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献作为社会存在的承载与展现媒介，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实用有序的特征，而清代版本学的实用有序性给予现代出版重要启示。本研究提出，以现今哲学体系为指导，沿着因古而新的道路，建立明确而具有针对性的结构是当代文献出版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  键  词】清代版本学;实用有序;文献出版

【作者单位】高田，淮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基金项目】2017年度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會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7A0345）。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4.029

文献作为社会存在的承载与展现媒介，不可避免地要带上实用有序的特征。清代朴学的兴盛与发展，给予清代版本学一个可用的理念。朴学以儒家经世致用的观念为指引，将实证、考据的治学方法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清代版本学以实证为基础的实用有序理念。

一、清代版本学的实用性

朴学的实证主义，其原则在于旁征博引，客观立论。具体的方法是搜集大量相关资料，以群书之义证己之义，使己之观念合情合理，于相关事项皆合。“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清代通史二·第三篇经学隆盛时代之清代学术·第十章汉学隆盛时期之先声·六十一总说·（三）乾嘉学术之特色及其影响》）[1]其要义在于客观性和求证性，其关键在于阐释。清代版本学实践了经学的这一治学方法，其实证方法的核心就是阐释。朴学对经学文献逐字逐句地阐释，以阐释解决版本学中出现的问题，有根有据并向外延展，成为清代版本学可资借鉴的方法。一般来说，在版本鉴别与选择中会用到这个方法，比如经典文献传、注的各种版本，都是以阐释的方式还原经典原貌，发掘经典内涵。一方面，阐释的各种版本的出现与比较，可以促使版本质量提高;另一方面，经典的合理阐释有利于研学与阅读。总体来看，阐释的各种版本的比较与选择无疑是具有实用有序性的。

1.阐释性

版本的阐释性能辅助经学的治学，遵循实证之义。如清代孙星衍所撰的《尚书古文注疏三十卷》，有嘉庆乙亥（1815年）冶城山馆刻本[2]。孙星衍在序言中说明其注解之法，即“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2]。即要博采众书，融众家之长，以阐释明意义，断是非，而其版本之义也在于辅助此阐释，故在版式上要重视注解之法。《凡例》提出，“宋本注疏，注为双行小字。明本或以注为单行，疏为双行。汲古阁本始以注为中字，疏为双行小字，今依其式”[2]。可见阐释是依文本来引发的，其根本在于词语的解释。词语的动态相互作用构成文本，而文本之义因词语的结构而成，所以词语意义的阐发对于整个文本之义来说是关键。要实现文本的成功阐释，赋予版本的阐释方法很重要。因此，嘉庆冶城山馆本《尚书古文注疏三十卷》的注解形式（阐释之法）以众多底本为依据，从词语的注释入手，比较分析，综合归纳，融会贯通，尽力做到文从字顺，义与理结合。比如其注解版式为“注为中字，疏为双行”（《凡例》）[2]，有助于依整理者之标准，从一词语出发，集诸家之注疏于一体，发现词语的动态变化，进而延展多种意义，形成整个文本的信息集合。

2.应用性

实证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应用，因为因据而证既是原因，又是目的——应用。值得一提的是，小学字书同样使用了阐释方法，但其应用性更强，小学字书的例证性阐释就是最好的说明。如今，阐释的字书已成为读书必不可少的工具，运用这个工具，不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还可以发现字书本身的问题，从而促使学者不断修改、完善各种版本的字书。不同版本的字书在不同时期出现，而那一时期字书的阅读与治学状况可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状态。所以依据时间先后比较不同版本的字书，可以分析时代的演进过程。由此可见，字书的不同版本是阐释有序的，亦是实用有序的。也可以说，字书的每一个版本都是在前代版本的基础上，因古而新，跟随时代的发展演进，从而是演进的实用有序。

