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智键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经典文本”。《大纲》的出现的确影响、深化或重构了我们对诸多理论问题的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援引西方学者们相关观点与论述时，应当自觉地考察他们对《大纲》的接受与理解是否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结果。从真实的写作过程来看，《大纲》显然是早于《资本论》的，然而从文本的流传史来看，《大纲》的出现与传播恰恰晚于《资本论》。如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在西方的遭遇那样，人们对《大纲》的接受和讨论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时空背景中既定理论研究状况和社会政治情势的影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依据思想史的理论坐标重访《大纲》在西方的流传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大纲》，加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

一、百年孤独：《大纲》流传的前史

从1857年至1953年，《大纲》在西方经历了一段“百年孤独”的时光。1857年，马克思预期的一场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席卷英国等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场经济危机直接推动了马克思再次开启自己一度中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计划。为了能够在“洪水期”来临之前自己把问题弄清楚，马克思从1857年8月开始进行创作，一直延续到1858年5月，最终结果就是8个笔记本的《大纲》。不过当马克思着手全力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大纲》就再也未被提及。我们无法确定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数量庞大的手稿时是否发现或遗忘了这份手稿，又或者是没有意识到这几个笔记本的价值。在恩格斯逝世之后，除了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导言》（1903）和《巴师夏和凯里》（1904），其他几个笔记本似乎从未留下任何痕迹，列宁、托洛茨基或卢森堡等人自然也都没有读过这一文本。

半个多世纪之后，《大纲》终于看到了被世人发现的曙光。1923年，时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发现、公开报告了这8个笔记本的存在，并且断定其中包含着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沿着这一思路，后继负责手稿编辑工作的帕维尔·韦勒将《资本论》所有材料进行编号整理时，已经将《大纲》考虑在内。1939-1941年，这个草稿的全部内容（包括《导言》《巴师夏和凯里》）以原版德文的方式在莫斯科整理出版。虽然在序中编者认为，首次全文发表的手稿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但这期间除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被翻译成俄文公开发表外，《大纲》并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甚至没有几本流出苏联国境，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直接阻断了《大纲》任何传播的可能性。霍布斯鲍姆在讲述《大纲》流传的独特之处时就指出，《大纲》是在“可以确切认为最不利于对马克思进行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任何原创性发展的条件下”[1]出版的。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尚未被发现，无法动摇作为马克思成熟立场和观点集中表达的《资本论》的权威地位才得以出版。另一个可以作证的事实就是，直到1968-1969年《大纲》俄译本才全部出版，并且《大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被收录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或德文版（MEW）中。

1953年，《大纲》的德文重印版在东柏林由狄茨出版社出版，这为人们阅读和讨论这份草稿提供了重要文本基础。不过，受限于语言，研究《大纲》只可能由掌握德语的学者胜任，而当时德国分裂的状态和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得《大纲》依旧无法进入德国主流学者的视野之中①在民主德国，受到1945年激进政治变革的冲击，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流，无人能胜任阅读《大纲》的任务；而联邦德国虽然不乏胜任者，但却缺乏阅读的兴趣，他们此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进行“防卫性研究”。参见（意）马塞罗·默斯托编：《马克思的〈大纲〉》，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幸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大纲》的价值。马尔库塞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大量参考和引用了手稿。例如，他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处脚注中指出，《大纲》“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手稿”[2]，并在讨论异化劳动与人的解放时，引用了后来被称为“机器论片断”的段落。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在自己作品中将《大纲》列为重要参考书目。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指导下，彼此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以《大纲》为文本基础完成了名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博士论文，指出“这本著作对于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既是极为重要的，又是至今几乎未被人们利用的”。[3]总体而言，这些作品虽然肯定了《大纲》作为新文献的价值和潜能，但对《大纲》的理解和使用更多是工具性的，当作论证自己观点而引用的文本资料，缺少系统和全面的阐释和分析。

