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科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是史学史学科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分期的依据不同，其结论也往往不同。内藤湖南、瞿林东在这个问题上就展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一、史学史分期的“四段论”与“九段说”

内藤湖南从未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作专文阐述，但其分期的方式与结论可从其著作《中国史学史》中看出该书是“后人”根据内藤湖南于1914至1915年、1919年至1921年、1925年三次在日本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这门课修订成的。修订始于1923年左右，但因各方面的原因直到194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综合来看，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的著作了。而其史学史分期的结论与方法显得比较生硬和粗糙，可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探索。

内藤湖南以文化史观为指导，并结合他的“宋代近世说”进而将中国的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中国史学史分期方式。

第一个时期：“史学前史的时代”。从有“记录”开始到两汉《史记》出现之前。内藤湖南认为“在上古时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称之为史学的学问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应该对应称为史学前史的时代。”[1]1所以他将这个阶段作为记录的起源进行探寻。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史学史》前三（四）章的内容。

第二个时期：“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从两汉到六朝”。对应的是《中国史学史》第五、六章的内容。在内藤湖南看来《史记》的出现是真正的史书出现的标志[1]76-77。真正的史书出现了，才有史学。所以他将“从两汉到六朝”看作是“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谷川道雄在给该书作序时对内藤湖南在这个阶段上的划分作了概括和补充。他说：“像《史记》那样内容、体例均可称之为真正史书的著作出现了，《汉书》继续了这种史书撰述的潮流。尽管两史之间有着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但毕竟由此进入了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特别是《史记》《汉书》构筑了正史编纂传统以后，以此为中心，史书编撰开始有了惯例的性质。”[1]3这个时期“在图书分类上，独立形成了‘史部’的领域”，同时又酝酿着新的史学倾向，即“史书的发展也出现了丧失《史》《汉》那种历史家精神之形式主义的堕落倾向。而且其中具体的现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现的正史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成分纂的倾向”[1]3。

第三个时期：中国史学史的“第二阶段”，从六朝末到唐代。在内藤湖南看来，与前一个阶段的史学相比该时期的史学独具特色，可以作为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他认为该时期史学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正史。“正史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成分纂”的情况已经很显著了。不再像《史记》《汉书》那样具有家学的传承了。二是类书。“这一时期出现了将史实编纂为类书体的形式。从六朝到唐中叶，类书与史书以及其他诸子类的区别逐渐明显起来。”“至唐代，类书出现了堪比前代的大型著作，可以说这是类书在编纂当代事实方面的应用，现存的《贞观政要》就是其中之一。”[1]135三是书写的语言。“六朝末至唐初之间又有了古文的复兴。”四是史评自成一体系。他认为：“直至六朝，几乎还没有出现史评这一类书籍，本来在目录上是没有这一部类的。但是到了唐代由于《史通》问世，这类书籍多了起来。之后又相继出了同样的书籍，以致形成了一个专门的部类。”[1]143五是史注活跃。此时期“出现了对以往那些重要史书的完整的注。而其中最有名者是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内藤湖南认为：“作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1]144“与宋朝相比，该时期史注的地位及成就要高出许多。”[1]146六是史学独立性衰弱。此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并由专人即宰相监修。而“由于直至唐代都是贵族政治，所以史官也是即便仅限于一代为官，忠于职守之风仍然强盛”[1]148-149。但是该时期由于皇权不断强化，也导致了史学出现衰落，独立性逐渐丧失的倾向。他说：“但是毕竟史学却在逐渐衰败，作为世袭、家学的史学已经不复存在，记史转为由宰相监督，作史不再是史官自由了。”[1]149史学越来越受到权力的影响。