小学是朴学训诂阐释的基础，所以朴学家皆重视字书的整理。而字书的版本精良，对于朴学家来说意义重大，故其会花费大量精力去刊刻字书。以官方之学康熙御制《康熙字典》为例，可见小学确是朴学用力之勤之根本。而《康熙字典》多次刊刻，版本众多，亦可视为对小学版本精细度的重视。目前，《康熙字典》分别有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本，道光七年（1827年）重刻本，光绪甲辰（1904年）上海文星书局石印本[3]。由此可见从清代前期到后期学术环境的变化。乾嘉时的朴学侧重于考据训诂，而到清末变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这与清末外来资本的侵入以及西方文化进入有很大关系。当时的学者努力寻求旧学之新变，以起到经世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实证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由朴学的阐释到今文经学的以证为用。《康熙字典》的光绪石印本就是印刷技术在小学字书上的运用进而实现的以证为用。

实证主义的应用性还在于不拘于前人考证的范围，以疑古的精神审视前人之义，在与己所处环境一致的前提下，延伸出合于当下的意义。之所以疑古就在于要从实用角度出发，要具备客观的批判态度，不能像前人一样抱残守缺，而应该以怀疑的态度去分析、判断，因为前人也会犯错误，前人也有疏忽之处和达不到的高度。而要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就要在疑古中求新求变。如清代郑珍的《说文逸存二卷》有咸丰八年（1858年）湖南经济书堂刻本，还有李桢辨证的光绪十一年（1883年）畹兰室刻本。李桢在光绪本自序中指出郑珍“所补辑多违许旨” [4]，可见咸丰时的郑珍已颇具疑古风范，以不尽信前人的态度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从而得出确切之义。而光绪时的李桢更是在郑珍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形成了自己的辨证方法。总的来说，无论是郑珍还是李桢所做的实证工作，都具有疑古的实用性意义。

二、现今文献出版的结构性

清代版本学的实用有序性虽然是在清代特定的社会状态下形成的特征，但其对现今的文献出版仍有启示意义。现今的文献出版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展开，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激增的信息量容易让受众目不暇接。有学者认为，要变涌入式为整齐的有序，可以从清代版本学的实用性秩序中得到启示。清代的文献出版更多偏向于研学，因此形成了文献信息生成与传播的四部式结构。传统的社会形态比较稳定，这是因为经学的研学方法一直制约着社会的运行规范，所以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文献传播都是偏向于研学的。即使是为了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所需，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出版也往往以经学的治学方向为据。而现今的智能化社会，可以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经学的影响，这虽然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因古而新的定律，是不是可以让今天的文献出版从经学引领的传统秩序中得到启示呢？

笔者认为，传统秩序中，经学引领的文献出版四部结构仍然可以给今天的文献出版以借鉴。当然，现在的文献出版没有必要按照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来进行，但其以经学为指导方向，四部紧密联系的结构化模式是可以借鉴的。比如现今的文献形成可以一种导向为标准，并以这一导向来衡量紧密联系的分类结构。现今的全球化环境中，文化交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交流并不意味着同化，求同存异是必需的，这首先表现在思想观念上。思想观念离不开哲学研究，现今我国的哲学体系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球文化融合的环境中，哲学体系如何应对这种融合又不被同化，且持续创新，是可以从传统经学引导的秩序中得到启示的。当今的哲学体系可以借鉴传统经学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使用阐释的方法。当然文献出版也可以哲学为指导，对哲学体系形成的思想观念进行阐释，进而形成紧密联系的分类结构。以哲学体系为指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学科都可以通过对指导性哲学思想的阐释，形成稳定的结构，而這一结构保证了文献出版的有序输出。

以古典文献这一区域的出版为例，可以从实际操作中看到如何从传统的出版秩序中得到启示，进而实现出版的结构化。现今古典文献的出版，包括整理传统的刻板文献进行再版和依据刻板文献进行编写出版这两个主要方面。面对信息的涌现，古典文献的出版会受到相应影响。比如数字化的刻板文献，如何在信息量激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让读者注意到它的存在并对它产生兴趣，这就需要以整齐的结构来改变读者的印象。当然，传统的四部分类结构并不能适应现在的文化环境，但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四部以经部为指导，紧密联系又界限分明，加上子部对经部的延展，史部对经部的印证，集部对经部的应用，形成了由体而用的严谨结构。今天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可以哲学体系为指导，选择哪些文献是对此哲学体系的延展，哪些是印证，哪些是应用，然后形成有序的出版结构。这可以从古典文献出版的两个方面来分析。

