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仁鹏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所谓的表情包，是指具有表情语功能的图像符号形式，是网络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补充性语言，代表着一种新的、极具风格化的网络表情符号[1]。在身体线索缺失的网络空间中，网络表情符号作为身体语言的替代品应运而生[2]。表情包从产生到现在的丰富多样，其流行的背后存在两种发展脉络：其一是表情包自身发展的路径，从1982年美国最初创造了表情包符号开始，其经历了从ASCII字符表情包到emoji表情符号，再到最近的多模态表情包；其内容由单纯符号表达，发展到集文字、图片为一体的动态图片，内容不断丰富，这一发展历程是其本身内涵的扩展。相比之下，另外一条发展路径更为重要，是表情包所借助的扩展平台或者中介工具的发展，也即网络聊天工具的更新换代，从这一变化路径来看，从最初的短信所搭载的ASCII字符表情包发展到QQ聊天平台所衍生出来的emoji表情包，再到最近流行的搭载多模态表情包的微信。聊天平台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表情包的快速发展与“野蛮”生长。

表情包本身嵌入在青年亚文化之中，青年亚文化作为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从属文化，代表着一种小众群体价值观念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和消解。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平民阶层的青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3]。但是这种亚文化并没有消解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而且，也从一种反抗精神运动转向了一种娱乐式的文化消费。在虚拟现实的大潮下，表情包经历了由文字到图像、由知觉到感官的跨越[4]。因此，在使用过程中，表情包内容不断发生了扩展，也变得更加丰富，但同时，正是由于其本身属于一种青少年之间的网络亚文化，缺少严格监管，传统监管难以触及，因此其活动范围空间相对较大。而正是在这种大范围活动空间里，青年由于缺少相应的限制，在网络社交中使用各种格调不高的表情包似乎被当作一种“时尚”[5]，将自身一些不文明行为的情感表达融入表情包中，使得表情包近年来呈现出一种“污化”的表现状况，这里的“污”化并不指代污名化，而是具体表现为表情包中融入一些涉及“暴力、性和生殖器官”等不雅词汇，从而将其称之为“污”表情。

“污”表情包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污”表情包的图像视觉影像基础大多选取面部夸张的人脸，如一些名人的脸型或者熊猫表情，图像突出一种搞笑夸张的感觉；二是以表情包的图像视觉影像为载体，将污秽词语附加在其上，文字内容主要是青年网民在日常生活或者社交媒体上使用的骂人语言和所谓“污”段子，表达上用口语化的叙述方式以达到自我放纵、自我排遣、自我表现的目的[6]；三是成为现在青年之间网络对话交流的“新符号”，甚至部分代替了传统的口头语言表达，而盛行于青年网络亚文化之中。

此外，这种“污”化的趋势不仅在青年网络亚文化中盛行，而且还扩展到了中年人的文化圈中，使用者似乎乐此不疲地寻求“污”表情包带来的享受和快感[5]，究其根本，这是青年网络亚文化中的媚俗艺术特征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消费主义，它用恶趣味、低级趣味甚至坏趣味释放了一种快餐式的、简单而又轻松的快乐，消解了图像符号日常化和严肃化的语境，满足了意义错乱症候下的“精神真空感”[7]。

要充分了解和认识“污”表情包在现代青年人群的使用情况，需要深刻地分析激发“污”表情包使用的真正逻辑、其作为聊天工具在聊天过程中的目的和用途以及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的聊天主体如何影响“污”表情包的使用。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2018年2月，笔者通过梳理聊天记录，找出前5位在与笔者日常聊天过程当中，使用表情包次数和频率最多的同学、好友，同时考虑到代表性问题，最终从中选取3位青年作为本次访谈对象，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或者进行微信远端视频与其访谈，共获得3份完整的采访资料。本文所采访的3位同学年龄在22至26岁之间，既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的青年人，也有继续深造和已经就业的青年人，对于继续深造的青年人，则分别选择了来自文科专业一名青年、理科专业一名青年，因此，文本所选择访谈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一、 “污”表情包的娱乐特性

