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伟

摘 要：《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存翁氏所撰写清别集提要稿七十九篇，这些提要稿呈现出了《总目》提要的最初形态。从清代别集提要部分来看，与纪晓岚删定后的《总目》相比，《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虽有部分核心观点被《总目》所承袭，但更多地呈现出了鲜明的翁氏个体文学观念，诸如对张英、蓝鼎元诗文价值的评判，对金农、李锴、陈景元文学风格的评价等，与《总目》提要中的评价相比皆存在明顯的差异。此外，透过翁氏在撰写提要稿过程中所作之札记，更能折射出提要稿背后翁方纲之个体文学观念。然而，在提要稿修改过程中，随着官方思想观念的不断强化，翁氏个体文学观念也随之逐渐消失。

关键词：翁方纲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 《四库全书总目》 个体文学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3-66-73

《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巨著，其集部在叙录清中期之前历代著述的同时，也对历代文人诗文特色及文学之演进进行了归纳总结，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1其中的清别集提要部分，馆臣从官方视角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清初文学的发展，在对清初文学的评价过程中形成了以台阁文学为清初盛世文学代表、重文学教化意义和崇实黜虚等文学观念。2然而，这些观念并不是在编撰之初就已经清晰呈现出来的，而是在编修过程中不断完善、强化而最终确立的。《总目》提要的编纂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其起始可追溯到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高宗发布的购访遗书诏令，直到乾隆四十六年完成，嗣后续有增改。这一撰修历程不单单是对文字的润饰增删的过程，更是馆臣清初文学观念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在已知现存各纂修官所撰写的提要稿中，以《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存清别集提要稿为最多。这些提要稿作为《总目》的“初稿形式”3，保留了提要稿最初的状态。通过与纪晓岚删定后的《总目》提要相比较，除了可以了解《总目》提要与翁氏提要稿的承袭关系外，更可以直观展现出不同于《总目》提要的翁氏个体文学观念。

一、《总目》对翁氏提要稿观点的承袭

《总目》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是在撰修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完善的。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发布的《谕内阁著直隶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诏命中要求：“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1于所呈送之书后，注明作者、书中要旨，与《总目》所定“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2之体例相比，高宗诏命所要求虽尚为简单，却是雏形已现。现存各采辑书目中，以《江苏采辑遗书目录》所叙录清别集为最多，达146种。在此目录中，虽然各书目条下以记著者、卷次为主，但其中已有19种以“按”语的形式提及对作者文学特色的批评，这些按语为此后提要的书写提供了某些可供借鉴的观点，如施闰章《学余集》：“润章诗以温柔敦厚，时有‘南施北宋之称。”3此观点虽未在《总目》提要中出现，但至少说明在进呈书目中已经涉及清初文人别集的文学批评。再如《尧峰文抄》：“翰林院编修长洲汪琬著。按：此书经解诸篇能独己见，余亦取裁务谨，自言文以从庐陵，非从庐陵出，有谓其源流派别出于南渡诸家者，琬深引为知己。此集共十八卷。”4而《尧峰文抄》提要中对汪琬文学风格“颇近于南宋诸家，庐陵、南丰固未易言”5的评价正与上述按语一脉相承。又如《秋笳集》：“吴江吴兆骞著。按：兆骞惊才绝艳，数奇沦落。此集诗文赋共八卷。”6《秋笳集》提要对吴兆骞的批评也是建立在对其“才”与“悲苦之音”的批评之上的。

《总目》提要的正式编纂始于各分纂官起草的提要稿，其中现存已知的清人别集提要稿主要出自翁方纲之手。翁氏提要稿中清人别集提要存有七十九篇（其中《青溪遗稿》《痦堂集》《夕阳寮存稿稿续集》《查浦诗抄》四种只存抄录之材料，未见提要稿），翁方纲所撰写提要稿的内容主要是“抄序目”“签禁毁”“撮大要”“拟等次”7，大体尚处于草创阶段。其中部分提要稿只有人物生平、著述概貌的大致介绍，最为核心的关于作者文学特色的评论还不多见，但提要稿中部分观念被馆臣所接受，成为后来《总目》定稿中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以施闰章《学余堂文集》提要为例：

翁氏提要稿在评价施闰章诗文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为：一是借助王士禛之推许;二是通过和与之齐名的宋琬相比较来突显其诗之深厚和平，从而彰显施闰章之文学成就。此提要稿中，翁氏所提出的核心观念是“王虚而施实”，这一观念正与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力主的“学有根柢”相契合，故而此论点在《总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总目》提要的论述基本上便是围绕虚实之论而展开，除了进一步细化翁氏所提及的洪昇观点之外，又转引《蠖斋诗话》“言有物”的主张来强调“实修”思想，更是通过比较陆、朱讲学虚实之别造成的不同结果来强化四库馆臣所主张的崇尚实学、反对虚妄的观念。故而，此篇提要的核心观念直接源于翁氏提要稿确定无疑。

