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莹

《洛丽塔》(Lolita)是令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声名鹊起的小说，1955年出版后曾在欧美国家引发了一场“洛丽塔飓风”。从叙事表层看，《洛丽塔》是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在狱中的自白书，他坦白对性感少女变态的情欲，通过与夏洛特·黑兹(Charlotte Haze)结婚而占有其女儿多洛蕾丝·黑兹(Dolores Haze,西班牙文发音的小名是Lolita，即洛丽塔)，引诱她开始了漫长的美国汽车之旅，多洛蕾丝逃离后，亨伯特枪杀了诱她逃走的男人而入狱。作品一经问世就因伦理禁忌、情色描写而饱受争议，洛丽塔往往被解读为一个受害者、被诱奸的女童、迷途的羔羊，她短暂的人生象征失落的天真。

近年来，“洛丽塔”渐渐脱离了文学原型，走向电影、服饰、音乐等领域，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符号。关于“洛丽塔”的批评研究也跳出了文学范畴，转向通俗文化。“洛丽塔”从文学到文化的跨界并非独立现象，其生产和传播与西方消费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由此，以消费文化的整体视野来解读“洛丽塔”跨界形象成为一种必要的探索。在文学、电影和亚文化中，三类创作主体分别对“洛丽塔”进行了建构和重塑，体现了媒介转换和时代变迁对形象建构的影响；更透露出创作主体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态度，隐含不同时代和社会对消费文化的接受程度。在创造和阐释的过程中，消费始终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渗透在作家、艺术家、亚文化群体对“洛丽塔”的创造中。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探究现当代的文化生产者对于“消费”闯入现代人的生活、重塑现代社会该做出何种反思。

一、文学叙事中的“空心人”——反讽和批判

小说《洛丽塔》的叙述者亨伯特是一个杀人犯、诱骗未成年少女的性变态者，多次因精神问题进入疗养院。在亨伯特的呓语中，洛丽塔是幻想和现实混杂的产物——是少年时代恋人安娜贝尔的替身、性感少女和美国女孩多洛蕾丝·黑兹的奇特交融，她像一个失语的符号游荡在亨伯特混乱的世界中。纳博科夫有意将幻想和真实杂糅，将严肃的思考隐藏于亨伯特疯癫的叙述中。在洛丽塔三重叠加的形象中，安娜贝尔和性感少女是亨伯特的臆想和欲望的外化；而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是多洛蕾丝·黑兹。最先吸引亨伯特的是洛丽塔性感少女的外形：“猫样轮廓的颧骨”“纤细的生着绒毛的四肢”“绝望、羞耻和温柔的眼泪”(Nabokov，1995：17)等难以形容的特征。她的思想、意志、成长、喜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小仙女角色的扮演。亨伯特放逐了对洛丽塔心灵的探索，聚焦于她年轻美好的外形。但亨伯特又强调洛丽塔不同于普通的“性感少女”，他将安娜贝尔的光圈附加在这庸俗的情欲上：“我深信，以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角度来看，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Nabokov，1995：13)。

亨伯特的讲述中存在褒贬两种论调：一种是像抒情诗人一样抒发对洛丽塔的爱慕，似乎她是一个幻想中的人物，是安娜贝尔的姐妹，是性感少女中最为诱人的一个；另一种论调则充满了嘲讽、诋毁甚至毫不遮掩的厌恶，每当现实中的多洛蕾丝与亨伯特心中的安娜贝尔或性感少女形象发生错位时，他便会产生不满和焦虑，而这恰恰是真实的多洛蕾丝出场的时候。亨伯特有意展示多洛蕾丝“堕落”的一面：物质享乐主义、性早熟、对电影和广告无比狂热、幻想当好莱坞明星。“洛丽塔把天真和欺诈、魅惑和粗俗、忧郁的愠怒和明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Nabokov，1995：147)。她智力平庸，游手好闲，对电影杂志、连环画册有着不可想象的狂热，对任何有文学意味的书籍拒之千里；热衷于表演话剧，模仿好莱坞电影里教导的那样主动挑逗亨伯特；而洛丽塔最感兴趣的是美丽衣物和小饰品，为了得到这些不惜与亨伯特“交换”，而亨伯特也借此引诱、奴役这个性感少女。

