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大学王选院士是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带领科研团队研制的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技术革命。王选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在教学科研和产学研结合的实践中，积极探索，甘为人梯，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本文从识才、育才、用才、惜才等方面，系统研究和总结了王选的师德风范、教育思想和生动实践，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具有切实可行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选  创新模式  人才强国战略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9.010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1]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青年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力量，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2]大力加强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雄伟目标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王选院士是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他发明了汉字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和输出等引领性原创技术，并带领团队实现了成果产业化，引起我国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3]人们对王选的科技贡献耳熟能详，殊不知他在发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同样功绩非凡。1975年，王选开始从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北京大学为此成立了“748工程会战组”，后来发展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王选长期担任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1982年到2002年，共招收硕士56名、博士39名。王选爱才如命，立德树人，在人才发现、培养、使用和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被评为“中国教育时代人物”。[4]

慧眼识才：不拘一格发现人才

“伏枥老骥”求贤若渴。王选通过全新诠释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阐述自己培养人才的初心。他认为，想在晚年继续做贡献的“伏枥老骥”，应该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實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5]

王选的这一思想，来自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1993年春节假期，56岁的王选用了半个月时间完成了一个加快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芯片速度的设计，当时的硕士生刘志红看后却说，“不用专门设计，现在使用的计算机上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可以替代这一方案。”辛苦设计的方案被学生否定，使56岁的王选意识到，计算机等新兴学科、技术飞速发展，年轻人有明显优势，自己的创造高峰已过，那些“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6]才是最需要大力支持的。

王选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一步发现，图灵奖、Hopper奖等计算机领域大奖的70多个获奖人都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们获得第一个杰出成就的年龄大多在20至30多岁。他还发现，在计算机领域，人过中年后常常跟不上形势，如果再听不进他人意见，就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导致严重损失。经过深思熟虑，已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选向计算机研究所提出，退出连续18年奋战无休的科研一线，重点培养年轻人才，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7]

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善于发现人才是王选的一大特色，他总结识别人才的标准：“我判断年轻人将来是否会有所建树时，要考察其品德、能力、团队精神和是否认真负责、踏实肯干。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面临吸引人的挑战时是否充满激情，是否有力争第一的勇气和韧性。”[8]

通过招收学生发现和培养人才，是选英莳苗的重要来源和途径。王选招学生不唯分数论，而是根据计算机行业的特点和年轻人的实际能力判断“千里马”。[9]北京大学计算机所的汤帜当年报考王选的硕士时，某门非专业课成绩不理想，但数学和计算机成绩出色，王选发现汤帜是难得的人才，破格录取并让汤帜又攻读了自己的博士。后来，汤帜28岁就担任研究室主任，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日文出版系统、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等创新成果并大规模应用。王选用这种途径招来了多名技术骨干，使之成为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挑起大梁的干将。

王选发现高端科技领军人才潘建伟的例子更为典型。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2004年，他在当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事迹中，看到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在量子通信等方面成果十分突出。当时量子研究在中国还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但王选断定该领域发展前景和战略意义巨大，潘建伟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于是，重病在身的王选给潘建伟写信，勉励他“院士和获奖不能成为科研的动力，你正处在创造的高峰，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出更大的成绩无疑是头等大事”。[10]王选还对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我可以断定，潘建伟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我们要赶快去发展他”，[11]并亲自做工作，动员潘建伟加入了九三学社，为日后潘建伟作出斐然成就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但直到2006年王选去世，他和潘建伟却素不相识、从未谋面。

此外，王选发现，很多计算机新技术往往首先在国外新产品中体现出来，所以，他注意搜寻国际大企业的产品最新进展资料，及时交给学生研究。同样的资料，有的年轻人一看就能有所启发，有的看了则产生不了灵感，这也是王选发现年轻人才水平差异的方法之一。

精心育才：立德树人因材施教

知人方能善用。人才招来后，如何进行培养，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专长，是更为关键的问题。知人才能善用，王选让人事部门准备了花名册，对照着名单深入到机房，和年轻人面对面聊天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和特点，包括在校成绩、得奖情况、个性特长甚至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等，有的寥寥几笔记在花名册上，“某某很聪明、能力强、爱玩”，“某某住外婆家（附近）”，“某某40人中排前10名，直、倔、冲……”更多的是详细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通过这种方式，王选可以说出单位上百位青年技术人员的名字，对他们的情况也十分熟悉，从而为因材施教打下了基础。