波兹曼认为，使得文化精神枯萎有两种方法，一是奥威尔式的方法，让文化成为一种监狱；二是赫胥黎式的方法，让文化成为一种滑稽。很显然，表情包正在成为一种青年人网络亚文化中的娱乐消遣，青年人期望在自媒体的聊天平台上突破传统聊天话语的束缚，因此，表情包由此而生，新兴媒体交友平台进入了一种“读图”时代，而这种“娱乐至死”精神似乎成为“污”化表情包一种特质。尼尔·波兹曼指出，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形式出现[8]。波兹曼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但是不可否认，表情包比文字更具有娱乐性。这样的娱乐性可视为对严肃的社会主流文化的逃离与解脱，通过恶搞、戏仿等方式，亚文化群体自娱自乐[9]。

A:周边的朋友会经常使用这种“污”表情包吗？

B:有。

A:那你觉得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呢？

B:这个没有固定的答案，应该可能出于比较好奇，然后就是为了取乐。

——访谈者1

A:在聊天中你为什么会使用这些“污”表情包呢？

B:第一是为了调节气氛，调节气氛就是说使用这个表情能使氛围活跃一点，大家比较开心地营造一个开心的氛围，然后其他主要是为了娱乐的目的。但不会宣传色情暴力之类的信息，主要目的还是娱乐。

A:在使用这些“污”表情包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感受或者说感触最大的一点是什么？

B:首先，如果是太直白或太过裸露的话，我是会拒绝的。使用表情包的话，我一般纯粹是为了自己开心吧，同时也是为了使对方感受到形成了一个快乐的氛围。

——访谈者2

A:如果你的接受对象一般在接到你发了“污”表情包的话，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B:第一肯定是有一些调侃的氛围在里面吧,主要的目的是相互之间相互调侃，然后其他的就应该就没有了，主要是为了诙谐啊，目的就是调节气氛，不纯粹宣传色情或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访谈者2

A:你觉得他们使用这种“污”表情包会在聊天中有比较大的作用吗？

B:嗯,表情包的作用就是……有时候会可能会,就是如果在那个场景下使用表情包的话，可能会比较逗吧。但是如果就是无节制的使用的话，大家应该都不会太舒服，我觉得大家会报警，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哦。

——访谈者3

在受访青年人当中，大家形成了一种大体的观点，便是“污”表情包的使用只是为了娱乐活跃气氛，认为“污”表情包在聊天过程中的使用似乎并不具有传播色情、暴力等不良影响的目的，而主要是因活跃气氛、化解尴尬的氛围而使用。不管男女受访者，都普遍认为“污”表情包的这种娱乐特点能起到“逗乐”的效果，让聊天脱离严肃、尴尬从而进入一种开心热络的氛围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污”表情包的娱乐特质是年轻人愿意使用的重要推动因素，当“污”表情包越能活跃气氛，越能逗乐双方，大家越愿意在聊天中投入更多的“污”表情包。

此外，访谈资料最后也凸显出“污”表情包在聊天平台的使用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顺畅，它的使用也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让“污”表情包存在一种困境，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其娱乐特质是其得到青年人青睐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这种嵌入在青年网络亚文化中的“污”表情包，与主流文化是背道而驰，使得“污”表情包没有真正得到普及和扩散，对“污”表情包自身而言，是其无法突破的困境。通俗地说，“污”表情包的娱乐特质仿佛是初春的种子，青年网络亚文化是其播种的土地，但这片土地却始终无法让其长成参天大树。

