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玥璠 刘军平

【摘要】武侠小说的翻译始于20世纪70年代。2018年，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雄诞生》问世，获得了热烈反响。文章从传播模式视角，对《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进行分析，并将之与金庸前三部英译小说进行对比，以探寻《射雕英雄传》英译本海外热销的成因。

【关  键  词】《射雕英雄传》;英译;传播模式;有效传播

【作者单位】吴玥璠，武汉大学，湖北科技学院;刘军平，武汉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4.027

2018年2月，《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雄诞生》[1]英译本正式出版发行，成为继《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之后第四部走入英语世界的金庸武侠作品。该译本“因反响火爆，推出一周后便加印了”[2]。本文基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3]的5W传播模式，对《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传播媒介进行分析，并将之与金庸前三部英译小说进行对比，以探寻《射雕英雄传》英译本海外热销的成因。

一、传播主体的专业性与品牌效应

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承担着信息收集、加工与传递的任务，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机构[4]。《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传播主体是任何参与传播、有利于推动该译本海外接受的个人和机构，包括赞助人、出版商、作者、译者以及受众。

在《射雕英雄传》英译过程中，英语国家正掀起一股武侠追捧的热潮。“武侠世界”的诞生，使得一般读者可以参与翻译活动，译介自己喜爱的玄幻或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的有效传播也为武侠文学的翻译提供了先驱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大環境下，图书市场抓住了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开启了《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活动。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赞助人兼出版机构是被誉为“翻译小说之首”“英国翻译文学先驱”的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麦克莱霍斯出版社为了消解英汉的非兼容信息，采取了整体传递的决策，这也成为其选择出版模式和合作译者的参考标准。麦克莱霍斯计划采取与《鹿鼎记》 相似的分卷发行路径，分四卷逐册出版发行。《鹿鼎记》 在已译介发行的三部金庸武侠小说中销量最好，但由于其周期（发行时间分别为1997年、1999年、2002年，历时6年）过长，销量逐卷下降。因此，海外出版商作为重要的传播主体，除了选择恰当的市场定位，还需要和译者高效合作，决策译者合作机制，提高译作的产出，缩短发行周期。

麦克莱霍斯选择的第一卷合作译者为瑞典汉学家郝玉青（Anna Holmwood）。郝玉青担任《射雕英雄传》首卷的英译工作绝非偶然。她先后在牛津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学习现代和古典汉语，持有现代汉语文学和古典汉语文学硕士学位。2010年，她成为文学翻译家，并于同年获得英国文学翻译协会中国最佳新人奖。2012年11月，郝玉青成为英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同年，她向出版机构积极推介《射雕英雄传》，在成功试译后，与出版商正式达成合作，承担《射雕英雄传》第一卷的英译工作。这之后，郝玉青又与为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翻译过《窦娥冤》剧本的香港译者张菁（Gigi Chang）开展合作译介，风格延续第一卷。分卷但风格统一的译者合作模式，有效缩短了发行周期，确保了传播的连贯性。《射雕英雄传》第二部《被取消的誓约》（A Bond Undone）已于2019年1月顺利出版发行。

此前，《鹿鼎记》（牛津大学出版社，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和《书剑恩仇录》（牛津大学出版社，英国汉学家恩沙（Graham Earnshaw）翻译，闵福德等监修）选择了英语国家知名出版发行商和具备双语实力的汉学家担任译者，《雪山飞狐》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莫锦屏（Olivia Mok）翻译）选择了华人学者承担翻译工作。《射雕英雄传》综合了前三部的传播主体身份，选择了“知名出版商+汉学家与华人译者合作”的传播主体模式，为其定位传播市场、满足受众需求、提升出版进度提供了综合保障。

二、传播受众的接受和参与

一切传播都是针对受体展开的行为，受众需求决定了传播内容和译者决策。但传播受众逐渐突破了被动接受的状态，与主体之间构成了“共生”“互构” “协商”的关系[5]。因此，部分传播受众逐步“在传播过程中创造自身”[5]，积极参与传播行为，成为传播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众有五种形态：作为读者、听众、观众的受众，作为大众的受众，作为公众或社会群体的受众，作为市场的受众[5]，以及生产性受众[6]。《射雕英雄传》英译本推行以来，一直以“中国的《魔戒》”为推介特色，受众属于社会群体的大众读者和作为市场权利主体的生产性受众，主要是武侠和魔幻爱好者。《射雕英雄传》英译本虽未过度强调其文学性和文化性，但是译本的部分读者包括了英语学习者和双语研究者。如果要抓住作为听众、观众和大众的受众，需要通过作品的变形和多模态化得以实现，这是《射雕英雄传》海外译介未来需要考虑的因素。

