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庆雨

（郑州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郑州 河南 450064）

1881年，法国刚从普法战争的巨额赔款中恢复元气，继茹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上台组阁成为法国总理后，法国政府开始了疯狂的远东侵略计划。法国妄图以越南为基地，向中国西南地区渗透。法国舰船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企图勒索清政府并挑起战端，在清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战与和讨论后，决定宣战。清政府虽然在海上作战中失利，但是陆地上却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因清政府没有持续作战的勇气而导致中国没有扩大战果，最后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国可谓是不败而败。这场战争对清廷的海防影响是深远的，它在清廷中掀起了激烈的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这次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设立统一的中央海军领导机构。这次讨论最终催生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海军衙门的建立，使得中国的近代海军建设有了统一规划。

一、中法战争

茹费理组阁后宣称“在至今尚未考察的地区，在非洲，在蕴藏着无限富源的亚洲，特别是在广大无边的中华帝国内，竭力攫取他们自己的一份，自然，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我们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之上”[1]770，可见法国对中国是图谋已久。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83年12月14日），法国水师提督孤拔（Amédée Courbet）率领水师兵轮、民船、陆师进攻越南山西地区的中国驻军，标志着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对于战和问题，在清政府内部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主和派代表李鸿章认为，战最终要议和，不战也要议和，晚议和不如早议和。况且中国海军筹办时间较短，不敢轻易言战。主战派代表左宗棠认为，应该整军备战，同仇敌忾，援越抗法，回击侵略者，并且亲自巡视了海防炮台。最终清政府被迫下令与法国开战：“法人肆意要挟，无理已甚，本宜即行声罪攻击；因美国扔拟调处，用意颇善，未可辜负，致失于国好，是以迟迟未发。现经总署衙门会法使，并照会各国，倘法国竟将照会置之不复，亦不退出兵船，惟有即于决战，以免坐失事机。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大臣，迅速整备一切事宜，听候谕旨。”[1]770并且发布了战争动员令“谕军民人等，法国渝盟肇衅不得已而用兵电。”

中法战争可以分为陆地战场和海上战场两个战场，而海上战场主要是马尾江海战，马江海战也是中法战争的高潮和主要战场。

马江海战中，马尾江面的福建海军因负责人不积极督战以及中国舰船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而导致战败，致使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后法国不满足于消灭福建海军，更是炮击马尾造船厂，将其毁于一旦。法国毁灭马尾造船厂可谓用心歹毒，清政府在马尾不仅开设学堂培养海军人才，而且设立造船厂为海军制造舰船，经过数年苦心经营，马尾造船厂初见成效，有了独立制造舰船的能力。法国眼见清政府经过多年的海军建设活动，通过自造和向外国购买舰船，海军已经颇具规模，且能自己制造舰船，照此形势发展下去，清政府的海军与造船业大有日趋强健之势。清政府日益壮大的海军与造船业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国的海军与造船业利益相冲突，这是法国不愿看到的。故法国不仅要力图毁灭现有的清政府海军，还要将海军再生的力量——造船厂，一并毁灭。单单毁灭现有的海军力量，造船厂还可以再制造再生产，不能进行源头性彻底性的消灭，而对海军再生力量的毁灭可谓是根源性的毁灭。不难想见，没有了造船厂，中国的海军复苏将更加困难与缓慢，更加依赖外国的造船厂。

陆上战场于中国而言可谓形势大好，镇南关——谅山大捷传到法国后，在法国政府中引起了震动，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然而清政府却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反而把这个胜利看作是与法国议和的筹码。特别是马江海战之后，清政府在海面战败，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让一些人心有余悸，不敢再战，议和之声甚嚣尘上，清廷内主战派对此虽然极力反对，冯子材等官员致电张之洞要其代为上奏，请诛议和者，张之洞虽也反对议和却也于事无补，不得不商量议和。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otre）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内容包括：[2]（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国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以在此居住，法国政府也可以在此设立领事馆；（三）法货进出云南、广西边界时，应减轻税率；（四）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五）法国撤走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二、马江海战失败原因

清政府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后创建了海军，但是在与法国海军的马江海战中仍旧失败。其失败原因不能不让当权者和后人深思，为什么明明加强了海防还是打了败仗。致使马江海战清政府福建海军全军覆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客观上，弱小的海军力量与不利的开战时机。福建海军开战之际拥有舰船11艘，各种火炮45门，兵力1 200余人，还有13只旧式中国炮舰和武装划船等，江防陆军20余营[1]773。但是这11艘舰船除了“建胜”号、“福胜”号两艘之外，其余都是木质舰船，各舰船的舰炮也多为小口径旧式膛炮，毁伤能力有限。此外，在法国递交的宣战书中，声言下午2时开战，主要是为了选择有利的潮汐位置。马尾江面下午开始退潮，退潮之时舰船会受潮水推动调转船身，而此时法国的舰船舰首就可以对着中国舰船的舰尾，舰首因有大口径主炮，毁坏能力比舰尾小口径尾炮大，可以占尽优势。下午2时，法军舰队发起攻击，此时福建海军以舰尾对着法军舰队舰首，无法发挥主炮的优势。马尾江面中国海军虽然英勇奋战，但由于舰船吨位、尾炮势弱、岸炮固定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潜力，终于不敌法国海军。战斗持续约半小时，福建海军24艘舰艇全部被击沉。