确立正确的科研指导方向。王选认为，“导师的作用是指明研究方向或技术路线，决不是知识比学生更高明，而是要能保证do what（做什么），至于how to do（怎么做），则由学生来完成”。[12]自己最重要的责任，是支持青年科技人才选择应用前景光明、富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并想方设法为他们获得成功创造条件。

1975年，王选开始进行我国“748工程”中精密照排子项目的研究时，在中国科技情报所等处查阅、分析了大量国内外该领域的技术发展现状，从而作出了正确的技术决策，因此王选认为，要确定正确的科研方向，首先要时刻关注和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进展。除利用互联网外，还应通过选派优秀科技人才参加国际会议和展览、出国培训等方式，及时了解科技前沿和流行技术的发展，为制定科研方向奠定基础。

其次，要有敏锐的前瞻眼光和大胆开拓意识。当年王选从事照排项目研究时，正是采用这种方式，跨越了当时世界流行的二代和三代技术，大胆选择了还没有商品的第四代即最新一代的激光照排技术，从而占领制高点，取得了成功。所以他特别强调，制定科研目标时不要跟随技术潮流，而是要敢于超越和创新。“要赶是永远赶不上的，必须要定一个目标，比他还要高一块，你到了完成的时候，大概也就比它好一点。假如你现在只是按它的目标赶，赶到的时候它又往前走了。”[13]这种前瞻眼光和开拓意识是通过在第一线“拼命干活”、长期积累培养出来的。

再次，要避免“不上不下”式的科研方向。“不上不下”指的是，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把成果发表一些小文章，一般引不起注意，自己过几年也淡忘了;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则成果常常因缺乏创新，不能转化成有竞争能力的商品。王选强调，一个“不上不下”的项目，大多是因为研究方向或技术路线不正确，而这是学术带头人最需要关注和避免的，“因为耗费优秀年轻人的青春年华而没有结果是一种最大的浪费”。[14]

王选通过上述模式，帮助一批青年科技人才制定了彩色出版系统、数字视音频技术、日文出版系统等前瞻性研究方向，取得了突出创新成果并实现广泛推广应用。

强调立德树人和团队精神。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导师既是青年人才的学术训导人，更是其人生领路人，必须加强自身师德师风建设，才能做到言传身教。众所周知，王选正是这样的楷模，他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嚴谨求实、淡泊名利，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日常工作中，王选十分注重引导青年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时刻牢记社会责任感。

关于“立德”，王选有一个著名的“好人观”，即“凡事考虑自己和考虑别人一样多，就是个好人”。他认为，“青少年时代就应按好人标准来培养，只有先成为好人，才能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15]因此在选拔和培养青年人才时，王选首先看重的是他们的“品德”，他常拿宋任穷选拔人才的名言做例子：“德才兼备、提拔重用;有德无才，难当重任;有才无德，以济（助长）其奸。”有德无才的人是最危险的，王选对此一直“牢记于心”。[16]

强调献身精神和爱国心，是王选的又一育人法则。在选择科研方向或工作时，除了技术层面的考虑，王选给年轻人指出更重要的遵循原则，即“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王选在大学时选择冷门的计算数学，在38岁身处逆境时投入“748工程”，都是把握了这一原则，从而走上了正确的科研道路，这也成为他指导年轻人时最常引用的例子。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和推广过程中，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困难，王选从未气馁，而是越挫越勇、百折不挠，十八年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带领年轻的科研团队将外国劲敌“赶”出国门，在实现用自主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这一伟业的同时，也锻造了年轻一代坚持自力更生、发扬民族气节为国争光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科学、奋发向上的奉献精神。

