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雅楠

摘 要：天津文庙博物馆藏有一批民国十四年（1926）天津地方乡绅李士铭捐造的祭孔烛台，其造型古朴、简约无华，为实用照明祭器。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工艺水平上。这批祭孔烛台捐造者为近代天津后“八大家”之一的冰窖胡同“李善人”李春城长子李士铭，烛台铸造于天津文庙1923年大修期间，此时期也是动荡时局下李氏家族逐渐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对于祭孔烛台的研究，可为各地文庙复原陈列提供实物例证，亦可推物及人、透物见史，对天津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祭孔烛台;李士铭;“李善人”家;天津文庙

孔子之祀已有2000余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祭祀体系，拥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孔庙祭祀进入国家祀典后，一直昌盛不衰，很少遭到排斥，20世纪后虽有波动，却仍然断断续续进行，近几十年来祭孔活动重新恢复，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祭祀活动要有专器，为一套组合器皿，大都数十件、数百件。孔庙的祭祀礼器种类繁多，合乎法度，古朴精详，简约实用。民国以来，祭器的保管工作受到忽视，地方府、县各级学庙旧藏祭器要么因时局动荡而破损缺失，要么因缺乏检修而毁坏于库，要么因典守失职而遗失于外，文庙在进行祭孔活动时，往往出现临祭而祭器不备、祭器不足的情况，日常陈设也缺少实物展品和祭器复制的参照物。天津文庙博物馆藏有民国时期铸造的一批祭孔烛台，在本地文庙博物馆陈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复原陈列的实物支撑。

1 李士铭捐造祭孔烛台概述

烛台是插放蜡烛的照明用具，其基本由底座、立柱和带较长烛扦的烛盘三部分组成，在用途上可分为庙堂供器和室内用器两类。祭器辅助行礼，不同于日常用器，本身蕴含了特殊的含义。“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1]祭孔烛台为擎烛之器，多以庙堂五供形式成对出现，虽然普通，但在祭孔活动中却不可或缺。唐朝以来，释奠仪数屡有变更，至清代祭器陈设制度较为完备。祭祀活动中，大成殿先师孔子神位置四烛台，四配各坛位设二烛台，十二哲各坛位设二烛台，两庑、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也依坛各设二烛台。就位置而言，祭器分设于各处，至圣先师孔子祭祀等级最高，其神位前为祭案（又名馔案），祭案之南为笾、豆案。笾、豆案之南为牲俎，俎中区为三：太牢居中，解五体;羊全，居左;豕全，居右。俎之南为香烛案，烛台即在香烛案上。祭孔的蜡烛多用黄蜡及牛、羊等的脂膏为原料，锡模镕。目前，各地文庙藏有的祭孔烛台并不多见。北京孔庙（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有一對清乾隆素铜烛台，高三尺二寸（约106.7厘米），小盘高二寸四分（约8厘米），大盘高四寸七分（约15.7厘米），中柱高八寸五分（约28.3厘米），足高一尺六寸（约53.3厘米），素质，无铭文。清雍正十年（1732），雍正皇帝颁赐曲阜孔庙一批珐琅祭器，包括香鼎1件、烛台2件、花瓶2件，祭祀时只是陈列殿中，没有实际使用。天津文庙博物馆收藏的民国时期烛台造型古朴，铸铁材质，三层两柱式，烛台分上、下两层承盘，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管状圆柱，素面倒扣深腹杯形底座圈足外敞，上盘中置烛扦，下盘内口有二十字铭文：“中华民国十有四年冬天津李士铭祭孔子庙敬造。”烛台底座直径17厘米，通高40厘米，现存39件。另有无铭文铸铁香炉28件。

2 李士铭与天津文庙

2.1 冰窖胡同“李善人”家族

天津人对本地豪富家族有所谓“八大家”的说法。由于“八大家”之说流传有百余年的历史，所以其所包括的家族前后有嬗变。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和盐务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从清初康乾盛世以来，以盐务起家的富户在社会上的声势日益显赫。“八大家”主要有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随着时代更替，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进入“八大家”之列，关于补进的家族，社会比较公认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