二、从片断到总体：《大纲》传播的兴起

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纲》的传播呈现为一股缓慢却势不可挡的过程。人们对《大纲》起初并不抱有一种总体性的认知，而是将它视为可以论证或补白马克思某个观点或理论的草稿，依据主题摘取其中部分片段，例如较早产生理论影响的《导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和所谓《机器论片断》。这种情况导致了人们只知这些片断，而不知有《大纲》。在60年代西方普遍兴起重新阅读马克思的大背景下，各个语种的《大纲》全译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对《大纲》做出总体性诠释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也不断问世，人们再也不是盲人摸象般地认识与考察这份手稿。从片断式的解读跃升为总体性的把握，《大纲》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在西方的传播也开始兴起。

首先，这一时期西方《大纲》全译本的出现是左派知识分子实践和理论创新需要的结果。

与《大纲》相关的编译工作在主要的欧洲国家陆续完成，特别是不同语种的全译本的出版，为《大纲》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德文重印版的问世虽然没有立刻掀起研究的波澜，但是却像星星之火一样微弱却有坚定地散发自己的光芒。以之为基础，第一个完整的法文版《大纲》以两卷的形式分别于1967-1968年出版。两卷本意大利语全译本，分别于1968和1970年以《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出版。英译本《大纲》出现较晚，在《新左派评论》的支持下由美国学者马丁·尼古拉斯于1973年完成。除了这些全译本，例如大卫·麦克莱伦选编的《马克思的〈大纲〉》等作品都为人们更为充分地阅读这份马克思的手稿提供了方便之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本的出现无一例外都是由非共产党官方出版社出版的①首个法文版《大纲》由罗歇·当热维尔翻译，法国人文科学出版社出版；完整的意大利译本是恩佐？格里洛翻译的，由意大利新闻出版社出版；1973年的英译本《大纲》则是由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社出版。。一方面，虽然在60年代苏联内部也出现了一批介绍和研究《大纲》的作品，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方对这份手稿的忽视，因此苏联和西欧各国共产党出版社在对待《大纲》时的反应是滞后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西方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实践和理论的需要，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而他们自觉地转向了不同于《资本论》但也同样是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的《大纲》，《大纲》成为他们直面马克思，继而实现理论创新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在意大利和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6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兴起，走上了一条与意大利共产党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运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重视马克思的理论，但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带有“非正统”和离经叛道的色彩，坚持在重视马克思文本依据的优先性前提下解决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需要。在英国，《大纲》的出现与英国新左派运动直接相关。正是在消除自身“理论的贫困”过程中，霍尔等第二代新左派积极译介欧陆思想，并发现《大纲》的价值，推动其全译本的出版。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冲突和研究兴趣的转移，推动《大纲》走向历史前台。

一方面，60年代一系列政治事件搅动着西方政治局势，学生运动不断高涨，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持有高涨的社会革命热情。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这为《大纲》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60年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级理论效应。阿尔都塞高举“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大旗，通过《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在欧洲马克思主义领域投下了“重磅炸弹”。一时间，“历史和结构”之争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的广泛而严肃的讨论，《导言》中的方法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认识论断裂或历史目的论等议题，都激起了重新探讨马克思的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大纲》的角色十分特殊。例如，当阿尔都塞宣称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科学”时期的断裂时，处在《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大纲》需要被重新审视，《大纲》的“劳动”概念和方法论上的黑格尔主义因素为这些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素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海因里希在介绍60年代马克思研究状况时认为，当时的意大利、法国和西德都出现了重新回到和阅读马克思的趋势：“这些不同的探讨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他们不仅信赖《资本论》，而且也信赖早期的准备性的手稿；二是他们强调方法论问题。”[4]《大纲》恰恰处于这两个特征的重合之处，它不仅为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直接的文本依据，而且当中对马克思写作计划的阐述再次引发了方法论和整个《资本论》文献群关系的争论。这一时期围绕着马克思的广泛讨论，既为《大纲》的出场搭建了非常好的理论舞台，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决定了人们面对《大纲》时的思维框架。总而言之，从此之后，《大纲》在理论上不再只居于次要的地位，而是逐渐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完整文本。

