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薇雯 陈璇

摘要：文章运用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海洋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类，对比分析了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从沿海地区整体来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在试点城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非试点城市;在环渤海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经济激励型不显著;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命令控制型不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加大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规制;海洋技术创新;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19）07-0070-07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data of 11 coastal provinces，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were used as samples，divid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to command and control type and economic incentive typ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Bohai Sea Rim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was also mad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s a whole，the influence of command-and-control and economic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2） In pilot citie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layed a better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n in non-pilot cities.（3） In Bohai Sea Rim regions，the effect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while economic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as not.（4）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economic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d positive effect on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while command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targeted policy suggestions，such as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pport for R&D funds.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Sustainable ocean development，Marin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Marine technology innovation，Bohai Sea Rim region，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0 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2017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万亿元，发展向海经济、蓝色经济成为中国的战略目标。然而海洋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的沉重代价。要想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技术创新是一大突破口，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在学术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但针对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存在不足。如何对中国各经济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最大化，对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海洋环境规制的研究，Blackman[1]研究发现在同一环境治理标准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要付出成倍甚至几十倍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所需的成本。 李钢等[2]将环境规制分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3类。王晓宁等[3]通过对河南省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环保机构整体水平较差，且经济发展对环保的影响能力不大。王金南等[4]建立了地方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考察地方环保实绩，指标体系包含环境与健康、生态系统活力、经济可持续性等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陈金良[5]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数，体系分为海洋环境污染程度、海洋环境治理、海洋经济报失、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因素层和18个指标。

对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相关性的理论阐述主要分为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从静态角度，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加强环境规制能提高环境质量，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也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排污成本的提高也会阻碍企业生产规模，最终对一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6]。因此，从静态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不存在促进作用。从动态角度，Porter等[7]提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能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长期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达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双赢”。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关性在实证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正相关[8-10]、负相关[11-13]、不相关[14-16]和有条件相关[17-23]4种观点。Alpay E等 [17]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阻碍美国食品加工业行业生产率，而在墨西哥地区存在促进作用。Yana等[18]运用欧洲制造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出存在促进作用。郭际等[19]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叶琴等[20]基于2008—2014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即期技术创新作用不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作用为负，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臧传琴等[21]发现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已经越过门槛存在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仍不显著。肖丁丁等[22]采取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方法发现，东部地区在产出水平与差异方面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相对较低，效果差异较大。国内外学者主要选取行业污染强度、资源禀赋和要素投入结构等作为行业划分标准进行分类研究。Klaus Conrad等[23]以1975—1991年德国10个重污染产业为样本，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方向不确定，具有行业异质性。

总结以上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关于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较少，针对以上研究的不足之处，选取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类，对比分析中国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

笔者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①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②国家“十二五”规划将若干地区设立为试点城市，本研究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展开对比研究，验证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试点城市是否优于非试点城市。③由于中国各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开放程度等方面发展不平衡进而导致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也存在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对比分析了中国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差异来反映“波特假说”成立的区域异质性。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数据的来源和选择

本研究选取2006—2015年中国沿海的河北、天津、山东、辽宁、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和广西11个省、市、自治区的海洋统计数据，研究中国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2 研究变量的设计

（1）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ERSC）。借鉴沈能[24]用治污投资占行业总成本或总产值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经济个体遵守正式环境规制的程度的思想，运用公式：（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海洋产业占比）/（地区生产总值×海洋产业占比）来衡量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记为ERSC。ERSC越大，命令控制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2）经济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ERSE）。海域使用金是国家以海域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让海域使用权，向海域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权利金，属于使用费的一种，因此是经济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本研究选取单位面积征收海域使用金=征收海域使用金/确权海域面积，来衡量经济激励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ERSE越大，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3）海洋科技投入指标（RDI）。本研究选取各省、市、自治区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海洋科研经费收入总额以及海洋科研机构数以熵值法综合评价各省、市、自治区海洋科技投入。具体计算公式：

首先，对各省、市、自治区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海洋科研经费收入总额以及海洋科研机构数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4）海洋科技产出指标（RDO）。本研究将海洋科技产出细分为专利产出和创新产出。其中专利产出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创新产出用出版科技著作和发表科技论文来衡量，选取各省、市、自治区专利授权数、出版科技著作数以及发表科技论文数以熵值法综合评价各省、市、自治区海洋科技产出。计算方式同海洋科技投入指标。

（5）地区虚拟变量（Du）。“十二五”期间，国家为推进海洋经济的绿色科学发展，确定了山东、浙江、广東、福建和天津5个地区为海洋经济发展的试点城市。因此，本研究将试点城市记为1，非试点城市记为0。

（6）控制变量。各省、市、自治区进出口总额（TR）。选取各省、市、自治区进出口总额来衡量。各省、市、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具体计算公式为（各省、市、自治区当年人均生产总值—各省、市、自治区上一年人均生产总值）/各省、市、自治区上一年人均生产总值。各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生产资本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此，选取各省、市、自治区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沿海各地份外商投资情况（表1）。

2.3 建立模型

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同时将影响海洋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引入，验证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是分析创新产出较为常用的经验模型，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并对其进行进一步拓展，将技术创新产出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运用Stata13.0计量软件对变量进行统计分析，选取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4个统计指标，如表2所示。

3.2 沿海地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运用Stata13.0软件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首先对以上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详细过程参考白仲林等 [25]《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表3为实证结果。以下就各解释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从全样本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影响作用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实施两类环境规制均能促进海洋科技创新，“波特假说”成立。Du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试点城市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非试点城市。海洋技术创新投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说明加大海洋技术创新投入能发挥对海洋技术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模型中控制变量基本显著且符合预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投入海洋科技的资金越多，海洋科技产出越多。地区开放程度、外商投资额与海洋技术创新水平呈正相关，地区对外开放后吸纳更多外来资金，不仅能获得更多的清洁技术，同时注入了更多的研发资金，从而促进了海洋技术创新的进步。

3.3 分区域层面的估计结果

表3基于沿海地区总体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但中国沿海各经济区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是否会影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其中，辽宁、天津、河北和山东为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和浙江为长三角地区。因此，对比分析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差异，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从环渤海地区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从长江三角洲地区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未发挥对海洋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从环渤海地区来看，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从长江三角洲地区来看，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发挥了对海洋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进行稳健性检验。①针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本研究选取工业废水排放直接入海总量来衡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②针对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选取滞后一期来反映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中长期影响。并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2、模型5、模型6显示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3、模型4的结果基本相同，说明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中国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将海洋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两类，对比分析了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①从沿海地区整体来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②在试点城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优于非试点城市。③在环渤海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经济激励型不显著。④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显著为正，命令控制型不显著。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①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由实证结論可知，“波特假说”的成立在中国沿海各经济区存在地域异质性，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差别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同时，随着环境规制类型的不断丰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在于环境规制的强度，还在于环境规制实施的类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在环渤海地区应加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长三角地区应采用不同规制工具的优化组合，适当放松环境管制，更多地依赖政府资金支持等其他制度的协同配合。②加大政府对研发资金的支持。从实证分析发现，海洋科技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与海洋技术创新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方面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企业提供短期的财政支持。加强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对环保事业的投入，并对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有力的激励与支持。另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融资渠道，引进新兴技术的平台，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和通畅的途径实现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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