“李善人”即李春城，天津后“八大家”之一，住在冰窖胡同。冰窖胡同在老城里，长340多米，北起东门内大街，南至贡院东胡同，为清咸丰年间修建。金大扬《天津“李善人”》一文描述了李家宅院的规模：“虎门高楼，高台阶，大门外高悬大匾‘太史第;门洞里又一方大匾，上书‘孝廉方正。全宅共有八个大四合院，每院全为北正房五大间，南倒座五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画梁雕栋，装修富丽。另有门房、账房、轿房、马号，并建有富于园林景色的后花园一所。”[2]

李家是大盐商，“李善人”的称号始于李春城。《天津县新志》记载：“李春城，字筑香。父文照，慷慨尚义，好施予。春城诸生，举优行，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同治元年（1862）铨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未几告归。居乡力行善事，初有寄生所之设，每岁仲冬收无告穷民率六七百人，哺之以粥，疾病施医药，死亡则棺敛而瘗之，至来年仲春止。其后复立保贞社，月给嫠妇以钱米;立御寒社，严冬以絮衣给贫民，岁除使人赍钱物行僻巷中，遇穷乏者潜予之;设义塾五，塾各有生徒二、三十人，别设大义塾，俾向学者得所成就。十年（1871）大水，筹振恤灾，亲察户口，遇有饥饿不能待者，辄先济以己财，又以前设寄生所但收男子，孤贫妇女仍无所养，乃设保生所，规制一与寄生所同。生平见义必为，有时家资不给，虽称贷多至万金不顾也，以故远近称‘善人焉。十一年（1872），年四十有七卒，著有《过庭述闻》一卷。”[3]李家累世为官，李春城子士铭，字子香，举人，户部郎中改度支部郎中;士鉁，字嗣香，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士钰，字幼香，国子监生，刑部郎中改法部郎中;士錡，字稚香，诸生，候选道。孙宝諴，字颂臣，国子监生，法部主事;宝详，字翰臣，国子监生，中书科候补中书改度支部候补七品小京官;宝诒，字励臣，国子监生，度支部主事;宝诗，字赞臣，国子监生，民政部主事。“李善人”家族发家，主要是靠办盐务，辛成章在《天津“八大家”》一文中对李家的兴起描述到：“咸丰年间李家接办了河南省滑县、许州、临颍三县及河北省涞水县的引岸，并在城里开设盐店瑞昌号、福昌号;后又接办了河北省鸡泽、永年、曲周等县引岸及津武口岸的一部分，并与其他盐商合办，包揽了十数处销盐口岸，李家从而成为盐务首富之户。”[4]此后李士钰、李宝諴两代连任纲总，主持芦纲公所多年，并且把持、操纵另一个配盐机构——滩盐公所。自清同治中兴发家，历经清末、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执政，李家百年来聚敛了大量财富，达到了全盛时期。

2.2 李士铭家族对天津文庙的其他贡献

李士铭，光绪二年（1876）中举，援例为户部候补郎中，云南司行走。宣统改元，筹备立宪，李士铭在津创设宪政协议会，任议长、顺直咨议局议员。1872年未中举前子承父业接管盐引及多所慈善机构，后斥资投股滦州矿物公司、启新洋灰厂、华新纺织公司等。关于李士铭的字号及生卒年有不同表述。柯劭忞撰文、华世奎书丹的《清诰授荣禄大夫一品封典户部郎中李公墓志铭》遗碑名牍旧拓记载：“公李氏讳士铭，字子香，直隶天津人……生于道光己酉年（1849）十月二十四日，卒于民国乙丑年（1925）十一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七。”而李士铭、李士鉁同科乡试朱卷（天津博物馆藏）记载：“李士铭，字伯新，号子香，行五又行一，咸丰壬子年（1852）十月二十四日吉时生……李士鉁，字仲儒，号嗣香，行六又行二，咸丰丙辰年（1856）十月二十日吉时生。”由于乡试朱卷年代相对久远，而墓志铭遗碑名牍信息与地方相关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故暂以墓志铭内容为准。

