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领异

（丹佛大学 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美国 丹佛 80203）

在过去，西方世界使用“帮助他国文明化”的说法作为其全球扩张的论点。通过殖民他国，西方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这种试图让全球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水平的做法，仅仅只是西方国家试图伪装其野心的“挡箭牌”。而在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利用了新的话术试图延续其全球扩张的步伐。1991年冷战结束后，全球学者开始质疑武力的效用是否正在减少或被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取代。自由主义也开始逐渐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比之前更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也开始成为全世界新的热门话题。但是，许多人认为全球化的目标是良性的，并可以对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实际上，西方政府再次出于同一目的将全球化作为他们的掩护，而继续进行对世界剩余资源的瓜分。而这一次，西方国家没有用“文明化”而选择了“全球化”。

一、全球化下的赢家和输家

（一）国家。萨克斯认为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了良性的影响。这种观点看似比较合理。全球化确实为各国提供了在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平等机会。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国家都拥有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时所必需的资源、技术和资本。对于一些有着良好工业基础的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新时代中得以维持。但是，于此同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更显繁重且在全球经济中缺乏议价能力。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资金来更新其技术由此期望达到国际水平。以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为例，他们能够通过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因此，亚洲成为西方国家劳动力和产品链外包的最优选择。相反，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和其危险的自然环境，故无法改善其相对竞争力[1]。拉美国家也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问题。拉美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之间的经济增长在新世纪没有持续。在原因层面，拉美国家的问题除了自身产业单一化和政府缺乏能动性外，他们还有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脱离美国的影响？由于拉美国家在地理上靠近美国，他们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东欧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俄之间的大国竞争导致他们陷入选择困境，他们虽然不想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但他们只能被迫做出选择，而选择的结果其实并不会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作用[2]。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能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通过文化和经济扩张来不断增强影响力。换句话说，在过去权力的定义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在当代，军事实力已经逐渐被经济实力超越，而经济相关能力成为定性大国的一项重要参数。亚洲的工业经济体通过全球化也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其经济影响力和文化的机会。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型汽车已经成为21世纪中产阶级的首选。城邦国家新加坡的崛起也证明全球化对一个领土有限的国家是有利的，并证实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达到历史最低点[3]。

（二）企业。如前文所述，技术创新消除了过去的大部分贸易障碍，贸易公司不再需要在信息收集和运输上花费大量资金。但这并不是说信息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仍然是公司开拓国外市场的必要前置调查手段。但是，成功的公司不再需要受其“国籍”的束缚，他们能够外包劳力，甚至可以将整个生产链移到国外。这帮助他们降低了成本并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大量跨国公司在欧洲、北美和亚洲进行研发，随后他们再将样品发送到位于亚洲的合作公司，然后亚洲公司开始采购原材料和雇佣劳动力并开始大规模生产商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变成了一个廉价且放心的产业链。根据《财富》2020年世界500强公司的排名可以看出，其中有121家美国企业。除美国外，欧洲国家或深受欧洲国家影响的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共计有150余家企业进入该排名，其中还不包括同属美国利益链条的日韩两国的70余家企业。可见，在现今跨国企业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即使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区域性公司和本土企业。不可否认，公开的市场竞争是所有公司都能在平等和自由的环境中竞争。但是，对于许多后来加入国际贸易的非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将需要以超出其研发能力和资金储备的方式进行投资和创新，以达到更高的工业产品标准。为此，他们需要从国家银行或国际资本机构借入大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成功达到市场标准并能够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那么他们将成为下一个跨国公司并开始着手准备成为一家上市公司。除了那些令人着迷的高科技新贵之外，还有一些公司仍然处在努力平衡成本和利润的困境上，许多公司的创始人最终在失去了一切而破产，而媒体似乎不在意这些失败的案例。而那些已经拥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公司也面临产生沉没成本的问题，因为市场的竞争在不断地加大，他们不清楚是应该继续着手于当前的产品还是进入其他领域。

此外，那些区域性公司和本土公司特别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由于我们正处于全球疫情的大流行中，许多中小型公司被迫停止生产，甚至只能申请破产。由于它们的位置在生产链的下部，这意味着中小型企业作为基本的生产商和原材料供应商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跨国公司可以通过预先库存或适用备用计划来减轻风险，而小公司则没有这样做的奢侈条件和资金储备。

