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亮

(济南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如何通过促进体育锻炼行为提升青少年体质一直是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回顾国内外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出现了过程论(锻炼行为是一个行为过程)、要素论(锻炼行为受学生、教师、家长、社会等多种要素影响)、系统论(锻炼行为影响分为宏观、中观、围观和外围系统)等不同的研究成果与观点[1]。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来看，分析了体育锻炼行为影响要素及机制，实现了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理论的进步；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初中生和小学生持续25年体质健康水平下降出现了拐点，但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体质健康仍在下滑[2]。由此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理论研究以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仍需加强，孤立的过程研究、要素研究以及系统研究存在视野的局限性，覆盖过程、要素、系统的“全域”化视角急需介入。为此，本文以全域为视角，全面纳入过程、要素、系统形成突破空间障碍、时间障碍、行业障碍的青少年体质健康行为的新型模型，探寻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新理论与新路径。

1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理论溯源

1.1 体育锻炼行为与体质健康水平的关系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是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前提条件，研究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可以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提供方法与路径。行为心理学认为，行为是动机和效果之间的中介变量，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与规律，习惯产生功效与成果，行为机制在个体行为和行为效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在青少年对体育的价值认知等内外部环境条件下，促进青少年形成了参与体育的动机，体育参与动机引导青少年产生相应的体育行为，体育行为产生相应的体质增强等效果，体育行为形成习惯与规律可以产生稳定的效果，行为效果反馈至个体需要形成新一轮的体育行为机制。从行为机制的理论视角分析，体育行为作为体育动机与体育效果的中介，是将动机转化为行动和行动转化为效果的重要过程，是体育行为机制的核心所在。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实践分析，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青少年的体育行为，良好的体育行为及其习惯养成是增强体质的前提。从青少年体育管理的视角分析，一切政策法规、管理制度甚至具体到体育课程设计等，离不开青少年体育行为的贯彻与实施，管理成效的高低需要反馈到青少年的体育行为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青少年体育行为的作用至关重要，改变青少年体育行为是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键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青少年体育行为，旨在明确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关键性要素。

1.2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研究的历史溯源

国内外学者对体育锻炼行为发展过程、影响因素以及系统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体育行为水平及其过程的界定已成体系(过程论)。体育锻炼行为被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Prochaska和Diclemente(1985)[4]在研究吸烟行为中将行为过程划分为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计划阶段、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Claudio与Kerry(1998)[5]验证了上述五阶段行为过程划分法在青少年体育行为中的适用性，验证了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的显著性。五阶段划分法，提供了青少年不同行为阶段水平评价的依据。第二，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逐渐清晰(要素论与系统论)。在判断体育锻炼行为水平和改变过程的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的影响要素。Shen(2006)[6]和 Willenberg(2010)[7]等学者也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了体育教师、体育课程、学校体育设施、学校体育参与机会、学校体育文化氛围等对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正向促进作用。Davison(2006)、Raudsepp(2006)、高岩(2015)[8]等人的研究认为，家庭因素也是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家长示范、家长引导、家长支持、家长陪同等可以影响学生体育行为。付道领[9](2012)对初中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证明了心理因素(自我效能、锻炼动机、体育认知)、学校因素(体育课程、体育教师、学校条件和锻炼机会)和家庭因素(家长体育、家长支持和家里器材)会对初中生体育锻炼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杜建军[10](2017)构建了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模型，将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学校体育(体育教学、学校保障、制度安排、运动认知)、家庭教育(家长影响、家庭支持、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社区体育、体育文化和社会舆论)。体育行为影响因素划分种类繁多，但也显示出一致性，同时表现出了进一步优化研究的空间。“心理、学校和家庭”的三要素划分中将社会因素置于家庭之中，并且心理实质是个体因素的一方面；而“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要素划分中，学生主体因素未纳入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之中；为此，本研究将学生体育行为影响因素丰富为四要素：即青少年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第三，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系统逐步建立(系统论)。相关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是一个系统，系统要素影响体育锻炼行为。如Sniehotta[11](2005)，认为自我效能(个体对完成某一水平体育锻炼能力的自我判断和把握)是体育锻炼由意向转变为实际锻炼行为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系统因素，并且Annesi[12](2006)，研究证明青少年自我效能与体育锻炼行为保持显著正相关。Xiang[13](2005)的研究认为，个体对体育行为任务价值的期望影响体育锻炼行为系统，通过期望可以预测个体的体育行为及其参与和坚持程度。pence[14](2003)则从锻炼行为生态环境出发，将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系统划分为宏观系统(社会环境、宏观政策)、外围系统(社会氛围、社会媒体)、中观系统(父母支持、学校支持)和微观系统(个体特征、同伴友谊)四个方面。从生态环境理论以及系统要素构成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不仅要包括相关要素，更应体现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时间、空间、周期广泛覆盖的问题，这为引入“全域”研究视角提供了契机。

