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 琦

(渭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2017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着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了回答与宣示。国内学界和其他界别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之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之治”，“中国之制”是“中国之治”的密码所在，“中国之治”是“中国之制”的升级版，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途径，“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彰显的都是“中国之智”，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那么，“中国之制”怎样生成？“中国之治”何以可能？“中国之智”意义何在？它们之间又有哪些内在关系呢？

一、中国之制：国家治理的基本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很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门类齐全的工业国的转变，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取得辉煌成就的密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显然，“中国之制”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一)“中国之制”的生成简史

“中国之制”不是理论与想象，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建立和完善的，大致经历了萌芽、初创、完善三个发展阶段。

瑞金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延安时期“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政策的实施，形成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萌芽和雏形，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计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系统论述新中国性质、功能和构成的纲领性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髓，为新中国的成立、制度设计、国家建设、发展道路等指明了方向。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2]350，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建设迈上了制度化新征程，实现了自近代以来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并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在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命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二)“中国之制”的实践验证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制度建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制度改革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构成新中国70多年国家制度生成的伟大实践验证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成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革命的胜利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除了正确的政策、策略外，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进步的、现代化的国家制度。1954年颁布施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而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3]268，“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329经过近30年建设，中国人民用比西方许多国家短很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 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1)本文相关经济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1/content_5404949.htm，下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4]新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状态，很快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重大建设成就，有赖于先进的、正确的国家制度。

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基于对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5]333的意义，江泽民强调“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6]547，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7]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规模从2010年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国家实现长久稳定，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究其根本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入新时代后取得的成就，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制度的结果。习近平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8]27我国经济总量在2018年达到900 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 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取得这些成就，根源在于从2012年至今，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正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中国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

(三)“中国之制”的文化旨趣

古语云：“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意思是有大智慧的人会通过健全制度解决问题，反映出古人对制度重要性的理性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9]84所以说，“中国之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因素，但“中国之制”的文化沃土是中国文化、中国国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在延安时期实行“三三制”的民主协商制度和“精兵简政”方略，解放战争后期又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等，这些不同阶段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旨趣，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中国气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瑞涅·大卫在比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时写道：“马列主义哲学包含一些与这种传统〔中国〕哲学相符的成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预言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很相近的。”[10]196这一观点无疑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在基本框架、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等方面根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体现出时代特征和民族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11]12时代特征表现为国体上由封建专制进入到人民民主；民族特性则表现为政权的组织形式为高度统一的单一制，民主形式表现为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信访制度，十八大后在内部权力的监督上建立的监察制度(包括巡查、巡视制度)等等成体系的制度安排，无不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征。

除了制度安排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在制度的精神文化支撑上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精神文化主要包括道德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国家治理的软实力，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既是增进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的有效方式。道德和核心价值观不是人为建构的，它与一个民族的道德认知、价值偏好、行为方式有着深刻关联。毛泽东曾引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来说明道德的重要性，邓小平主张“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强调依法治国同时要以德治国，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内容都有传统道德内容的精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体现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气质。

(四)“中国之制”的发展展望

“中国之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认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进步成熟的政治文明，深入总结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经验，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艰苦探索、接续奋斗中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

从目标看，将进一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就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之制”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定了宏伟目标和具体任务，突出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力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必要性，这些必将使得各个方面的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更能发挥。

从发展要求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是静态的规范，治理是动态的行为。制度优势要转化为治理效能，就必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即将制度优势发挥出来，取得目标任务得以良好实现的治理效能。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原则和方法，指明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

从发展切入点看，坚持问题导向，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发展方略和方向。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建设的“风向标”，今后会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指向和根本遵循，在解决矛盾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中国之治：国家治理的现实擘画

何谓“中国之治”？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核心要素，结合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治理国家的道路、体制、模式。“中国之制”突出制度，“中国之治”重在治理和制度效能的发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是“中国之制”的升级版。70多年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管制型、改革开放后的管理型、进入新时代后的治理型依次递进的三个模式，尽管各治理模式的理念和侧重点不同，具体的治理政策和体制安排也处于不断变革中，但治理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没有变化，始终遵循着完成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逻辑。

(一)“中国之治”的哲学意蕴

纵观“中国之治”秉持的思想和理念，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国家治理实践的目标路径提供内在规定性，同时为国家治理主体提供基本组织原则，也为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奠定理论基石。

