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夏梓平

（四川旅游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一、问题的提出

民具学研究起源于日本，其概念进入中国学术界仅30余年的时间。何谓“民具”？周星认为“民具就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制造和使用的用具、工具、器具等所有实物、器物的总称”[1]。民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诞生的初期阶段，劳动工具的发明和制作成为了人类身体外延性的技能。简言之，“民具”就是民间大众使用的技术性的生存用品。当下，学术界对民具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人”“物”两者的互动，以致民具学研究更为重视日常生活中民众对民具的使用和意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具存在的价值在于“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构建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那么，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被时代“抛弃”的“民具”是否还能称之为“民具”？它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民具在历史积淀中会有怎样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些问题都是本文需要初步探讨的。

二、“过时民具”的提法

民俗学与民具有莫大关系。从民俗学对民俗事象的四分法来看，民具归属于物质民俗类。物质民俗主要包括生产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医药保健民俗等等[2]。从民具的概念来看，民具正是民众在创造和消费物质财富过程中呈现出物态的实物。进化论学派代表英国人泰勒提出了“文化遗留物”，他旨在通过研究当代生活中的古代文化遗存，探索历史发展的过程[3]。这其中不乏对古代先民所使用民具的研究。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民具作为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实物用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建构起人类生存的意义。民具的产生是同社会语境和人类认识相关联，它是人类适应生产、生活的缔造品，也同时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与时代互动的文化实物。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语境的变化，传统的民具在“生活革命”的变革中沦为一种“遗留物”，它们或湮没于世或稀见于今。对于曾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具，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已失去了对民众生存的意义。那么，这些“遗留物”该如何进行定义呢？可能许多人会很自然将其纳入“文物”的范畴。笔者认为，文物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涉及到人类社会活动中所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而古代民具对于历史文物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因此，为了与“文物”有别，并完善民具学的概念和突出民具学的地位，有必要对这些“遗留物”和当下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具作一个初略的划分。笔者认为，传统遗留下来且已经消失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具可以统称为“过时民具”。“过时”有陈旧不合时宜，不符合流行时间的意思。作为适时性很强的民具文化，一旦脱离了生存的社会语境，自然就成为一种过时之物。因此，采用“过时”来表达这类民具，从语义上来说是可行的。与之相反，当下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民具则可以采用“合时”的表达方式，即：“合时民具”。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过时民具”和“合时民具”两种提法能够延伸对民具研究的视野，同时也能更清楚地对民具进行划分。

三、民具“时过境迁”的主客转换

民具在历史的时间轴上经历了“合时”到“过时”的发展历程。过时民具的“主体实践”和“客体实践”是基于功能和意义的历时性转换而言。

（一）“过时民具”的主体实践性

过时民具的“主体实践”在于适应曾经的社会语境，在与人的互动中建构出民具对人的生存意义，它是一种曾经的“合时”民具。民具的主体性在于它是理解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的主体，同时也是作为主体的人，在进行主体实践活动时选用的“物”的主体性。两者互为依赖，以此创造出民具文化。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民具，它具有生活价值。生活价值旨在为民众的日常生存提供工具，并为个人的心灵、智力、情感及精神等提供帮助。人的自我本性和自由意识，促使民众在探究宇宙世界时，往往依从于自己的本性和意识而作出判断。物质决定意识，在以心灵为基础的意识能动中，民众长期的主体实践总结出利于自身本性发展和自由意识的经验。由此，在经验的强迫中建立起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普适性的生活规则，并将之物化为某种器物，以形成规则的中介，民具的产生及使用便是如此。如筷子，民众在使用筷子之前经历了一段茹毛饮血的饮食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民众意识到饮食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使用某种器具进食，一方面出于“礼”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健康、文明的象征。民具作为人类主体实践的结果，具有了自然、朴实的人文特征。民众对民具的创造、使用，是基于自己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它是人在劳动中对自身智力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4]如猎枪、弩、野猪夹等捕猎工具，民众会根据不同动物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捕猎工具。可见，民具作为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媒介，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起到对自身智力的发展。中国哲学将人的情感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民众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情感评价以及由情感作出的判断和行为，是人类在应对日常生活所开启的智慧之“物”和精神之“物”，这里的“物”就是民众情感需要的物化结果——民具。民具，往往作为中介以配合民众行为获得某种情感需要。如中国传统有饮茶的习俗，民众出于一定目的聚合一起欢饮谈笑，茶和茶具所产生的化学效应在其中扮演了民众情感表达的中介物。