1.3 全域青少年体育理论构建

“全域”本是心理学和教育学测量中的术语，意指每个测量面所对应的总体[15]。后期研究中，将“全域”一词应用到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全域旅游[16]、全域医疗[17]、全域作战[18]、全域城市化[19]、全域土地整治[20]等，并且很多全域概念上升为国家级规划与战略举措。以全域旅游为例，全域旅游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通过促进旅游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旅游生产力、构筑和谐旅居社会为目标的旅游主导型区域包容性发展思想与模式”[21]。再如全域土地整治，是指“全空间”内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全部门”之间进行综合配置，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分布，达到土地最合理利用目标的“全要素”系统结构与“全动态”反馈机制[22]。在青少年体育中引入“全域”理念，旨在将青少年体育的全要素、全周期纳入到青少年体育系统之中，既包括青少年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全要素，又覆盖不同空间、不同阶段的全动态周期，形成优化要素配置、激发各要素活力、覆盖不同空间时间的青少年体育系统结构与动态有机的系统机制。彻底扭转单个要素、单个主体孤立推动青少年体育的不利局面，全要素、全周期、全空间协同推进青少年体育发展。为此，本研究中的学生体育行为是指学生个体或群体在校内校外、课上课下等不同时空中所体现出的体育活动方式的总和，包括了学生参与体育课程、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参与校外体育活动等系列行为。学生体育行为的预测与干预，旨在分析学生体育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构建学生体育行为模型，建立学生体育行为促进机制，为学生体育行为的预测和干预提供依据。

全域青少年体育的理论归因为系统理论、生态学理论和乘数理论等。系统是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23]，青少年体育由相互联系主体、客体等要素构成，具备了系统的特征，系统理论强调青少年各要素、各主体的协同性。青少年体育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在相互协同的基础上更应形成良性循环、科学发展的机制。

2 学生体育行为预测的模型构建

2.1 量表设计及检验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量表趋于标准化，《青少年身体活动量表》(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s)《锻炼行为交互作用量表》《体质健康信念量表》《体育锻炼自我效能量表》《业余体育锻炼量表》《初中学生体育锻炼情况调查问卷》等测量项目设置相对合理，在实证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效果，在学界得到了认可。其中，青少年身体活动量表和初中体育锻炼情况量表属于综合性量表，行为量表、信念量表、效能量表和业余锻炼量表属于分项量表。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是受多因素影响的系统过程，根据青少年体育“全域化”研究的要求，调查量表可以在综合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要素、系统化的多元交互作用调查问卷。

综合青少年身体活动量表等设计方案，根据学生个体、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设计了李克特五级量表，经过专家访谈、预测验和一致性检验等，设计了《青少年体育行为调查问卷》，问卷达到了效度(专家问卷中认为问卷非常有效的比例达到了90%)和信度(经过一致性检验，问卷信度克隆巴赫系数为0.84，达到了高信度)的基本要求。《青少年体育行为调查问卷》包括青少年个体量表、学校量表、家庭量表和社会量表共4个分量表，以全域化视角充分考虑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素以及校内外、课内外等不同周期，运用SPSS软件经过主成分分析删除了因素负荷过低(低于0.3)的调查项目后，各量表测量项目如下：(1)青少年个体分量表主要测量青少年个体特征、体育认知、体育效能、体育动机、体育行为水平；(2)学校因素分量表主要测量学校条件、管理制度、体育课程、体育教师、课外活动；(3)家庭因素分量表主要测量家长示范、家长支持、家长陪同；(4)社会因素分量表测量社区体育、社会氛围、体育组织。