主观上，没有自上而下的始终统一的抗战决心。由于清政府负责人接到法国宣战书秘而不宣，消极怠战，贻误战机，致使福建海军被动挨打，使得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福建海军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一旦。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方针是“静待”敌人先发攻击，致使贻误战机。加上23日晨，法国将战书递交张成，张成转告何如璋，何如璋却秘而不宣，且不下令备战，[3]甚至说到不准海军官兵先行开炮，如若不从，开炮射击者即便获胜也要斩首，致使福建海军造成了灭顶之灾。陆上战场虽然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却被清廷用作议和的筹码。《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条约的签订让法国达到了发动战争的目的，法国不仅夺取了整个越南，从而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中国则失去了对越南宗主国的地位，国内市场被进一步打开，丧失了包括铁路修筑权在内的更多的权益。

归根结底，是清政府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没有积极妥善地准备战争才致使马江海战战败。然而，事有利弊，中法战争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它给清政府的海防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三、马江海战后清政府的海防筹议

中法战争使得清政府认识到了台湾在海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台湾东面面临太平洋，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与福建隔海而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清政府对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此前，台湾行政只是隶属于福建，受福建节制与管辖。甲戌日本侵台之时，清廷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与船只赴台督办军务。沈葆桢建议应该仿照江苏巡抚分驻苏州，移福建的巡抚分驻台湾，获得清廷的批准。嗣后，刑部左侍郎袁葆恒建议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丁日昌奏请派遣重臣督办台湾数年而后建省，均未被采纳。中法战争后，处于加强海防的需要，台湾建省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光绪十一年（1885年），钦差大臣左宗棠上奏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同年十月，清廷批准台湾建省。翌年，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由此，台湾对中国的海防建设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

而中法战争中福建马江海军的覆没和马尾造船厂的毁坏让清政府意识到了海军水师的重要性。战后清廷曾发布上谕“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4]由此可见，最高当局认识到了海防建设必不可缓，海军建造必不可少，没有海军便没有海防，没有海防则国运难测。

事后一年，慈禧接见当时广西段的划界大臣邓承修时心有余痛地感叹：“此番立约，实系草草了事，朝廷吃亏在无水师。”邓承修答复：“无水师决难争胜，不独马江之败为然，即去岁刘永福之败，亦系江水暴涨，不能立脚，该国轮船驶入，遂败也。且基隆澎湖已失，声息不易通，军械不易运，危在旦夕，不得不作此收场。”[5]

慈禧太后也认为海防建设需要加强，并且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著一并与议。”[6]58知耻后勇，痛定思痛，清政府受中法战争的刺激，尤其是马江海战战败致使福建海军覆没，掀起了又一次海防大讨论，这便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这场海防大讨论与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一样，对中国海军的发展贡献殊矩，它使得中国的海军建设有了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

四、第二次海防大讨论

在中法签订关于中法战争的合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后的第12天后，即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感慨道“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海军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接着就海军建设中的“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7]等问题要求督抚大吏各抒己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

各省督抚、将军、大臣等接旨后，也是认真筹议对策，广泛征集意见，并且纷纷上奏。同年八月二十二日（9月30日），军机大臣面奉慈禧太后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著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6]58这次各省督抚的复奏和诸位大臣的会议情况，最后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呈给慈禧阅鉴。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6]58-66的内容中：

1.关于设立海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问题

海军中央领导机构的名称，所奏虽然提法不同，但都认为应该设立一个总理海军的领导机构。李鸿章认为不论是设立海部还是海防衙门，必须有专门人办理此事，应该派遣王大臣综合办理此事以统筹全局。左宗棠认为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者是海部大臣，且应该驻扎在长江。穆图善认为海部最好设在天津，海部内设置尚书部曹，直隶、江苏、福建、广东四个督臣。吴大澂认为应添设水师总理衙门在北京，特派亲王总理，沿海的督抚归其节制，在封疆大吏中派一人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头衔。