（三）个人。在这一部分，我想谈一谈全球化时代下个人的得失。在全球化影响下，许多人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普通人在市场上选择商品和服务时拥有更多选择。但同时，它们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大输家。许多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甚至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个体就像“韭菜”，对环境变化不敏感，对市场的波动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全球化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有些人在赚钱，那么其他人将在同一时间损失金钱，而且是大部分人都在经历这种损失。

在美国生产的高峰期，以福特公司为首的各大公司应用流水线模式使工人能够专注于一项特定的生产环节以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毫无疑问，这种模式提高了汽车行业的整体产量。但是，这种专业化的工作使工人容易受到市场变化和科技创新的影响。他们一生都在工厂制造和组装，当全球化趋势出现时，这些被统称为“中产阶级”的美国工人失业了。出于成本考虑，大量公司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提高利润的唯一方法就是削减劳动力成本[4]。这些美国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作机会增加[5]。但是，当人工智能和工业机器人取代人力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们会重复美国工人的老路吗？伊桑·卡普斯坦（Ethan Kapstein）指出，非专业性工人在未来将逐渐面临失业、工作无保障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6]。

1932年，美国国会向美联储施压，要求其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legislation）。立法的结果是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以确保商业银行不可以参与证券业的活动。这项立法导致美国金融业形成了彼此隔离的银行和证券业务模式。但是，在克林顿政府的领导下该法案被废除了。因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认为之前的商业金融模式已经不符合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资本运作投资模式。因此在美国金融业走向全球之前，美国有必要对国内的金融产业进行整合。而结果就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以这一理论为借口向美国政府施压，并希望能够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于是，在1999年之后这些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导致美国经济受到少数精英的控制。这些公司共同代表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状态，而且因这些公司的规模太大故而往往意味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美国政府只能被迫地在危机中帮助这些金融巨头，而不是第一时间选择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百姓，而这正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美国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挽救华尔街，而华尔街的利润却从未分配给美国人民。

全球化表面下的繁荣并不是光鲜亮丽的歌舞升平而是极其残酷的丛林法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本身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我们不能责怪全球化的出现。无论个人、公司还是国家，我们都必须适应国际经济的快速变化。正如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治理和二十国集团（G20）的经济联盟已经奏效，并大大减轻了2008年至2009年间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7]。但是，无论何时，人们都应谨记事物的两面性和幸存者偏差营造出的假象，全球化可能不是有害的，但不意味着走向全球就是最佳的选择。个人和企业应设身处地地考虑在国外发展的利与弊，国家也应慎重考虑大量引入外资公司对本国企业带来的冲击。

二、“时运不济”的发展中国家

（一）资源诅咒和出口方式。与资源丰富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相比，亚洲的资源是相对较少的。但是，正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资源的丰富往往并没有创造繁荣，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资源陷阱中[8]。就非洲经济体而言，由于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资源被廉价且直接出售给其他国家以维持许多独裁政权的军事力量。因此，资源的福祉未能很好地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非洲人民。而一些拉丁美洲经济体也拥有类似的经历，政治精英及其利益相关者接管了国内大部分资源的所有权，以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也有一些拉美国家政府曾试图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并试图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制度。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多样化，而严重依赖资源交换，因此其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容易受到全球商品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体通常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亚洲国家在资源分配方面表现得更好，这仅仅意味着亚洲拥有更好地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的基本技术和能力，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这也导致了三个经济体之间的第二个差异，即他们在出口方式上的差异[9]。这三个经济体总体上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是，它们填补国内的商品和服务真空的方式是不同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经济体通常直接进口国内无法获得的商品和服务。前者是由于它对市场竞争的开放性，而拉美本土公司通常对外国同行的竞争力较低。因此，市场被外国公司垄断。而非洲经济体没有提供某些类型的商品和服务的必要能力，因此他们被迫选择外国企业来填补他们的缺失产品。

