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惺惟 董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1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对于经济领域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并要求我们做到“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国外环境复杂多变，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变数依旧较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并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防线，必须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需要坚持底线思维，需要问题导向，更需要全面深化经济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8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6.6%，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GDP超过9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没有呈现出L型增长的成功筑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的背后，都需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为基础，中央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极大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作用，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当前，中央对经济工作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就是稳住经济运行，防范经济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守住金融领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做到“加力提效”，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尤其是要在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上下大工夫;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削峰填谷”的作用，既要防止因货币供应过多产生过度加杠杆和通货膨胀风险，又要采取“精准滴灌”的手段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和需求的统一性，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依存而非一去一存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国内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却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风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让大量消费需求在国内就能得到有效供给。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为困难就忘记了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战略选择，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而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在扩大内需，尤其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供给侧的主要矛盾不解决，那么任何基于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都将失效，只有从供给侧出发，才能建立起持续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地擴大总需求，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提高创新能力，以消除我国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近代以来，我国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是吃过大亏的，教训深刻。核心技术如果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会受制于人，难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当前，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能否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决定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家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每一次的产业革命都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就看该国能否站在新一轮科技创新的风口浪尖上，能否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是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自主研发出“两弹一星”，靠的就是这个法宝。二是要用好人才，重点是科技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让其“名利双收”。三是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家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富于冒险精神，应当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开出去杠杆的长效药方

信贷膨胀和杠杆率过高，成为各国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我国经济去杠杆的药方是深化金融改革。一是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继续优化融资结构。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制必然会不断推升杠杆率，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能够引导社会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企业资本的形成，从而降低企业债务。发展多层次的股票市场，需要改进和完善股票发行机制，增强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增强市场活跃程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二是以“堵后门、修围墙、开正门”的方式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公开透明化。“堵后门”就是要整顿地方政府债务乱象，“修围墙”就是要规范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开正门”就是要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以规范透明的举债方式替代隐性负债，以更市场化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逐步取代融资平台融资。三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连锁危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既能够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同时能够调节房地产行业的供需矛盾，抑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化解房地产泡沫过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四是把国企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破产概率很低，缺乏对杠杆率的硬性约束，容易产生更强的融资冲动。同时，国有企业考核制度导致国有企业有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强烈冲动。国有企业降杠杆应与整个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国有企业市场化债转股和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作为企业降杠杆的重点攻坚方向，进而化解部分债务风险，实现降杠杆的任务。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格局已经悄然变化，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间以及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出现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非银行渠道成为表外业务。与传统银行业不同，这些新渠道将各类金融机构联系到一起，不同业态的分界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叠，银行业正在从传统分业经营模式转为混业经营的模式。我国当前“一行两会”分业监管的制度有一定的优势，每个监管机构能够专注于各自的领域，做到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一一对应，同时还能避免监管权力的过度集中。但当前的监管制度对跨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不够，再加上监管人员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增加了金融风险隐患。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构建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框架，工作重点是要保证市场之间、产品之间、产品与市场之间监管的无缝连接，建立起逆周期风险调节机制。金融创新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绕开资本监管，所以透明度风险在整个金融风险的权重必然上升。因此，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在于转型——从资本监管为主逐步转入资本监管与透明度监管并重。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运用全方位的战略思维，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这就需要认真挖掘贸易摩擦背后真正对中国危害最大的金融摩擦的影响。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金融业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有很好的使用机会，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制——这些都可以成为突破口，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之路继续保持又快又稳的态势。“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必然会加快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速度与频率，促使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求的加大。这就需要我国与境外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的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境外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制定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减少金融风险。“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获取大宗商品计价权提供了契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都是拥有丰富能源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抓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源产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重大机遇，实现能源产品的人民币结算。

防范我国资本非正常流出的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酵虽然没有导致我国出现大规模的资本非正常流出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非正常流出就没有潜在的风险，绝不意味着我国可以放松警惕，绝不意味着金融管理部门可以没有“忧患意识”。我国需要通过正确有效的措施减少资本的非正常流出，减轻资本非正常流出带来的不良效应。一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向全球投资者证明中国是一个法治健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微观市场有活力的投资场所，有理由成为外国企业投资的首选之地。二是要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机遇吸引外资。“家有梧桐树，自有凤来栖”，中国的“梧桐树”就是宏观经济仍处于发展上升期，拥有人口规模庞大且消费能力正在升级换代的市场，蕴含巨大内需潜力，因此可以利用巨大的市场机遇吸引外资。三是要建立防范资本非正常流出的监控机制，完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的监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重大国际和地区金融危机发生机理、预警机制和防范政策研究”（18VFH00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房市、股市、汇市三大金融风险点关联性及防范对策研究”（17BJY186）]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包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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