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敌视。他们对我国政治上进行孤立，经济上实施禁运，连生活用品也不准卖给中国，妄图从经济上把新中国卡死。笔者清楚地记得，1955年春天，我国对外贸易部从荷兰购买了5万吨煤油。那时我国还不能自行生产，所以老百姓把进口油称为“洋油”。当荷方油轮航行到台湾海峡时，美国立即让台湾开出军舰，强行将这艘油船劫持到台湾的高雄港。当时，人民海军力量很弱，没有出外海作战的能力，结果此事致使我们当地供销社每月供应每户4两（16两1斤制）煤油的计划泡汤了。那时候，家里人只好用蚌子油点灯，甚至把蓖麻籽用针线穿起来点燃，借着那忽明忽暗的亮光让正在读小学的我们写作业。我的眼睛近视主要就是那时候造成的。

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周恩来决定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用借船出海的办法开创了属于中国的远洋航运事业，既培养了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远洋航运经验。

借船出海 开创海运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与波兰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商谈，创建了第一家中波远洋航运公司，开始有了一支远洋航运的船队。

1997年，为纪念周恩来百岁诞辰，中央批准在淮安建立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即今周恩来纪念馆内的仿西花厅），笔者当时负责这个馆的布展工作。在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奠基时，我邀请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当过财贸秘书的王伏林前来参加，并就周恩来关于开拓我国远洋航运方面的事情对他进行了采访。

王伏林最后是在国家交通部离休的，他告诉我说，美国人仗恃强的大海洋实力，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们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周总理就派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搞中捷合营的国际海运公司。

捷克斯洛伐克（1918—1992）（1993年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海洋港口，搞外贸条件不利。二次大战前，捷克是欧洲的几个工业发展名列较前的国家之一。二战后，捷克也始终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业基础发展较好的一个。周总理在同捷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会谈中提出了合营航运公司的设想。这个建议得到捷克政府的支持，于是中捷远洋航运公司成立。并让我去捷克当这个公司的中方总经理。对外的名字只叫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海运公司。

事情也巧得很，就在王伏林去布拉格赴任临上飞机前，在机场遇见周恩来，他赶紧迎了上去。周恩来见了便说：“哎，你正好在这儿。”当王伏林汇报了要去捷克的情况后，周恩来郑重地叮嘱：“这是我跟哥特瓦尔德商定的一个公司，中波已经合营了一个海运公司，这是第二个，你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人家合作好。这对今后发展我们自己的远洋航运很有意义。”

心系侨胞 买船撤侨

1965年9月之后，印尼军人苏哈托发动政变，剥夺了原总统苏加诺的权力，并疯狂地屠杀印尼共产党人，进行有组织的反华排华活动，居住印尼的大批华人华侨惨遭迫害。当时中国却沒有一艘像样的客轮能远航到印尼撤回自己的侨民。周恩来就指示王伏林设法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海运公司（即中捷远洋航运公司）的名义从希腊王国购买一艘大型海运客轮。

当时希腊和中国还没有建交，像这类大型船舶即使出重金，希腊也不可能卖给我们。而周恩来有的是智慧，他与当时的苏联政府联系，请他们派船帮助从印尼撤侨，由我国政府负担全部运输费用。可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歧加深，已经答应帮助撤侨的苏联政府在派出的客轮驶向印尼途中又令其转舵回国。于是周恩来很快指示王伏林：由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出面，向希腊购买一艘客轮，以应急需。

接到周恩来的命令，王伏林马上联系捷方人员与希腊方面交涉，因为出价很优惠，所以很快谈妥。当希腊船员把这艘客轮开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港验收时，捷方就要求王伏林亲自上船验看。于是，王伏林带了两名专业人员前往康斯坦丁港验看，并就如何将该船驶往中国港口同希腊船员代表进行商谈。

由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大量的、长期的反华宣传，希腊船员们不愿意、也不敢将这艘大客轮开到中国广州交货，表示只愿意开到香港。周恩来考虑到印尼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华侨，又告知王伏林，可以多花一点钱，也要将客轮早日开到国内。

