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人

摘 要：江西省南昌市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几年考古界最热点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海昏侯刘贺身份特殊，他是史上唯一一位当过皇帝、当过王又当过侯的人;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列侯虽多，但列侯墓的发掘研究反而不足20座，刘贺墓未被盗掘的完整性，使考古工作者可以对列侯墓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江西省的考古工作者至今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揭露出了完整的墎墩山海昏侯墓园及众多遗存，出土文物1万余件（套），确认了墎墩山海昏侯墓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文章基于2016年10月江西省博物馆举办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出的出土陪葬文物，探讨海昏侯陪葬玉石器给我们提供的有关西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

关键词：西汉玉器;海昏侯墓玉器;研究意义

1 西汉玉器概述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政治稳定统一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手工业、工艺美术也都随之繁荣发展。西汉承秦制，又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给玉器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于是在西汉时期，中国玉器到达了第四个高峰期，是中国玉器史上的繁荣发展时期②。因为汉初推行郡国并行制，所以还存在一些刘姓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十分富庶。特别是到了武帝时期，推恩令的推出使诸侯数量大增，王公贵族在富庶的社会条件下互相攀比，穷奢极欲，大大促进了各种手工艺品技艺的进步与创新。

西汉玉器的繁荣发展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即玉石原材料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产生于新疆和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的高品质玉石是中国古代玉器的典型原材料。和田美玉的大量使用是玉器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和田产玉的最早记录就出现于汉代文献。《史记·大宛列传》以及《汉书·西域传》都有对于和田产玉的明确记载，说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多玉石”。《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载了“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③。多亏了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才使新疆和阗的美玉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有了大量的原料供应，西汉玉器的发展异常迅速。目前发现的河北满城汉墓陪葬玉、浙江徐州北洞山楚王墓陪葬玉、吕雉的皇后之玺等珍贵文物都是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的。此外，蓝田玉此时也为汉人所珍视。《汉书·地理志》记载：“蓝田，山出美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都有“蓝田美玉”“蓝田珍玉”之句。但目前蓝田玉原矿产地一直没有找到，有人认为此“蓝田”便是陕西蓝田，但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出了质疑，目前学界意见没有统一。

西汉早期的玉器承继战国基础，装饰风格以规律性纹样和平面立体动物纹为主，器物种类依然是佩饰器、剑饰器、丧葬器和服饰器。西汉中期的玉器形成了独有的特色，装饰风格盛行平面立体化，高浮雕和浅浮雕动物纹，透雕、圆雕、高浮雕增多，而礼仪用玉则减少、简化了，玉组佩简化了，但是组件的主题和造型更丰富活泼，如极有代表性的“翘袖折腰”玉舞人。工艺方面不论是时断时续的细阴线“游丝毛雕”工艺，还是简约而不简单、寥寥数刀即能使玉猪和玉蝉活灵活现的独创性“汉八刀”，以及镂空器物的大量出现，都表现出了汉代玉器工艺的高超水平。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新的器物类型，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金缕、银缕和铜缕玉衣，还有由剑首、剑格、剑璏、剑珌组成固定搭配的成套剑饰玉具剑以及玉容器和陈设玉等。总之，西汉玉器的艺术水平相比先秦时期极大提高，动物、人物类玉器四个字概括就是“形神兼备”。其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极重要的位置，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2 海昏侯墓出土玉器研究

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些关于刘贺的背景知识。刘贺生于公元前92年，死于公元前59年，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西汉第九位皇帝。刘贺在4岁的时候承袭父亲的爵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18岁时被霍光拥立做皇帝，仅仅27天又被霍光废掉，是西汉在位最短的皇帝;29岁时被封在豫章郡海昏县，成为第一代海昏侯，33时在封国病逝，史称“汉废帝”。

根據《汉书·霍光传》的记载，霍光给刘贺罗织了罪状1127条①，证明刘贺是一个淫乱、不孝、不听谏言、不遵礼法、行事不谨慎的人，所以不适合做皇帝。而现代的许多史学家认为给刘贺罗列的罪行多是举止率性、不守规矩、失于检点的生活琐事，其中还不乏夸张、杜撰之词。刘贺被废的真正原因是继位之初就急于亲政，有夺权倾向，没有处理好和以霍光为代表的朝中旧臣的关系。而刘贺本人可能也是涉世未深，没有意识到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犹豫不决，以至于他的追随者们在被杀之前怒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②。而这次海昏侯刘贺墓完整地被发现，给了解决这个长久存在的争议的希望。