相反，亚洲经济体通常选择扶持本土公司来取代外国商品和服务。在早期，亚洲经济体的产品与外国同类产品相比其竞争力较差，就像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经济体一样，亚洲经济体也只能用进口的方式来填补产品的缺口。但是，随着亚洲近几十年的发展，大量亚洲国家得以建立良好的工业基础，本土公司和政府不再有与外国公司合作的兴趣。取而代之的是，亚洲的政府和企业联盟开始进行模仿和替代拥有国外标签的商品和服务。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使亚洲经济体减少了对外国商品的依赖，并使它们相对独立于全球市场价格的波动[10]。

（二）经济的稳定性和融资方式的差异。对于许多投资者而言，在亚洲投资是首选。亚洲经济稳定，由于其具有稳定的管理体系，因此预测其政策变化相比其他地区要容易得多。因此，过去几十年来，亚洲受到了大多数国际资本的青睐，同时也促进了亚洲区域性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大洋的另一端，非洲经济体经常面临政府腐败和政治局势不稳定的问题[11]。因此，在非洲投资的风险通常很高，新老政府的交替变化是十分普遍的，投资者经常需要在新政府成立后与其重新拟定合同。与非洲国家相比，拉丁美洲国家要相对稳定。但是，它们的相对稳定并未吸引到与亚洲规模相似的投资。这也导致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融资机制有所不同。

拉丁美洲的经济体通常对外国投资和国际基金更加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性并未获得国际资本认可，因为拉丁美洲经济体经常与拖欠债务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除了债务违约问题外，投资拉丁美洲也面临着其他风险，拉丁美洲国家通常会使用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方式以偿还债务。因此，对于私人基金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对债务进行重组或者售出这一部分债务合同来收回资金[12]。因此，越来越少的全球资本愿意在拉丁美洲尝试他们的运气。

如上文所述，亚洲经济相对而言比其他地区国家稳定得多。亚洲经济体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与西方国家不同，亚洲人民习惯于将钱存入银行，而大量的存款也使得亚洲企业对海外资本的依赖相对较小。一方面，这降低了市场流动性，并迫使国家银行降低利率。但在另一方面，这使企业可以更容易从本国银行借贷，而不必担心来自国际资本苛刻的还款条件和要求[13]。而大量的存款也意味着政府和银行在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时可以补偿投资人的损失，这也使得外国资本对亚洲市场更加青睐。

（三）对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理解。第二十九任墨西哥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曾经说过：“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遥，离美国如此之近。”他以此来描述墨西哥处处受到美国制约的现实状态。对于拉丁美洲人民而言，他们的历史常常充满着争取独立的斗争。即使他们现在已经是独立国家，他们仍然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1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在过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拉丁美洲一度成了世界工厂，阿根廷和古巴等国家多年来实现了两位数的GDP增长。但是，它们的增长模式是相当单一的，拉美国家专门从事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所取代。而结果就是它们的地位被亚洲经济所取代。拉美工厂无法与亚洲工厂竞争，也无法对西方经济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转变成了农业出口经济，而这也同样非常容易受到全球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当市场价格由外国垄断者来决定时，地方政府又常常“助纣为虐”。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拉丁美洲经济体很难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全球化的真相：高度选择性和滞胀

（一）选择性：意识形态同质化。对于战后独立的许多殖民地国家而言，它们见证了欧洲的成就和美国从殖民地成为世界霸权之路。对他们而言，沿用其原来的宗主国的社会制度，同时继续在其宗主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社会似乎是最优的选择。同时，苏联的失败使更多的国家更加坚定选择效仿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他们不仅引入了议会制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甚至引入了基督教，使他们的国家完全西化。这其中有成功的案例，如日本和韩国，但也有许多失败的案例，如拉美国家至今仍然未找到符合其国情的发展途径。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同质化为西方国家提供了“软实力”上的绝对优势。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想法。“软实力”的定义是，与传统“硬实力”不同，例如，使用军事实力来塑造或改变目标的行为，以符合权力发送者的利益[15]。特别是，胁迫和讨价还价是经常与“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两种机制。另一方面，“软实力”不需要在别人身上强加意志，“软实力”的关键是吸引力。“吸引力”的能力可以理解为：“……由于对发送者的兴趣、钦佩或渴望，目标的信念（和可能采取的行动）发生变化，从而与（发送者）的偏好更加一致[16]。”这正是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Nye对“软实力”的介绍重在“让其他国家（通常是你想要其改变行为模式的国家）自愿选择您想要的结果而不是利用强迫的手段。”除此之外，他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取决于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17]。的确随着军事力量的使用越来越少，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成为解决冲突的新规范。因为西方思想已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规范和规则已在我们的社会中被内化，以至于通过西方思维进行的逻辑思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最优选择[18]。民主、人权和自由以及西方文化逐渐成为每个人都遵循的规范。而这一西方思想同质化早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并确定了国家观念时，这种内部化就开始了。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导致所有国家与西方社会几乎相同甚至完全一致，并允许西方国家能够轻易地渗透到其他国家的社会及其经济体系中。随着国家组织的爆炸式增长，西方思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神圣”且“毋庸置疑”的绝对标准。而这一结果，也就是西方殖民时期试图通过殖民他国想要实现的西方价值观的“普世化”。