二、 交换理论视域下“污”表情包流行性

任何“污”表情包的使用，都应该有其自身的使用目的和原因存在，人作为“理性”动物，任何行为应当追求一种价值所在，无论是精神上的反馈还是物质上的富足，而这些价值所得却是要在交换中获得的。网络聊天平台中的“污”表情包的使用，可以看作聊天对象的交换行为，一方企图通过发送“污”表情包来换取对方的反馈，如果从这点理解，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霍斯曼的交换理论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交换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霍曼斯曾经提出过五个重要命题作为其微观交换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赞同命题[10][11]。霍曼斯的微观社会交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个体的行动，社会交换理论从一种工具性功利主义的态度出发，将个体的互动行为视为一种利益交换，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利益的置换，而且过于注重人的心理感受，具有一种还原主义倾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实中的众多事实发现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基于这一点，从霍曼斯的微观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污”表情包的使用逻辑，是符合现实需求的。

A: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办法去阻断这种表情，会让其延续吗？不断地循环下去？

B:啊，我会,就是觉得,可以了,就是主动去停止这个啊。

——访谈者1

A:如果你跟对方聊天你使用这些比较“污”的表情包，对方表现出对你发的这东西更感兴趣，他的反应会比较积极，你还会继续不断地去发吗？

B:嗯，应该会到达一定量，因为这个也根据自己，首先自己不可能存在有这么多“污”表情包，一般就到达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就会停止。

A:嗯，那如果对方对你发的表情包特别讨厌，你是否会你急停下来？

B:应该会的，肯定会的啊。

——访谈者2

A:那如果你发了之后这种情况反而恶化？你还会继续不断地使用这些吗？

B:那当然会停止了。

——访谈者2

A:你觉得他们使用这种“污”表情包会有在聊天中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吗？

B:嗯,这样刚说道表情包的作用就是……有时候会可能会,如果在那个场景下使用表情包的话，可能会比较逗吧。但是如果无节制的使用的话，大家应该都不会太舒服的，我觉得大家会报警的，然后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哦。

——访谈者3

从访谈者1的对话，可以明显看出似乎访谈者1的行动满足了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剥夺—满足命题和攻击—赞同命题。当聊天刚开始时候，“污”表情包的发送似乎激发了两人对话的兴趣，但随着时间延伸，这种边际效率不断递减。此外，除了时间上的长度会影响对“污”表情包发送的热情外，在两人聊天中，明显感受到访谈者1当“污”表情包发送到超过其忍耐度，也就是当聊天对象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一种情景，或者继续发送“污”表情包对访谈者1而言是一种变相的挑战,这种接连不断的“污”表情包的使用会使得自己的兴趣和包容度不断减低，并随着次数增加，从而产生这种价值对自己的不断降低，这就是剥夺—满足的命题。当然，如果当他觉得自己应当所获得的价值没有按照预期实现，他将被激怒并越有可能采取强制停止的行动,而这种行为可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 因而对他来说有价值，这也就是第五个命题，即攻击—赞同命题。

同样，访谈者1和访谈者2的对话也同样突出反映了霍曼斯的前三个主要命题。“那如果你发生了之后这种情况反而恶化呢？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还会继续不断地使用这些吗？”“那当然会停止了。”很显然，访谈者2似乎在“污”表情包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其所想得到的激励和刺激，且预期没有达到，也就没有实现其所谓的“成功”命题和“刺激”命题，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去阻止对方再去发送“污”表情包，而开展正常的聊天对话。在笔者所访谈的对象中，他们往往是作为被动地“污”表情包的接受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他们的聊天对象通过发送“污”表情包来推动聊天的展开，表情包起到网络聊天推动工具的作用，对他们而言，使用这些“污”表情包工具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用一种很逗的方式开启对话聊天，因而是有巨大价值的，这也就形成了他们的价值命题：如果发送“污”表情包行动所产生的结果对他来说越有价值, 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除非他的这种行动受到了阻止，感受到发送“污”表情包行动不再具有先前的价值。

