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海浩

【摘要】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框架。事实上，这个框架中“法治”与“德治”，及其关系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相容说”认为二者具有对立统一关系，而要使“相容说”成立，使这个命题成为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就要采取一种最佳说明进路，根据这个说明，在一些意义上，法治与德治是统一的;在另一些意义上，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的。这些意义之间并非无法共存，而是相容的（compatible）。甚至只有从所有这些意义出发，才能获得对法治与德治关系更周延与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法治  德治  对立统一关系  相容说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08

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准确澄清与认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这项实践要求的题中之义。对于“法治”与“德治”二者的关系问题仍有不少分歧。一些人持对立关系论，即，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的;另一些人持统一关系论，即，法治与德治是统一的。除此之外，一些人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关系，即，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法治与德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观点能被称为“相容说”;相反观点则可以被称为“不相容说”，对立关系论与统一关系论都属于此说。

法治与德治的对立关系

对“相容说”的完备说明，必然要求周延地理解“法治”与“德治”两个概念。这需要通观“法治”与“德治”的用法，进而取决于“治”这个中心词的含义。在日常语言中，“治”有如下二义：一是表层含义，作治理解，指称一种行动;二是里层含义，作政治修明、安定太平解，常见于“大治大乱”的表达，指称一种（理想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相应地，“法治”与“德治”有如下二义：一是与行动相关，可称其为，作为行动的法治与作为行动的德治（以下简称“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二是与理想事态相关，可称其为，作为目标的法治与作为目标的德治（以下简称“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因此，完备地说明“相容说”包括以下三大内容：（作为目标的与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的;（作为目标的与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是统一的;以及这些主张同时成立。它们的各自意义是相容的。

如何理解（作为目标的）法治与德治的对立关系。“应当如何生活”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据基普克（Roland Kipke）的说法，“古代哲学家们不把好生活与道德地生活区分而待之，好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 。[1]这种古代观点，可用我们术语表达为，好生活在于“德治目标”。它的实现由“三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包含“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第二阶段，包含“法治目标”与“德治行动”;第三阶断，则只包括“德治目标”。除了古代的之外，并非没有其他“好生活观”，根据现代观点，好生活在于“（舒适地）自我保存”。然而，只有从古代“好生活”观出发，才能理解“相容说”。

“三个阶段”指向的是那种最佳政制（the best regime），它的完成依赖于“机运”（chance）。而“最佳制度只有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在或多或少有些不利的条件下，只有或多或少不那么完美的制度是可能的”。[2]第三阶段中的“德治目标”，既非不可实现，但又极难实现，它取决于机遇。无论如何，在整个过程中，“法治行动”，“法治目标”，“德治行动”与“德治目标”有着密切关系。其一，法治目标就是法治行动的实现，是不完满的法治行动的完满。其二，德治目标是德治行动的实现，是不完满的德治行动的完满。其三，关于德治行动与法治行动，从德治目标这个较远目标的角度看，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服务于这个终极目标;从实現各自对应的目标这个较近视角看，德治行动直接指向德治目标，而法治行动直接指向法治目标，发挥着不同的工具性作用。其四，法治目标是德治目标的一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正是从这第四点，可得出结论，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具有对立关系。德治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法治目标。“对立关系”体现的是，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的其他部分呈现的关系。法治目标对准德治目标中的“正义”（美德），而正义适用于主体际的外部行动。其他美德，诸如勇敢、节制与智慧则适用于不同领域。[3]此外，在正义与其他美德间可能出现某种张力，比如，勇敢的士兵，可能正投身于不正义的侵略战争。因而，正义美德与其他美德有着对立关系，从作为部分的法治目标与作为部分的其他德治目标的角度看，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是对立的。