如此形象很容易让读者想到“媚俗”(kitsch)一词。鲍德里亚认为，“媚俗”的基础是大众文化，是一个流动社会中人们的文化需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两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经济空前繁荣，与欧洲的一片狼藉形成对照，激增了美国人的爱国情绪和消费激情。战争中被长期压抑的欲望得到释放，人们开始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和廉价易得的精神产品。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将生产从军用品转向生活消费品，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众的消费欲求，滋生了物质享乐主义。同时，女性地位发生转变，她们进入职场，出入社交场合，消费行为让她们获得极大的满足，商品变成了一种符码和象征。消费社会让女性从男性压迫中解放出来，购买行为与自由和解放划上等号，暗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到来，美国女性是那个时代理想的消费者。

消费主义甚至辐射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审美、教育、文学、艺术等无不受其影响。洛丽塔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家庭、学校和社会充斥着浮躁欲望，人们只对商业广告和实用知识感兴趣，满足于它们所制造的虚幻繁荣。消费社会的幻景引诱着自愿上钩的人，而洛丽塔所经历的正是一场消费中的诱奸。

在鲍德里亚(2016：48)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行为不再单纯，“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洛丽塔的日常喜好和购物清单表征着当时美国社会的流行风尚，那是由光怪陆离的虚假广告制造的符号幻境。亨伯特对洛丽塔的不满，暗示了纳博科夫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反讽和批判。与亨伯特一样，纳博科夫也有着欧洲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他成长于俄罗斯贵族家庭，流亡欧洲多年后辗转到美国。贵族文化的浸染和知识分子的视野，使纳博科夫对流行文化持有一种警醒。他试图表明，洛丽塔的堕落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

首先是家庭环境。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是二十世纪中期典型的美国妇女，矫揉造作、爱慕虚荣，表面是忠诚的基督徒，实际却奉行社会流行的那一套：想去大城市生活，迫于抚养洛丽塔的压力而留守在拉姆斯代尔；喜欢上英俊的房客就立即投怀送抱；对学校教育方式深信不疑，没有耐心管教女儿，放任其沉迷于无聊庸俗的事物上。其次是学校环境。学校以培养孩子尽早进入社会、适应集体生活为目的，鼓吹人文教育的无用性。比尔利兹学院的女校长向亨伯特讲述了他们“完善”的教育体系，即“热狗摊、街角的杂货店、麦乳精和可口可乐、电影、方形舞、海滩上的毯子舞会，甚至还有理发会”(Nabokov，1995：177)，同时强调四个“D”：演戏、舞蹈、辩论和约会。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女孩子被当作未来的家庭主妇培养，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思想文化，被培养成消费社会的“理想”公民。最后是文化环境。二战后的美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消费需求的刺激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人们盲目地加入消费大军。与商品流通的繁盛形成反差的是精神贫乏，享乐之风大行其道，洛丽塔对此耳濡目染。

纳博科夫对美国五六十年代消费文化的批判性思考，集中展现在对洛丽塔庸俗、空洞、堕落的描绘上，勾画出被消费文化侵蚀、摧毁的美国少女。她固然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将享乐视为人生信条，但她自我毁灭的命运又与消费社会的环境脱不了干系。正是环境将她培养成一个消费社会的理想公民，一个放逐了灵魂和内在修养的“空心人”，并最终隐没。这就是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对西方消费文化的讽刺和批判。

二、荧幕上的美国性感少女——迎合

《洛丽塔》一经出版便成为批评和阅读的焦点，这个涉及恋童癖的悖德故事，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思索及探究灵魂的欲望，这对电影制作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洛丽塔》经历了两次电影改编，第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根据纳博科夫的电影脚本进行拍摄；第二次是一九九六年，导演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根据斯蒂芬·希夫(Stephen Schiff)的剧本拍摄了同名电影。

从文学到电影，媒介转换引起表述方式的变化。在亨伯特疯癫的喃喃自语中，洛丽塔是沉默的、虚幻的、被动的隐喻式形象；电影则必须让洛丽塔开口说话、表达思想，活生生地显现在荧幕上。同时，小说中的抽象意识和微妙情感在电影中被代之以声音和画面，人物不得不发声。与文学不同，电影作为视觉艺术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导演作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往往助推当下的文化新潮。一部电影的制作必然要考虑大众的接受，迎合其观看欲望，突出原著中能带给观众感官享受、心灵激荡的情节，达到释放情绪和本能的目的。可见，重构是从小说到电影的必经之路。

