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成为金融部门行动的方向，相应的落实措施也接连而出。

仔细研读当时的新闻稿，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基本前提，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金融体系的结构优化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为主要手段和基本内容。

从金融体系的结构来看，需要解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成为应有之义，而债券市场也有很大的空间，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等都大有作为。科创板的相关文件已经在3月陆续发布，至4月30日已有98家企业递交了申报材料，显然科创板已经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这不得不佩服我们国家的执行力。随着股票市场的回暖，股票市场发行节奏也明显加快，股指期货重新启动，金融市场的供给增加确实来得有点猛，市场好像有点承受不了。需要记住的是，不管是存量变革还是增量改革，无论如何得解决证券市场最核心的问题即信心如何建立的问题，如何真实披露信息、如何防止内幕交易、如何防止操纵市场等基础性问题，提升上市公司品质才是王道。同样，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需要把握好相应的时机，不能操之过急。治大国如烹小鲜，治金融也如此，火候特别重要。

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对外开放，让更多的外资股东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使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差异化经营的金融机构体系。不可否认，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加入WTO分不开的。正是基于加入WTO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有诸多开放承诺，才会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

自从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中国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后，随后相关管理部门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并逐步予以落实。据中国证监会3月29日官网消息，证监会已经依法核准设立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与此同时，银保监会传来消息说，中英合资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筹建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安达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香港友邦保险公司参与跨京津冀区域保险经营试点。2019年以来，银保监会还批准了新加坡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筹建中山分行、台湾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筹建上海分行、中法合资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筹建山东分公司、中美合资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重庆分公司等八项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筹建省级分支机构申请。显然，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

五月一日，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关于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开放的消息被迅速传播，郭主席说将有十二项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措施即将落地，其中涉及到银行业的主要有：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与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和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等。金融进一步开放是基于全球化时代金融业竞争的基本逻辑和要求，更基于中国金融业能力提升的现实。宣布这些措施既是当前中国金融自信的体现，也会对当前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虽然从大道理来讲，金融业的开放能使金融供给主体多元化，让中国金融业的竞争更加充分，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然而每一家金融机构作为个体则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去应对正在变化的竞争格局，如何去寻求采取何种竞争策略来争取更大的利益。我们不要因为入世以来外资金融机构没有想象的那样具有竞争力就沾沾自喜，更应看到当前金融开放的全面性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经过危机洗礼之后强势回归带来的挑战，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战略调整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复杂性。

从金融机构的结构优化来看，有两项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建立一个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解决不同类型机构的同质化问题。目前金融机构同质化倾向太明显，以银行为例，目前大银行在做小银行的事情，而小银行在做大银行的事情。小银行热衷于同业投行大项目，而大银行照样在社区金融、普惠金融等方面竭尽全力。二是推进银行产权改革。以银行为例，近年来民营银行增加较多，但在银行业机构的存量市场中，民营资本的力量总体上看比较有限。如果说这方面的改革更加大胆一些的话，可以对现有城商行农商行等小型机构在股权上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从而更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控制，向市场化的方向靠拢。从现有的经验来看，那些民营资本控股的地方银行比那些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经营绩效更为突出。

当前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小微企业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部门不仅要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在这方面，央行及监管部门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确实费了不少心血。银保监会今年3月发出的《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对各类机构提出了具体要求和相应的监管激励措施，可谓用心良苦。4月24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与银保监会的相关领导就最近一段时间以内金融部门在这方面的所做出的政策努力和成效介绍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相关管理部门在这一进程上所做的艰苦探索，也可以看出这些专业人士对金融运行的理性思考。从本人与银行业内人士的接觸来看，有几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有人担心在各种政策措施的推进下，那些有抵押品的优质小微企业是否会产生过度融资的问题，传统上资金成本较高的小微企业可能经不住低成本资金的诱惑而盲目扩张，最后落入债务陷阱。还有人担心小微企业在获得较低利率资金后，又将资金放在银行或别的机构做理财或做委托投资，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脱实向虚。当然，还有一些中小银行人士担心大型银行利用低成本资金来抢占小微企业会影响本来以服务小微企业为主业的中小型银行发展，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小微企业融资的低成本是否可以持续、对小微企业以放松监管标准作为激励措施是否恰当和有效，这些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金融创新。这几年金融创新被污名化，似乎与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2017年监管风暴之时，监管部门所提的“四不当”中“不当创新”就排首位。诚然，有些金融创新就是绕开监管的创新，或监管套利的创新，有些金融创新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创新”。这些“创新”都背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需要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予以打击。然而，真正以解决客户交痛点回应客户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金融创新恰好是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和鼓励的。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金融创新千姿百态，金融工具和模式层出不穷，需要有清晰的判断标准。从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看，能否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能否降低而不是放大金融风险，应当成为认定创新真伪和创新价值的唯一标准。当前，金融科技方兴未艾，数字化转型也是金融部门的共识，成本的降低、流程的优化、服务的便捷和可得性的提升和普惠金融的落实都得靠金融技术的创新。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主体对技术创新的回应已经走在了前面。近年来各金融机构向本刊主办的中国金融创新论坛提供的金融创新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需要进一步落实的是，金融机构需要将管理创新与产品创新如何结合，金融监管部门则需要对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业态保持高度敏感性并及时跟进研究并以服务于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为目的进行监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