2.2 调查对象及数据处理

2015—2017年期间，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振兴规划课题组的支持下，对天津市、山东省和陕西省中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每个省(市)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共计发放2 400份学生体育行为调查问卷，回收2 274份问卷，有效问卷2 189份，其中，高中生问卷841份，初中生问卷887份，小学生问卷461份。数据处理使用SPSS 21.0和AMOS 21.0软件分析，SPSS统计软件主要进行问卷效度信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AMOS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检验分析，验证学生体育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路径关系假设。个体、学校、家庭、社会和多元综合模型构建中利用AMOS统计软件极大似然法计算，路径假设检验采用AMOS统计软件对β进行计算。为此，下文中每一模型的构建将分为两部分，一是检验模型拟合度和适配度，判断模型构建是否合理；第二，假设检验的路径分析，明确各因子的影响系数。模型构建和路径分析所依据的判断标准[24]为：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反映模型拟合度， χ2/df<3时模型可接受，同时值越小拟合度越高。比较拟合指数(CFI)、规范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增值适配指数(IFI)和拟合优度指数(GFI)是反映模型拟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上述5个指数的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于1模型拟合度越高，其中>0.9为常用的模型拟合接受标准。β值为路径假设分析判断标准，是假设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水平的高低，即假设因素改变1单位对学生体育行为影响β(如0.55)单位。

3 结果与分析

3.1 个体要素作用模型

将青少年个体特征(F1)、体育认知(F2)、体育效能(F3)和体育动机(F4)作为潜因子，以调查问卷中相对应项目作为指标构建了青少年个体作用模型，其中，E代表不同测试项目，A代表与E相对应的测量指标，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青少年个体作用模型。计算结果显示，χ2/df=1.672，CFI=0.931，NFI=0.914，RFI=0.974，IFI=0.956，GFI=0.963，上述6个指数均达到了模型构建的要求，表明青少年主体内部关系模型的适配度符合效度要求，该模型符合研究的需要。

图1 青少年个体内部关系模型

根据青少年个体对体育行为影响的假设，对个体因素作用于体育锻炼行为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其路径分析数据如图2所示。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特征既可以通过体育动机的中介作用于体育行为，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体育行为，其直接作用于体育行为的β=0.24；个体特征作用于体育认知、体育动机、体育效能的β值分别为0.33、0.41和0.42；体育认知和体育效能作用体育动机的β值分别为0.43和0.46；体育动机作用于体育行为的β值为0.40。总体分析，个体因素对于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由大至小为：体育动机、个体特征、体育效能、体育认知。

图2 青少年个体对体育行为作用路径模型

3.2 学校因素作用模型

将学校条件(F5)、管理制度(F6)、体育教师(F7)、体育课程(F8)和课外活动(F9)作为潜因子，以调查问卷中相对应项目作为指标构建了学生主体作用模型，其中，E代表不同测试项目，A代表与E相对应的测量指标，建立了如图3所示的学生主体作用模型。计算结果显示，χ2/df=1.315，CFI=0.926，NFI=0.931，RFI=0.907，IFI=0.961，GFI=0.954，上述6个指数均达到了模型构建的要求，表明学校因素内部关系模型的适配度符合效度要求。

根据学校因素对学生体育行为影响的假设，其路径分析数据如图4所示。分析结果显示，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是学校条件、管理制度、体育教师作用于学生体育行为的中介因素，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对学生体育行为影响的β值分别为0.43和0.40；学校条件和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紧密，其β值为0.47；管理制度同时作用于体育教师、课外活动和体育行为，其β值分别为0.34、0.33和0.36;体育教师通过体育课程的中介作用于体育行为，体育教师与体育课程的β值为0.45。如图4所示。学校因素作用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由大到小依次为：体育课程、课外活动、管理制度、体育教师和学校条件。