二、翁氏提要稿中个体文学观念的表达

并不是所有翁氏提要稿中的观点都会被《总目》全盘接受，那些有别于《总目》的观点恰好是最能反映翁方纲个人文学思想的地方。现存翁方纲所撰清人别集提要稿中有六部著述在存录意见方面与《总目》存在分歧，分别是张英《存诚堂集》、蓝鼎元《鹿洲初集》、姜宸英《真意堂文稿》、金农《冬心先生集》、李锴《睫巢集》、陈景元《陈景元诗稿》。除姜宸英《真意堂文稿》因为版本更换在此不作为举例外，我们通过其余五部著述提要稿与《总目》定稿的比较来认识二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

（一）对文学价值的不同判断

由于翁方纲与馆臣在关注的角度、对文学价值的判断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翁氏提要稿与《总目》在作品是著录还是存目方面的看法存在明显的不同。如翁方纲提要稿与《总目》提要对张英的文学评价就存在差异：

纪昀删定后的《总目》与翁氏提要稿相比：一是文经分离，将附录的《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另行著录于经部，由此造成两个版本的卷数不同，馆臣将删减后之本重定集名为《文端集》。二是文学评价不同，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首先，翁氏与馆臣的关注点存在差异。翁方纲关注的是张英“怡情白、陆之词”的山林文学，而馆臣重点强调的是其典雅和平的鼓吹升平之作。其次，二者对张英台阁文学的重视程度不同。在翁氏看来，张英生逢盛世，却多为山林文学，并未关注到张英的台阁文学成就，甚至将其台阁之作贬为“授简之篇”。而定稿则是极力弘扬张英的鸣盛之作。第三，双方批评的侧重点不同。翁氏提要稿注重的是文学自身的价值，故只需将其列入存目即可。而四库馆臣更注重的是对清初盛世文学的宣导作用，故而其著述得以著录。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蓝鼎元《鹿洲初集》提要中：

相比而言，翁方纲提要稿认为《鹿洲初集》文学价值不高，较为突出的是其对台湾、潮郡的风土描写，故只需存目即可。而《总目》虽然承认蓝鼎元的文章存在“掇拾陈言”“所养不纯”等弊端，却依然将其著录。一般而言，《总目》对宋代以来的讲学活动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认为讲学是造成党争的重要原因。而在此提要中，馆臣对蓝鼎元的讲学行为不仅未予以批评，反而称赞其留心时事，并大力肯定其文学成就，其原因在于馆臣认为其文章“有实际”，不是“纸上空谈”，有别于晚明以来文坛盛行的空疏学风。此外，蓝氏文集中“所叙忠孝节烈诸事”的教化功用亦是其得以著录的重要原因。故而，翁方纲与四库馆臣的分歧在于对《鹿洲初集》文学价值的判断不同，翁氏的判断更多的是从文学本身的意义出发，而馆臣的判断则是政治教化目的与时代风向占主体。

（二）对文学风格的不同认识

与四库馆臣将儒家温柔敦厚风格作为文学的根本要求不同，翁方纲在提要稿中对诗文风格的批评却宽松得多。如翁氏所撰《冬心先生集》提要稿：

《冬心集》四卷，国朝金农著。农字寿门，钱塘人。前有自序。冬心其别号，取崔国辅诗“寂寥抱冬心”之句也。农诗有前集、续集，此四卷其前集也。农之诗自出机杼，虽以李商隐、陆龟蒙自况，而不专拟唐调，亦不落隐逸一流，其精密不及同时之厉鹗，而顿挫处往往过之。应抄录。3

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乾隆时浙派诗人代表，翁方纲以其文学成就与浙诗派的厉鹗旗鼓相当，建议“应抄录”。但《总目》尊唐远宋，对追求清冷之美的浙诗派存有偏见，故《冬心集》最终只能存目，并且翁方纲对金农诗歌的评价也被删除。再如翁氏所撰《睫巢集》提要：

《睫巢集》六卷，《后集》二卷，国朝李锴著。锴字铁君，汉军人，居盘山之廌峰，故以“廌青山人”自号。锴书法遒逸，诗亦如之，不肯作晚唐以后语。后附《陈景元诗稿》一卷。景元号石闾，亦汉军人。工八分，其诗亦锴之类，此一卷即景元手书入梓者。二人皆布衣，同时友善，其诗皆能洗去浮词。应抄录之。 4

