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爱平 唐强

徐海东是湖北省大悟县人，毛泽东盛赞这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大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最好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夸奖“徐海东同志对党有一颗红心”;江泽民称赞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习仲勋为《徐海东文集》题词赞其“一身正气”。习近平总书记还用“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这个沉甸甸的数字，诠释共产党人的“伟大信仰”。一个穷窑工出身、毕业于革命的“青山大学”、1940年后就长期躺在病床上的“老病号”，为什么能赢得如此高的褒奖？探其根源，就在于他一辈子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政治信仰不变，对党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不做“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人民解放军大将的阵列中，徐海东是出身最苦的一位。徐家祖辈以烧窑为生，徐海东从6岁就背起箩筐，去野外挖野菜、拾柴草，长大后成了家里第七代窑工。1926年春天，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永远跟党走便成为他一生不变的入党初心。

做共产党人，最硬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信仰信念。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前途变得十分渺茫的背景下，徐海东没有动摇革命信念。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积极动员远亲近邻参加革命，组织起一支仅拥有1支手枪、8发子弹、17个人的队伍，这支湖北省第一支工农武装，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核心力量。

“看一名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徐海东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他从不做“爱惜羽毛”“揣着个人私利装着睡觉而叫不醒的人”，在政治风浪面前称得上是“疾风劲草”“钢铁战士”。1931年9月，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下，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开始肃反。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人人自危。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旷继勋、许继慎等一个又一个对党忠诚、作战勇敢的党员干部，倒在肃反的枪口下。一时间，苏区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的人找谈话”的顺口溜，鄂豫皖根据地笼罩着肃反扩大化的阴霾。按照1933年4月鄂像皖苏区的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具体说明入党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否则都将以假党员论处，轻则开除出党，重则掉脑袋。徐海东是1926年4月在武昌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1927年的广州起义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徐海东因“入党的情况，现在实在无法找到证明人”，也在接受政治审查，前途未卜。在等待审查结果的过程中，徐海东不做“开明士绅”。5月，在参加省委为总结围攻七里坪教训而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徐海东不顾自己还处在被审查阶段、稍有不慎就有被杀的危险，指名道姓批评省委书记沈泽民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执行中共中央3月份下达的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围攻七里坪43天，红二十五军因饿、病死非战斗减员达3000多人，部队从1.1万人降至6000多人，这是执行错误的一次冒险军事行动造成的恶果。“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徐海东犀利的话语，让沈泽民感到难堪、下不了台。沈泽民当场以“怀疑肃反，反对攻打七里坪，是思想右倾、政治动摇的表现”为由，给徐海东扣上“肃反重点人物”的帽子，将其轰出会场。如果不是此时恰逢敌人来袭，沈泽民亲眼目睹徐海东挥刀沖向敌阵的果敢行动，“从政治上肯定”了徐海东，使他的“生命有了保证”，徐海东极有可能成为鄂豫皖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在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省委常委之后，徐海东在省委有了发言权，他不怕受牵连，想方设法保护同志。在他的保护下，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人免遭处决厄运。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先后有300多名被扣上“反革命嫌疑犯”的干部战士从枪口下被保了下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徐海东不顾个人政治上可能会受牵连，积极向党中央反映这些人的问题，请求中央甄别给予平反。在他的努力下，涉及反革命嫌疑的300多名干部战士，终于被摘掉戴在头上的“反革命嫌疑犯”的帽子，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保证全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高度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当徐海东知道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搞分裂、另立中央的行径后，他专门找张国焘谈心，规劝张国焘痛改前非，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干革命。他对张国焘说：“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为了革命，为了党的事业，希望总政委能和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握手言欢。”徐海东的话，虽然没能改变张国焘叛党投敌的结局，但可见其用“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做到对党“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和一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不同，在徐海东的一生中，曾有3次让官的经历。徐海东有一句口头禅：“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徐海东第一次让官是在1931年。这一年春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他的左腿中了两发机枪子弹，受重伤被抬下战场后，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徐海东要求医生为他做了无麻手术。术后一个多月，伤势尚未痊愈的徐海东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老部队。但回到部队时，发现团长位置已经安排了新人，团里只剩下副团长的岗位还是空缺。师里让他在师部安心养伤，等待安排相应的团长位置。徐海东却主动提出：“我去当副团长。”他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他回到老部队，给新团长有滋有味地当起副手。