（二）选择性：联盟。西方社会选择从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出发构建的国际结构，是他们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建立的联盟体系。这种同盟制度源于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同质化。意识形态的统一只是保证全球结构稳定的第一步，加入西方联盟的资格相比意识形态的同质化更为严格。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相似性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被西方集团认可的入场券，而被选为西方盟国则是保证一个国家处于第二层或国际体系顶端的另一张门票。后者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份额，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责任，其中就包括有维护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之稳定性的效果。此外，西方同盟的成员资格通常取决于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或政治重要性。

此外，在发生争议事件甚至发生军事冲突时，这一西方联盟还要求西方盟国的成员使其决策与主要国家决定保持一致。过去，能够做出这些决定的国家是欧洲国家，但是现在新的领头羊是美国。在盟军取得二战胜利后，美国由于距主要战场遥远受到战争冲击较小，因此一跃成了西方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苏联的崛起对西方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减少其影响。第一项倡议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旨在将美国的资本转移到欧洲并维护欧洲内部的合作。第二项倡议是建设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另一个重大倡议是北约，使美国成为欧洲国家的保护伞。此外，日本被带入了美国利益集团。因此，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同盟网络形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19]。随着苏联的消亡，这样的美国政治框架已成为唯一已知的政治框架，而且由于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这一政治框架也成了经济框架，华尔街成了世界金融的中心。以此为背景，由于美国的经济崛起，与美国相关的国家已经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或能够从战时阴霾中恢复过来。虽然，其他国家对美国联盟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震惊或羡慕。但是，这些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韩国、日本等）作为利益相关者，通常承担更大的责任。利益相关者对美国联盟的参与非常类似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对企业的管理。但就“美国有限公司”而言，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是不受限制且有时弊大于利。

对于联盟外的国家来说，他们看到了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外的其他参与者认为投资“美国有限公司”等同于“一夜暴富”。但实际上，成为美国的同盟不仅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这也意味着被美国的同盟关系所束缚并存在被同盟抛弃的风险。这种现象被称为“连锁反应（chain ganging）”和“推脱义务（buck passing）”。根据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J.Christensen）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说法，这两种现象在联盟系统中非常常见。连锁反应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成员国决定对其他国家采取侵略性活动或制裁行动，联盟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被迫参与该冲突。推脱义务的解释是如果一国决定做出一种风险性行为，该国家可能希望其他成员（自愿或不愿）分担风险[20]。例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除美国外，澳大利亚自愿加入。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认为，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不是明智的选择，但英国有义务防止美国成为单边霸权，从而参加了伊拉克战争。

此外，与正常的联盟关系不同，美国的联盟是不对等的，这意味着在锥体的顶端也存在从属关系。顶部是美国，中间是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底部是亚洲国家即日本和韩国。在这种结构下，美国有能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例如，韩国总统与北方领导人金正恩建立了友好关系。特朗普政府以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名义直接或间接终止了南北谈判，从而跳过韩国直接进行与朝鲜交涉。换句话说，美国向韩国发送了一个信息：南北之间的对话，甚至朝鲜半岛未来的统一都无法绕过美国，而美国在这些话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地位。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尽管日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其产品已渗透到了美国市场[21]。日本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促使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制裁。日元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三个月内对美元升值了20%[22]。日本人见证了他们的国家从快速的经济增长滑向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美国的统治地位也嵌入了全球化锥型结构，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也不允许挑战其霸权地位，更不用提那些不在美国同盟内的国家了。