此篇是李锴、陈景元二人著述提要的合成之作，《总目》予以分别存目，并在翁方纲提要稿的基础上，对二人诗风进行了论述，其中论李锴曰：“锴卜居盘山，优游泉石以终。故其诗意思萧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态。而刻意求高，务思摆脱，亦往往有劖削骨立，斧凿留痕。”5此观点盖出自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其言为：“豸青系勋臣之后，当得大官，乃偕其配隐于盘山。有武攸绪风。既老，岁至京师，然一二日即归，人罕见其面。诗古奥峭削，自辟门径，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东野。”1陈景元诗风与李锴相似，馆臣在其《石闾诗》提要中说：“景元诗虽以汉为宗，而性既孤僻，思复刻峭，结习所近，乃在孟郊、贾岛之间。如米摹晋帖，矩度不失二王。而波勒钩剔，乃时时露其本法。于汉人不雕不琢之意，未能全似也。”2不论是“劖削骨立”“古奥峭削”还是“刻峭”，皆明显不及翁方纲“遒逸”之评语。李、陈二人诗风近于孟郊、贾岛，注重造语炼字，风格峭硬，此风格与翁方纲诗学江西诗派相近，故而翁氏对李、陈二人之诗评价较高，并建议抄录于《四库全书》。而《总目》则从其官方立场出发，追求的是合乎儒家敦厚要求的雅正风格。再者，李、陈二人诗风亦不符合官方所需彰显清初盛世诗风之需求。故而，馆臣只是将李、陈二人之诗集列入存目而已。

翁氏提要稿与《总目》在上述三人著述存录方面的分歧，集中体现了翁方纲对清初文人诗文作品风格的认识，这种不同于官方文学思想观念的个性化文学思想最终随着修纂过程中官方思想的不断强化而逐渐被湮没。

（三）提要稿背后折射出的文学观念差异

翁方纲所撰提要稿是建立在其所作大量札记的基础上的，这些札记主要是对书中卷次、序跋、题识等材料的抄录，并间有翁氏之评语。这些材料虽大都未能被写入提要，但作为组织提要稿的基础，却是翁方纲文学观念的最直接表达。其中，以翁氏在《学余诗集》提要稿札记中对施闰章诗歌的批评最具代表性。

前文已言，翁方纲在《学余文集》提要稿中对施闰章的评价基本被《总目》所接受并加以深化，翁氏提要稿中将王士禛与施闰章诗歌加以比较，从而得出了“王虚施实”的结论。四库馆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崇实黜虚”的高度。翁氏提要稿通过“南施北宋”文学的对比，突出施闰章的文学成就：“琬虽力如雄健者，然以闰章之所托深厚而节奏和平，视《安雅堂集》固为较优。”3但是在提要稿之前的札记中，翁方纲却是毫不留情地揭露施闰章诗歌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大致而言，翁方纲对愚山五言古诗评价稍高，认为“愚山五古，六朝、三唐荟萃腕下，又若不仅袭其貌者，此所以举世稱道而莫知其真赝也”，又将施闰章五古诗与程周星诗比较，称施诗“自然较程周星为有波澜顿挫矣，其稍长之五古写情者，转较其短篇之见谓古雅者稍为就实”4。对施闰章之七言古诗，翁氏札记中则处处表达着不满之意。现将札记中的相关评语抄录如下，以窥其一斑：

施先生七古不纯，劣于其五古，其未能通透则一也。若以句法论，则五古似站得住，而七古似撑不起，所以今人说其五古胜七古。5

自然七古更算不会，不比五古之尚有皮毛者。七古则连皮毛亦俱不是。

七古实多不成句处。俗极，竟似不知诗者。

愚山诗竟是死物，按之不动，了无生气。6

评《刘井》《柯亭》二诗曰：“可谓笨伯也已。”7

大抵先生之诗，五古、五律有形无神，七言古今体则形亦并非矣。总坐根柢未通，是以凡所拈出，皆成死句。渔洋谓“天衣无缝”“园客独茧”，殆亦以其五言之形是而实非者一种目为真耳。8