从事科研应有正确的名利观，这是王选反复强调的。他说，“我很欣赏欧美科学界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使劲追求名利要拉各种关系，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而急功近利的思想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如痴如醉、锲而不舍地攻克科学技术上的难关。”[17]王选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先后谢绝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和香港商人月薪6万港币的聘请。他十分看重学术道德，常拿《颜氏家训》中“上士忘名，中士利名，下士窃名”这句话自勉，谦虚地说自己做不到上士，但绝不会为了“利名”而去“窍名”。这也是王选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强调，“玉不琢不成器”，“响鼓也需重锤”，一些学生不肯脚踏实地、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忙着兼职赚外快，或忙着联系出国，读研究生如同来“串门”，造成不良风气，这些都是不允许的。王选的学生要想顺利毕业，非要下苦功夫不可，不但论文要合格、文章要发表，还要在成果推广和应用方面作出成绩，否则，王选对他们丝毫不讲情面，不授予学位甚至退学。这是他促使人才成长的又一重要手段。

计算机应用领域的重大成果，常常需要科研人员团结协作、集体攻关，所以王选特别强调培养青年人才的团队精神。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日本人做事是“下围棋”方式，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利益和最终胜利可以牺牲局部棋子;美国人做事是“打桥牌”风格，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激烈竞争;中国人常常是“打麻将”的做法，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18]，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下好围棋和打好桥牌，关键是要扶植年轻的将才。所谓将才，王选引用了《孙子兵法》的说法和周光召的阐释，“将者，智、仁、敬、信、勇、严也”“智以择向，仁以服众，敬以招贤，言以必信，勇以夺魁，严以律己”。[19]在这方面，王选最推崇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他的伟大在于能让比自己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王选常常列举同事和学生“在哪些方面比自己强”，使年轻人意识到，个人的优异成果要靠集体的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否则很难作出载入史册的成就。

大胆用才：千方百计让年轻人出彩

到20世纪90年代末，计算机研究所的青年研发队伍成员已达数百人，如何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王选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发现，重要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制定能取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或者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科研目标，这会极大地激发青年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尽快研发出成果并转化成商品，并从中感受到创造历史的主人翁感、成就感和荣誉感。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放手创造条件，使青年人才进入研究开发领域的最前沿，在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出彩”。

制定挑战性目标，让青年人才敢于“异想天开”超越权威。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选根据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让刚读硕士的肖建国负责研制大屏幕报纸排版软件，并提出几个要求：一是开发的软件要在全国普遍应用;二是软件运行必须高度可靠，不能有半点差错;三是要具备在计算机屏幕上修改逼真大样等提高排版效率的关键技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使肖建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和同事潜心研发，最终达到上述要求，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投入实用的大屏幕整页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排版系统，并在全国大量推广应用。1989年，王选又给肖建国一个艰巨任务：研制图文合一的彩色出版技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等于异想天开，因为国际上连研发这项技术的试验设备都很少，只能根据少量资料反复揣摩，用替代设备进行研究。在王选的激励和指导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肖建国团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彩色图片与中文合一编排并输出的彩色出版系统，在全球华文报业掀起了一场彩色出版革命。肖建国感叹，“王选老师让我敢于想前人所不敢想、做前人所不敢做的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让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在奋斗中享受成功的快乐，我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终身干事业的地方”。[20]

1990年，王选预见到，随着页面描述语言的国际工业标准PostScript Level 2的出现，汉字将不再成为阻碍西方的“天然屏障”，只有向这一标准靠拢，激光照排系统才能进入港澳台及国际市场。于是，王选决策研制世界上第一个PostScript Level 2的中文解释器，作为激光照排第六代RIP（栅格图像处理器）的核心，并把这一课题交给了博士生阳振坤等年轻一代。当学生们意识到，如果研制成功，意味着对导师王选主持研发的前五代RIP的改写和超越时，备受感动和鼓舞。1993年，系统研制成功，王選高兴地宣布：“我的欧洲专利技术已被更新了一半！”随后，王选又支持阳振坤用软件算法代替原有的芯片来实现汉字字形信息还原，研制成功纯软件的第七代RIP，放手让学生超越自己，使激光照排系统在国内领先的同时成功进军海外市场。

