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亮

一、引言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水手比利·巴德》讲述一位天真纯朴的年轻水手比利·巴德从一艘英国商船“人权号”被强征到一艘名为“战力号”的军舰上当水兵。他吃苦耐劳，性格开朗，很受人欢迎，却招来军舰纠察长约翰·克腊加特的嫉妒怨恨。后者向威尔船长指控比利密谋叛变，天生口吃的比利面对无中生有的指控惊怒得说不出话，激动之下向克腊加特脸上一拳打去，而他不堪一击竟然死去。面对突发事件，威尔船长草草召开临时军事法庭。尽管参与审判的军官明知比利无辜，他还是最终被判处绞刑，立刻执行示众。不少论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如布鲁克·托马斯(B. Thomas,1989)、理查德·A·波斯纳(R. A. Posner，2009：195)、詹妮弗·L·卡尔伯特(J. L. Culbert，2010)、许志强(2013)等，他们分析了比利案件的正义问题以及法律与人性、道德之间的冲突。另有杨金才和金怡(2005)、刘苗(2009)等从权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为理解这部小说提供一个新视角。已有的研究着重对小说的整体考察，而对审判的过程关注不够，给本文留下了一个阐释的空间。下面拟利用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从威尔对法庭空间、审判走向和审判报道的操纵三个方面分析小说体现的权力运作。

二、营造法庭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认识世界的两个重要维度，但在长期的人文、社科学科发展中，人们更多地关注时间而忽略了空间，前者代表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而后者被视为僵死、静止、刻板和非辩证的(周和军，2007)。空间问题在二十世纪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法国哲学家福柯注意到空间对权力运作的作用，他从监狱、医院、精神病院等规训机构的空间布局研究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形态特征，探讨了权力化的空间构形，这种空间构形的典型例子是边沁的环形监狱。这是一种全景式的环形建筑，中心设有瞭望塔，监视者在瞭望塔上可以监视周围所有囚室的动静，同时对犯人实施命令，而犯人看不到塔上的情况，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所以生活在规训机制的阴影中，不敢懈怠。空间是监狱权力运作的工具，它促进了对建筑内进行有效的管制。《水手比利·巴德》中的“战力号”战舰展现了一个“边沁式监狱”的结构(杨金才、金怡，2005)。军舰实际上也是个军营，而军营是规训机构的另一个典范，“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福柯，2004：195)。由于舰上的水兵是强行征募来的，他们被当作犯人一样，依照“环形监狱”的管理原则进行看管。威尔船长作为最高指挥官处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上，其次是克腊加特等军官，而水兵处在最下层，船长利用克腊加特等军官对全体人员实行森严监视。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生产性网络”(谢立中、阮新邦，2004：163)，福柯通过网络空间的概念阐释了权力与空间的关系和权力的运作机制。“战力号”上的关系体制构成了一种严格微妙的权力网络空间关系，体现了军舰的规训设计和等级制度。

无形的权力空间关系经常折射在一些有形的空间形式中。福柯(2004：166)指出，十八世纪班里的学生位置由其成绩分配。在任何集会中，权力越大的人物经常出现在越显眼的位置，越是卑微的人越是倾向处在被人忽视的角落。圆桌文化据说起源于英国的亚瑟王时期，亚瑟王为了显示自己和他的骑士们平等，设计出圆桌使座位没有尊卑之分。可见权力与空间的关系由来已久。地理空间对权力的意义可以从语言文化中的方位词使用中看出。在汉语文化中，南为尊，北为卑，所以帝皇常南面而王，而群臣北面事之；男尊则居左，女卑则居右；上下的垂直关系也含有社会等级的隐喻，如上司和下属、上等人和下等人。英语中的high-brow(高雅的)和low-brow(低俗的)、upgrade(提升)和downgrade(降级)，这些词语含有权力和地位的空间隐喻。