翁氏所作札记与提要稿中对施闰章的评价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呢？首先，四库总裁官于敏中将《四库全书》所收之文献分为“拟刊”“拟抄”“存目”三类，并规定“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1。翁氏将施闰章诗文集列为“抄录”之列，自是不能以贬斥之语为主。其次，更是由于施闰章在清初诗坛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就连清初诗坛宗主王士禛都认为“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2，认为其五言诗“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茧”3，王士禛的论断往往是馆臣撰写提要的重要依据。在此背景下，即便翁方纲认为施闰章的诗歌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也不可能在《总目》提要中大肆批判施闰章诗歌的缺点。

翁方纲之所以对施闰章诗歌尤其是七言古诗不满，主要源自于二人文学观念的不同。翁方纲诗学深受乾嘉考据之风影响，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肌理说强调的是“理”与“学”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其针对诗坛之弊端提出的意见中所说：“欲救七言浮滥之弊，则惟劝高才善学者先以治经为本，穷理养气为之根柢，而既言学诗则必上由三百篇积基，汉魏精熟，盛唐诸大家尤以杜诗为古今上下万法一源之处。人惟内养充实，则不医病而病自去矣。”4在“穷理养气”“内养充实”的基础上，也要讲求诗法，“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未有不有诸己，不充实诸己，而遽议神化者也。是故善教者必以规矩焉，必以彀率焉”5。这种诗法“很强调具体、切实、细密的叙写，对字句和收尾章节之间的过渡、衔接的紧密和严谨有相当高的要求，诗歌意绪跳跃空间往往受到‘实地的牵引而相对减少”6。故而，翁方纲分析施闰章诗歌无神的原因时说：“总坐根柢未通，是以凡所拈出，皆成死句。”7而翁方纲式的诗歌创作对于诗风清醇似王、孟的施闰章而言，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三、官方思想强化下翁氏个体文学观念的湮灭

《总目》的编纂过程主要为“分纂提要撰写完成后，经总纂官润色，再送总裁等审核，然后呈送皇帝审定”8。翁方纲提要稿作为《总目》提要的初稿形式，呈现了馆臣所撰四库提要的最初状态。是时提要稿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文学思想观念，提要撰写者的文学观念尚有保存。然而，经过纂修官的屡次修改润色，在纪昀删改定型之后，在保留部分符合官方要求文学批评的同时，也有许多翁氏个体文学观念随之逐渐消失。这些个体文学观念被湮灭的途径主要有二：

一是提要稿的删定修改。整体而言，翁方纲所撰清别集提要稿中对清初文人的批评更侧重于其诗文成就高低，而受到官方文学思想的影响尚弱。以前文所言张英、金农、李锴别集提要的书写为例，翁氏从文学批评立场出发对以张英为代表台阁诗人的鸣盛之作的价值认识不足，又对金农、李锴二人诗歌赞赏有加，建议予以抄录。但经过纂修官的修改之后，《总目》将鼓吹升平的张英之别集著录，并在提要中赞其诗歌典雅和平、词旨温厚，而金、李二人“刻峭”之诗则只能列为存目。由此可见，经过修改之后，翁氏提要稿中的个体文学观念已经消失。

二是著述的禁毁。翁方纲为部分诗文集撰写了提要，而这些著述却未被《总目》所收录，在这些提要稿中同样蕴含着翁氏的个体文学观念。以翁氏对易代文人尤侗诗文集提要稿的书写为例，翁氏撰《艮斋倦稿》提要稿云：“《艮斋倦稿》十五卷，国朝尤侗著。侗字展成，长洲人，别字艮斋。以恩贡生除永平推官，罢归。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乞归。《江南通志》载侗《西堂全集》五十九卷。朱彝尊所为墓志铭，云《全集》五十四卷，《余集》七十卷，《鹤栖堂稿》十卷，俱镂板行世，而不言《艮斋倦稿》。是编前八卷……标题云‘文集，则其诗别自为卷也。应存目。”1此篇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是作者生平;二是尤侗著述考证;三是该著卷次介绍;四是存录建议。翁氏虽未对尤侗诗文特色予以评价，却对其著述情况进行了一番细致考证，暗含推许之意。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馆臣进呈《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2，尚叙录尤侗《西堂全集》五十六卷，其提要除尤侗生平与著述卷次之外，更是增加了诗文评语，“其诗早摹温李，多入绮靡，晚涉元白，颇伤率易。杂文品格亦类其诗，所作汤传楹遗像赞至以楚押入麻韵中。盖亦风流自命，不屑屑于考证者矣”3。在此提要中，馆臣虽认为尤侗诗文存在“绮靡”“率易”等诸多不足之处，却不失为才子之文。然而，高宗在三十九年八月发布“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4的上谕。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总裁官于敏中审阅此著，认定“尤侗《西堂余稿》恭载世祖章皇帝与僧人道忞问答语，非臣下所宜刊刻流传，其余记载亦多失实，又有引用钱谦益诗话，应行销毁”5。尤侗诗文集遭禁毁，提要稿被撤出，《总目》中翁氏对尤侗之批评态度亦随之不可见。

