides, I had distinctly declared, “I'm not sure.” contradicting the whole of my answer. This meant that even if something did happen, it would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me. (Lu Xun, 2002:170)

例5通过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令“我”犹豫不决、推卸责任、借故开脱的形象跃然纸上。原文句式灵活松散，多由动词引起，例如“有了什么预感”和“负若干的责任”，这符合人物思维活动的特点；译文则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以名词、形容词性表达替换动词，例如“premonition”和“partly responsible”。此外，原文短句“本没有”“而我偏要”“正无怪”“而况明明”等充分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丰富曲折的内心活动，读起来代入感强；译文化整为零，用“when”“no wonder”“besides”“this”引起句子或从句，逻辑更明显，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3.3 文化负载词翻译

包惠南与包昂(2004:59)指出，在特定语境下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意义的文化负载词，其翻译方法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效果至关重要。《祝福》中的文化负载词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比如科举制度、民间婚丧习俗和祭祀仪式等。杨宪益、戴乃迭两位译者为帮助目的语读者准确理解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尽力避免了中英文化预设不同可能导致的误读，较好地实现了译文的交际目的。

结合原文内容，小说标题“祝福”和通常意义上的“祝愿”或“祈盼”不可混为一谈。此处“祝福”一词专门指绍兴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即通过家族祭祀仪式迎来好运，与“blessing”的字面意义关联并不十分紧密。因此译文以“The New Year’s Sacrifice”为标题，更能够准确地向英语读者译介这一中国浙江地区的乡村节庆习俗。

“送灶”(Lu Xun,2002:165)也是典型的文化负载词。按照中国南方的传统习俗，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要祭灶，即给灶王爷上供，据传灶王爷要在这一日“上天言好事”。杨、戴二人直接将“送灶”译为“bidding farewell to the Hearth God”(Lu Xun,2002:164)，简练地传达了这一习俗的内涵。

“老监生”(Lu Xun,2002:165)一词出现在“我”对“四叔”的介绍中，用以表明“四叔”的身份和家族地位。“监生”指的是明清时期京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故而“老监生”是中国封建社会学制的产物，作者以此暗示“四叔”是封建伦理的固守者。为了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意义，避免文化意象错位，杨、戴二人选择了将“老监生”一词扩写为“a former Imperial Academy licentiate who believes in Neo-Confucianism”(Lu Xun,2002:164)，直观展现了词语的核心内涵。

综合看来，杨、戴译本整体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原作风格，是建国初期文化外宣的典型代表。同时，两位译者并非拘泥于原文硬译或死译，而是充分关注读者的审美感受，在保留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的表达的基础上，积极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这些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有效地传达了鲁迅作品的语言魅力。这种处理方式为译作的广泛传播、多次出版奠定了文本基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语际传播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4.0 杨、戴《祝福》译本的接受与启示

小说《祝福》语言犀利简练，多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寥寥数笔便塑造了“祥林嫂”“鲁四老爷”“我”等立体丰满的形象。杨宪益、戴乃迭译文整体采用异化策略，忠实再现了鲁迅精妙冷峻的写作风格，传达出原作深刻的人文思想，受到海外读者的喜爱。正如许钧(2014:53)所言，忠实准确的翻译风格是对译作与原作“血缘关系”的尊重，即在中外共通的人文情怀中融入中国本土作家的独特风格，传递出其个人的语言特色和文体魅力。

相比于莱尔、蓝诗玲等西方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力求准确传递原文信息与风格，以直译的方式展现鲁迅文学的特色，更多保留了汉语修辞和文章反映出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民俗，这体现出译者主动承担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观(任生名,1993:33)。译作在海外的广泛流传也说明西方读者能逐渐理解作品本身体现的民族文化特性，进而产生文化期待。随着杨、戴英译鲁迅作品研究的逐步推进，二人的翻译策略得到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剖析，有利于进一步肯定译者和译作在推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方面的价值及贡献。

周新凯、许钧(2015:70)曾指出，文学的影响渗透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文学译介也承载着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要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介中国文学是必经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国内优秀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应建立稳定的国际读者群体，弥补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空白(胡安江,2017:77)。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在网络文学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取得长足发展，译作种类日趋多样，小说译介在其中占据主导(邓萍、马会娟,2018:21)。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异化翻译策略及其构建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为中国新生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启发：即虽然整体采用异化策略，但是通过对文化负载词、汉语整散结合句式的灵活处理，大大降低了文本阅读的“陌生感”。在中国文学外译呼声日益强烈的今天，保留源语文本的异质性是构建民族文化形象的要求，是构建中国文学海外话语体系的必经之途。而在此基础上，顾及读者的阅读体验，更能够引领读者深入体验原作的文化氛围，进而有效传递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面貌、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