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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研究综述

2021-11-28

关键词:之治中国之治逻辑

张 天 浩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中国之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缺乏经验,国家治理曾走过一些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全新的视角深入解析了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命题,“中国之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我国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为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了路线图。由此,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国之治”的研究形成热潮。通过检索CNKI数据库,发现截至2021年3月,已经发表且刊载于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以“中国之治”为主题或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共计1057篇。高频词主要集中于“制度”“治理”“现代化”等,研究热点主要聚焦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等。回溯总结“中国之治”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研究态势进行展望,有助于推动“中国之治”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

学界从历史逻辑、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四个维度对“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进行了厘析。

(一)“中国之治”生成的历史逻辑

关于“中国之治”生成的历史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承载。一方面,文化承载着地区和民族的精神价值,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选择及其现代化路径。历经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选择,蕴含“天人合一之道”“中正和合之道”“内圣外王之道”等丰厚的治理文化,是“中国之治”的历史优势[2];另一方面,“中国之治”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紧密相连[3]。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内蕴着丰厚的治理经验。“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植中国大地且深得人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不是“舶来品”,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制度。追溯其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逐步形成的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等都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国家制度设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国之治”的继承者和传承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创新、完善并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4]。

(二)“中国之治”生成的文化逻辑

文化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根”与“魂”。关于“中国之治”生成的文化逻辑,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的精神质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学者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挥着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之治”生成的文化逻辑,是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文化繁荣兴盛”与“中国之治”是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课题,因为只有实现“文化繁荣兴盛”,才能够彰显出“中国之治”的科学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人民性,其重要一环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的内在肌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之治”源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和民族复兴的需要,其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内在肌理和精神基石。发展路径则突出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主体的原则旨归;坚持文化取向的制度化[6]。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治”的文化动力是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中国之治”的文化动力。人民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魂和“胎记”,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基础,也是“中国之治”的思想之源、理论之基和精神之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熔铸了精神动力[7]。

(三)“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

关于“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之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推进着“中国之治”。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之治”的理论生成,还对“中国之治”的实践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成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的具体体现,还宣示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8]。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历史趋势、以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为根本前提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是推动“中国之治”的理论来源,深刻地显现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如一地贯彻和坚持[9]。

第二,“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的治理思想。“中国之治”的基本理论内核根植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体现了民族性的传统中国本土之治。如《尚书·五子之歌》《管子·牧民》《资治通鉴》《韩非子·有度》《汉书·礼乐志》等均对民本、民心、礼法、人才等治理因素作了重要论述和总结,体现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治理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1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治”的理论来源首先是人民之治,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次则是三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心[1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治”的理论来源是“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12]。

(四)“中国之治”生成的时代逻辑

科学理论的生成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是基于一定时代条件而产生和形成发展起来的。学界关于“中国之治”生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中国之治”的生成谱写着新时代的宏伟篇章。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是党在“过坎闯关”的重要历史时刻,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为方向和主轴,为新时代“中国之治”提出的顶层设计,开启了“中国之治”的未来逻辑;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之治”的前进方向;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之治”的“三步走”时间表;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之治”的重大任务;提出了“13个坚持和完善、55个重点工作任务”;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之治”的关键和根本[13]。

第二种观点,“中国之治”的生成显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时代奇迹,即经国序民正其制度;风来帆速水到渠成;世事纷繁卓识以度;道之所存,心之所向,这都显现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历史担当[14]。

第三种观点,“中国之治”是对国家治理和制度经验的系统总结。“中国之治”是党在面对系列风险挑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入“后半程”所要面对的问题之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制度经验所进行的系统总结,是历史发展时期的必然逻辑,是“中国之治”的时代逻辑,具有重大深远的时代意义[15]。

二、“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

关于“中国之治”科学内涵的研究和考析,是理解“中国之治”的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中国之治”的内涵概括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治”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即中国制度、中国法制、中国基层和中国民主等发展模式的相结合[16]。“中国之治”是中国“制度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制度模式选择和价值体系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