徐海东第二次让官是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当时部队进行整编，徐海东郑重地向省委提出请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当军长，自己给他当副手。他说：“我建议，由程子华同志当军长，我当副军长。”因为“程子华同志进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领导过大冶暴动，又当过中央红军师长，文的、武的，都会比我这个粗人高明。由他当军长，对指挥作战，对部队发展壮大，都会更有利。我不是怕挑重担，我是从对革命更有利方面着想的”。省委经过认真讨论，采纳了徐海东的建议，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常委，徐海东改任副军长。消息传开，全军上下议论纷纷，以为徐海东是犯错误被降职使用。为此，省委书记徐宝珊专程到红二十五军向官兵作了解释。徐宝珊担心徐海东听到闲言碎语有压力，专门找他谈心，打算做他的思想工作。徐海东发自内心地对徐宝珊说：“你尽管放心，正的变副的，我不会脸红，更不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噢！还不是当个穷窑匠，整天和泥巴打交道！”又说：“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就是没有官瘾。我们闹的是革命，又不是为争官当得大小！”

第三次让官是1955年授衔时。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到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1939年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此后，几乎都是躺在担架和病床上，没有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大将军衔呢？恰好，周恩来到大连顺便来看望他，徐海东当即对周恩来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又说：“党给予我的荣誉太高了，我感到心中不安。”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3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博大的胸襟。

为党中央“雪中送炭”不含糊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意识强不强，政治品质好不好，不是空洞抽象的，不是看表态，更要看坚定的政治执行。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随后，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那年的陕北，天气降温比往年早。11月2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安塞县下寺湾会师当天，天上就飘起雪花。11月中旬就下了场大雪，结了冰。就在徐海东筹划如何解决红十五军团过冬难题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红十五军团的生活本来就很清苦，许多战士还身着单衣，但徐海东从全局出发，从红十五军团仅有的7000元家当中拿出5000元送给了中央。他说：“过去，我们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为了迎接党中央的到来，我们准备3000多人全部牺牲。现在党中央来了，中央有困难，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支援党中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保证了党中央，才能保证了中国革命。”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高度赞扬徐海东坚强的党性，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的担当精神。时隔多年，毛泽东在谈到党中央长征刚到陕北的困难情景时，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元钱啊！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两袖清风朝天去，不愧苍天不负民

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备的党性修养。在这方面，徐海东堪称明政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典范。作为我军功勋卓著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处处用党员的标准理思想，用党性的尺子量作风，用党规的条框守纪律。

在家里，徐海东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子女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权。他的大女儿徐文金在新中国成立前被送给一户农民家做了“童养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文金得知父亲做了大官，就和丈夫商量着找父亲安排一份好工作。1951年，徐文金在大连见到离别20多年的父亲，把自己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和盘托出。徐海东对女儿说：“现在刚刚解放，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能搞特殊化？……你回到农村与乡亲们一道种田有什么不好呢？”于是，徐文金听从父亲的话和丈夫一起回乡继续当农民。从此，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丈夫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人世，她始终恪守父训，不向组织伸手。对生活在身边的子女，徐海东也不溺爱。他从不让孩子们乘坐公家为他配备的专车，使用为他配发的信封、信纸和墨水。他教育子女，公家的便宜，私人一分一毫也不能占用。甚至为战争年代牺牲的亲属修建烈士墓，他都认为是“自己家的事”，应该自筹经费，不能麻烦组织，不能沾公家的光。如今，这座靠徐海东自筹经费修建、坐落在湖北大悟县的“徐海东亲属烈士墓”，成为全国唯一一座家族性烈士墓。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忠诚。徐海东用一生九次负伤、九死无悔的奋斗，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底色，践行了跟党走的理想追求。正如他在《生平自述》中写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時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题图为徐海东）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