库布里克拍摄的《洛丽塔》并未完全依照纳博科夫的脚本，影片中的洛丽塔是一个容貌精致的适龄少女，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总是一副自信和独立的表情，热衷于参加舞会、看电影、表演话剧、约会，喜欢可口可乐、薯片和口香糖等食物，这些刻画使她无异于五十年代的美国少女。但影片中没有一处亲吻或性暗示镜头，脱离了小说的不伦之恋主题，若非读过原著，很难将洛丽塔与悖德之事联系在一起。库布里克呈现给观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姑娘。正像纳博科夫所抱怨的：这部影片离原著太远了。但纳博科夫对此也有所释怀，“对原作的无限忠实可能是作者的理想，但结果会造成一个制片人身败名裂”(Nabokov，1995：7)。这一方面与当时美国电影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导演以个人风格掩盖了原著特色。

再看阿德里安的版本。编剧希夫(2009：88-89)坦言，他在剧本中塑造的洛丽塔与美国少女密切相关：“我在思考唯独与美国小姑娘有着难舍难割的强烈关系的东西时，往往会着落到食物上；所以，浮现在脑际的多半与奥利奥食品、神奇面包、香蕉、大块糖球——这些在纳博科夫的书里是找不到的”。阿德里安版本中的洛丽塔也是一个地道的美国少女，其生活方式和行为作风打上了消费社会的烙印：满嘴粗俗俚语，房间里贴满了时尚广告和明星海报，床铺凌乱不堪，戴着牙套，涂着口红和指甲油，总是嚼着口香糖，用自动唱片机播放爵士乐，一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与亨伯特的关系中，她总是“玩弄”他：在他沐浴时故意放出冷水、模仿电影明星与他接吻、用一个个谎言欺骗他、看他痛苦而开怀大笑……。相比库布里克的版本，阿德里安的洛丽塔更有美国特色。难得的是，阿德里安弥补了库布里克丢失的部分，即洛丽塔本质上是一个性感少女，他从两方面加以体现：一是电影镜头对洛丽塔身体的聚焦，二是影片中出现数次性暗示。

电影镜头类似于小说的视点，是视觉语言的根本要素。和人格化的注视一样，它与意识形态相关。阿德里安让镜头多次聚焦洛丽塔的身体：艳丽性感的红唇、扭动的肢体、裸露的脊背、穿着露脐装的腰身、奔跑时丰润的臀部、涂着鲜红指甲油的脚等，这些焦点构成了有着情色意味的视觉效果。对女性身体的聚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男性对女性凝视的欲望，成为一种图像诱惑。大众文化往往对欲望、色情、暴力有所偏好，以满足受众对视觉消费的潜在期待，男性的凝视诱导女性形象朝着欲望客体的角色发展。穆尔维(Mulvey)在《观影快感和叙事电影》中指出，“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与叙事的基本构成原则是：男人是看的主体，而女人则是被看的客体，这种主客体、主动/被动关系构成了电影叙述与影像序列的基本结构”(申丹、王丽亚，2013：251)。

从洛丽塔的重塑来看，虽然阿德里安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故事的悖德主题，但他尚未抓住原著的精髓，即纳博科夫对人性的思考和社会的反思。相反，导演顺应文化潮流，迎合男性对女性凝视的欲求，削弱了原著对消费文化的批判力度。虽然影视媒介推动了《洛丽塔》的传播，为大众了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种更广为人知的渠道，但从传达原著精神的角度看，影片并未到达预期。导演和编剧作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对大众趣味的迎合使他们在面对消费文化时缺乏知识分子的批判思维。电影的推介让“洛丽塔”很快为人熟知，甚至成为某种象征，但其形象往往被歪曲成一个不守道德、满不在乎的年轻浪荡女子，成为诱人广告的噱头。