“战力号”不同等级的船员有不同的活动区域，这种空间的划分背后是权力机制的运作。在审判比利时，威尔船长通过营造空间布局来构建自己与别人的权力关系，达到控制整个审判场面的目的。法庭就设在船长室里，这间舱室囊括舵楼甲板底下的整块区域，它和船尾两边小小的将校卧室的空间对比反映了船长和下级权力上的鲜明对比。威尔船长是唯一目击本案发生过程的人，所以以证人的身份出现，而其他三位军官则充当法官。在这个威尔平时发号施令的船长室，一般人来到这里都要毕恭毕敬，法庭选在他的地盘上展开，使他作为上级的身份得到最大的保留，削弱了其他几个军官的权威性。一般的法庭上，法官所处的位置都要比其他人高，这象征了法官高于他人的权力和威望，而且这个位置也使他对整个法庭一目了然，增强他对场面的控制力和对审判的影响力。作为证人的威尔却是坐在战舰的上风舷侧，所处的位置是上首，“使得他的形象森森然显得高大”(麦尔维尔，2010：121)，而充当法官的其他军官则在下风舷侧。法官与证人位置的颠倒似乎使两者的权力也发生了转换，威尔倒成了首席法官，其他人只是陪衬。在他特意安排的空间结构里，其他人处在他权力眼睛的注视之下，形成一种监督和被监督、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当要反驳其他军官时，本来坐在位子上的威尔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增强了他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他可以向他们投以否定性的目光，同时也左右了比利的回答，后者在威尔的神色中接受了暗示，保持沉默。

当军官们问话完毕，准备磋商审判结果时，威尔“无意之中背对着他们”，站在窗边面对着海洋。后来他转过身，在船长室里横着来回踱步，在船体摆向下风时攀登倾斜的甲板回升到上风。可见此时他的位置又高于其他人的水平位置，形成居高临下的态势。他在那三个人面前站定下来，以上级视察下级的姿态在他们脸上来回扫视之后，思索着如何向他们说话。当他向他们陈述完毕，重新站在舷窗旁边，默默听任那三个人去做出决定。他真的是无意地背对其他人的吗？不是。虽然他没有参与商议审判结果，表现出对他们的决定不做干涉的姿态，但如同边沁的环形监狱中心瞭望塔上的监视者，他站在那里始终让人感觉一种权力的注视。

三、操纵审判走向

权力是相对的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可以获得、夺得或被分享的，不是一个人可以抓住不放或任其溜走的 (福柯，1989：92)。权力是一种关系，它须得到社会认可，“权力的合法性只不过是由于本集体的成员或至少是多数成员承认它为权力”(迪韦尔热，1987: 117)。为了取得权力的合法性，掌权者必须设法取得他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手段便是说服。相比强硬或暴力手段，说服更容易让人接受。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2011：38)视说服为一种权力形式，它可以用来对他人行为取得预期效果。“从掌权者的观点来说，如果要求少花资源，少冒引起权力对象敌对或反对的危险，则说服是最可靠的权力形式之一”。

威尔正是用他的能言善辩说服同僚，从以下三方面操纵了审判的走向：

(一)阻挠调查案情的来龙去脉，突出比利实施暴力的后果。比利在审判中否认纠察长对他所作的指控，认为那些话都是谎言，同时又宣布他们之间并无过隙怨恨。对此，参与审判的一位军官询问为何纠察长诬告他，这一问题如果调查清楚，至少能洗清比利阴谋造反的罪名，减轻罪责。但船长对这个问题的提出予以否定，他认为当事人一方已死，死无对证，“按照我的看法，你提出的观点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军事法庭在目前的情形下必须要将注意力限制在那一拳的后果上面，必须要将那个后果恰当地看作是出拳的那个人的实际行为，不能再有别的看法”。比利是因为受到纠察长的恶意诬告而自己苦于口讷不能申辩，才在冲动之下将他失手打死，船长这番话过于专断，将比利打人的前因后果割断了联系，明显有失公允，它使法官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比利打死人的后果上，所以无法公正衡量案情。那位军官接着提出设法弄清此案中作怪的神秘的东西。这个建议再次遭到否定，船长认为讨论神秘的东西是心理神学家的事，与军事法庭无关，他再次强调他们唯一要关注的是比利的行为，“那个实际行为确实构成了死罪，而对那种死罪的惩罚就是致命的惩罚了”，这明摆着是要判比利负有绝对责任。这番话对几位军官产生明显的影响，他们无言以对，闭上了嘴。

