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晋 波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司马迁横越子史，寄心楮墨，以自黄帝至汉武的三千年时空为经，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闾巷游侠的历史人物为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4027，就此而言，它是一部汪洋浩博的社会演进史；同时，《史记》又承续并阐扬西周史官文化由宗教而人文的思想传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4027而究天人、考礼乐、申诸子、论诗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部识虑闳深的思想文化史。然而，《史记》的面向绝不止于此。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说：“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2]7-8他进而指出：“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2]206长之先生以诗人的共情拥抱子长，揭橥了《史记》的心灵史本相。当然，《史记》的心灵史脉络不仅呈现于历史个体，也昭彰于历史类群和创作主体。就存在论而言，《史记》是一部浩然雄深的心灵史；就结构论而言，《史记》是一部主客融摄的心灵史；就认识论而言，《史记》是一部逻辑判然的心灵史。

一、浩然雄深的心灵史

宋初著名诗僧释智圆《读史》曰：“我爱包胥哭，一哭救楚国。事君尽其忠，垂名千世则。我爱鲁连笑，一笑却秦军。折冲罇俎间，流芳至今闻。我爱伯夷仁，揖让持其身。饿死首阳下，耻事干戈君。”[3]1501申包胥的“哭”、鲁仲连的“笑”和伯夷的“仁”，何以深得释智圆的“爱”？明人茅坤的一番话堪为其脚注。他说：

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也。[4]202-203

这就是说，司马迁不拘史法，写事摹人，并非简单描头画角或者强行文字，而能发于情而肆于心，神貌俱见，所以感动当下之读者，与古人同悲欢。伟大的文史著述为什么在千百年后仍能动人心弦？是因为撰述者以衍曼而深邃的哲思透视自然与历史，洞见出天人之际的浩然蕴奥，亦因为描画者以沉实而斑斓的笔触抒写现实与生命，塑造出典型人物的时代风貌，更因为创作者以丰盈而敏锐的情思遣词造句，激荡出主体客体的荣悴悲欢。换言之，优秀的文史作品不仅指向了历史、社会与人生的万千姿态，更指向了艺术形象的心灵脉动和创作主体的襟怀情愫。可永雪先生认为《史记》为中华民族述史写心，其纪传部分写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的地方特多，全书用到“为人”一词的共有48篇89例，没有明文使用“为人”字眼，但实指“为人”者更多，司马迁借此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袒开其深潜微妙的心态，在同时代作者中，他对所写人物心灵的奥秘了解得更深更透，堪称心理大师。[5]毫无疑问，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的同时，也进入了传记主人公的心灵世界，试图对其个性特质做出更全面、更深刻的摹画。另一方面，司马迁也在许多传主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慨恨衷曲。

司马迁所写人物上自黄帝、下讫汉武，帝王将相、士子胥吏、游侠刺客、市井细民等，无不烛照，如横而观之，其传事写情、立言写心，具个体性或群体性特质；如纵观之，则又有民族性高度。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在漫长的实践中慢慢形成的潜在的心智倾向，包括价值取向、情感态度、道德准则等等。它的形成有赖于民族全体成员的气质倾向和心理积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个体和群体心理的概括和抽象。司马迁以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叙写各阶层人物，在以群体为背景凸显个体的同时又以个体为典型映射群体，历史地透视出不同社会类群人物的行为趋向、心理特征及其变化轨迹，并且借此在更普遍的层次上映现抽象出了华夏民族文化心理，这也是《史记》心灵世界的最高层次。比如，对爱国心理的描写，司马迁既写了决意复国的个人英雄申包胥，也塑造了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将相蔺相如和廉颇，更注意到了此种心理的时代变迁。《平准书》传叙了一个平民卜式，司马迁在汉武帝、公孙弘君臣的反复怀疑与试探中着意呈现了卜式不同寻常的“朴忠”——不求官、不申冤而一心输财助边。《史记》借此表明，爱国意识在这一时代已内化为普通民众的本心之一，不待鼓动而自明，不求回报而自发。总之，从思深虑远、公而忘私的忧患意识到抵御外侮、匡定邦国的同仇敌忾，从哀民多艰、上下求索的美政胸臆到存亡继绝、复国安民的矢志不渝，从为民尽瘁、死而后已的国族襟抱到凿空通问、输财助边的朴忠情怀，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从历史英雄到当代奇人，司马迁对爱国主义的塑写无疑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全面呈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爱国心灵史。