翁氏提要稿中尚存有多部著述与尤侗诗文集遭禁毁之命运相同。翁方纲在撰写提要的同时，亦需清查图书中的违碍之处，并做出该书是否禁毁的处理意见。如李塨《恕谷后集》眉注“此书序内、目录内，俱有涂乙痕迹，本卷内亦无其文，不知何故，恐有违碍”6;程邃《程穆倩集》后标有“毁”7字;陈瑚《确庵文稿》眉注“内十四”8，并详细注明十四处签记之处;雷世俊《艾陵文抄十六卷诗抄二卷》眉注“第五册《诗抄》卷之下，一页下一行，此应签记”，提要后亦注“诗记一签，应销毁”9。翁方纲于四人诗文集皆撰有提要稿，却因违碍而未能叙录《总目》，使得读者无法通过《总目》提要来认识翁氏对这些著述的批评态度。

提要稿修改完善的过程，也是“官学约束”10不断趋于强化的过程。在官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馆臣在《总目》清别集提要中极力标榜三类文学作品：一是鼓吹升平、和声鸣盛、和雅舂容的馆阁文人之诗文。馆臣在描绘清初百余年的文学演进时说：“我国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人。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舂容大雅，沨沨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11为进一步强化馆臣所塑造的文学盛世图景，《总目》清别集提要中张英、陈廷敬、叶方蔼、彭孙遹、张玉书等“和雅舂容，沨沨乎治世之音”12的诗文备受推崇。二是典雅醇实的学者之文。四库馆臣于《总目》纂修凡例中曾言：“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茲实学”“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13。有“汉学家大本营”14之称的四库馆自是借此修书之机向世人倡导实学之风。故而，《总目》大力推许汤斌、朱鹤龄、陆陇其等学问深醇之士的诗文，称其“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1。三是“敦伦纪，砺名节，正人心，厚风俗”2的忠贞士人之文。如范承谟、嵇永仁、潘天成等，他們人品高洁，其诗文具有“用示我国家扶植纲常、风励臣节之至意”3的教化意义，这与纂修《总目》以“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诫”4的政治目的一脉相承。这些文学观念在翁方纲撰写的清别集提要稿中尚未明确形成，二者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相较而言，翁氏提要稿的书写较侧重于对文学本身的批评，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总目》提要文学批评并非从纯粹的文学视角出发，而是立足官方文学立场，政治色彩浓厚。这种官方意识浓厚的文学批评观念存在诸多弊端，如对遗民与贰臣文学的禁毁、对绮丽与凄冷诗风的批判、对宗宋诗人的贬抑等，皆与其所标榜的“大公至正之义”5相悖，更不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總而言之，在官方思想的支配下，提要稿经过不断整合、删改，官方思想进一步强化，分纂官的个性化的文学观念在此后的提要中逐渐消失，最终经纪晓岚删定、修改后，提要稿中的个性化文学思想已被掩盖。正如郭伯恭所言：“《总目提要》之编纂，原为各纂修官于阅书时分撰之，嗣经纪昀增窜删改，整齐画一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6翁方纲提要稿为我们呈现了《总目》提要撰修过程中草创时期的状态，部分提要稿为《总目》提要的定型提供了借鉴，从中亦可见翁氏本人对清初文人与文学的批评观点。

Weng Fanggangs Personal Literary Conceptions in the Summary of the 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 in Manuscript on Four Branches of Books

Wang Meiwei

Abstract： There are seventy nine Summary of the 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 in Manuscript on Four Branches of Books written by Weng Fanggang，which exhibits the initial form of Resumes of Si Ku Quan Shu.Although some core views proposed by Weng Fanggang in Manuscript on Four Branches of Books were followed by Resumes of Si Ku Quan Shu ，Wengs personal view on literature was also exhibited in it. Such as the evaluation on Zhang ying and Lan dingyuans articles and poets， the evaluation on Jin nong， Li kai， Chen Jingyuan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esumes of Si Ku Quan Shu. Moreover， the reading notes written by Weng reflects Wengs personal view on literature more clearly. However， during the revising of the outline menuscript， Weng Fanggangs personal literary conceptions were disappeared with the continuious strengthing of official ideologylittle by little.

Keyword： Weng Fanggang; Manuscript on Four Branches of Books; Resumes of Si Ku Quan Shu; Wengs personal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