三、亚文化场域中的身份符号——矛盾的抵抗

“洛丽塔”在电影的推广下，产生了不少以小说为原型的话剧、音乐、广告、绘画等，甚至出现了“洛丽塔情结”“萝莉控”，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从西方社会向东方国家传播。在此过程中其原义被遮蔽，又增添了新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洛丽塔”亚文化(Lolita Subculture)的产生及“洛丽塔风格”(Lolita Fashion)的风靡。“‘洛丽塔风格’是传统日本文化、西方影响、现代日本流行音乐以及青年文化结合的产物”(Brenan，2015：8)。莫里·布伦南(Molly Brennan,2015：11)认为，“洛丽塔”亚文化现象的产生与两个潮流有关。一是日本街头时尚，明治时期以来，日本逐渐经历了西方化，西方消费品和时尚文化在日本大受欢迎。二是两个本土文化运动——“卡哇伊”(Kawaii)和“少女”(Shojo)，它们为“洛丽塔”亚文化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街头时尚开始将本土元素与西方时尚融合进服装设计。从文学原型“洛丽塔”获启发，受西方洛可可、维多利亚时期服饰文化的影响，并在西方亚文化思潮的鼓动下，“洛丽塔风格”由此诞生。“‘洛丽塔’第一次作为日本亚文化为人所知是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的《流行通信》”①,最初以青年女性为主要成员，逐渐形成了以服饰文化为中心的群体，以繁复华丽的服饰彰显个性，用礼貌的女性化语言进行交流，表现端庄之美。洛丽塔服饰的基本风格包括经典洛丽塔、甜美洛丽塔、哥特洛丽塔，有意模仿西方十七、十八世纪的宫廷服，突出女性身材和优雅高贵气质。

如此衣着风格与小说和电影中的洛丽塔大相径庭。小说中的洛丽塔是一个性感精灵，穿印花布连衣裙，或牛仔短裤搭配紧身衣，娇艳红唇。电影中的洛丽塔穿着更为露骨，小短裙和露脐背心是常见装束。这类装扮成功吸引了男性的注视，加上恋童癖的伦理框架，“洛丽塔”在西方流行文化中往往被贴上情色、反伦理、未成年性感女郎的标签，沦为一种与男性欲望相关的消费符号。

从表面看，“洛丽塔”亚文化与西方的“洛丽塔”内在指向全然不同。实际上，它们有着无法割裂的关联。首先，“洛丽塔”亚文化之名来源于小说《洛丽塔》，其主体对象都指涉未成年少女。其次，它们都有着对年龄的抗拒。在小说中，亨伯特将欲望对象限定为九到十四岁的性感少女，他对洛丽塔的不断长大产生了焦虑。“洛丽塔”亚文化中，以“少女”和“卡哇伊”为指向的日本可爱文化也强调女性拒绝长大、渴望返回少女时代的怀旧意识。

不同的是，“洛丽塔”亚文化基本抛开了色情、伦理禁忌的成分，是一种以自我认同为核心的女性青年亚文化。“去性化”(de-sexualising)②是它区别于西方“洛丽塔”的根本特征。“洛丽塔”亚文化以仪式化的装扮对抗主流审美，拒绝男性参与女性身份的建构，显示出对以西方文化为标杆的日本主流社会的抵抗。实际上，日本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启西方化进程以来，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中渗入了许多西方元素，直到二十世纪，日本主流意识形态中仍然贯穿着对西方强势国家文化的认同。而“洛丽塔”亚文化在日本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西方消费文化主导下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反抗，也是日本年轻女性抗拒男权社会、以风格的方式重塑自我身份的表征。

作为日本青年女性亚文化，“洛丽塔”既有一般亚文化的特征，又具备女性亚文化的特殊性，如此它与西方消费文化、男权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双重对抗关系。一方面，“洛丽塔风格”继承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贵族服饰的特点及其相配套的社交礼仪，反映盛行一时的“绅士和淑女”文化，加上“洛丽塔”亚文化成员在交流中使用独特的语言形式③，既凸显女性气质，又不流于庸常审美，是对西方消费文化标榜的女性审美的抵抗。另一方面，作为女性亚文化的经典示范，“洛丽塔”亚文化为女性发声，传达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在“洛丽塔”亚文化中，女孩们组织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带有女性自我欣赏的特点，是反色情的。活动方式也更具包容性，女性参与者不会遇到像其他亚文化中遭遇的羞辱、醉酒、性侵犯等，有利于女性经营出不依附于男性所主宰的文化空间。