1923年，天津文庙开始了持续多年、时有中断的大修工程，李士铭在前期筹备、商议修缮过程中多有参与并捐助善款。1923年3月，天津文化领袖、著名教育家严范孙约集各界人士于东马路演讲所召开会议商讨文庙整理办法，即孔庙整理大会第一次会议，李士铭作为43名代表之一与会，认捐临时修理费银五百元，每年另捐常年经费银一百元。整理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大修的值年制度，成立了文庙岁修办事处，李士铭与曹锐、陈天纪、华世奎共同担任第三年（即民国十四年）值年。由于事务繁重，第一年4值年和4帮办人又请曹锐、曹振纲、李士铭、朱寿钧担任第一年助理。文庙大修，所有值年在天津老城仓廒街天津修志局召开会议，李士铭托请高星彩代为与会，值年共同署名大修募捐书分送各处。第三次会议商讨了大修诸多具体事项，关于文庙设立警岗问题，诸先生各抒己见，李士铭建议“若专派岗位则费用甚多，将附近岗位移至孔庙花墙以外，既便于照料，亦可节省经费”[5]。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会议确定了文庙大修方案，拟定修缮项目及其他事项，其中“文庙种树，由李士铭捐助树株，随时取用不加限制，种树用款由维修款开销”[6]。民国初年，李士铭与其弟李士钰均为文庙祭祀机构与祭洒扫社的社员并参加了乡祭活动。李士铭死后，其子李宝諴成为李氏家族的代表。1928年，李宝諴担任文庙与祭洒扫社值年，同年担任农历六月朔日值月，前往文庙向孔子拈香致敬。1937年的文庙与祭洒扫社成员名单上，李宝諴也赫然在列。此外，李宝谦也曾对文庙大修、与祭社和崇化学会捐过善款。

2.3 关于李氏家族善举的不同评价

冰窖胡同“李善人”家的善舉流传于天津城厢内外，贯穿于祖孙三代，李家也显赫于一百年间。文庙是天津文化教育的根柢，李家非常讲究“礼教”和“名分”。加之李士铭又是举人出身，其心中有深深的文庙情结。清末至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生，天津文庙随着教育功能的丧失多有闲置，进而殿庑倾圮、杂草丛生、污物横陈、萧条破败。李士铭目睹心中的圣殿跌落凡尘，自然会对文庙恢复观瞻尽一份心力。天津文庙自古就有官员倡修、绅商景从的传统，严范孙、华世奎、林墨青等乡贤更是奔走呼告、广泛联络，所以李士铭对天津文庙大规模修缮及添置祭器等事宜是乐于参与并慷慨解囊的。从前文所述参与决策、商议等细节也可看出李士铭不遗余力、共襄善举，文庙的修葺及恢复也是其精神家园的重建和回归。但也应该看到，“李善人”家族是世代大盐商，又是大地主、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定是站在维护家族利益的立场上。他们在政治上是投机的，曾积极帮助清王朝抗拒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而发迹，在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也充当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卫士，后来积极投靠北洋军阀，与袁世凯、曹锟等结为儿女亲家。李士铭及其子李宝諴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以及李家所办各项赈务、各种善举，也是为了扩大家族的财势和影响，实现名利双收。正如金大扬在《天津“李善人”》一文中所说：“‘李善人称号，既不是清朝皇帝所封赐，也不是社会名流所共举，实际上它只是由李家利用各种手段自我渲染而逐渐宣扬起来的。”[7]

3 烛台铸造年代背景分析

3.1 文庙修缮期间祭器的购置时期

自清代以来，天津文庙的祭器、乐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置办过程，购置形式也不尽一致，既有地方官员倡议监造，也有乡绅贤达捐资添置。清康熙十九年（1680），江西常州知府孟宗舜于任上感慨家乡文庙祀典阙如，捐廉重置礼器，并创办乐舞，这批祭器经常年使用，破损不堪。光绪初年，长芦盐运使如山为天津文庙购置了钟、磬、祝、篪以及青铜铏等，青铜铏及特磬残件上均有“如山敬谨监造”的铭文。祭器乐器经过庚子之乱，缺失过半。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津知县唐佩员购置了琴、瑟等祭孔乐器。民国三年（1914），由天津县公署拨款添置修理了部分祭器乐器等品。民国八年（1919），乡贤乔亦香捐资置办更换了破损的特磬、编磬，其上镌刻“有余斋监制”字样。民国十二年（1923），在天津乡贤的奔走呼吁和多方筹资下，天津文庙开始了历时多年、屡经波折的重修工程，为了恢复文庙旧观，在大修初期对需要的祭器、乐器再次进行增补。1924年依清朝不同时期保留下来的器型分别仿制了青铜爵和青铜铏，均铸有“中华民国十三年”铭文。而民国十四年（1925）李士铭捐造的铸铁祭孔烛台和香炉也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3.2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混乱时期