在海昏侯刘贺墓中总共出土了玉器400多件（套），分散存放在墓室的不同区域里。这些区域用途不同，里面的玉器也有不同。其中西藏椁区域内，娱乐用器库中出土玉器13件，还出土了砚台;娱乐用器库与文书档案库之间的漆箱内共装有玉器189件，剑饰44件;武库出土玉器共35件，其中34件剑饰，1件玉印。主椁室的形式是根据刘贺生前的住所微缩而成，分为东、西两室，有一道木制隔墙，东、西两室由一个过道联通，两室南面均有门窗。西室是厅堂，出土玉器较少，且多为青铜器、漆木器上的装饰物，也发现有砚台;东室为卧室，主棺柩放置在东北角，除主棺及棺盖板上以外，共发现100余件玉器，多为青铜器、漆木器装饰物，以及龟纽玉印、玉羽觞、韘形玉佩、玉璧等。主棺空间范围内，外棺盖板上有3把剑，盖板外侧1把剑，包含玉剑饰10件;内、外棺之间玉璧3件，其中1件在木盒内;内棺内部围绕墓主人分布玉器40余件，有玉璧、玉枕、玉圭、玉环、玉眼罩、肛塞、玉觿、玉刀、玉印、玉带钩、玉组佩和玉剑饰4件、琉璃席1副。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玉器中，玉剑饰是最吸引人的，数量达到了92件，近总数的1/4，是所有类别中比重最大的。玉剑首是装在剑把顶端的玉饰，正视多为圆饼形。目前展出的玉剑首中除了有汉代较为常见的螭纹玉剑首、云纹柿蒂纹玉剑首、谷纹柿蒂纹玉剑首之外，还有罕见的出廓螭纹柿蒂纹玉剑首、柿蒂纹凹涡纹玉剑首和素面双层玉剑首。其中出廓螭纹柿蒂纹玉剑首是和田青白玉，螭纹出廓浮雕围绕剑首一周，表面压地浅浮雕柿蒂纹。柿蒂纹凹涡纹玉剑首玉质最好，为和田白玉，细腻温润，表面浅浮雕柿蒂纹的中间有一圈凹涡。素面双层玉剑首玉质为青白玉，造型规整。这3件玉剑首造型非常罕见，是难得的精品，扩展了我们对汉代玉剑首的认识。玉剑格是镶嵌在剑把与剑刃中间的玉饰。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剑格有墨玉、青白玉、青黄玉和缠丝玛瑙等，制作规整，打磨精细。装饰风格有光素无纹、平面兽面纹和浮雕螭虎纹三类，是汉代流行款式，在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汉墓和徐州楚王陵中都有发现。玉剑璏是镶嵌在剑鞘中上部的，用于将剑穿在腰带上的装饰部件。在四种剑饰中，玉剑璏数量最多，海昏侯墓中也是大量出土了玉剑璏。其质地为墨玉、青玉、白玉和缠丝玛瑙。其类型有两种：一种为正面长方形微拱，两端出卷，底下有长方形銎孔;另一种正面拱起较高呈长方拱形，两端无出卷，底下銎孔为弧角长方形。后者亦被称为“玉琫”用以专门区分。纹饰使用云纹、凤鸟纹、谷纹、兽面纹等流行纹饰。玉剑珌是镶嵌在剑鞘尾部的玉饰，呈长方形或梯形，也有极为罕见的刀形①。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剑珌材质有墨玉、白玉、青玉和玛瑙等，纹饰为常见的高低浮雕螭虎纹、兽面纹、谷纹和光素无纹。

在墓中还出土了不少印，其中的1方“海”字铜马印及3方和田玉印也是非常重要的。和田玉印中有两方是龟纽，其中一方无字，另一方阴文“大刘印记”四字，是刘贺汉室宗亲、皇族的象征。还有一方印阴文“刘贺”二字，但是比较独特的是，它的印钮是一只鸱鸮。这些印对于海昏侯刘贺的身份确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还有一个疑问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那就是根据《汉旧仪》的记载，刘贺应当还有一枚金质“海昏侯印”官印，但是直到考古发掘结束也没有找到。

出土物中的佩饰也比较值得关注。娱乐用具库出土的“翘袖折腰”玉舞人组佩饰，和田白玉质，做工精良，惟妙惟肖。其上、下皆有半圆形凸出穿孔，再加上发现时是与一件双龙首玉珩和石管放在一个盒子里，所以推断应该是成组的玉佩饰，上、下的孔用于穿系。主椁室东室和内棺内部共出土和田白玉韘形佩4件，其中2件为龙凤螭虎纹，1件为龙和螭虎纹，1件为龙凤纹。这几件玉饰的镂空处理成熟老练，使纹饰立体感大大加强，玉质优良，温润美观。除此之外，较为突出的有主椁室东室出土的虫珀琥珀珠，内包一只完整的小虫，打磨光洁，包裹体清晰可辨;还有内棺中出土的水晶珠，水晶质地通透无杂质，两头对钻的孔仅1.8毫米，打孔工艺精湛。

主椁室东室出土的玉羽觞是汉代新出现的器型，杯底装饰一只凤鸟，杯外壁装饰有兽面纹、云气纹、鸟纹，和田白玉质，杯身有黑沁，器型规整，工艺精细。同为实用器的还有娱乐用具库和主槨室西室中部发现的砚台和内棺内部的包金丝缕琉璃席。砚台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外面有木（漆）质砚盒，旁边有墨碇一起出土。包金丝缕琉璃席由384片长方形琉璃片组成，每片长6厘米，宽4厘米，共32排，每排12片。席子一圈由云母片包裹，总长1.8米，宽0.65米。