但也要看到，虽然“洛丽塔”亚文化群体表现出对西方消费文化和男权社会的不满，并不代表二者是单纯的对立关系。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依附消费社会而存在，首要关注的就是消费层面，并通过个性化的商品传递信息。赫伯迪克(2009：103)将“炫耀性消费”视为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独特的消费仪式与风格，亚文化暴露了它的‘秘密’认同，同时也传达了它被禁止的意义，正是商品在亚文化中被使用的基本方式，把亚文化与更为正统的文化形态区别开来”。“洛丽塔”亚文化通过标榜少女情怀、对浪漫优雅生活的幻想，引导人们体验附着在风格上的文化归属感，指向独特的身份符号。但这一身份认同最终凝聚在商品中，与其他产品一样经历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

可见，“洛丽塔”亚文化群体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它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透过风格表达独立和反叛，塑造女性独特的身份符号，建构独立于男性社会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它是大众文化的产物，有着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潜在愿望，并且最终要历经商品化的过程而变得平庸、僵化，被主流文化收编。这一过程预示着“洛丽塔”亚文化在消费社会传播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结语

在西方流行文化席卷全球的今天，人们的生存境况发生了巨大改变，经济社会倡导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刺激人的感官欲望，使人们在物质追求中得到极大满足。当消费主义演变成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时，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它鼓吹人们抛弃传统价值观，将消费等同于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甚至对人伦道德造成极大的败坏。同时，消费文化通过商品制造了生活和谐美好的假象，培养了无数丧失自我的空虚灵魂，他们被物质欲望包裹。物质对人文精神的控制使部分文化生产者在利益面前丧失批判和反思能力，伺机进入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环节，操控人们的心灵和日常生活。

“洛丽塔”的跨界之旅，透露出人们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沉迷和依赖。纳博科夫创造的是一个失去灵魂的“空心人”，贫乏的心灵、庸俗的趣味、时尚杂志和广告培养出来的文化素养暗示着美国人的精神困境，消费社会培养出“理想的”消费者也抹杀了人性的天真和美好。电影中的洛丽塔，透露出大众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往往不加选择，助长商业文化中的世俗趣味，导演迎合男性凝视塑造了引人注目的美国性感少女。而日本“洛丽塔”亚文化则是对西方“洛丽塔”的改造，通过仪式化的风格，企图追回传统道德中美好的部分，与西方商业化审美保持距离，但它经由消费环节才能被确认，使这一群体的抵抗具有复杂性。

可见，文化生产者、接受者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并未消失。“洛丽塔”的跨界形象由三类创造主体参与：精英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生产者、亚文化群体。以纳博科夫为代表的精英作家看到了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地反思这一社会现象，并在《洛丽塔》中表露出批判态度，主人公洛丽塔的悲剧暗示了纳博科夫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担忧和焦虑。而“洛丽塔”亚文化群体反抗商业文化中的女性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往往是西方消费文化和男权意识双重压迫下的畸形产物。她们从服饰、礼仪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出发，力图重建本土化的审美标准，经营女性独立的文化空间。

消费主义引导下的生活模式日益摧毁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消解精英文化的批判精神，面对这种精神贫乏、物质繁盛的生存状态，我们须对大众文化产品保持警醒，不能一味认同和接受商业文化主导的价值观。对于文化生产者而言，在流行趋势中保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坚守人文立场，不盲目从众显得至关重要。其反思往往为大众提供了一种价值参考尺度，其精神文化产品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人文精神会时刻提醒我们去反思现代生活，关注存在本身，关注生命的内涵，从而发掘现实生活的真正意义。

注释：

①原词条为Ryukou Tsushin，日语为りゅうこう つうし。(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lita_fashion)。

②借用安吉拉·默克罗比和詹妮·嘉柏在《女孩和亚文化群体》中提到的“去性化”这一概念，指少女流行音乐迷文化中，女孩对所崇拜的偶像去除了明显的商业性和性操纵色彩，使幻想和崇拜成为维系其与偶像人物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具有抵抗性(霍尔、托尼·杰斐逊，2015：359)。

③“许多洛丽塔成员使用或更希望使用‘女性用语’或者妇女的语言，妇女的语言具有谦逊、礼貌和端庄姿态，包括更加优雅的语法、正规的发音，以及侧重于使用敬语”(Molly Brenan,20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