作为日常生活的民具，它具有财产价值。财产价值旨在说明民具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归属问题。民具是民间大众使用的器具，因此，民具具有需求量大、便宜的特点。民众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以达到对商品所有权的占有。从当今法律的规定来看，所有权就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一规定是物权私有化的表现，以此保障商品属于个人或集体的财产。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经济的发展始终以解决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民具在人与人关系互构中作为商品，以此成为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途径。民具作为财产，一方面能够在社会整合建构中促进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和多样；另一方面，在谋求民众生活需求和社会发展中实现有机的结合。如，在当代商品经济中，手工竹编民具一方面以其原始性的特点与工业制造的相关产品一同面向市场，以丰富民众日常生活用具的选择；另一方面，民具为了实现其商品价值的最大化，也在不断结合时代特色和民众生活的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

作为日常生活中主体实践的民具，它具有文化价值。文化是一种贴近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生存方式。文化的创造是人类主体共同实践的结果，是一群人采用了逻辑思维，并站在实践理论的立场独立思考、选择和判断，于是他们就能够不约而同地达成这种共识，并且会形成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理性公识[5]。民具之所以成为民间大众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物品，其已经成为一定地区或族群文化的认同，它是民众日常生活得以正常化的根基。“公识”对于民俗学意义中“下层民众”的文化传播有重要的意义。如使用筷子吃饭的饮食习俗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理性所达成的“公识”。而老百姓所使用的碗、筷子都出自于一些民具作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购买这些民具，以作为日常生活的补充。“公识”最终所达到的目的是将民具无意识地融入到了民众日常化的生活中，从而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等一系列社会秩序内化到老百姓的文化秩序之中，以此构建行为与制度的有机整体。这也正是民俗文化在实践中生成的方式。

（二）“过时民具”的客体实践性

“过时民具”的客体实践性主要表现在民具失去了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对人的意义。它的存在仅仅以一种物态的形式被客体化，也就是从原有的民众主体性实践价值转变为一种客体性实践价值。因此，过时民具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得以存续，其社会功能和意义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

过时民具作为客体化物态呈现，在当今社会具有审美价值。然而民具在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时，似乎和民艺品有了很多相似之处。所谓“民艺”简言之就是“民众的工艺”。因此，民艺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民间大众所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品，只是研究视角侧重于客体的审美化阐释。民具的审美价值在于历史语境中所积淀的时间美学。它从一种实用之物转变成审美之物，在历史的文化脉络中保留着一种民众怀旧心理的牵顾。就此，历史的平常之物便成为一种情感上所依托的美好之物。如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怀旧餐厅”。他们从偏远的地区大量收购传统的民具用品，这些过时民具被店家重新包装，与餐厅的装饰融为一体，以零星的非语境的民具实物传达历史生活的记忆，这不乏有种民俗主义的意味。民具用于装饰，实际上是一种意象的体现。它是审美意识中意与象的结合，就如郑板桥画竹需“胸中有竹”一样。在民众怀旧心理的作用下，往往过时民具的重新包装能够给大众带来审美趣味和审美想象。作为一种曾经主体性实践的民具，在新的文化脉络中转换成为一种客体审美功能的“新物品”。由此，过时民具完成了“从民族志的‘文化’朝向美丽的‘艺术’过渡”转变[6]。

过时民具作为客体化物态呈现，在当今社会具有经济价值。过时民具的经济价值源于对历史文物的效仿。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也在增长，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其经济功能也越发凸显。也因为如此，许多文物遭受盗墓者的非法盗取，以此获取经济效益。民具作为“边缘化”的文物，很难成为文物主流市场的宠儿。过时民具常常被归为民俗文物的范畴。民俗文物在当今的存续主要有两个流向：第一，民俗博物馆的收藏。此类民具往往是众多民具中的“佼佼者”，它们之所以被选进民俗（民族）博物馆作为藏品，在于其具有地方代表性，且制作精湛，并保存完整。如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云南本土的民俗文物，其中有大量的过时民具。其中的一部分便是通过师生田野调查收购获得。民俗（民族）博物馆中的民具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发挥着展示的功能，它由曾经的一种大众文化转变为一种公众的文化。第二，个人玩家的意趣。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里的民众掀起了一场“回归乡村”“回归传统”的运动。在此背景下，传统过时民具再次成为新宠，从而推高其市场价格。一些古董商会到乡野人家收购祖辈留下来一些有价值的民具，也有个别怀旧者，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收购这类民具。在成都文殊院的古玩市场，还能从中找到一些有一定年代的民具。如老烟斗、瓷碗等等。这些民具看似还能使用，但是在历史的积淀下，其经济价值远远大于了实用价值。因此，它们很自然地成为民俗文物市场玩家们把玩的意趣。它们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完成了转型，并由曾经的一种大众文化转变为了部分玩家的小众文化。