(二)突出军法无情，强调军人和法官的职责，否定同僚的同情心。比利为人友善单纯，颇得众人喜欢，包括船长本人。同僚对判决存在犹豫和恻隐之心，鉴于比利的人缘，威尔完全可以替他申辩，但他非但没这么做，还落井下石。为了避免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和反对，威尔先是对他们“动之以情”，表达他对此事的同情，试图博得他们的共鸣：“至于说同情，我岂能不去加以分担呢？”“这件事情中那种不寻常的因素打动了你们的心。我也被打动了。”他又向他们“晓之以理”，强调此时比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对军法和国家的负责，提醒大家应该保持冷静，“我没有忘记至高无上的责任，我与容易消磨决定的种种顾虑作斗争。……这是一个实际的案子，要按照军法来实际地加以处理”。他承认比利的天真无邪，从速从简判处他死刑有失天理，他自己也受这种天理所触动，“但是我们身上穿的这身制服证明我们是要效忠于自然吗？不，我们是要效忠于国王。尽管这海洋，原始的不容亵渎的自然，尽管它构成我们这些水手活动生存的境界，可是身为国王的军官，我们是要把自己的职责寄托在自然相应的领域之中吗？并非如此，而在接受委任之时，我们就在最为重要的事情当中中止了自然的自由行为了”。他认为作为军人，“个人良心应该让位于帝国良心”，应该抑制自然的人性，无条件地服从权力机制，服从上级的命令。正因为如此，比利竟敢以下犯上，打死上司，就是破坏了规矩，应该重罚。如威尔说的，“在战时的海上有一位兵舰水手殴打上级，而那一拳把人给打死了。且不说它的后果，根据《军律》，那一拳本身就构成了死罪”。

在演说中，威尔力图为自己树立一个一切为公、不存私心的执法者形象：“你们看到，我为责任和法律所驱使，是要坚定不移地去往何方。可是我恳求你们，我的朋友，不要错怪我。对这个不幸的孩子，我跟你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可他要是懂得我们的心，我认为他的本性是宽宏大量的，他甚至会替我们着想，感觉到我们如此沉重地担负着的，军事上强加于人的那种无奈”。他认为执法者应该与道德良心脱离关系，因为他们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已，并不是他们想要那样判决，而是“军法通过我们在加以执行”，“因为那个法律和它的严酷，我们是不负有责任的”。威尔主张判比利死刑，却又将责任推向国家权力中心那里——国王和军法，但福柯(1999：26，28)提醒我们，现代权力是非中心化的，“不要在它们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通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要在最边缘、最局部、最底层去研究权力。在权力网络关系中，每个人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这艘军舰可以说是一部权力机器，也许威尔真的是在为国王和法律而实施权力，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力的实施已经渗透着他的个人意志。正如有论者指出，审判中威尔扮演了证人、法官和起诉人的身份，他认为审判团不应该存有同情心，他所服从的其实不是法律，而是他自己的信念和忧虑(Friedman，2010)。