最后，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为《大纲》的理论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直接引领人们来耕耘这片“处女地”。1968年对《大纲》的传播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与马丁·尼古拉斯发表的《未知的马克思》一文都在这一年发表。

可以说，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在60年代具有相同重要的地位，它叩开了将《大纲》作为独立对象进行研究的大门。书中，罗斯多尔斯基将《大纲》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文本而非仅仅是草稿，系统地向读者们介绍了《大纲》的创作、流传过程和文本的内部结构与理论内容，并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历程的角度定位了《大纲》的意义，确证了《大纲》和《资本论》一道处在成熟时期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当时普遍流行的对马克思的去黑格尔主义解释背景下，他特别强调《大纲》中的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中方法的相似性，重视辩证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大纲》的出版“意味着不首先研究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同黑格尔的关系，就将不再能写出关于马克思的学术型批判著作来的。”[5]

就英语世界而言，由于罗斯多尔斯基著作的英译本只是在70年代才出现，所以《大纲》的成功引介更多地归功于发表在《新左派评论》3-4月号上的《未知的马克思》一文。以此文为发端，英语学界开始关注、翻译、阅读和讨论《大纲》。尼古拉斯非常看重《大纲》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在他看来，《大纲》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无论多么的难懂或碎片化，《大纲》可能是马克思写下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最完整的作品”[6]。《大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方法论过于概要的描述，而且还回答了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走向灭亡，以及替代路径的具体内容，所以它的问世将不仅仅颠覆以往的经济学核心原理，更是首次为革命的根据提供了现实的科学表达。

三、探索与争论：《大纲》研究的高潮

由于各种全译本的出现，以及罗斯多尔斯基等人迈出第一步，《大纲》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传播与研究。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大纲》的研究与传播呈现出了众声喧哗和多元变奏的热闹景象，产生了一批重要且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作品，理论的探索与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标志着《大纲》研究在西方迎来了自己的高潮。

这一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非常不革命的”70年代都处于危机后的过渡调整阶段，这要求左派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新问题、新趋势作出分析和判断，《大纲》自身的研究而非叙述的性质——富有洞察力与联想力，提出重要问题但没有给出明确解决方案或结论——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求新”的需求；第二，《大纲》作为具有私人性质的研究草稿，呈现了马克思即时思考、写作和创作的过程，有着一定的临时性、实验性和非连续的特征。当中不仅有部分的摘录，正面阐述的主题也非常广泛。因此，文本本身的研究性质和复杂语境，以及《大纲》和《资本论》的客观差异，为读者的阅读增加了主观解释的空间；第三，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70年代对《大纲》多样解读的另一种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构中出现了代际障碍，即“大多数极富献身精神且学识渊博的先驱派马克思文本学者”陆续辞世，客观上导致许多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进行理论发挥，促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第四，广大的学生读者群体和学者为《大纲》的讨论创造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以《大纲》为阅读对象的“读书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书中激进和极易引起争论的内容对于年轻知识分子们而言，其魅力是无法抗拒的。与此同时，许多曾经参与学生运动或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入大学校园，进行理论创作，这同样推动《大纲》研究继续发展。

正是在上述原因的推动下，《大纲》激发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催生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持续的理论效应。这表现为：首先，《大纲》研究涌现出了一批数量众多、主题丰富、内容创新的作品。《大纲》本身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逻辑碰撞的背景下问世的，它首要地与马克思的方法、与《1844年手稿》、《资本论》、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及“异化劳动”等问题相联系。除此之外，围绕着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危机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也非常热烈。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大纲》在历史学、人类学、媒介理论、政治学、伦理学、人文地理学等领域制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

其次，大量作品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不同话题的讨论，涌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观点，它们有时甚至截然对立，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理论图景。