在漫长的《史记》接受史上，着意于其心灵书写的学者并不多。清初吴见思《史记论文》在评点《史记》的文学特色时，注意发掘其心理描写。如《淮阴侯列传》，刘邦听闻韩信已死，“且喜且怜之”，吴氏评曰：“五字写尽汉王心事。”[6]不过，因体例之限，吴氏对《史记》心理书写多是评而不论，吉光片羽，未呈大观。稍后的“菉猗女史”[7]394李晚芳及其《读史管见》则有不同，其书以揭示人物及司马迁的隐衷为主要评鉴取向。如，卷三论《李斯列传》云：“太史公之传李斯也，不惟传其事迹，并其结念之隐亦传之，盖斯乃热中富贵人也。始形于仓鼠一叹……辞师一段议论，千回百转，语语皆从富贵结念中流出……其画策为秦并天下，即其专心为己取富贵，及其富贵极矣，身为相，子为守，又虑把持富贵不牢……早被赵高冷眼看透，即以富贵动之，又以失富劫之……至于上《督责书》，亦为富贵耳。……直至腰斩夷族，无非为重富贵而然。结局一哭，应前三叹，为篇中眼目，其要害不过在‘重爵禄’三字，幻出天翻地覆世界。”[8]11以“重爵禄”为该传之眼目，司马迁不仅洞见了李斯悲剧人生的心理根源，更昭示了其文以抉发“结念之隐”为鹄的的深层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在该书卷首所录《读史摘微》一文中，同样基于心理视角，李氏指责司马迁“立心褊蔽，未闻圣人之大道”，批评《史记》“肆而不纯，谐而多怨”[8]11-12。此论远绍班孟坚“是非颇谬于圣人”之言，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并非李晚芳的初心。《读史摘微》写于康熙庚寅年，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李晚芳时年19周岁；次年，她嫁于梁永登。据《读史管见·自序》，该书在康熙丁亥年，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业已完成，李氏时年16周岁。(1)衣若兰《才女史评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读史管见〉的出版与流传》一文(《台大历史学报》2015年6月第55期，第173-217页)，将李晚芳《读史摘微》《读史管见·自序》的写作时间分别系之于18岁、15岁，原因是误将其出生的康熙三十年换算为公历1692年，而非1691年。换言之，《读史管见》早于《读史摘微》完稿，前后四年之间，从二八少女到成年女子，认知趋于保守正统，并非不可理解，此其一。其二，通观《读史管见》全书，李晚芳对司马迁和《史记》实际上推崇备至。卷一《三代世表序·总评》云：“如是结构、立论措辞，不离孔子家法，宜《史记》继《麟经》，而千古不磨也！”[8]73所谓“不离孔子家法”“宜《史记》继《麟经》”的由衷赞叹，与其成年后“未闻圣人之大道”的批评大相径庭。总之，《读史管见》是李晚芳早年衡诸心性之作，虽有迂执回护之弊，如不愿承认太史公对刘邦、汉武帝有批评之意，但长于揣摩《史记》人物及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洞烛幽微，识见特出。

降及现当代，更有李长之先生，以捭阖中西的理论视界驱使郁烈流芳的诗性文笔，著成《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将司马迁的时代看作“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的时代[2]24，称颂子长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大诗人”[2]228，而《史记》则是“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2]308。如此情调高扬而激荡人心的褒扬奠定了此著在《史记》心灵史建构过程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总之，司马迁的《史记》以“纪传”为载体，以风骨迥异的历史的“人”为核心，以表彰人物功勋、张扬人物精神风貌、映现时代和族群的文化心理为旨归，构筑了一部浩然雄深的心灵史。

