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栋

摘 要：吐鲁番地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考古遗存特征延续了本地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属于苏贝希文化的晚期阶段。文章针对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与之前墓葬内涵的不同，研究了墓葬演变的去向与周围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吐鲁番地区;游牧文化;考古;苏贝希文化;墓葬

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的中部天山南麓，是一处形如橄榄状的山间断陷盆地，因地形封闭低凹，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越过天山往南后下沉，使该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高温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大量古代墓葬及其随葬品得以完好保存。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吐鲁番地区是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苏贝希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同时，该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亦是史前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汇集地之一（图1）。

战国至东汉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吐鲁番地区的考古遗存特征延续了本地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属于苏贝希文化的晚期阶段。随着西汉以后丝绸之路的开通，考古遗存中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也愈加明显。我们可以将这段时期视为吐鲁番地区苏贝希文化的转型期。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的遗存类型多以墓葬为主①。本文开篇引出几个问题，这一时期的墓葬与之前的墓葬内涵相比有何不同？墓葬演变的去向是什么？与周围的考古学文化有哪些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下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1 战国至东汉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内涵

吐鲁番地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地，主要有洋海三号墓地[1]、加依墓地[2]、苏贝希一号墓地[3]、苏贝希三号墓地[4]、艾丁湖墓地[5]、胜金店墓地[6]、交河沟北墓地[7]、沟西墓地[8]和阿拉沟墓地[9]等。

首先从墓葬的地表封堆来看，以上这些墓地的墓葬地表大多无封堆，或者封堆遭到破坏而不明显。但也有例外，阿拉沟墓地的几座木椁墓地表即为石围石堆。交河沟北墓地M16（图2）表面有直径26米的卵石堆，石堆下有一圈圆形土坯围墙，在围墙的周围有18个东西向排列的殉马（驼）坑，甚为壮观。实际上，以M16为代表的殉马墓是交河沟北墓地的普遍现象[10]。如此规模的墓葬在吐鲁番地区较早的墓葬中几乎不见，应是该地区苏贝希文化晚期阶段转型的代表墓葬，表现了这一时期苏贝希文化中人群对马的利用情况，即与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同时也保留了苏贝希文化陶器特征，如随葬单耳罐，彩陶口沿内施锯齿纹，腹部饰内填斜线的变形三角纹（图2）。

墓葬形制有竖穴偏室、竖穴土坑、竖穴木椁墓及少量的竖穴二层台墓，总体以竖穴偏室墓为主。以洋海三号墓地为代表，偏室墓底部通常有二层台，偏室墓口多开在南壁，墓口（偏室口）多用圆木封挡，再盖上芦苇、杂草、树枝等，或用土坯封堵偏室，类似于竖穴墓墓口的棚盖结构。有的偏室墓还见双偏室，如洋海三号墓地M376、交河沟北墓地M16（图3、图4）。竖穴土坑墓仍延续墓口或二层台棚盖的做法，如胜金店墓地M9、M13（图5、图6）。

竖穴木椁墓很有特色。阿拉沟的木椁墓（上文提到的阿拉沟墓地）墓上有巨大的石堆及卵石围墙，卵石下为木椁，木椁由纵横叠置的八层松木构成，木椁顶部铺圆木，圆木上和椁底铺圆木板，形式讲究，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的大龙口墓地木椁墓有相似之处。比如在木椁的构筑方式上都是用原木纵横相搭，只是大龙口墓地的木椁内外填卵石和黄土，椁室底部有一腰坑，类似阿拉沟和大龙口的木椁墓在伊犁地区也有发现。但总体来看，这类讲究的木椁墓并不多见（图7、图8）。

戰国至东汉时期吐鲁番地区墓葬的葬式比较统一，与战国以前的墓葬相比，仰身直肢葬占据主流，仰身屈肢和侧身屈肢葬仅有少数（如胜金店墓地），应该是战国以前葬式的延续。墓葬中多为成年男女（夫妇）合葬，有的还见儿童。在葬具方面，墓底铺草，尸床继续流行，如洋海三号墓地、交河沟北墓地和胜金店墓地，其中胜金店墓地墓葬的尸床上还使用柳条捆扎的长方形木棺罩，显得颇为特殊。同时也有使用木棺作为葬具。

这一时期随葬品的种类较之前变化很大。首先是陶器，从苏贝希文化早中期延续下来的大量苏贝希文化彩陶，在这一时期几乎消失了。彩陶数量极少，取而代之的是数量较多的素面红陶和少量的夹砂灰陶。常见器形有碗、杯、罐、壶、钵、豆、瓶等，典型的器形如管流罐、无耳罐、筒形杯、三足钵、瓶等器物颇具特色，有的陶器腹部还有花瓣状的半圆形凸起装饰，并且还出现慢轮制陶的工艺（图9、图10）。与之前相比，苏贝希文化特有的横、立耳彩陶杯和圈足罐在这一时期的吐鲁番地区几乎不见。

另一类是木器，木器是吐鲁番地区墓葬中的大宗，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延续了这一地区随葬大量木器的传统。从青铜时代晚期到汉代，木器的制作持续达千年之久，可见吐鲁番地区木器的加工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从未间断。木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有木盆、盘、耳杯、豆、碗等。其中木盆多放置在墓主人的头侧，在里面再放其他小件随葬品。除了木容器之外，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和装饰用具，如木梳、取火板、纺轮、手杖、弓箭（袋）、箭镞、木桶、木俑、木箜篌、木冠饰等，胜金店墓地还出土有木假肢，这是吐鲁番地区的首次发现，同时发掘者认为这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罕见的[11]。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漆器（阿拉沟竖穴木椁墓M18中的漆盘）。皮制品和毛织物出土数量相对较多。洋海三号墓地完整保存者较少，但能辨明种类的有皮手套、皮枕、毛绦腰带、毡帽等;苏贝希墓地偏室墓中死者的皮制品和毛织物保存较好，如皮枕、靴状无裆裤、毛布内裤等;此外胜金店、交河沟北墓地菱纹链式罗、绢布衣服和丝织品的出现，则突出了这一时期的新变化（图11）。