分歧体现在几乎马克思研究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对《大纲》与《手稿》和《资本论》关系的判断上出现了三种回应：一是强调《手稿》《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的同质性，认为《大纲》在这当中起着中介作用；二是认为《大纲》和《资本论》一道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其地位高于《手稿》；三是突出《大纲》的地位，认为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在被称为“罗斯多尔斯基问题”的马克思写作结构变化问题上，麦克莱伦直接否定了罗斯多尔斯基将《大纲》到《资本论》的过程视为从初步探讨性实验到最后完成的过程，而是指出《资本论》只是六册计划中第一部分，《大纲》居于马克思所有作品当中最基础性地位。在他看来，“不是《巴黎手稿》，也不是《资本论》，而是1857-1858年《大纲》综合了马克思思想中各条线索……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没有一部作品是完成了的，但当中最完整的是《大纲》。”[8]在看待马克思方法论问题上，尼古拉斯认为《大纲》从“物质生产”开篇是错误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实际上也随着1859年《序言》的发表已经被马克思放弃，因为物质生产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以黑格尔主义或者说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基础。针对这一观点，麦克莱伦和卡弗等人都强调了《导言》的价值。卡弗就指出，“在《资本论》（以及其他研究）中，早期作品中的观点以经过修饰和集中论述的方式——必要地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得到使用和呈现。”[9]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区别在于《大纲》中关注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和范畴的逻辑关系，而不直接涉及主体或劳动范畴。

最后，上述局面的发生，导致了原本意图揭示所谓“未知的马克思”，演变为建构出了“千面马克思”的结果，原本作为草稿性质的文本转变成为不同读者“各取所需”的材料。阿尔都塞为捍卫《资本论》提出“断裂说”，实际上强化了“两个马克思”的说法。而马里奥·特龙蒂在概述《大纲》在意大利的出现和影响时直言道：“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意大利，继《大纲》之后，马克思可能永远不会再是同一个马克思了。”[1]当70年代奈格里受阿尔都塞邀请，在法国发表系列演讲并提出“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后，《大纲》与《资本论》的差异在政治性解读当中绝对化了。在他看来，《资本论》只讲述客观的“资本逻辑”，而《大纲》通篇阐述的是革命的主体逻辑，人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大纲》。虽然这一观点如今不再被人们接受，但在当时西方工人运动大潮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复归与反思：《大纲》流传史的再考察

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西方陷入低潮，《大纲》研究也从高潮逐渐复归平静，意识形态的削弱为学院式的和具有考据意义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学术性研究逐步取代对《大纲》的个性化阐述。历经40多年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学者开始以更为谨慎和客观的态度重新耕耘这份文本。

在这个阶段，《大纲》研究和流传呈现出三个新的态势：一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往被遮蔽的一些小型学术研究团体或人物开始进入视野，例如新马克思阅读、新辩证法学派和开放马克思主义等等；二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文献学研究日益丰富，拓宽了考察《大纲》的理论视野，一些理论议题得到重新梳理。代表作品是由贝洛菲尔、斯塔罗斯塔和彼得·托马斯整理编辑的《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三是有关《大纲》的总结性和回溯性研究日渐丰富，特别表现为对《大纲》理论效应的回顾与反思，代表作品是意大利学者马塞罗·默斯托编辑的《马克思的＜大纲＞》。

通过上述对《大纲》在西方流传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方面，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大纲》从各个方面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方学者对它所做的发现、出版、解释和宣传等工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具有突破性的观点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丰富了马克思思想的内涵与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大纲》在西方传播受到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理论因素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满着不确定性，在流传过程中往往走向碎片化、极端化和政治化。甚至有些西方学者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有意制造了“不成问题的问题”，导致“创造性的误读”。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去考察《大纲》，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真内涵：第一，追本溯源，回归事实本身，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原貌去阅读《大纲》。《大纲》本身的手稿性质决定了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地位。从《大纲》到《资本论》，在理论上确实存在着差距和差异，无视或夸大这种差异都会造成理论的偏差；第二，以我为主，重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辩证看待西方思想资源。我们应当以自身实践为基本导向，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学者对《大纲》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拓展和延伸；第三，面向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旨趣。一方面，科学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分析和“诊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大纲》包含的丰富思想内容是其受到广泛关注和追捧的重要内在因素，它对机器体系、生态环境、世界市场及其危机等问题的阐述，在当代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