二、主客融摄的心灵史

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不仅为历史人物、中华民族写“心”，也为自己写“心”。李长之先生说：“我们更必须注意《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2]223的确，较之《史记》，无论是在其前的《左传》还是在其后的《汉书》，“史”的意味都甚浓，创作者的性情则较弱。司马迁在再现人物形象，展露人物灵魂的过程中，除了寓主于宾的深衷婉曲之外，还常常模糊了史家与传记主人公的界线，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不可抑遏的主体情愫。如：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1]1397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1]1940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1]2356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1]2583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1]2585

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1]2622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3034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1]3867-3868

或为之怨，或为之怒，或为之恨，或为之哭，可谓笔墨与情思齐飞，良史共传主同悲。正因为如此，茅坤才说：“读太史公传记,如与其人从游而深交之者,此等处须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4]6“从游而深交”指向知人论世，是理解《史记》蕴藉的司马迁“肺腑和心肠”的前提；“须痛自理会”则谓推己及彼，暗示其主体心绪的悲愤特质。

史迁多“悲愤”，此说首倡于西晋葛洪，后世继踵者甚多。葛氏《西京杂记》卷四《司马良史》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词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9]25-26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十二说：“迁之学虽未粹，感愤舛驳，往往有之。”[10]14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七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心性和特殊遭际认为：“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无辜受辱，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呜呼，亦壮矣！”[11]1595明代的李贽则从创作动机的角度论之曰：“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12]391李晚芳《读史摘微》称《史记》“立意措辞，多有愤忿不平之过”[8]11，既“怼君”也“忿人”，而“诸《传》诸《赞》，半借以抒其愤忿不平之气。”[8]13至于太史公悲愤之情的来源，自然与其自身遭际有关，《报任安书》述之详矣，此不再赘。就文化心理而言，此情此心或袭自屈子。清人刘熙载说：“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13]12

“悲愤”难纾，则见“讥刺”。东汉光武帝时代的卫宏暗示《史记》是司马迁怨恨武帝之作。《太史公自序》文末《集解》引卫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1]4029又，《艺文类聚》卷十引班固《典引·叙》所录汉明帝之诏云：“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至东汉末年，王允明确指出：“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14]2006上述论调将身被腐刑视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原动力，指斥司马迁因刑兴谤，贬损景武。此论古今以来驳议者甚多，信之者愈加寥寥[15]。《史记》内怀微言、讥刺当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不是太史公私心怨恨于蚕室之耻所致，而是源自秉笔直书的良史德识。武帝怒削《史记》、王允坚称“谤书”，恰恰是因为司马迁不唯上、只唯实的史笔刺痛了专制统治者唯我独尊的隐切和回护者为尊者讳的迂执。

人的心理意识不是风平浪静的乡间池塘，亦非悠然自处的林中湖泊，而似深幽诡谲的海洋。太史公潜隐于《史记》中的主体心绪绝非仅“悲愤”和“讥刺”两种，而更复杂、更微妙。比如，《孔子世家》所展现的尊圣悲孔之心，《伯夷列传》所揭露的天道无报之思，以及《太史公自序》昭示的“第二《春秋》”之心等。总之，司马迁既驰骋千载，贯穿百家，直笔美恶，为人写心；又忍耻抱怨，高辞振幽，愤悱自释，为己写心。因是之故，作为心灵史的《史记》不但涵括了客体层面上的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民族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蕴藉着主体层面上的作者心绪，即“太史公之心”。