（三）滞胀：跃升的假象和结构性制裁。全球化的第一个特征即为全球化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结果。而第二个特征为全球化是一个结构性高度固化的滞胀过程。即整个结构缺乏流动性，但这种锥型结构高度稳定且趋于饱和。我认为原因如下：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实行阶级跃升的假象，即可以从原材料的供应商上升成为产品初级加工者，而有时初级加工者也有机会成为研发者甚至是市场规范的制定者。但成为规则制定者的条件极其苛刻。如上文所述，不但要求该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致，甚至会在未来要求该国必须接受为了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做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来维持其盟友的身份。相比之下，获得规则制定者以外的身份就相对容易。只要该国拥有足够优质的劳动力，或在地理位置上存在一些战略性优势，抑或是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潜能。只要能够满足上述部分条件，从原材料供应商上升成产品初级加工者还是相对容易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保证了市场和劳动力的储备，且其地理位置可以覆盖亚洲和中亚。现今越南的发展也恰好如此，劳动力较为廉价，且可以辐射东南亚和南亚。但这一上升的假象在多数情况下也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大部分是出于市场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际经济的主导者是谁？结果想必显而易见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联盟迫切需要开阔市场和寻找新的劳动力，而结果就是部分国家得以从第一层级跃升到第二层级。这种上升的过程毫无疑问为大量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和长足的经济增长。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工人是怎么被淘汰的，拉美国家是怎么一落千丈的。此外，诸如韩国和日本，这些从第二层级跃升到最顶层的群体，使得大量发展中国家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也可能变成规则制定者和行业的领头羊。但是如同之前所说的，这种跃升必然是美国允许的且代价不小。

对结构性制裁来说，在当今世界通常是通过国际组织或者话语权极大的国家所决定的。最常见的方式有禁止其他国家与被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或对其提高关税，以及冻结目标组织和个人的资产。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制裁被认为是制裁发起国试图改变被制裁国行为的单一行为。从整体来说，美国对他国的经济制裁通常发生在其盟国或战略合作伙伴之外，并且目的通常十分明确，似乎只是对突发事件的合理回应。而这些国家似乎也没有能力从第一个阶层跃升到最高阶层。但是在美国财政部释出的仍生效的制裁项目中，除开非洲东欧国家因为人权问题、部分中东国家如伊朗因核武器问题、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而受到制裁外，在这些制裁中出现了一个很敏感且不应该出现的地区：香港。理由在于，首先香港示威游行的起因和赞助人尚不明确。其次，在这些列表中的国家和地区内，香港是唯一一个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城市而非国家。那么，为什么香港会出现在这个清单里？笔者认为，这就与预防性打击有关了。预防性打击被大众和媒体所熟知起源于伊朗的核危机问题。当伊朗可能准备发展核能力时，美国学者和策略家基本分成了两派，“鸽派”建议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而“鹰派”则认为有必要在威胁形成之前对潜在威胁进行预防性打击，从根本杜绝威胁出现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军事术语为什么会和香港有关甚至和全球化有关？我认为答案如下：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的雄心壮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产业链产生了巨大威胁。中国世界五百强企业跃升到110家，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也在逐渐接近甚至高于部分发达国家。[23]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受到了一部分西方思想的影响但整体思考方式和政府运行机制和西方相差甚远。上文曾提过，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盟友或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顶端的先决条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和能够被认可有能力为联盟的整体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服务。显然，中国并不符合这两点。那么结果就显而易见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开始对中国进行打压，并维护这一西方所谓以自由民主而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改变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就必不可少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想要得到阶级的跃升势必要挑战现有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在短期内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在未来是势在必行的。对于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现行结构中找到上升的空间或许是最重要的目标。[25]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不可能在损失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允许“阶级上升”。那么是遵循现行经济结构还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需要思考的。[26]世界在西方的政治经济系统下已经运转了数百年，但不意味着这个系统就是最优解，系统的稳定不代表系统的正确。正如习近平总主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中国作为第一个并没有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所固化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如今的成就，全球化这个并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结构可能因为中国这个“不稳定因素”的加入而改变其定义和性质，从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变为一个自下而上的由多数主体决定的相对合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