(三)强调战争特殊时期对比利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的后果。小说的故事背景是英法两国正处在战争时期，比利事件前不久，英国海军已经发生过哗变，使海军一直处于警惕状态。“战力号”上的水手是强行征募来的，可能怀有不满情绪，小说叙述者暗示舰上似乎有水手正在暗中谋划叛变。基于这种情况，船长认为他们的军舰随时会撞上敌军而开战，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必须对此事立刻采取行动。表面上是针对比利一人，实际是杀鸡儆猴，对有不轨想法的水手起到警示规训的作用。威尔向同僚们警告，如果因仁慈宽容而将比利释放，那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他认为这些强征来的水手本来缺乏教化，在军队的强制管理下不得不服从命令，一旦遭遇事情，他们容易冲动，缺乏理智分析，他们不会仔细去考虑比利事件的来龙去脉，只会将它看作是以下犯上的例子，“你们仁慈宽容的判决，他们会理解为胆小怯懦。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在退缩，会认为我们是在怕他们——怕去执行此时此刻格外需要的那种合法的严酷，以免惹出新的乱子。他们这样来猜测，对于我们是多么羞耻，而对于纪律又是多么要命”。有人指出，以防范叛乱为由处死比利是威尔论证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实际上他采取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守法之道(Posner，2009：219)。显然，法律只不过是威尔遮人耳目的一个幌子，比利成了他的一个棋子，一个用来维持治安的牺牲品(Friedman，2010)。

个人的禀赋，如口齿清楚、演说才能、心理智能，有助于说服的成功(朗，2001：38)。威尔能够操纵整个审判场面，左右他人的思想，与他口才上的优势有很大关系。比利天生口吃，象征着权力失语，任人宰割；其他几个军官“智力上还不成熟”，口才有限，空有法官的架子；而威尔学识渊博，“对一切智性的事物抱有明显的偏好”，“说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都显示了某种难以分享的学问的影响，它修正并调和那种忙忙碌碌的职业所具有的实际训练”。也就是说，跟其他只懂得军舰实际业务的同行相比，他能言善辩，更有心机。威尔利用他的口才和学问向几个军官灌输了一套关于军事管理的公理和原则，宣扬了作为军人的职责。这一套真理原则是规训权力的基础，塑造了一个个符合军队体制的军人。根据威尔所阐释的那套理论，比利是罪有应得的，于是，几个军官在他的诱导之下，在对比利的裁决上与他产生了认同。

四、左右审判报道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被说出的、被话语所标记的世界，而话语的产生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福柯，2000：3)，这说明权力操控着话语、知识和真理的形成，影响了人们的认知，使权力得以巩固。所谓的真理和知识，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客观中立，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在权力规训的社会，权力与知识联手对主体进行支配和控制。“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2004：29)。当权者利用权力制造有利于巩固、实施权力的知识，传播对他们有利的信息。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媒介，在报道者的主观性和权力的干涉下，它的描述并非镜子般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事实构建。比利死后，当时一家海军编年志刊登一篇文章对此事作了“篡改事实”的报道。这篇文章可视为一则法律报道，是整个比利案件的一部分。该编年志是“审定出版”的，可见它所记载报道的内容受到当局的严格控制和监督。威尔很清楚消息的巨大力量，在比利打死纠察长之后，他立刻命令封锁消息，以免造成乱子。虽然小说没有明说，但可以这么认为，该报道的背后操纵者便是威尔。该报道内容如下：

上月十号，在国王陛下的军舰“战力号”上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战舰纠察长约翰·克腊加特发现，战舰下级船员当中正在初步酝酿某个阴谋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威廉·巴德的人；克腊加特在船长面前告发了那个人，却当场遭到报复，被巴德突然从刀鞘中拔出的刀子刺中了心脏。

此种行为及其器具的使用足以表明，尽管是顶着英国人的名字征召入役，那位行刺者却不是英国人，只不过是那些采用英国人姓名的外国人当中一员，而出于目前军队那种特别的需要，这些人已经被大量招收进来。

鉴于那位受害人所具有的品性，罪犯的滔天罪行和极端堕落便显得愈发不可饶恕，受害人是一位受人尊敬而且为人慎重的中年男子，属于那种小级别官阶，也就是下士，这些人，正如只有那些受委任的绅士才更加清楚地知道，国王陛下的海军是如此充分地依靠他们。他的那种职务干系重大，吃力又不讨好；而他对待职务的忠诚，因其爱国主义的强烈冲动而变得愈发伟大。……

罪犯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那种惩罚的快捷果断已经证明是有益的。眼下在国王陛下的军舰“战力号”上，诸事顺当，无可忧虑。(麦尔维尔，2010：165-166)