鼓励青年人才提出有创新前景的技术方向，勇挑重担实现梦想。王选经常对学生说，当一个新技术潮流显现时，要马上启动研发工作，一旦技术潮流变成市场潮流，再开始研发就为时已晚。有时学生对新技术的了解比导师更及时，所以当学生提出有前景的新方向时，王选常鼓励和支持他们勇挑重担，激发其创造才能，并享受领导技术新潮流和创造历史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20世纪80年代末，微软推出MS Windows操作系统，与英特尔高性能芯片相结合，把PC功能提升到一个新境界。而当时激光照排系统的关键技术，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存在不兼容、不开放的问题，不利于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针对这一形势，王选的博士生郑民1988年提出，Windows提供的集成软件环境非常好，应该开发基于Windows的专业中文排版软件。当时Windows1.04还很不成熟，但王选预感到它未来发展前景很大，欣然支持，很快组织一批骨干，让郑民带领进行研发。1992年，Windows 3.0问世，吸引了大批开发商在其上开发软件，郑民他们适时推出“维思1.0”，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基于Windows的中文专业排版软件，也是国内Windows上的第一个大型应用软件，此后不断优化升级，销售了几万套，成为极具竞争力并大量出口的拳头产品。

同样，当博士生汤帜提出采用“面向对象技术”作为出版系统的基础结构进行日文排版软件的研究时，也得到了王选的大力支持。出口发达国家市场，满足外商提出的苛刻要求和完成平日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对年轻的优秀研发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锻炼。这一系统研制成功并被日本300余家出版机构使用，成为“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21]

产学研融合，将市场竞争与培养人才有机结合。王选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他主张，应用性科技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对社会有实际贡献，为了实现用激光照排技术改造传统印刷和新闻出版行业这一目标，王选身体立行，创立了“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产学研结合模式，带领计算机所与方正集团进行校企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

根据王选二十多年的实践，一个成功的产品一般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能使用户感到耳目一新，具有与众不同的创新“卖点”;贴近用户;稳定可靠;研发进度得到控制，产品按时上市。[22]

王选总结，要研发这样的成功产品，关键在人才。其中，有三类人才非常重要。第一，创新的灵魂人物，专心致志，痴迷技术，但是也懂得市场。第二，一支强有力的商品化队伍，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很快把技术实现商品化，不断做出适合市场的创新。第三类人才尤其重要，即能洞察产业方向的前景，善于开拓市场，能够领导整个产业的杰出人才。

要培养上述人才，一个十分必要的举措，就是把他们放到市场需求的最前沿，把市场竞争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用财去培养人才，再用人才去创造财，形成一种良性循环”。[23]

首先，接触市场前沿，可以使产品贴近用户，稳定可靠，这是成功的关键，但被很多技术人员所忽略。肖建国研制大屏幕报纸组版系统时，长期深入到《经济日报》《解放军报》蹲点。为了发现如何操作会引起死机，他常常站在操作员身后，紧盯屏幕，终于找到症结所在，圆满解决了问题，使系统稳定可靠，很快得到推广，成为利润很高的产品。

其次，最前沿的市场需求刺激是激发青年人才创新的源泉和动力。1993年，香港最大的报业集团《明报》采取国际招标方式，花上千万美元采购高档彩色出版系统，如果拿下《明报》这份大单，就等于拿到进军海外的敲门砖，因此競争十分激烈，先后有5家海内外公司参加投标，王选带领的团队也在其中。第一轮评测下来，方正系统速度最慢，排在最后一名。王选对《明报》的领导保证，“北大RIP一定是最快的，再做一次评测就会见分晓”。因为当时团队的年轻骨干已经想出解决方案，只要加紧研制，系统的运行速度会飞快地赶上去。

《明报》同意再给一次机会，时间只有一个多月。王选亲自点将，紧急抽调20多名年轻的开发人员组成“救火队”，连人带机器开赴深圳，在罗湖桥北岸“安营扎寨”。《明报》把意见和要求传过来，开发人员再把改好的结果传回去。王选坐镇北京，时刻根据进展情况下达指令。短短一个月时间，解决了十大难题，输出速度从最初的10多个小时提高到7分钟就可完成，最终技压群芳，赢得了《明报》大单，随之拿下了港澳地区、东南亚和北美80%的华文报业市场。

王选特别强调，市场竞争与人才培养并不矛盾，市场的严格考核能锻炼青年人才踏实严格的作风，市场需求刺激能激发创造力。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不能把研究生“当成劳动力来用”，瞄准市场需要的同时也要与学科方向相结合，反对“仅仅为了商业上的需要而临时开发某一产品去卖”[24]，为了钱去做一些短平快的东西，导致学术上得不到提高，学科也得不到发展。