就方法论而言，司马迁除了在正文或论赞中直抒胸臆之外，更多的是“借宾形主，寓主于宾”，即通过特定历史人物及其行迹，或以主题引导或以变体暗示自我隐衷。比如《管晏列传》，其传主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政治家管仲和晏婴，但在本传中，司马迁不述其勋业，只“论其轶事”，并提炼出“知心之交”作为一篇之目。这与他特殊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密不可分。司马迁身受法困，昔日交游噤若寒蝉，无一匡救，这迫使他思考真正的交友之道。通过考察管仲和晏婴的交游，他得出结论：交友之道，本在知心。本传论赞云：“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1]2600他如此倾慕晏婴，完全是因为晏子能知人之心。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云：“传者详其生平而著之，以传其人之谓。《管晏传》不然，亦史公变体也。《赞》中所谓论其轶事，是也。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两篇合叙联结之真谛也。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二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有知越石父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赎。多鲍叔之知人，与执鞭所钦慕，皆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盖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不以贵贱患难而有间，斯足千古。故于《管传》，即在仲口中，备言鲍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贤，则受知者之贤自见。《晏传》亦于越石父口中，反言知己无礼之当绝，亦深知晏子必悔而优待之以成一段患难相知之谊。使人至今重晏子者，越石父也，皆借宾形主之法。”[8]27此论甚当。管、晏是“宾”，寄托了司马迁对知心之交的向往和忻慕。正是通过“借宾形主，寓主于宾”之法，司马迁勾连起传述对象和主观自我之心绪，熔铸出一个造微人妙、深衷自见的心灵世界。

关于“太史公之心”，尚需稍加说明。此一称谓较早见于南宋黄震所著的《黄氏日抄》卷五十一。黄氏不满苏辙在《古史》中说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其记尧舜三代之事皆不得圣人之意”，撰文加以批驳。黄氏著《孔子传》云：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诸侯之列，若曰古昔圣王之后，以位显者如彼，以徳显者如此，故本所自来而表异之也。孔子虽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为可知。苏子乃降之为列传，以居叔向、子产之后，则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于孔子，自少至老，歴叙其出处之详，必各记之曰时孔子年若干歳……苏子乃略之，止断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诚言，亦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赞谓……若曰自开辟以来，惟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称诵如此。……苏子乃反之，独以其求用于世而不已为孔子之所独，又异乎太史公之心矣。呜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何绘画？若叙其出处以传后世，则太史公为庶几。[11]1678-1679

黄震力攻苏辙之失，详证司马迁尊孔崇圣之意，而以“太史公之心”为其目。清凌扬藻《蠡勺编》卷八引恽子居论《史记·管蔡世家》之言云：“太史公之心，足以知圣如此。故曰：‘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16]135此处所言的“太史公”，与黄震之说一样，都是指司马迁，其“太史公之心”的内涵与黄震之论亦较接近。当代学者阮芝生先生在讨论《报任少卿书》时，以“司马迁之心”为目，指谓司马迁“自乞宫刑，隐忍苟活，完成《史记》，以雪耻扬亲，并对自己、对父亲、对历史文化做出交代”[17]203，这是联系《史记》的创作意图而言的，精到可从。阮芝生先生之所以弃古已有之的“太史公之心”不用，而代之以“司马迁之心”，或许并不是因为矢志求新，而是意识到《史记》中的“太史公”其实有两位。据学者统计，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本《史记》中，“太史公”一词共出现了156处(不含褚少孙所称)，其中至少36处为司马谈，仅《太史公自序》一篇称司马谈为“太史公”者就有6处。[18]48所以，《史记》蕴藉的“太史公之心”，不仅包括小太史公“司马迁之心”，也涵盖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心”。当然，就主次而言，后者的心绪较为薄弱，主要体现于《论六家之要指》一文及其临终遗言。

三、逻辑判然的心灵史

就层次而言，我们可以将《史记》的心灵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两个层面，二者之间的贯通多系之于情感渗透，微旨深婉、顿挫幽远，而读者亦须于笔墨之外用心玩味方可有得。清代学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项羽本纪〉读法题词》云：“史公盖多恢宏谲诡之词，不肯显言正论，又时以他事闲文自掩其笔墨之迹，且文辞浩瀚，读之者目眩神骇，往往一篇不能尽，故能得其旨者绝少。史公亦尝曰：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19]3的确，“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研读《史记》，探寻其浩瀚“文心”的不二法门。如果仅论客体层面上的《史记》的历史个体人物、社会类群人物和华夏民族的心灵世界，特别是后两者，则不唯抒写对象彰彰可察，而且其心理图谱的历史、文化、现实象限亦昭昭在目。有研究者指出，“《史记》着力表现的正是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群体活动，这些活动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正好形成以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而体现出社会历史的‘理’(规律)性的发展。”[20]81所谓“社会历史的‘理’(规律)性”，即历史的嬗迁规律与共相，也就是“变中之不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个体、类群和民族的心理规律。