娱乐用具库和主椁室西室的嵌件、饰件虽然器型较小，难以自成一器，但却能够较好地显示墓主人的个人爱好，其题材往往是更加个性化，非主流内容。刘贺墓发现有双狼咬猪饰件、怪兽饰件，以及一个有可能是用战国时期的玉琮改制的蟠虺纹龙形玉饰。

剩下的就是一些常见的玉璧、玉圭、玉勒、玉环等，基本都是在象征刘贺卧室的主椁室东室和主棺中发现的。

3 陪葬玉石器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完整的海昏侯刘贺墓园的发掘，以及近几年同时发现发掘的张安世墓园为考古学界，特别是秦汉考古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它们为列侯墓的地下墓葬形制结构、地上建筑的排列以及陪葬墓外藏坑的研究都提供了完整可靠的实物证据，填补了列侯墓科学发掘的空白，印证了史书记载的传统观点，引发了各方各面研究的新课题。而通过对刘贺墓所出土的玉石器的研究，也得到了不少新观点。

从大的方面来看，刘贺墓的随葬品类型包含了西汉时期玉器所有的五大类别：礼仪用玉、丧葬用玉、日常用玉、装饰用玉和玉艺术品。从纹饰上来看，符合当时社会状况，有神兽、怪兽、瑞兽等神仙方术题材，以及人物、野兽搏斗等现实生活题材。玉石器材质方面则有和田玉、玛瑙、水晶、地方玉和琥珀等，其中玛瑙水晶皆为硬度很高的材质，但是打孔很细，孔边缘基本呈直角，说明当时的治玉工具大大进步，铁制工具已经广泛使用。这些方面的信息向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思想是道家的神仙方术与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结合。汉代人对玉石的审美是继承周代的“首德次符”与求珍、求稀、求奇相结合。对于各种玉石材质的熟练把握体现了工具革命带来的生产水平的巨大提升，突破了很多艺术表现方式的难题，结合其他材质器物提供的信息，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手工业的繁荣景象。大量丰富奢侈的陪葬品既体现了汉代人对儒家孝道的体现方术，又展现出当时社会富裕的经济状况。印钮、纹饰、葬玉方面的信息也印证了古代文献中对于汉代社会等级制度的记载。这些是从大的方面体现出的社会各方各面大背景的信息，在研究的过程中，细节方面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

除了上述的社会大背景信息，在细节方面，刘贺墓的陪葬玉石器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墓主的私人信息，使刘贺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立体、更加丰满。首先是墓中数量惊人的玉剑饰，从剑饰所占比重以及一把出土的战国铜剑我们可以看出，刘贺其人即使不是个剑术高强之人，至少也是个爱剑之人。再结合那些反映野兽搏斗、猎杀题材的玉饰件，我们可以感觉到汉人的尚武之风，而刘贺也并不是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海”字铜马印说明海昏侯豢养马匹众多，善于经营，非莽夫之流、无谋之辈。从主椁室西室相当于刘贺客厅出土的砚台、墨碇和战国时期玉琮改制的玉饰件（经过复原，这件玉饰件是嵌在青铜杵上的，青铜杵是与青铜臼配套使用的，青铜臼中残留物为墨粒，故这套用具应当也是文房用具），娱乐用具库出土的砚台、墨碇、漆质围棋盘、漆琴以及两周战国的青铜器，可以看到刘贺作为上层贵族丰富、精致、高雅的日常生活，既有琴棋相伴，又舞文弄墨，还会搞一些前代的古物收藏。加上主椁室西室中出土的带有目前中国最早的孔子像和孔子生平与弟子事迹的漆器屏风，种种实物证据反映了刘贺绝对不是文献中描绘的粗犷少文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位能文能武、有着深厚修养的宗室贵族。

还有一件器物也能说明刘贺的不简单，即内棺内部墓主腰部出土的鸮钮“刘贺”和田白玉私印。鸱鸮在汉代是公认的凶鸟，刘贺用这种凶鸟作印钮无疑是为了显示、提醒自己罪人的身份，以此来消除皇帝对自己的提防与猜忌。最终刘贺能够死于病榻，还让儿子承袭爵位，离不开这份小心谨慎。

4 总结

每一次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都会提供大量新的研究材料，在印证以前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会修改完善甚至偶尔推翻以前的研究成果，同时还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此次刘贺墓的重大发现，除了印证并丰富了关于列侯墓葬的相关研究，也让我们对这位传奇的汉废帝有了新的看法。他到底是精明还是昏庸？他的金质海昏侯官印去了哪里？他的“刘贺”私印是不是鸮钮？选择这种印钮到底是因为封国多鸮还是为了明哲保身？这些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未来的考古发现，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去做。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杨伯达.中国玉器全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

[4]吴棠海.中国古代玉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5]常素霞.中国玉器发展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器[J].文物，2018（11）.

[9]（东汉）卫宏.汉旧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10]（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权敏，罗晓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中的玉器[J].收藏家，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