过时民具作为客体化物态呈现，在当今社会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的记录和民族认同。过时民具的历史记录，赋予了民具一种古典式的生活样态。它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历史表达。作为一种“遗留物”，从物质文化层面去研究可以还原先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场景，同时能够反映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作出的选择和创造的生活智慧。从精神文化层面去研究，民具在历史积淀下，被历史的表达赋予某种张力，从而构筑起民具特有的文化符号。符号具有特指性，不同符号建构出民具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构筑出不同民具文化的逻辑性。文化的逻辑是特定地区民众的集体智慧，这种内核性的文化观念，是形成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将之折射到物态化的民具本身，它能够帮助各地区、各民族对自我和历史的认识，从而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历史积淀”中的民具阐释

民具的历史积淀之所以能够从民众主体实践转换成为客体的实践，在于民众对自己人生的关照中将触须伸向了对历史的“寻根”问题上。面对“历史”与“现代”的对话，在时间的维度下，过时民具将沉构的社会经验、历史理性融合为当今社会个体情感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憧憬。

民具是在历史积淀中“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产物。民具的创造和使用与客观世界密不可分，它的创造灵感来自于大自然对人类的要求。在自然的物质性中，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的馈赠，创造出某种物质性的符号，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对自然的改造融入人类的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相互过程。民具作为一种自然与人的中介，在实现人类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实现了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存在。借助人类的想象民具被差异化地创造出来。从本质上说，民具作为社会之物和自然之物，它在左右逢源的生命活动中营构起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民具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社会经验，自然对人赋予能动的创造力，在历史理性中人类不断思索着对民具的开发与改造。历史积淀下的民具正是对曾经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最好写照。

民具在历史积淀中的“情”与“理”。作为物态呈现的民具，单纯的“物”是一种没有生命价值的形象。必须透过“物”召唤出隐藏在历史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的积淀下，生发出人、物之间的“情”和“理”。“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民具的外形传达出鲜明、强烈的地域情感。这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物态表达，如饮食器具。东方人常使用筷子进餐，西方人常使用刀叉进食。这里面就包含了特殊地域人们对民具的特殊情感。第二是民具本身要传达对民众普适性和积极健康性的情感。普适性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带有价值情感的因素。如东方人吃饭使用筷子，这一习惯已经内化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筷子是一种普适性的民具，在民众进食这样的行为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民具所包含积极健康的情感，主要体现为其对人生存、发展的向好维度。如使用筷子进食比用手抓进食更为卫生和文明。“理”与“情”有不解之缘，正如“知情达理”，民具的存在是经过历史经验的形塑，它通人之情，也达社会之理。“理”是一种规律性的表达。民具的存在本身就是客观世界在与人类互动中对“理”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民具得以自古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在理”之物。

民具在历史积淀中的未来向度。民具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密不可分。人类的发展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我们在追忆历史的同时，更需要面向未来。过时民具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怀旧追思的一部分，不仅在于它是已逝生活的象征之物，还是当代民众“寻根问底”的有效途径。我们了解过去，是因为历史的记忆夹杂着今日的现实，都会一同走向未来的生活。这是人类发展的规律，更是文化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积淀和动力。人类在不断超越自己的过去，也会因为一种历史责任感而不断地创造着自己新的日常生活。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创造的民具，在民众的“欲望”驱使下，以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继续与人类的发展前行。可以相信，未来的民具创造和使用也将打破传统手工技艺的现实。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到来，带给传统方式以极大的冲击。也许未来的民具研究将出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痕迹，因为，那些产品同样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它们应有的功效。实际上，虽然我们是在被动地了解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主动地思考未来。因此，民具的未来发展和研究，更应思考未来社会语境对“人”和“物”的有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