铜器多是一些装饰或工艺品，其中不乏一些精美者（图12）。如交河沟北墓地出土的铜兽头饰，鄯善县二塘沟墓地出土的虎噬动物纹铜牌饰，明显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方座青铜承兽盘，中央立狮形两兽，这类青铜盘在天山地区发现很少，但在新疆伊犁和中亚地区发现较多。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星云纹铜镜和五铢钱，显示在该墓地中苏贝希文化的年代下限已到了汉代。铁器数量更多，有铁带钩、马衔、锥、镞、刀、鹤嘴锄、十字形铁器等。洋海三号墓地的铁器保存状况较好。

3 战国至东汉时期吐鲁番地区墓葬对外交流

3.1 吐鲁番地区墓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如前文所述，随着战国以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王朝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并管理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前国。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吐鲁番地区，这些因素在墓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洋海三号墓地、苏贝希墓地、阿拉沟墓地、交河沟北和沟西墓地、胜金店墓地等随葬品中有中原传入的星云纹铜镜、五铢钱、漆杯、丝织锦囊等。在汉代以后，中原因素对吐鲁番地区的影响逐渐加深，如阿斯塔那墓地中出土了大量汉晋以后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的随葬品。陶瓷器、漆器、丝织品服饰特点都与中原关系密切。墓葬形制上流行的斜坡洞室墓也来自中原地区。

3.2 吐鲁番地区墓葬与中亚地区文化的关系

吐鲁番地区墓葬与中亚地区文化的关系可以从阿拉沟竖穴木椁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窥见一二[21]。虽然目前苏贝希文化遗存中仅出土了这一件青铜盘，但其中包含的信息量较大。这类青铜盘在新疆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发现数件，境外则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七河流域有较多发现。发掘者王炳华认同这是塞人的文化遗存，年代在战国到西汉。邵会秋也认为跟中亚，尤其是跟哈萨克斯坦东部七河流域的萨卡文化（塞人的另一种称呼）相关，并进一步推测青铜盘可能是伊犁河流域文化人群直接传入阿拉沟地区的[22]。

实际上，在阿拉沟墓地以北的阜康市（吐鲁番地区北部）发现一类“胡须”墓，“胡须”墓在中亚被称为塔斯莫拉文化，属于萨卡文化在哈萨克斯坦中部的一个地域类型[23]，“胡须”墓在吐鲁番地区附近被发现，即是中亚的塞人在这一区域活动的有力证据。这样看来阿拉沟木椁墓中的青铜承兽盘与塞人遗存有联系就不足为奇了（图17）。由此说明吐鲁番地区墓葬与中亚的塞人（萨卡）文化可能存在一定联系。

3.3 吐鲁番地区墓葬与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关系

吐鲁番地区墓葬与北方系青铜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一些墓地出土的金属动物牌饰上。这些动物纹牌饰均出现在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地点有艾丁湖、柴窝堡、阿拉沟、交河沟北、交河沟西、苏贝希二号、二塘沟等墓地。这类动物纹金属牌饰多为虎噬羊等动物格斗形象，与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金属动物纹牌饰非常相似，尤其分布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中国北方文化带上。

更有意思的是，在交河沟西墓地M1还出土了一件金冠饰，与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金冠饰非常相似，其上都雕刻有栩栩如生的虎、羊等草原动物形象。因为交河沟西墓地M1的年代在西汉以后，较阿奴柴登匈奴墓地时代晚。故这一现象反映了西汉以后该地区墓葬可能受到了来自北方系青铜文化下的匈奴文化的影响。

这类金属动物纹牌饰在欧亚草原也非常受欢迎，比如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动物装饰艺术就非常突出，常见以山羊为题材的动物形象，也有虎噬羊的形象。阿尔泰山地区的巴沙达尔墓地，甚至出现将常见于金属饰牌上的动物格斗形象，雕刻在墓葬中的木棺上（图18）。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墓葬文化与北方系青铜文化，乃至与欧亚草原的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4 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对吐鲁番地区战国到东汉时期墓葬的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古学观察。

首先，我们认识到该地区墓葬特点具备多样性。这也与该地区所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处在一条东西向文化廊道的重要地段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同时又容易受到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故墓葬所反映的面貌丰富多样。

其次，这一时期的墓葬特征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部分承继了该地区之前墓葬的传统，即延续了该地区的苏贝希文化传统。如洋海三号墓地、胜金店墓地的一些墓葬还延续了在墓口或二层台放置棚盖的做法;墓葬中发现的各类木器和大量皮制品、毛织物，也显示了与之前墓葬传统的继承关系。

再次，这一时期墓葬出现的新变化是需要重点关注的。无论是从封堆形制、墓葬形制，还是从随葬品的种类特征看，都显示了这一时期的墓葬在原有特点上融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如偏室墓的大量出现，随葬品中铁器的明显增多。交河沟北墓地M16，在卵石封堆周围分布大量殉马坑，暗示了这一时期人群与马的关系更加紧密，反映了这一时期新疆游牧化进程加快，骑马民族文化兴盛的考古学现象。

最后，战国至东汉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墓葬，仍是该地区苏贝希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苏贝希文化晚期的遗存内涵。通过对这一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和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苏贝希文化最终融入当地较其年代晚的魏晋时期汉文化中。而这一发展去向的直接原因，与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原汉文化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持续影响以及汉文化对其的强大凝聚力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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