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2]153新时代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的认识论。“中国之治”在70多年的演变中，顺应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并将之作为国家治理的评价标准。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3]131毛泽东这一论断体现了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认知和把握，体现了问题导向与发展目的的统一。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进行国家治理，要分析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重点与主流，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56 年党的八大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形成了问题导向，进而带动问题的解决。

(二)“中国之治”的领导保障

现代文明国家都有政党，现代国家治理都是政党治理，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治理的政治核心。[14]29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15]11只有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全国向着一个目标走，才能保证方向性上不犯错误，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基础上，高效地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领导指的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公民，在政治上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思想建设、组织形态、制度安排，还是在社会认同、党员结构等各方面，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一方面作为一个先锋队，已成为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超大型政治组织，另一方面，各级党委已成为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基于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6]20

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勇于自我革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一个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政治稳定、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强国，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党自身建设的成功。有国外学者认为：“国家所有方面的成败，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政治主体的建设。”[17]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内化为自己的基因，根据变化了的世界不断创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党又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四个现代化”到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品质。

(三)“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治理的主体、目标、领域、方式、步骤等，构成“中国之治”清晰的治理路线图，形成了其内在逻辑。

在治理主体上，政府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主体。“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18]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强化各自功能，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显然，政府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建设中起到龙头牵引作用，这是政府公共职能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

在治理目标上，一是方向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9]76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治理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走邪路。二是治理落脚点在于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天候、多层次、具有坚实基础和充实内容的现代化。三是治理现代化的评判标准，则应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否得以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否得以构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否得以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否能得以实现。

在治理领域上，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域治理。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做好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相融性和协调性，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13个方面入手，发挥制度合力，不断扩大治理领域和治理内容，提高治理效能。

在治理方式上，坚持依法治国。国家治理过程本质是国家制度运行与落实的过程。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治是动态运行的。因此，“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20]7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进“中国之治”，还意味着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影响，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治理步骤上，作出了“三步走”战略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三步走”战略安排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角度，对战略发展目标进行阶段性定位和任务分解，有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中国之治”的发展要求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坚持和完善制度与推进治理现代化紧密相结合，凸显了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

“中国之治”首先要构建现代治理价值体系、塑造现代治理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价值立场和追求，依靠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追求放在首位，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命题，深化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只有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培育现代治理意识，可持续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离不开制度体系的供给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是治理现代化要求所依托的制度体系的设计与构建要现代化，必须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发展性。另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于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效能的提高有赖于“党政军民学”等组织和个人治理能力的提升，这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有了好的制度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的效能。

“中国之治”应该继承治国理政优秀传统，借鉴国外治理先进经验。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丰富的国家治理优秀传统和经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1]35在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的同时，又要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对于国外的治理先进经验，应抱着“洋为中用”“去伪存真”的态度予以学习借鉴。

三、中国之智：国家治理的经验方案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从艰苦探索建设道路到中国特色，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积贫积弱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完成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征程中所形成的国家发展与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就是“中国之智”。“中国之智”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启发意义，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新路径。

(一)“中国之智”源于创新创造

“中国之智”表现出创新创造和忧患意识。中国人民深刻意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22]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党制度、经济制度、人民民主、法治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开拓创新，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家治理与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深沉的忧患意识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创造的力量。从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到邓小平的“绝不能掉以轻心”，从江泽民的“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到胡锦涛的“党存在精神懈怠的风险”再到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些忧患意识贯穿于奋斗历程，促使中国共产党破除墨守成规，创造性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之智”彰显新型文明

“中国之智”所呈现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以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为世界提供了参照。“中国之智”首先是一种新思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和合”，其思维方式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西方排他性极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倡导文化多元化。“中国之智”也是一种新文明，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各国的发展要基于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合适的制度，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一种方案一种制度。这一新文明，是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否定。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前提下进行国家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开创的基本路径，对于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国情的后发展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之智”丰富世界之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告，中国要全面总结自身的治理经验，将自身经验更加系统化、学理化、抽象化，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展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方案。这种宣告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国际担当。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国人民广泛享受到制度、治理的红利，是“中国之治”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共产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党派，“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6]57-58。中国共产党将道路与使命紧密结合，体现了党的革命性与国际精神的价值融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国家治理新思维下的国际运用，也是为世界治理和发展赋能。

四、结语

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擘画“中国之治”的肇始，经过六年的实践与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则吹响了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新号角，是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理论典范。相信对“十三个方面”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中国之制”会更加巩固、优越性会充分展现，人民更加幸福；“中国之治”的效能会更为显现，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会取得更大成绩，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之智”也必然会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