现代叙事学认为所有的叙述都是有选择的，是被构建、修辞的，主观性很强，叙事者的立场，他想强调什么或省略什么，都会影响叙述的方式和结果(余素青，2013: 130)。这个报道由于它的选择性和虚构性，实际上起到了引导操纵公众舆论的作用。战舰上某些船员在酝酿阴谋活动原本只是纠察长克腊加特的一种猜测，并无实际证据，这则报道使用“发现”一词，而不是“怀疑”，说明阴谋活动确已存在，而不是舰上长官的胡猜；根据战时军规，单是密谋造反，为首者也应当处以重刑；报道将他的名字篡改为威廉，并称其是为首的密谋者，实际上比利在船员里面人缘虽好，却并不是什么带头人物；他出拳打纠察长是一时的冲动，他对死者的伤害原本完全是他的本能反应所造成的，报道却说“当场遭到报复”，意在强调肇事者心中有鬼，有意杀人；比利并未使用凶器，“从刀鞘中拔出的刀子刺中了心脏”这句话扭曲了纠察长的死亡过程，作为一个普通船员，身上藏有凶器，说明他一向并非良善之辈，心怀不轨，“刀子刺中了心脏”，说明行凶者早有蓄谋，目标明确，所以出手狠辣，一击便正中要害。

报道描述行凶者和受害者所使用的词体现了两种极端的主观判断和感情色彩。行凶者是“滔天罪行”“极端堕落”和“不可饶恕”；而受害者是“受人尊敬”“为人慎重”“绅士”“职务干系重大”“吃力又不讨好”“忠诚”“爱国主义”“伟大”和“不幸”。这两组词语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前者的品行恶劣、恶贯满盈，而后者是一位品德高尚、无辜受害的爱国者。

以上对行凶者的刻画，正是为了证明他本是一名亡命之徒，如报道所说，“此种行为及其器具的使用”表明他并非地道的英国人，而是冒着英国的名字被征入役。佩特尔(2010： 10)指出，小说含有政治上的弦外之音，作者通过叙述比利这个有色人种水手的遭遇，表达对歧视非白种人的一种文化控诉。这篇报道表达的正是对非白种人的歧视：他们是野蛮、未开化的，毫无教养。这种好勇斗狠的人生性不受拘束，所以在军舰上不守法纪，密谋造反，甚至行凶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报道不只是通报行凶者的个人行为，而且向人传播了这种野蛮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它对军队强行征募人员避而不谈，反而像是在说军队被逼无奈，因为“那种特别的需要”，才让这些人有机可乘，混了进来，而且似乎在警告，这些人“已经被大量招收进来”，他们的大量存在对军队的秩序和安全将是个威胁，所以必须采取严厉的监视和规训措施。报道再次为处死比利制造舆论支持，证明了威尔的举措果断正确，使“战力号”回归正常。

五、结语

福柯的权力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从社会最细微的地方剖析“权力操作或显或隐的运行机制，即便是蛛丝马迹也决不放过”(王晓路，2007：89)。在该理论的观照下，威尔船长的一言一行都渗透着权力意识。他看似无心的举动营造了有利于他控制审判场面的空间布局，他的发言左右了判决的结果，而对此案所作的歪曲事实的报道，操纵了公众舆论，为他的举措添上正义的色彩。以上分析让读者看到了比利的死并非法律使然，而是权力机制运作的结果。这部小说体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冲突(Thomas，1989)。人人生而平等，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权力机制的运作体系必定剥夺人的这种权利，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对秩序的维持和对战争胜利的追求必定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当权力集团与战争机器专注于取得战争胜利的‘宏大’层面时，个人的生存与生存状态必定受到忽略，个人的意志、个性与尊严也必定受到践踏”(李公昭，2013)。“战力号”是一个规训的世界，一个禁锢人性的监狱。比利从“人权号”商船被强征到“战力号”军舰，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陷入军队专制体制的权力空间。

注释：

本文《水手比利·巴德》的引文均来许志强的译本，后文引用此书不再标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