毫无疑问，霍曼斯的五大命题似乎都可以用来解释“污”表情包使用和扩散的原因，其中关键就是激励和挫折。总的而言，当聊天双方越能从发送“污”表情包的过程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激励，聊天过程就越有可能发送较多“污”表情包。反之，如果聊天双方在发送“污”表情包的过程中遇到某种“挫折”，他们会立即停止下来，让聊天从“读图”进入一种正常的文字聊天状态之中。

三、 外在环境对“污”表情包的影响

正如笔者前面所提到的，任何聊天过程都受到人际关系影响，聊天过程嵌入在人与人、群体社交网络之中，人们在网络聊天平台上的对话，似乎要考虑到关系的亲疏，是否具有良好的、亲密的关系成为表情包使用多少、是否恶趣味的一个基本因素，究其背后的运行机理，一是人群关系，二是人群氛围，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着“污”表情包的是否使用和使用的多寡。

当我们进入聊天之中，不论是面对面的还是社交平台上的聊天，都是至少两人之上的对话，这时聊天这种互动现象就会受到一种牵制，因为个人进入聊天，仿佛进入了一个集体之中，在这个集体之中，个人可能在很多情景之中放弃自己的一些倾向，而不得不顺从集体的意识。当人们加入这个聊天过程，聊天双方都认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形成了“内群体”观念，处在内群体中的人害怕自己的行动违背群体的规则和价值，从而必须去从事集体所提倡行动，这时聊天现象就嵌入在集体关系之中，人们害怕破坏群体内的人与人关系，而这种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另一方面，处在内群体的人们又被这种群体氛围所主导，他们受到氛围影响，当群体内部形成一种热闹氛围时候，人们设法融入这种氛围之中，群体行动会推动个体去参与到这种行动中去，这时人们的个体意识就会从这种行为中失去主导的话语权，而落到次要地位。

A:你会在现在的聊天中使用这种“污”表情包吗？

B:嗯，很少，基本上不会，但也要分人群和情况，根据自己的情景和自己的关系而定。

——访谈者2

A:那你一般会在跟谁的聊天过程中经常使用这些比较“污”的表情呢？

B:一般的朋友吧，比较好的朋友。

A：应该是比较好的关系比较紧密的朋友，对吧？

B:对对对，除此之外，一般是不会的，因为涉及人群跟个人关系程度的影响，就是说怕产生不好的影响，有这方面的顾虑。

——访谈者2

A:比如说他增加你们聊天的一些趣味或者说本来你们不打算聊多长的，但是双方如果通过不断地发动表情包，结果把你们聊天时间和聊天的内容全部延伸了。

B:如果是关系比较好的话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如果是关系不太好的话一般也不会乱发这种图片。

A:也就是说你一般不会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去给同学们或者你周边的人发这种对吗？

B:不会,如果关系没到达那个程度的话一般是不会的。

——访谈者2

A:如果你没有在聊天中使用“污”表情包,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愿意去使用它们呢?

B:嗯,那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境来定，就时间分配来看，如果我一般比较忙的话,我可能没那么多功夫进行回应；如果是时间比较多的话，且对方是比较好的朋友，我会适当地进行“表情包”的发送。

——访谈者2

从访谈者2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与聊天对方的关系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访谈者是否决定去发送“污”表情包，而且这种关系好坏还会直接影响到“污”表情包的运用效果的程度。从访谈资料来看，关系良好的朋友，人们更愿意在聊天中使用“污”表情包来增加对方的趣味性，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污”表情包的使用还会起到一种良好的效果。相比之下，关系一般或者较差的朋友，则不会去选择发送“污”表情包，因为考虑到关系一般，“污”表情包的使用一旦使用不当，会对这本来就不坚固的人际关系产生更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A:嗯，那您周围会有人跟你发这些吗？

B:嗯，应该特别少，因为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A:没有印象，就身边没有，很少有这种情况。