2.关于组建海军问题

海军建设问题是皇帝和慈禧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各大臣关注的焦点。总的来看，多数人认为应该分区组建。穆图善提出应设四支海军，福建、广东各设立一支，浙江设立南洋海军，而山东奉天设立北洋海军。杨昌濬认为沿海应设立三支海军，而每支海军要配备铁甲四号，快船、兵船二十号，鱼雷四、五号，运船两、三号，以水师提督统领，以总兵帮统。李鸿章认为宜设四支水师：直隶、山东、奉天为一支；南洋、江苏、浙江为一支；福建、台湾为一支；广东自为一支。每支水师配备铁甲二号，快船四号，捷报舸二号、鱼雷艇二十号，运兵船二号，并且要改筑沿海炮台。还应选将储才，选将储才要在学堂和练船中造就。吴大澂认为除了添设水师总理衙门总理督办外，并且要设水师统领三、四员，设督操大臣一员。曾国荃认为南洋应该购买鱼雷十艘，铁甲两艘，快船五艘，并且要在金陵设立水师学堂。左宗棠认为要设海军十大军，每军都要备置铁甲、快船、炮船、鱼雷船，设立统领一员，帮统一员。其中八军分别驻扎在各省海口，其余二军分别巡视东洋和西洋，每年轮换。此外应该试着建造新式双机钢甲兵船三号。秦锺简认为，奉天、直隶、山东为一军，江苏、浙江为一军，福建、广东为一军，三支军队分别设立统领，不归督抚节制，战时设立大元帅统领三支海军。其中机轮驾驶宜用学生，统领必须宿将，炮手必须精兵。李元度认为应设置四镇海军：直隶、山东、奉天为一镇，江苏、浙江、长江为一镇，台湾为一镇，广东为一镇。总理海防大臣府衙应开府于台湾。叶廷春认为应练海师四大军：直隶、山东为一旅，福建、广东为一旅，江苏，浙江为一旅，另外设游击之师为一旅。专门派遣筹海大臣控制，先训练游击，再训练其他三旅。并且要派遣学生出洋肄习。彭玉麟认为海军应设一总统驻扎在吴淞，下分设两大镇：一驻扎大沽，管辖直隶、盛京、山东、江南；一驻扎厦门，管辖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每镇配备铁甲六，大小兵轮十二。吴淞口造长轮九只，共成十只，置铁甲兵舰二只。长江水师提督兼顾防范，最后再练陆军。而关于海军水师督办他认为曾纪泽是不二人选。

3.关于筹饷问题

财政问题可以说是清政府老大难的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经战败，即要赔款。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海塞防之争归根结底是财政问题，是要把有限的财力首先投入到哪方面的问题。这一次海防大讨论中关于筹饷问题，多数人建议是裁撤兵勇，裁撤虚糜之耗，开源节流。张之洞主张开采福建之穆源、广州之惠州的矿产。李元度主张裁并督抚，造钞钱二千万招商开矿场，减漕运。李鸿章主张轻息借洋款。叶廷春建议酌提洋税，抽拨洋药新加之款，征收积谷钱文，开银行。秦锺简建议裁长江水师，不另筑炮台，裁防勇。左宗棠主张裁额兵十分之六和勇十分之一，减沿海水师及艇船。吴大澂主张陆军裁八留二，节省之饷银作为水师之经费。彭玉麟奏请查厘金。左宗棠则奏请加洋税。

4.关于制造问题

制造问题，各有主张。曾国荃认为应派匠出洋，专学制造。左宗棠认为应撤销福建船政，统归全政大臣筹办。李鸿章认为应在近水处开煤铁矿，铸枪炮。张之洞主张福建造炮，广东造枪。彭玉麟认为应派曾纪泽密考制造，密雇洋匠。穆图善主张北洋和江宁各设一处船厂。李元度主张根钵之船由船政制造，小轮船令商民自造，派遣使臣详细考察应购船炮各件。秦锺简则建议各局应广招学徒，待器成可开肆自卖。

有别于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创建海军，这次海防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组建海军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各督抚大臣商议会奏后，清廷也迅速做出反应，连发《著醇亲王奕譞等办理海军事务衙门懿旨》《筹议裁减长江水师懿旨》两道懿旨。先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沿海水师，悉归节制；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再酌量裁减长江水师，裁出之饷，添制浅水轮船，分隶巡抚。

其中海军衙门的组织大致如下：[8]329

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简称总理海军大臣） 1人

会同办理海军事务（简称会办大臣） 2人

帮同办理海军事务（简称帮办大臣） 2人

总办 2人

帮总办 4人

管股章京 12人

（管股海疆股章京 3人）

（管股款项股章京 3人）

（管股船政股章京 3人）

（管股军械股章京 3人）

主稿章京 3至4人

轮班当月章京 5至6人

印务参领 2人

在海军衙门存在的十年中，它取得的成就主要有：巡阅北洋海防并提出北洋海军发展规划；贯彻先发展北洋的方针，编练北洋海军；整顿南北洋海军，加强教育训练；筹措海军经费；将沿海各地炮台、船坞、造船厂、机器局等，依照规定由海军衙门经营；修筑铁路[8]331-334。

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与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主要解决清政府海军的有无问题，是海军从无到有的过程。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事态的严峻，关于海军应该如何建设，则是在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之中。

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危机，欲图有所作为维护统治与国家安全，下旨总督巡抚将军广益集思，妥议具奏。通过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海军中央领导机构“海军衙门”应运而生，海军衙门的出现是中法马江海战战败的直接刺激，它是清廷主动接受教训并督饬大臣会商的结果，是一次主动谋求上进的举措。虽然它在实际操作中有所侧重，将有限的资源偏向发展北洋海军，以确保京畿门户之安全为首要前提，而对其他几支海军的投入相对较少。但也不能否认，它的出现使得清廷海军事务有了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一定程度协调了海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