谷川道雄在序言中讲到：“从六朝时代开始的史评，至唐代刘知几《史通》终于形成了史评的专著。史注、史评都是从当时史学中那种单纯写史的著作，进而发展为对既成史书加以解释、评论的产物。这显示出史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可谓是一语中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史学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是从“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即“从两汉到六朝”这个阶段开始算起的，而并非是从“史学前史的时代”算起。因为在内藤氏看来第一阶段即“史学前史的时代”只是史学准备阶段，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史学史阶段。因此他所说的“进入了第二阶段”实际上是内藤湖南整个中国史学史分期体系中的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时期：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发展时期（或称为：史学新潮流时期），时间为：宋代至清朝时期。其划分的依据是该时期“历史编撰法”“帝王学”“经学”等的变化巨大，“正统论”发展兴盛。具体情况将在后文作论述。

笔者以为仅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太过于笼统，不能深刻反映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和发展的实际情况。

瞿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理念在他的《中国史学史纲》中得到了深刻的践行和阐述，并为学界广泛接受。在此之前，史学史分期的结论和方法已是层出不穷，但总体上看来分歧很大，问题也不少。[2]

因此，瞿林东先生在深刻总结“前人”的思考和实践之后，开创性地提出：“在分期方面，不刻意探求以今天的社会发展分期观点与史学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也不刻意探求从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与特点来划分它的发展阶段性的分期方法及其结论，而是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3]3所以，瞿林东先生在进行史学分期时很自然地就根据“人们比较习惯”的方式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九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史学，特点是“史学的兴起”；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史学”，特点是“正史的创立”；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特点是“史学的多途发展”；第四阶段是“隋唐五代史学”，特点为“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第五阶段是“辽宋金史学”，特点为“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第六阶段是“元代史学”，特点为“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七阶段是“明代史学”，特点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发展”；第八阶段是“清代前期史学”，特点是“史学的总结与嬗变”；第九阶段为“清代后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是其特点。

该分期方法贯穿着深刻的“通”的意识。一方面是体现在时间的衔接上，从先秦开始，按朝代顺序一直论述到近代。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各阶段史学特点的准确把握上。各阶段史学特点又紧密相扣，将各具特色的各阶段的史学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史的整体了。

二、两汉时期史学开端论与先秦时期史学兴起论

关于中国史学史开端的问题，内藤湖南与瞿林东先生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在内藤湖南看来从有“记录”开始到两汉《史记》出现之前，只能看作是“史学前史的时代”，而“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是从两汉时开始算起的。依据之一就是作为“史书的出现”之开始和代表的《史记》问世了。然而，这样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史记》确实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高峰，中国史学产生于何时虽也尚存争议，但绝不是推迟到《史记》出现的时候。按内藤湖南的算法，显然是将中国史学出现的时间推后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内藤湖南不同，瞿林东先生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有了史学的发展、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积累的认识，就有了史学史。”[3]1所以他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阶段，我们把它称作史学的兴起阶段。”[3]115《史记》和《汉书》则是中国正史创立的标志。“史学的源头可以追寻到古老的传说。”“《尚书》中的殷商、西周人记载和《逸周书》中的西周人的记载，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历史典册。”[3]125事实上，这些观点才符合实际并广为大家所接受。

三、宋代史学近代化与清末史学近代化

在史学史分期中，两人都提到了史学的近代化或者称之为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由此也可以将二人的史学史分期看作是可以分为“传统史学史”和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两部分的，这是相同点。但这样的划分是比较笼统的，终究还是要再化成小阶段。

内藤氏认为自宋代开始中国进入“近世”，中国的史学也具有了近代性质。因此，称自宋至清时期的史学为“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史发展时期”。他认为该时期史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编撰法的变化。他认为自五代到宋初，是历史编纂法上的变化期。该变化明显地反映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3]150他说：“《旧唐书》毕竟是依据了唐初的那种历史编纂法理论而成书的，而不是唐中叶兴起之古文与史书相关联的新型理论的代表作。”而《新唐书》成书于宋代，“能够应用韩愈以来古文复兴的意见，并最大限度发挥了其主张，有着与以往史书完全不同的创新”[3]151。“《旧唐书》由于照用了骈体文全盛时期的史料，所以多使用骈文；这在《新唐书》几乎全部改写为古文，诏、令、表、奏等也不仅限于删改，而是全部用古文重写。”[3]152所以内藤认为：“《新唐书》创造出了史书体例上的新形式，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具有正史编纂上划时代的意义。”[3]154