如何理解（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的对立关系。法治行动更强调人的权利，德治行动更强调人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具有一种对立关系。只有在“现代性”背景下，才能更好理解法治行动与权利的关系，以及德治行动与义务的关系。与前者相比，后者很好理解，即，德治行动强调人的义务。因此，笔者的工作重心在于论证，法治行动与权利的关联紧密。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法治旨在保障现代生活方式，法治行动与现代生活方式关系密切，那么，重点就是证明，现代生活方式与权利紧密相关。什么是“现代生活方式”？上文已触及于此，现代生活方式，就是现代“好生活观”，与它相对的是，古代生活方式，或古代观点（classical view）。[4]“古代观点被认为是过时的，现代性（modernity）将自身视为一种取代它的倾力尝试。”[5]

“现代性”以关注权利取代关注道德。根据施特劳斯，霍布斯开启了强调权利的“现代观点”，从而与强调道德或义务的“古代观点”分出界限，“从以自然义务作为取向，到以自然权利作为取向这一根本转变，在霍布斯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呈现”。[6]霍布斯这么做，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realism）考虑，因为古代观点中的“机运”不可把握，为了克服它，必得转变思路。其首步就是，重新理解“人性”（human nature）。事实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好生活观”，都把对“人性”的理解作为起点。古典“人性观”是，人的自然目的具有层级秩序，人应当追求最高的目的;霍布斯式现代自然法的“人性观”是，人实际上追求最低的目的，即，自我保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低而稳固的基础”。因为“对人而言，最好寄望于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不是去履行自身的义务”。[7]正是霍布斯使得权利对义务具有绝对优先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制度保障，法治也必然更多强调权利。至此可以说，法治行动更强调人的权利，德治行动更强调人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具有一种对立关系。

尤其须澄清，强调个人主义式的权利的“现代性”不完全是一件好事。但这不是说，现代性，或现代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件好事。在舒适地自我保存方面，现代人比有史记载的任何时期都更有保障。但正如施特劳斯所言，“现代筹划（modern project）的不足已有目共睹，这已经引发了普遍的关注，它迫使我们想着利用另一种精神，使我们的社会重焕生机，它不同于那一种最初塑造我们的社会的精神”。[8]展现现代性精神，或强调权利的法治行动，当然会有现代性带来的好处，也有它天生的弊病。就此而言，应当通过德治行动支持，或修正法治行动，以巩固其好处，抵消其弊病，而远非取而代之。“对立”内在地要求“统一”，对强调权利的法治行动而言，强调义务的德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具有“统一关系”。

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关系

如何理解（作为目标的）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关系。前文已述，在法治目标作为部分，德治目标作为整体的意义上，二者具有统一关系。然而，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之间具有的部分之于整体的关系遭到两项挑战。“差异性挑战”，诉诸德治目标的其他部分与法治目标的差异;“相关性挑战”，诉诸某些法律规范的部分与法治目标相关，而与德治目标无关。

就“差异性挑战”而言，虽然法律目标——德治目标的这个部分区别于德治目标的其他部分，然而，我们不会鉴于树叶（部分）与树枝（部分）的不同，就认为树叶（部分）不属于这棵树（整体）的一部分。“差异性挑战”存在逻辑问题。“相关性挑战”比“差异性挑战”更难回应。根据它，人们能观察到这样一些具体的法律规范：它们势必指向某些法治目标，但乍看上去，很难说它们与某些德治目标相关。这似乎意味着，存在某些东西，它们属于法治目标，却不属于德治目标，而凡属于部分的，必都属于整体。实际上，实在法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推导自德治目标：演绎式（deduction）与慎断式（determination），对后一种方式的失察，导致了这项挑战的出现。“演绎式”指的是，实在法直接从德治目标推导而出。比如，禁止谋杀的法律规定，就是以演绎的方式，从杀害无辜者不合乎正义的道德命题直接推出的;“慎断式”指的是，实在法间接从德治目标推导得出。比如，基于司机与行人安全这项“共同善”的考虑，必须制定确保协同行动的交通法规。在要么沿左，要么靠右上，立法者须发挥创造力，确定其一以协同公民行动。这种“创造自由”必定带来差异性。事实上，诸如沿左或靠右行驶的交通法规，这些具体的法律规范与德治目标具有的，不是表面的联系，而是实质的联系。通过把原本被忽视的“慎断式”推演方式重新纳入考虑，人们能够看到具体的法律规范与德治目标的相关性。进而得出结论，不存在任何法律规范，它们仅指向法治目标，而与德治目标毫无关联。凡属于法治目标之物，都属于德治目标，它们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若对上述两项挑战的回应尚算成功，就有理由认为，法治目标与德治目标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具有统一关系。