1.刻板文献的整理出版

因为古典文献的再次出版要起到以古为鉴的史料作用，所以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上。而正史的史著、地理方志等是首选，其全域性与地域性的结合，会给予现在的文化思想全面的借鉴。以地方志的出版为例，可以分朝代整理出版，如元代地理方志、明代地理方志、清代地理方志，也可以系统性地综合出版，如中国地理方志集成等。这样的整理出版，怎样在杂乱的信息环境中印证本身，以新颖性吸引读者呢？这就需要在出版之时，以现今的哲学体系为指导，融合传统的经学思想，通过因古新变的思路凸显出版的新颖性。

首先，经部文献的整理出版。经部文献在现今的文化环境中是否有出版的必要呢？很多学者提出，经学在传统的文化环境中是具有引领性的，现今文献出版仍需借鉴它的经验，所以整理出版是有必要的。如《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出版是以清代郑玄的校刻本为底本的。之所以不用明毛氏汲古阁的版本，是因为作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与政治家，郑玄凭借思想学识对十三部经典做了具有实用性的精到注解，这对今天的哲学思想环境仍具有借鉴意义;郑玄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的现实应用性使其可以在庞杂的信息环境中脱颖而出。再如《康熙字典》的出版。《康熙字典》属于小学字书，其工具实用性很强，在清代时已有各种版本出现。这些版本经历了清初到清末的不同阶段，也带上了这些阶段的不同特性，从中可以窥见整个清代的思想脉络。当然，今天《康熙字典》的再次出版，可从之前的清版中获得启示，既接受其中的有益成分，又增加鲜明的时代性，古今融合使其可以在现今的文献出版中验证身份。

其次，子部文献的整理出版。当今时代，不仅诸子各家学派思想仍具有借鉴意义，子部的自然学科、工科、艺术的实用性同样也对如今的社会起到作用。所以这一部分文献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对现今哲学体系应用的因古而新。也就是说，现在的自然学科、工科仍有学习传统技术的必要。比如《本草纲目》《齐民要术》等医学和农学的文献对今天的中医药学、植物学以至农业耕种是有启示意义的。它们的再度出版，可以让读者在智能科技的熏染中产生新的感触，得到有益的启发。这种因古而新的出版思路，以现今的哲学观念为指导，维护了现今文献出版的秩序。

再次，集部文献的整理出版。集部文献整理出版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对今天文学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另一方面，众多文学家的著作所形成的文学成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各代文学家的诗集、文集的再次出版，是研究各个文学家的艺术特征和整个朝代审美思想的依据，这对于今天文学家的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且各种文学类书，如《佩文韵府》《文苑英华》等也有出版的必要，因为它们不仅是古人创作的素材，还展示了基本的创作方法。总之面对现代信息环境的纷乱，文学的创作与文献出版面临文化趋同的困扰，需要从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中寻求帮助。

2.依据刻板文献进行编写出版

在文献出版过程中，应重视依据刻板文献进行编写出版。这个编写出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为了现在的读者检索方便，集中性地出版，二是融入了当代编写者思维的再生产。传统丛书的出版，如以四库全书为首的四部丛书，可以给现今的编写者以启示，尤其传统丛书的系统性与综合性，是编辑出版需要学习的重点。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汇编》、黄山书社的《元代史料丛刊》等大型丛书都是以现今哲学体系为指导，采用由古而新的结构式出版的成功案例，这指明了当代文献出版的发展方向。

上述虽然只是说明古典文献这一个区域的出版情况，但其借鉴传统版本学的秩序，并通过现有哲学体系的指导，融合新变出的结构性新秩序是具有代表性的，整个出版业都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始终受到传统版本学的启示，以研学为导向，沿着研学与知识普及并行的双重方向发展，这也是传统版本学给予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因此，以现今的哲学体系为指导，沿着因古而新的轨道，建构具有针对性的结构是当代文献出版发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萧一山. 清代通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孙星衍. 尚书古文注疏三十卷[M]. 嘉庆乙亥（1815年）冶城山馆刻本.

[3][清]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字典[M]. 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道光七年（1827）重刻本;光绪甲辰（1904年）上海文星书局石印本.

[4][清]郑珍. 说文逸存[M]. 咸丰八年（1858）湖南经济书堂刻本;李桢辨，光绪十一年（1883）畹兰室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