公众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其中包括受到电视、网络等新传媒方式的影响。因此，电子销售商的评价和宣传以及网络新闻的积极正面报道成为推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重要传播手段。

作为市场的受众指的是把受众看作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的市场，标准是收视率、发行量、收听率和评价。此类受众的需求具有被规定性和虚假性，掌握权仍然在传播媒介手中。英国出版媒介麦克莱霍斯出版社以赞助人和传播主体身份，为《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有效传播提供了积极导向和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生产性受众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强化了受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他们不仅“生产”传播意识，还参与传播，享有“传播权、知晓权和媒介接近权”[6]，成为积极参与并创造传播价值的主体。《射雕英雄传》英译本最大的受众群体——武侠爱好者已经成为生产性受众。译者郝玉青首先完成读者受众向作品推介者和译本生产者的身份转变，成为第一个生产型传播受众，实现了原作品的“介”与“译”。其后，译文读者的购买行为和积极反馈进一步成就和推动了译本之“介”。《射雕英雄传》首卷发行后再版印刷了7次，销售国家不仅仅限于英语国家，在德国、葡萄牙、芬兰、西班牙、巴西等地也出现了大批读者，各国出版商开始计划借助英译本译介本国语言的译本。亚马逊美国读者在评论区直抒喜爱之情，并期待后续译本的出版发行。可见，兼具译作创造者和传播者的生产性受众成为《射雕英雄传》海外热销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

三、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处理

主体的努力离不开高品质的传播产品——译作，译作的核心就是作品的内容。依据罗永洲对《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的分析视角，现将《射雕英雄传》的武功招式和侠文化英译与前三部英译作品进行对比。

《射雕英雄传》武功招式的英译容易引发读者关注和讨论，文中41处招式，郝玉青统一采取了异化翻译的方式，即100%异化，与《雪山飞狐》的66%、《鹿鼎记》的77%、《书剑恩仇录》的73%[7]相比，异化程度更高。虽比例不同，但武侠小说的译者都不约而同地倾向异化翻译，可见，异化策略成为武功招数海外译介的重要手段之一。

侠文化是“侠”和“义”的统一，《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对侠文化的释义包括：“仁”（benevolence）、“德”（virtuousness）、“爱”（love、compassion）、“忠”（loyalty，dedication）、“义”（righteousness）、“勇”（bravery，chivalry）、“谊”（friendship）、“度”（generosity）、“誉”（code of honour）、“助”（help，rescue）、“敬”（respect）、“直”（solid sense of justice，well-intention）、“真”（true to their word）、“礼”（courtesy）、“谦”（humbleness），多达19种。而在金庸前三部英译作品中，《雪山飞狐》包含7种，《鹿鼎记》包含21种，《书剑恩仇录》包含10种[7]。可见，郝玉青在外国译者“具体、明晰、多元”[7]的阐释特点的发挥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表达多样，但译者并非盲目全译，而是在保证情节叙述整体性和简洁性的前提下，有所去留。信息的去留标准在于判断省去未译的内容是有意义冗余还是无意义冗余。译者对冗余信息的判断主要是对传播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结果。因为西方读者并不具备中国读者给予作者的“容忍”和空间，因此，译者依据传播受众的阅读环境和语篇连贯因素进行调适，在保证语篇和逻辑连贯的前提下，进行信息的删减。省去不译并非意味“侠”精神的省略，而是基于完整的故事情节，对侠义精神的传达进行精简处理。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对于原文内容的去留，是吸收前三部小说成功经验的结果。《雪山飞狐》 详尽地传递原文细节，在朝代版图、武器插画、穴位图、每章提要、引言和角色介绍上，均没有大的改动。《鹿鼎记》 将50回章节重组为30章，采取了摘译、编译和改译;书前列有十几页的人名、地名、武功和年代纪事的专用名词表，便于读者接受。《书剑恩仇录》对整体结构进行了大调整，采取了情节为主的简化翻译。三部小说基本符合了受众推崇的武侠小说特色：金庸原作的趣味和想象力，装帧品质高，英译本的副文本辅助性[8]。因此，《射雕英雄传》借鉴了前三部小说的优势，选择凸显作品趣味与想象力的角色和情节，加上前言、附录及插图等并不累赘的副文本信息辅助阅读和书籍出版印刷体装裱的可观性，有效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确保了译文可读性，从而提高了传播的有效性。

