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甄理达

2018年5月，甄理达医生和太太去华盛顿参加儿子和儿媳的医学院毕业典礼，令人激动。没想到在返家途中的飞机上，亲身经历了另一场激动！这是甄医生第二次在旅途中救人。万米高空，命悬一线，来听甄医生讲讲这个真实的故事。

突发状况

2018年5月20日，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

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地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脸部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

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了！

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伸手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他仍然没有反应。

我立刻大声呼叫空姐，在她们的帮助下费劲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地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躺下，我就只好骑在他身上做心肺复苏（CPR）。

当时我用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抢救成功，肋骨骨折的代价是相对较小的；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也没有任何意义。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起诉（Good Samaritan Laws，《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

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当时就集中精力抢救病人。

空姐们也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一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使得测量脉搏变得很艰难。我每次测量都不是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因为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的，所以我就继续做了心肺复苏。

做了几组心肺复苏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地，他可以说话了。我紧紧地握着病人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一所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目前正在服药治疗。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3片81毫克的阿斯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

时间似乎走得很慢，但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病人没有了胸痛和气短的症状之后，空姐和一些乘客帮助我把他扶到座椅上躺下。

看到病人此时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已经湿透了。

压力山大

这时，空姐的一句话，让我又马上紧张起来。

“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对于病人来说，送到急诊室接受进一步救治，自然是最好的。

空姐问我：“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 她强调说：“你是医生，如果你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你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

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

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

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我们可以在那里降落，直接把病人送到邻近医院。我知道对于全体乘客来说，紧急迫降就意味着要耽误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在空中丢弃一部分航空燃油，这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的损失。可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之后有生命危险怎么办？看了看飞机上满满的乘客，又看了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则是病人的安危，甚至可能是一条人命。

我左右为难。

按照医生的思维，病人应该马上接受下一步救治，因为我根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病人意识不清、没有脉搏。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的病人信息有限，不能确诊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思路，他是应该马上送到医院救治的。但是，这个病人现在的情况还算平稳，血压与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立即降落。

空姐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电话联络，请示情况。

继续飞行

过了一会，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里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后，对方作出如下指示：

“建立静脉通道，为病人提供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

空中的无线电对话，声音嘈杂。我听完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

谢天谢地，不必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

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位。我从飞机上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

新问题

然而，新的问题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啊！

虽然多年前临床实习时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的操作非常不熟悉。平时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根本不需要我插手。

更糟的是，这个病人说他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地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

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就是小问题了。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我用衣架的挂钩勾住了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入行李架内，一个简易飞行救护室就成了。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进入病人体内，再一次，我如释重负。

平安降落

一共5个小时的飞行，大概有4个多小时都在忙着救治这个病人。

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让病人和Dr.Zhen先下飞机，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座位上，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

我也莫名地跟着一起感动了：5个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帮不上忙的旅客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在我们讨论是否需要中途紧急迫降时都没有任何的异议。仿佛在说：你们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善良的乘客帮忙，没有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空姐们的协助，没有护士的帮助，我很难想象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会有什么作用。

我想，正是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把我们凝聚到一块。一个叫Debra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她老公是个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菜，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仿佛大家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病人的太太打电话过来说，病人已经出院，并且预约好了心脏科医生。

感谢各位热情洋溢的留言，很暖心！我相信，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也一定都会伸手援助。人性的救助超出了国界、种族、语言、性别、年龄与职业的界限！

后记

（来源：“同语轩”微信公众号 图片：林小慧）

点 评

我非常热心地向同道们推荐甄理达医生的短文。不仅因为甄医生是我大学同窗好友，更重要的是我被他还保留着当初直率、坦诚、执着个性的故事所感动。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就前往美国深造，经过多年的努力，他考取了美国的执业医师。他每次回国，我们常会有一些学术和行业的交流，了解到他在美国取得的成绩。这次他在美国航班上救人之举，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也为他获得的英雄般的礼遇感到骄傲。便把他的故事发到多个朋友圈，获得一致的赞誉和好评。欣喜之后，不由地产生一种思虑，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国内，出现在我或国内同行身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行们都会表现出一种职业的责任感，救死扶伤的本能冲动，我们都会做得很好。但是在飞机上，在很多公共场合，社会机构和公众对此举的认同感和宽容度又会怎样？机长会不会也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继续飞，还是停下来？同机的乘客会不会认同你的意见，下机时会不会像对待英雄般，鼓掌向你道别？我们太需要这种社会环境，也需要一部保护见义勇为、保护肯于救人于危难的“好人法”。作为医生我们拥有在任何情况下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义务，也应该带动全社会树立救人于生死之际的风尚，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通过国外同行的一个小故事，应唤起我们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沈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