真心惜才：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创造平等宽松的学术环境。王选认为，创造平等宽松的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重要，“一个单位有一位学术带头人名气很大后，常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不了新的‘名人，这是很值得警惕的”。[25]王选鼓励青年人才要敢于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学生可以反对老师”。他常举钱学森先生的例子：钱学森的导师是国际著名学术权威，一次，钱学森因学术问题跟导师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第二天想起钱学森说的是对的，便爬上三楼给钱学森赔礼道歉。王选的方案被学生刘志红否定，他不但非常高兴地接受，还常在各种场合称赞刘志红的创新方法和勇气。一些刚来的年轻人，因为岗位不适合，会径直来找他，想换个部门，王选在了解情况后立即找来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当场协调解决。有重要骨干想跳槽，王选会亲自出马，弄清楚他要走的意图，找出解决办法，真心实意地挽留。王选并不反对年轻人出国深造或进修，他为不少学生出国写过推荐信，把许多学生派到国外学习，时常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情况和未来打算，欢迎他们学成后回国作贡献。

王选参观过美国施乐公司PARC研究中心，对其供讨论用的房间印象深刻：房间里没有椅子，地上铺着像席梦思一样柔软的填料，人一坐下去就随之变形，象征一种不拘一格自由探讨的精神。所以，王选呼吁：一定要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让优秀人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解脱他们的杂事和各种干扰（例如频繁的评估），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埋头创新，只有长期积累和专注才能出大成果。”[26]因此，他提出一个12字方针：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切切实实为青年人才营造一个踏实科研的良好环境。

给予及时周到的精神激励和科研回报。王选善于在精神上鼓舞年轻人，特别注意在各种公开场合把优秀的年轻人才推上前台。在一些成果发布会上，面对众多媒体，王选经常这样介绍：“这一成果是在我们年轻的技术骨干带领下研发出来的。”然后他会请在座的年轻骨干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媒体采访时，王选会把年轻人叫来谈话，或径直走到机房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让年轻人多“露脸”，提高他们的公众知名度。

成果做出来，或写论文，或报奖，都有一个署名问题。对此，王选的观点非常鲜明：如果研究方向是导师提出或导师与学生讨论后共同提出，而总体技术方案、系统设计与实现是学生负责的，那么成果的第一署名者当然是学生，导师做的工作不如学生，排名放在后面;假如没做什么工作，想法都是学生提出来的，就不署名，“不要霸占学生的成果当作自己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年轻人出头”。[27]肖建国主持研制的彩色出版系统在申报科研成果时，曾想过署上导师王选的名字，因为成果离不开王选的指导，但王选坚决反对。1996年，阳振坤等年轻人研发的“支持中文PostScript Level 2和BDPDL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这一成果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尽管是在王选的技术基础上取得的成果，但在申报奖项时，王选坚持把阳振坤排在第一，自己排在后面。

在评职称的问题上，只要觉得符合条件，不用当事人自己提出，王选便会主动安排他们申请，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争取。1990年在讨论郑民、肖建国破格提副教授的北大理科分会上，王选力陈这两名爱徒应被破格提职的理由，并发表了一席“如何提拔重用年轻人才”的精彩言论。郑民、肖建国最终获得通过，其中郑民更是获得唯一的全票。肖建国曾感慨，自己从获得硕士学位到晋升教授只用了四年半，“我从未和王老师提出过我该晋升职称了，都是他主动安排的，而且每次提职后，他从未和我提及他是如何帮助我不断破格提职的，也从来没在我面前暗示过他的关照。他对人的关心是润泽无声的”。[28]

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除了在事业上激励和支持优秀的青年人才，王选还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解决其后顾之忧，在待遇上留住他们。1993年，王选在《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提倡团队精神》一文中，提出了“价廉物可能不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颇为“振聋发聩”。他认为，事业心强的优秀年轻人才在有了很好的住房和工作、生活条件后，一般不会无限制地追求物质待遇，而会投身于他们看得更重的事业上去，这说明“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过低的收入，没有安身的住房，则很难使年轻人去“献身”，这也说明“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应该用高新技术产业的收入来改善青年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