1924年9月到10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在直隶、奉天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冯玉祥等人倒戈直军发动“北京政变”，并将自己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战争以直军主力的全部覆没和吴佩孚的狼狈南逃而告结束。1925年初，国民军进入并占领天津，同时奉系宪兵觊觎文庙宽阔的院落和多间殿庑，欲征用驻兵，严范孙先生接到文庙看守人报告后，于正月初六写信给天津县县长，恳请县公署予以交涉，但未能奏效。随着战争结束后政局变更、军队撤离，文庙岁修办事处的诸位乡贤再拾重任，为继续文庙大修工程筹集巨款奔走劳碌。但好景不长，1925—1926年，国奉战争和北伐战争相继爆发，文庙又被军队占用，大修工程再次搁置。“从1928年文庙与祭社致函乡先生暂停秋祭的信函中可以考到当时文庙驻军之状况，‘庙中现驻军队并有以前患病之伤病，殿庑皆为占满，一时未易迁出，当经决议丁祭暂行停止。”[8]战争期间，天津文庙屡被军队征用成为驻军场所，祭孔活动虽未中断，但多在庙外举行。军阀之间的混战对长芦盐务也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其中尤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甚。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长芦盐的运销和盐税收入，而且由于战争期间军阀为筹措军费干涉盐政，长芦盐政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故芦纲公所认捐的文庙年修理费用也出现了拖欠情况。

3.3 李氏一族走向分家的衰败时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倒台。“李善人”家的近亲和靠山曹锟被赶下野，李家密友杨以德随之卸任。奉系军阀李景林当上直隶督办兼省长。在长芦盐商中，李家的财势最大，四省公司（直、鲁、苏、皖）的实权也操纵在李家手中。李家把经手保管的巨款存在他家开设的瑞恒银号里，既便于放债生息，又利于调拨挪用，为李家聚敛财富提供了条件。此事令众盐商心有不服，也为天津掌权军阀带来了多次讹诈的机会。1924年冬，李家受到李景林以筹措军费为名的敲诈，全家自天津旧城东门内冰窖胡同老宅迁往英、法租界，又因盐务利得枯竭，原先的敛财手段已无可施展，只好维持现状。1926年，李家“宝”字辈的弟兄十人分家析产，各立门户，分居各炊，原先开设的商店相继停业，大家族从此瓦解。以当时李家的财力，已很难支持大规模的善举。天津文庙藏有的这批注重实用、朴实无华的铸铁祭孔烛台和香炉，显现出此时李氏家族财力日渐紧缺。烛台铭文是李士铭在天津文庙的最后留名，也记录下其生命中最后一年进行的善举。

4 结语

文物不同于时尚物品，具有特殊的美感，文物的美感在于其陈旧、沧桑、历史感和文化性。相对于收藏品，除了具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以外，文物还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本文所提及的天津文庙馆藏祭孔烛台虽为一般文物，不如珍贵文物价值连城，也无法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工艺水平，但其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天津文庙修缮和祭孔活动的实物佐证，也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多年以来，博物馆业务人员对于珍贵文物的研究远远多于一般文物，更愿意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代表性器物或是孤品、精品上。就中小型博物馆而言，文物藏品资源远不如大型博物馆丰富、精美、珍贵，研究力量、研究基礎也相对比较薄弱，这就更需要加强对馆藏一般文物的关注和研究。研究一般文物，应将其置放于大的历史背景中，重视藏品原始资料的整理，综合运用文物分类和历史分析法等，采用发散思维来思考及扩充阅读，抽丝剥茧地对文物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获得更多信息，以达到见物见人见精神的目的，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汉）郑玄.礼记注疏：卷二六：郊特牲：十三经注疏[M].1455.

[2]丁长清.近代长芦盐务[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270.

[3]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803.

[4]丁长清.近代长芦盐务[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265.

[5]邵红.风雨飘摇中的坚守——民国时期乡贤与天津文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22.

[6]邵红.风雨飘摇中的坚守——民国时期乡贤与天津文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25.

[7]丁长清.近代长芦盐务[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268.

[8]邵红.风雨飘摇中的坚守——民国时期乡贤与天津文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