3.3 家庭因素作用模型

将家长示范(F10)、家长支持(F11)和家长陪同(F12)作为潜因子，以调查问卷中相对应项目作为指标构建了家庭因素关系模型，如图5所示。计算结果显示，χ2/df=2.031，CFI=0.907，NFI=0.921，RFI=0.933，IFI=0.932，GFI=0.919，上述6个指数均达到了模型构建的要求，表明家庭因素关系模型的适配度符合效度要求。

图5 家庭因素内部关系模型

根据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的假设，其路径分析数据如图6所示。分析结果显示，家长支持、家长示范和家长陪同可以直接作用于青少年体育行为，其β值分别为0.42、0.51和0.57，家长支持可以通过家长示范和家长陪同作用于体育行为，其β值分别为0.33和0.35。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家长陪同、家长示范和家长支持。

图6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作用路径模型

3.4 社会因素作用模型

将社区体育(F13)、社会氛围(F14)和体育组织(F15)作为潜因子，以调查问卷中相对应项目作为指标构建了社会因素关系模型，如图7所示。计算结果显示，χ2/df=2.031，CFI=0.907，NFI=0.921，RFI=0.933，IFI=0.932，GFI=0.919，上述6个指数均达到了模型构建的要求，表明社会因素关系模型的适配度符合效度要求。

图7 社会因素内部关系模型

根据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影响的假设，其路径分析数据如图8所示。分析结果显示，社区体育、社会氛围、体育组织可以直接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其β值分别为0.34、0.31和0.55，体育组织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社区体育和社会氛围可以通过体育组织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影响效应，并且中介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社区体育×体育组织的β值为：0.73×0.55=0.4015，社会氛围×体育组织的β值为：0.76×0.55=0.33。如图8所示。

图8 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作用路径

3.5 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多元交互作用模型

整合青少年体育行为的第一层影响因素(外在潜变量：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和第二层影响因素(内在潜变量：个体特征、体育认知、体育效能、体育动机、学校条件、体育教师、体育课程、课外活动、家长示范、家长陪同、家长支持、社会氛围、社区体育和体育组织)，建立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多元交互作用模型，如图9所示。通过AMOS极大似然法计算结果显示，χ2/df=1.620，CFI=0.934，NFI=0.927，RFI=0.916，IFI=0.923，GFI=0.944，上述6个指数均达到了模型构建的要求，表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多元交互作用模型的适配度符合效度要求。

图9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多元交互作用模型

综合分析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建立了4个外在潜变因素多元交叉作用的路径模型，其路径作用如图10所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可以直接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影响效应，其β值分别为0.44、0.42、0.24和0.19，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最大。学校、家庭和社会因素也可以通过个体因素作用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效应β值分别为0.58、0.53和0.26，并且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相互之间的交互作用。

图10 多元因素交互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作用路径模型

3.6 讨论与分析

3.6.1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全域化要素与结构

通过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模型的构建分析，明确了学生体育行为影响的两层潜在变量。第一，外在潜变量包括了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形成了立体化、全周期的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模型，建立起了“家—校—社—人”与体育锻炼行为之间的关系，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界定的心理因素(或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的范畴[25]。文中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均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预测效应，预测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并且上述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此，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既要考虑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全域化的影响要素，又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二，从内在潜变量分析，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共计包括15个潜在变量。个体因素与个体特征、体育认知、体育效能和体育动机高度相关，个体因素对于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由大至小为：体育动机、个体特征、体育效能、体育认知。学校因素与学校条件、体育课程、体育教师和课外活动高度相关，其中对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体育课程、课外活动、体育教师和学校条件。家庭因素与家长示范、家长支持和家长陪同高度相关，家庭因素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家长陪同、家长示范和家长支持。社会因素与社区体育、社会氛围和体育组织高度相关，社会因素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组织、社区体育和社会氛围。