第二种观点,“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的崭新内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稳定和发展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8]。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的科学内涵可以理解为“四个治理”,即政党治理、大国治理、人民治理和文明治理[19]。

第三种观点,“中国之治”体现的是中国式治理理念、治理方略和治理愿景。“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贯通着历史、现实和未来。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苏轼所著《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此后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人分别从不同立场使用了“中国之治”这个概念。现实语境下,“中国之治”的概念具体而言,表现为“中国之智”、“中国之制”和“中国之志”,即中国式治理理念;中国式治理方略;中国式治理愿景[20]。“中国之治”一词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于中国革命,其内涵可诠释为中国式治理智慧;中国式治理方案和中国式治理学说[21]。

三、“中国之治”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之治”的理论意义

1.“中国之治”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丰富。“中国之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回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宣告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来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新境界。《决定》从六个方面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生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范式;确立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的新战略;规划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建设分“三步走”的新进程;概括了十三个显著优势,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三个新的制度体系[22]。“中国之治”的理论学意蕴体现为:民主集中、聚力筑梦的制度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法、德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23]。

2.“中国之治”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中国之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总体布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其蕴含的制度理论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为全球治理提供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仅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着中国动力,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树立着中国榜样,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着全新选择[24]。

3.“中国之治”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理论的创新。“中国之治”基于新时代中国治理的时代挑战,主动回应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鲜明提出“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理论与中国具体治理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理论的最新成果。“中国之治”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精神品格和人民群众观,显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所在,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境界[25]。

(二)“中国之治”的实践意义

“中国之治”的实践意义包括九个方面:

1.“中国之治”推进了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显现了“中国之治”科学的理论基础、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独特的中国智慧,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制度向“中国之治”的转化[26]。

2.“中国之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中国之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励精图治的新作为,彰显了依规善治的新境界,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治理过程,不断发展、完善和贯穿着国家治理的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境界的历史起点[27]。

3.“中国之治”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中国之治”的生成与西方世界近年乱象的频发形成了鲜明对比,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发展的制度创新和价值引领。其中,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之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方面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之治”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创造了为绝大多数人民大幅度改善生活水平的奇迹;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中国通过“中国之治”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28]。

4.“中国之治”为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围绕着中国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战略布局作出了明确规划和安排。“中国之治”不仅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实践的行动纲领;还为完善和丰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最终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29]。

5.“中国之治”是增强坚定“四个自信”的价值基础。有学者指出:推进“中国之治”是新时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的价值基础,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显现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30]。

6.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是推进“中国之治”的关键所在。筑牢夯实“中国之治”的关键便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不仅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还需协调“不平衡不充分”与“有效供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推进“中国之治”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质量[31]。

7.“中国之治”是实现“宪法之治”的重要助力。有学者指出:“中国之治”内蕴着政治性、人民性和系统性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完善监督宪法实施的相关制度,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在推进“中国之治”中实现“宪法之治”的重要助力[32]。

8.“中国之治”为助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之治”提供了主张摒弃国强必霸、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陈旧逻辑,反对“逆全球化”思潮等理论,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助推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3]。

9.“中国之治”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有学者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生态文明向度,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呈现出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共容衡平等一系列新特征,是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根基[34]。

四、结 语

“中国之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未来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拓展深化:

1.突破学科界限,拓展研究视野。当前,“中国之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研究视野较为有限,研究主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相对也较为单一。虽然已有学者尝试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之治”,但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的选取存在重复现象,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域下的“中国之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研究视域下的“中国之治”研究较为薄弱。2.加强文本研究,深化研究内容。“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研究必然离不开包括《决定》在内的一系列文本,这是“中国之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当前研究中仍存在对文本解读不足问题。应通过文本研究,深化研究内容。3.借鉴其他领域,丰富研究方法。学界对“中国之治”生成逻辑、科学内涵、重大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和概念分析法,还可借鉴逻辑学、文献计量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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