如何理解（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关系。我们时代最严峻的危险是，政治话语正急速被权利讨论所统治，现代人几无可能看到其他选项。上文已提及，这构成了强调权利的法治行动的天然弊病，它必然要求强调义务的德治行动的补充，并以此使我们的社会重焕生机，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具有“统一关系”。此外，统一关系还体现于以下意义。

虽然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是不同方法，但二者都服务于德治目标，发挥同样的工具功能，在这个“工具功能”的意义上，它们具有统一關系。在此过程中，二者相互支撑与成就。就法治行动而言，一方面，法治行动自身要直接服务于德治目标，这是它发挥直接工具功能之处;另一方面，法治行动辅助德治行动，助其更好地实现德治目标，这是它发挥间接工具功能之处。比如，我国《婚姻法》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就是通过法治手段推动社会风尚的典范;就德治行动而言，一方面，德治行动自身要直接促成德治目标，这是它发挥直接工具功能之处;另一方面，德治行动帮助法治行动，促成其更好地实现德治目标，这是它发挥间接工具功能之处。比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教育，培养负责任的公民，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更好地为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总之，克服现代性或现代观点的某些危险内在地要求，强调权利的法治行动必然无法离开强调义务的德治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具有统一关系。此外，在同样作为实现德治目标的工具，共同发挥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工具功能的意义上，法治目标与德治具有统一关系。

结语

本文聚焦乡村治理中的“他治”部分，重点讨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通过区分“法治”与“德治”的两层含义，周延地思考了二者的对立关系与统一关系。第一，在作为部分的法治目标与其他德治目标互有不同的意义上，（作为目的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对立关系;第二，在强调权利的法治行动与强调义务的德治行动各有侧重的意义上，（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对立关系;第三，在作为部分的法治目标与作为整体的德治目标相互联系的意义上，（作为目的的）“法治”与“德治”具有统一关系;第四，在作为工具的法治行动与德治行动同质性与相辅相成的意义上，以及在作为维持现代性之优势，克服现代性之问题的两条路径各行其是且互惠互利（reciprocity）的意义上，（作为行动的）“法治”与“德治”具有统一关系，而且，这些意义之间并不相互矛盾，它们完全相容。尤其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旨在为“相容说”提供一个可得的最佳解释。透过这个版本的“相容说”，有人可能发现，“相容说”的内在缺陷逐渐变得清晰;有人则可能发现，“相容说”的可理解性逐渐变得清晰。但无论如何，就任何事物而言，准确的认识都是采取正确行动的必要步骤。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准确认识，同样是理解我们为何应当“结合”二者的必经步骤。

注释

[1][德]R.基普克：《生活的意义与好生活》，张国良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47页。

[2]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139.

[3]登特列夫针对法律与道德，总结了三项所谓“区分性特征”（differential characters），即，第一，法律事关主体际关系，道德是个人私事;第二，法律指向“外在”，道德指向“內在”;第三，法律伴随着制裁，道德是一种建议。See Alessandro Passerin d'Entrèves， Natural Law：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Philosoph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pp.  80-94.在这里，这个区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治目标与其他德治目标的区别点。

[4]Ralph McInerny， A First Glance at St. Thomas Aquina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0， p. 32.

[5]Ralph McInerny， A First Glance at St. Thomas Aquina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0， pp. 33-35. Leo Strauss，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143.

[6]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182.

[7]Ibid.， pp. 182-183.

[8]Leo Strauss， "The Crisis of Our Time"， Harold J. Spaeth ed.，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Politics， Detroit： University of Detroit Press， 1964， p. 41.

责 编∕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