3.6.2 外在变量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作用及其干预

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四个外在变量，既包括了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不同空间、时间的全域化影响要素，又反映了不同影响要素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预测效应，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干预，应建立全域化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内外兼顾，形成全域化的“家—校—社—人”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干预体系。在青少年体育行为预测影响因素明确的基础上，青少年体育行为干预途径可以分为内部层面(个体要素)和外部层面(学校要素、家庭要素和社会要素)。内部层面干预，应围绕青少年主体，发挥青少年的主动性，关键要激发青少年的体育动机，同时根据青少年个体特征因材施教，加强青少年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强化青少年体育锻炼效能。外部层面干预，应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干预模式，学校方面(直接影响)通过加强学校条件建设、管理制度安排和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强化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家庭方面(家庭氛围)，通过家长支持、家长示范和家长陪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有利于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家庭氛围；社会方面(潜在影响)，完善社区体育设施和活动开展，通过宣传等建立良好的社会氛围，以体育组织为主阵地为青少年在校外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3.6.3 中介变量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作用及干预

青少年个体要素中，体育动机的中介作用明显，是个体特征、体育认知和体育效能作用于体育行为的中介，青少年个体特征既可以通过体育动机的中介作用于体育行为，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体育行为，并且体育动机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预测效应最强，β值为0.40。为此，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动机成为干预锻炼行为的关键要素，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关键在于因人而异根据青少年不同个体特征，提高青少年对体育的认知水平，强化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效能。通过健康教育、体育宣传和氛围营造等手段，促使青少年由被动锻炼向主动锻炼转变。

学校要素中，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是学校条件、体育教师作用于青少年体育行为的中介因素，体育课程和课外活动对学生体育行为影响最为显著，其β值分别为0.43和0.40；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程有显著影响。基于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中介作用，学校体育工作工作中，应高度重视学校体育课程主阵地、主渠道作用，科学安排体育课程，并加强实施监督；同时，合理安排好课外体育活动，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翻转课程”“微课程”“课外体育作业”“手机APP”等形式，加强课外体育活动安排、指导和监管，提高课外体育活动的效率；此外，高度重视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学校体育条件建设保障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的需求，运用管理制度规范学校体育各项工作的开展。

家庭因素中，家长支持、家长示范和家长陪同可以直接作用于学生体育行为，其中，家长陪同的预测效应最显著。家长陪同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活动，一方面能提高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兴趣和认知，创造良好的家庭体育活动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和监督青少年体育活动，提高体育锻炼的效能。具体应强化家长陪同，通过全民健身和学校体育的宣传工作以及“家庭体育作业”等形式，引导家长参与青少年体育锻炼。

社会因素中，社区体育、社会氛围、体育组织可以直接促进青少年体育行为，体育组织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β值为0.55)；社区体育和社会氛围通过体育组织的中介作用对学生体育行为产生影响效应，并且中介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体育组织在社会要素中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中介效应显著，以社区以及各级体育部门为主导，立足青少年宫、社区体育活动中心、公共体育场馆等体育设施，加强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建设，建立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阵地。

多元要素交互作用的路径分析显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可以直接对青少年体育行为产生影响效应，其中学校因素影响效应最大，社会因素最小，个体因素中介效应明显。为此，以青少年为中心，构建“家—校—社—人”的全域青少年体育系统，广泛纳入青少年体育系统影响因素，全要素、全周期地促进、管理和监督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实现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全域化干预，将青少年体育行为转化为主动行为、自组织行为，切实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4 结论

(1)在全域视角下通过因子分析发现，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4个外在变量，14个内在变量。4个外在变量分别为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14个内在变量分别为个体特征、体育认知、体育效能、体育动机、学校条件、体育课程、体育教师、课外活动、家长示范、家长支持、家长陪同、社区体育、社会氛围和体育组织。

(2)影响因素多元交互作用路径分析显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均对青少年体育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比较4个要素的预测能力发现，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学校、家庭和社会因素也可以通过个体因素作用于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作用效应强度上学校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

(3)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干预，应建立全域化系统观念，构建全域化的“家—校—社—人”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干预体系和综合干预模式。具体应因人而异激发青少年体育锻炼动机，以体育教师、学校条件、管理制度为支撑发挥好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的主渠道作用，强化家长支持和家长示范为基础的家长陪同锻炼习惯，立足公共体育设施加强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