早年研发条件艰苦，王选夫妇没有子女，对学生悉心关爱，视同己出，经常用自己的工资给加班的青年人购买食品和营养品，还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20世纪90年代，北大实行单位集资建房，王选建议计算机研究所从技术转让费中拿出近300万元，先后在学校集资购买了六十余套房子的住房权，分配给一批成绩突出的年轻业务骨干，无论年龄大小、职称高低、结婚与否，只要取得重要成果，都可以分到一套，解决了一批青年人才的“后顾之忧”。

王选还尽力在生活上对青年人才予以关心照顾，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帮助解决。他对许多年轻人的家庭情况都很熟悉，只要听说过一次，就能记住他们爱人或孩子的名字。有的年轻人妻子上班離家远，王选下大力气帮助调动工作，使其更方便地照顾家庭;有的本人或家属患病，王选热心介绍大夫和治疗方法，还把报纸上看到的偏方剪下来交给他们;一位博士生要回家养病，为了减少旅途劳累，王选拿出3000元让他坐飞机回去，那是这位博士生第一次乘坐飞机。

为了保持年轻人的良好精力，王选经常督促他们锻炼身体，自己也身体力行，单位组织春游、秋游，他都尽量挤出时间，兴致勃勃地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更是带头参与。

曾经有记者问王选，什么是他最高兴和最痛心的事？王选说，看到年轻人“出彩”是最高兴的事，因方向错误或管理不善而浪费优秀人才的青春年华则是最痛心的事。记者又问：为什么如此热心提携年轻人？王选坦率地回答，“我38岁站在科研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在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其实并不是自己“高风亮节，毫不利己”，而是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技术发展和知识更新迅速，年轻人具有明显优势。“假如不这么做，单位就要垮台，我的名气也就没有了，所以扶持年轻人是一种社会需要，也是我的一个‘自私想法。”[29]

结语

2006年1月，王选去世前一个月写下了最后一幅题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这八个字正是他践行一生的真实写照。王选有着多重身份，既是率领团队科研攻关的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又是投身市场、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奠基人，还是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乃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领导人，但他最看重的是作为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北大教授身份。这些经历使王选既能站在国家战略层面思考总结教育理念和方法，又能在科研和教学实际中进行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王选慧眼识才，强调科研领导人和管理者要以战略眼光发现人才，特别是能拼搏、讲奉献、善合作的青年才俊;王选精心育才，善于激发青年人才的科研兴趣和潜能，注重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团结协作精神，坚守严谨诚信的学术道德底线，反对浮夸浮躁，倡导十几年磨一剑，沉下心来踏实科研;王选大胆用才，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向那些最有创造力和活力、团结拼搏的优秀团队，崇尚学术民主，鼓励青年人才勇于破除对权威的迷信，放手让他们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产生创造性成果;王选真心惜才，心细如发，想方设法满足青年人才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建立以人为本、重能力、看贡献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专心创业的良好环境。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一批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成长为能拼搏、讲奉献、善合作的科研骨干。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特别需要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教育和培养工作，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科技创新型人才，[30]研究总结王选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具有切实可行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丛中笑：《“当代毕昇”与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王选的创新思想与实践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示范意义（一）》，《人民论坛》，2018年12月下期，第118～123页。

[4]《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时代人物”网络评选揭晓》，中国教育新闻网，2008年12月9日，http：//www.jyb.cn/china/gnxw/200812/t20081209_217289.html。

[5][6][7][12][14][15][16][17][18][19][22][23][24][26]《王选文集》（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5、386、373，390、393、412、358、217、215、401、341、391、390、466页。

[8][10][13][20][25][27][29]丛中笑：《王选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89、311、300、294、310、301、285页。

[9]丛中笑：《王选如何发现“千里马”》，《光明日报》，2011年2月23日。

[11]韩启德：《像王选同志那样做人做事》，《人民政协报》，2006年2月28日。

[21]纪涛：《北大方正日报排版系统进入日本市场》，《北京日报》，1997年5月24日。

[28]肖建国：《感知执著的力量——忆王选老师》，《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2月23日。

[30]何宪：《人才工作的新定位新要求新任务——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人才工作论述体会》，《中国组织人事报》，2017年11月10日。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