那么，《史记》主要揭示了哪些类群人物的内心世界呢？《太史公自序》中有四段话值得注意：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4000-4001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4005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1]4011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4027

又，《报任少卿书》言：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21]1864

由上可见，司马迁承续先父遗命，熔铸古今子史体式，蕴藉百家，列人物于纪传，主要载录以下三类人物：“明主贤君”；“忠臣”“功臣世家贤大夫”“辅拂股肱之臣”；“死义之士”“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然而，黑白永远相映，人之良与莠、庄与邪、善与恶、美与丑恒存并行，亦是世间本相。作为历史家的司马迁对此洞若观火，《史记》所录，既有明主贤君，亦有骄主庸上；既有骨鲠贤士，亦有奸猾佞臣；既有谨厚循吏，亦有独夫民贼。如此等等，正反互见，照映其心。

统而言之，《史记》主要描画了以下几种社会类群的内心世界：其一，帝王类群，包括“明君”和“骄主”两个次类群，主要指上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与秦始皇及汉代高祖、文、景、武四帝。司马迁以仁爱为公与贪虐为私为映照，写出了历史兴衰隆替中的历代帝王心怀。其二，辅弼之臣类群，包括各代武将、丞相及一般官吏三个次类群。太史公以忘私辅国与苟合保身为对比，抉发了古今君权变迁中的将者肺腑；又以自处为公与趋时求荣为特征，比较了专制政体强化下的相者胸臆；同时以奉法折上与曲法媚上为重心，揭示了君主权力膨胀下的吏者心迹。其三，持义趋时、立功扬名者类群，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者、游侠、刺客等次类群。对于宗周斯文丧坠之际的先哲襟抱，司马迁着意于其弘道济世的坚毅与孤独，对于皇权政治高压下的汉代游侠，《史记》以坚持仁义的勇决与隐没为其谱写了一曲绝唱。至于《史记》所展现的中华民族心理，主要有沛然莫可御的“大一统”之心、超然嗟穷处的自强日新之心、德兴虐亡中的反暴尚和之心和父母之邦在的爱国保民之心等。如前所言，此种心理的揭示主要仰赖于个体和群体的历史抽象，具有清晰的时间线和客体表征。司马迁或作继承性描绘，丰富其意涵，比如大一统、自强不息等，或作开创性揭橥，在凝聚历史的同时融入当下思考而赋予其新的意涵，比如爱国保民等，从而建构了华夏民族的早期心灵史。

就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中华民族三种心理的内在联系而言，社会类群心理其实是历史个体的共性集合，主要显影于其语言、行为、情绪等外在形态；而民族心理则是历史个体和社会类群的历时抽象，主要造就于类群心相的超时空积淀，这既是一个主体选择、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历史选汰、凝积的过程。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所以，在读者层面，把握个体人物的心理就可以顺流而观，凭河窥海。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说,《史记》“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他书中的人情味”，司马迁“拥有一切伟大的史家所有对过去的挚爱与同情。他不仅仅站在一旁，以冷酷超然的态度记录古人的生活，却与他们分享胜利和哀伤，这在各篇之末他经常流露出的感情，他显示的怜悯和赞扬中可以看出。没有人能躲过他的批评，也没有人不蒙受他的关注。或许就因为他书中表现的温厚、亲切与仁慈超过其他的特质，因此使他的作品赢得后代读者无穷的赞誉，并且奠定了《史记》在中国典籍中的不朽地位。”[22]109-110华兹生对《史记》情感内蕴的观察并不完备，但他觉察到了司马迁的心灵史书写与《史记》经典性之间的因果逻辑。经典建构是历时性的长期过程，也是其价值边界不断扩张与确认的过程。比如《史记》的文学经典性，自汉讫元方得确立，至近现代，随着人们对其文学性认知的深入又渐趋强化。[23]《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因体例的开创性很早就获得确认，但其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对《史记》心灵史书写及其面向的阐抉，不仅是经典认知的深化，相信也是探赜其经典性边界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