王伏林牢记周恩来的教诲和指示。他一路做希腊船员们的工作，保证送他们安全回国。最后，王伏林又让捷方代表出面，给希腊船员们每人送出一笔优厚的“奖金”，终于让这艘客轮平安驶入广州的黄埔港，为国家省下了一大笔外汇开支。这艘船后来被我国政府命名为“光华号”。光华号曾先后开赴印尼5次，接回一大批印尼华侨，我国政府为他们在海南岛开办了华侨农场，使这批海外游子享受到祖国的温暖。

王伏林在向笔者讲述此事时，还动情地说：“总理为了早一天接回在异国他乡受苦受难的侨胞，真正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不仅亲自过问外交谈判，向印尼方严正交涉，还为买船、归侨安置等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

中美解冻 抓紧港建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敏锐地预见到，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远洋航运事业的春天也将随之到来，于是他在经济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个卓有远见的课题——加强港口建设。

“文化大革命”前，谷牧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建委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夺权、批判，到1971年还没完全解放。为了加强我国的港口建设，周恩来批示解放谷牧，并委以重任，还专门找谷牧谈话，布置港口建设任务，提出要求。他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讲起，说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建设港口，发展海上运输。我国虽重视发展铁路，但由于帝国主义20多年的封锁，特别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对建设港口和发展海洋运输在“一五”“二五”期间都很难摆在突出位置。现在国际环境有些变化，要抓紧赶上。我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只有42个，太少了。交通要先行，港口这样落后，显然很不适应。现在沿海港口压船压货情况严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加强港口建设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外贸的需要、打仗也需要，不搞上去怎么行？我们已经抓晚了。今后3年内要改变港口面貌，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可以进口一些。这桩事委托给你们了。

周恩来的指示对谷牧震动很大。周恩来自责对港口建设抓晚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海峡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还利用一些国际条约，利用从日本到东南亚诸国的岛链，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包围和封锁，影响了我们发展海运。而在“文化大革命”如此混乱、艰难的状态下，周恩来利用中美关系缓和的时机，立刻布置进行港口建设，这充分反映了在他的头脑中早就有了长远部署。今天，我们重温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倍感亲切。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时，就立刻把港口建设摆上了他的工作日程，这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在派谷牧抓港口建设之前，周恩来已经委派粟裕大将在抓。当时粟裕大将由于受战争年代遗留在脑中的弹片影响，身体不好，只好休养。

谷牧后来回忆说：为了把总理提出的“三年改变港口面貌”这一奋斗目标具体化，我们分南北两路，对沿海港口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全国港口建设会议，制订出规划方案：一是万吨级以上泊位新建44个;二是机械化作业线新增150条;三是建成9个大船坞。我还提出，为达到这个具体目标所需的投资、材料，要在计划上单列一块，切实给予保证。由于加强港口建设这件事是总理亲自决定的，又有各部门参加共同研究，大家都很支持，有关条件的保证和有关问题的解决都比较顺利。

为了摸清情况，督促工作，谷牧先后两次把当时的主要港口逐个看了一遍，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威海、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福州马尾、厦门、广州、湛江都去了，还去过广西的北海、防城，到过海南岛。在调查研究中，他对建港选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除了港口本身所需条件，包括水深、岸线等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尽可能靠近物资的产地或消化地。除了考虑近期需要外，还得考虑到长远的需要。他看了广西防城后，觉得把这个港口搞上去，不但广西，而且云、贵、川整个大西南的物资就多了一个出海口，货物再也不必都从广东湛江走，于是定下了这个点。他还建议修建从南宁到防城的铁路。这一切都为20世纪80年代促进广西沿海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

由于谷牧港口建设抓得卓有成效，周恩来特意提议他担任副总理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如今，懸挂着五星红旗的货轮、客轮、海军舰艇，都可以在全球四大洋上扬眉吐气地航行。而当年周恩来从借船出海到买船撤侨，再到高瞻远瞩地狠抓港口建设，对于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远洋航运的大国，实在是功不可没。（题图为1961年4月28日光华轮首航仪式）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