B:对对对哦，就是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是同学，大家都用得比较文明。

——访谈者3

除了关系在影响着“污”表情包的使用程度如何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群氛围，这种氛围很重要。从现有访谈资料来看，如果周围的人使用着“污”表情包，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使用“污”表情包的氛围，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体往往会使用这些“污”表情包。访谈者3之所以很少在聊天之中使用“污”表情包，一个关键在于其周围没有或者很少人使用“污”表情包，这样，形成了另外一种氛围——去“污”表情包的氛围。这种氛围的存在，能让访谈者能够避免使用“污”表情包，无论是访谈者主动还是被动，都不会去选择“污”表情包作为聊天工具。

从人群关系和人群氛围来看，一般或者较差的人际关系和一种“去污表情包”的氛围(即很少或者低频率的使用“污”表情包)，会极大地降低使用“污”表情包的频率和次数，而良好的朋友关系和热烈的“污”表情包的氛围则会加重“污”表情包的应用频率和范围。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去污表情包”氛围的存在，在这种氛围中，使用“污”表情包的频率和次数极大地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在群体中，一旦这种较少或者不发送“污”表情包的气氛存在，人们会考虑群体内的朋友关系而选择放弃，这就导致“污”表情包发送频次的降低。这样来看，群体关系和群体氛围的结合可以导致三种情形的出现，但归纳起来只有两种结果，具体见图1。

图1人群关系与人群氛围对“污”表情包使用影响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任何发送“污”表情包的行为都可以总结归纳到上述三种情形之中去，因此，“污”表情包的使用频率和范围也必然受到群体关系和群体范围影响，因而聊天主体要视具体情境而定，对“污”表情包本身而言，其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试图占据主导地位，但囿于人际关系和集体行动氛围的限制，又无法真正得以扩展，这也就成为其发展的一种困境体现。

结语

“污”表情包作为青年网络亚文化的重要体现，在使用中，并非已经构建起属于其自身的真空环境，“污”表情包因是聊天工具，其使用既受到聊天环境影响，也受到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聊天对象在主导聊天过程，聊天的工具在聊天对象的博弈中的出现呈现反反复复的“弹性”状。这也充分反映出了当前青年网络亚文化发展的一种困境——处在一种徘徊状态、小众化的趋势。这种困境的造成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污”表情包的使用符合了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使用的主体即聊天对象会依据其所需价值来将其作为一种交换工具，以期得到对方的反馈和回报，在这种视角下，“污”表情包从聊天工具演变为一种“交换”工具，具有较强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契合了微观社会交换理论的命题，从这一点来说,“污”表情包的流行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置换的结果。另一方面，“污”表情包的使用也在人群之间受到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主要深扎于主流文化的不认可和抵制。表情包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和手段，应当满足社交的目的，但是社交报酬中所谋求的最高等级，是形成特定的身份认同[11]，而“污”表情包体现出了当前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一种娱乐精神，虽然也得以发展和推广使用，但作为聊天工具的特征，使得它嵌入在社会人际网络之中，受到群体关系和群体氛围的钳制，既然是一种利益置换的工具，其发展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尤其受到主流文化的不认可和抵制，进而导致无法产生一种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感，这是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从而使得“污”表情包的社交工具性与社交目的性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大。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污”表情包的困境其实也代表着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困境，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娱乐精神，似乎在逃避着主流文化的压力，挣脱所处时代的压力束缚。青年亚文化本质而言是一种交换工具，青年尝试地利用这种亚文化和主流文化达成一种交易，以达到娱乐、麻痹自己的目的，阻止了这种亚文化与主文化的位置互换，从而换取主流文化对这种亚文化的一种默许。但事实上，这种博弈的后果是青年网络亚文化仍会受制于主文化，而且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青年也依赖于其工具性特征，如果一旦离开表情包，网络青年群体可能会产生社交焦虑，无法进行日常正常的社会交往，甚至会导致精神空虚[11]。毫无疑问，青年人对于网络亚文化的依赖和需求会存在一个较长时间段，但青年网络亚文化受制于环境文化影响的现实又必然使其处在一种附属地位，正是这种“可求不可得”尴尬的局面构成了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