二是“帝王学的变化”。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为帝王提供参考的书籍，他认为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逐渐成为新型的独裁君，“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需要”[3]159。《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内藤湖南称赞《册府元龟》“是历史事实的集大成之作，是以类书体例列项，将史实予以类聚的。总之，将史书作为帝王必要的参与进行编纂，使得《汉书》以来流行之类聚方法在此得以集其大成了”[1]158。《资治通鉴》“不仅在体例上复兴了编年体史，在帝王学的编修上他还具有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同样的意义，亦即作为传承《春秋》之意，具有一家之见著述这一点上，有着重大意义”[1]160。除此之外，“《太平御览》是真正的类书，是六朝以来至唐代类书的集大成者，《太平广记》是野史、稗史的集大成者，《文苑英华》是诗文的集大成者。当然，这些都是为提供帝王参考而作的”[1]158。

三是“经学的变化”。南宋和北宋时期，“有关经学的观点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有关《书经》，一是出现了关于古文今文的疑问，一是不论对古文今文都提出了各种疑问。”[1]180

四是“金石学的发达”。“在宋代，有关史料研究中最为发达者要属金石之学。”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王厚之的《王复斋钟鼎款识》等都是金石学发展的代表。

以上是内藤湖南关于史学近代化的划分结论与依据。

瞿林东的观点与之不同。在他看来史学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具有一致性。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史学亦是如此。只是在此之前已开始酝酿了。他说：“自明末清朝前期，中国史学已经出现了嬗变的端倪。”而具有近代性质的史学则萌生于“清代后期”，他说：“中国近代史学的萌芽，是在中国历史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出现的。这个大变动开始的标志，就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3]742

瞿林东进而指出这一时期的史学特色，“第一个特点，是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第二个特色，是传统的历史变化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第三个特点，是传统史学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注入了进化论思想。”[3]743-744

这样的划分，一方面体现了史学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相一致的观点。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生存危机，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孕育着“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和朴素的历史进化观”。这符合社会和史学发展的实际，做到了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体现了瞿林东先生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如前文所讲，史学分期的依据很多，但瞿林东先生却选择最能反映时代特点的部分作为划分依据，这是非常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四、文化史观的指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内藤湖南的学术体系几乎是在文化史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文化史观的指导下，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个时期”。“在此之前，虽有中国史学家使用上述名词进行分期，但只是偏重从时间观念上使用它，而内藤则按每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力及时代特点来使用它，赋予时代的内容，以此建立起中国史的新体系，成为内藤对于中国史学领域的新贡献。”[4]4

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本身即是各时代文化的发展”。而他所谓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各时代依据这些文化发展的不同内容及形势，显示出其阶段性，从而成为划分时代的依据。[4]3也正是对文化史观的坚持和对“宋代近世说”的运用，他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著作《中国史学史》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瞿林东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和编撰。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亦是如此。

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由特色鲜明的各个阶段共同构成，而各个阶段的史学又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史学史分期上既要呈现出一个严密的整体，又要展示出各个阶段的特点，还要展示出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严密的、有机的“九个阶段”的史学史分期方式与结论。

彭忠德曾就瞿林东以辩证发展观点看待史学史分期的作法进行过阐述。他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解析中国史学。从宏观方面看，作者（瞿林东）较多地从辩证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如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划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将先秦至近代的史学划分为九个时段。”还称赞道：《中国史学史纲》丰富的历史内容得到深刻的理论阐述，又体现了作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5]

五、结语

总的看来，两人的分期方式都自成体系，各具特点。内藤湖南的分期方式，问题多，显得粗糙，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确实符合中国史学史的实际，但以文化史观为指导，并结合“宋代近世说”进行中国史学史分期，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而瞿林东先生“采取长期以来人们比较习惯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时段划分”的作法则很好地避免了以往史学史分期存在的问题，做到了能深刻反映中国史学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这是史学史分期对历史的自然回归，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