四、传播媒介的综合助力

好的作品和推手需要的是行之有效的推广媒介。媒介既是传统实在论者和工具论者认为的将信息从输出者运输给接受者的技术工具，也是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扬弃能力的实体，即技术、文化、感知和环境[9]。

媒介首先与技术紧密相关。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电子书成為重要的书籍载体。《射雕英雄传》英译本就是通过亚马逊等电商进行纸质和电子书的同步售卖。金庸前三部英译小说在亚马逊并未找到电子书销售信息，由此可以预测，具备多渠道销售媒介保障的《射雕英雄传》比传统销售媒介下的三部英译小说更具传播优势。

媒介即文化感知。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沃特斯通也积极参与了《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销售。该书店在网站上这般介绍：“如果你喜欢《魔戒》，那一定不要错过《英雄诞生》……一部交织着中国功夫、历史和爱情的小说，保证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魔戒》从书籍到系列电影的推出，一直深受英语读者的喜爱，将《射雕英雄传》与《魔戒》类比，凸显了前者情节的吸引力。除了情节类比，介绍中还对《射雕英雄传》的人物、侠文化、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类比：将郭靖称作“《魔戒》里的佛罗多·巴金斯”或“《权力的游戏》里的琼恩·雪诺”，“以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角色性格和形象”[2];将侠文化类比为西方的罗宾汉精神;将金庸类比为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俄国的托尔斯泰。文化中的异质信息在恰如其分的文化类比帮助下，辅助受众打通异质文化中的情感认知共性，形成超出了听觉、视觉及触觉的知觉感受和文化感知，转换成受众的购买行为，最终实现了有效传播。

五、结语

《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的传播继承了前三部金庸英译作品的有利传播因子，具备了有效传播的条件：知名出版商/赞助人在武侠小说备受欢迎的市场环境之下，以传播受众需求为定位，提供了《射雕英雄传》英译传播的良好环境;国内外最大的线上线下销售商提供了强大的传播推力;汉学家郝玉青和华人译者的合作翻译确保了译文的可读、受众的接受和分卷发行的高质紧密续接。整体来看，《射雕英雄传》的英译传播可谓融合了传播环境的“天时”“地利”以及主体、受众构建的“人和”。

综观金庸前三部武侠小说的译介史，武侠小说成功译介的关键在于俗主雅次，循序渐进，形式多样。在《射雕英雄传》的英译中，译者郝玉青抓住译文体现的原作情绪和人物、武打情节、阴谋诡计等信息重点，实现了“俗主雅次”;分卷逐年发行的传播方式则是“循序渐进”的最佳诠释;线上线下的多媒体传播路径证明《射雕英雄传》已经朝着“形式多样”的方向行进。在未来的推介中，传播主体可以尝试借鉴多模态的方式，将故事中的功夫和精彩情节用动态视听的方式同步推出，如将《射雕英雄传》的影视剧进行同步视听英译。

虽然从目前的传播现状来看，《射雕英雄传》积极向着多方建议的良好态势发展，但仍会面临传播隐患：如武侠文学强烈的文化性和文学性不符合大众对武侠流行作品的需求，尤其是读者对武侠玄幻作品的追捧，会对具有文学性的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造成威胁;中外译者合作可能造成部分翻译风格的不同，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目前卷间出版周期相较于《鹿鼎记》已大大缩减，但分卷周期把控不当容易消磨读者兴致。对于武侠小说的海外传播，也将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Holmwood， Anna. A Hero Born：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 1 [M]. London：MacLehose Press，2018.

[2]陈熙涵，许旸. 如何用英语阐释中国大侠郭靖[N]. 文汇报，2018-02-28.

[3][美]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4]鲍晓英.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单波. 评西方受众理论[J]. 国外社会科学，2002（1）： 29-35.

[6]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罗永洲. 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J]. 中国翻译，2011（3）： 51-55.

[8]洪捷，李德凤. 武侠小说西行的困境与出路[J]. 东南学术，2015（3）： 222-228.

[9]李中华.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