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晴 梁建华

一、引言

当十八世纪的读者大众满心期待着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为他们再讲述一个像《帕梅拉》(Pamela)那样鼓舞人心的美德有报的故事时，理查逊却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里让他的读者为女主人公因心碎而死而揪心落泪。玛丽·蒙太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坦言：“我打心底里鄙视他(理查逊)，但却忍不住如饥似渴地读他，不是，准确地说是羞耻般地为他的作品而抽噎”(Turner，2005:73)。由于小说是分三册出版的，在小说尾卷还没有出版前，英国各地的读者包括理查逊的论敌菲尔丁纷纷写信给理查逊，恳求他别让可怜的克拉丽莎死去。一时间，“克拉丽莎的命运成了全国上下的命运”(Burrell,1950:Ⅷ)。尽管如此，理查逊依然执意让他笔下的克拉丽莎在绝望和悲愤中死去。为什么克拉丽莎非死不可，评论界有以下三种解读：最为常见的一种是把克拉丽莎的死视为宗族父权制的牺牲品；另一种解读把克拉丽莎的死看作是她未能经受住考验而付出的代价或惩罚,如朱卫红(2011:71)在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中指出，克拉丽莎由于违背了世俗父权和宗教父权而不得不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种解读则把女主人公的死视为她逃离父权价值观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道德两难困境的唯一出路，如《剑桥英国小说史》里收录的一篇介绍理查逊的文章认为，克拉丽莎“只有一死才能摆脱强加于她的那种把她的被强暴视为一种毁灭和堕落的道德范畴”(Flynn，2012:108)。

以上解读都是从父权统治与性别政治来揭示小说的意义，无疑打开了小说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未能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是，在宗教狂热慢慢褪去、启蒙理性曙光渐露的十八世纪，英国的洛克、亚当·斯密、伯克和夏夫兹博里等道德哲学家力图通过对人性和美德的探讨来构建一种能与宗教媲美的道德话语。作为十八世纪主导的文学和文化形式——小说必然肩负起人性的探寻、道德话语的构建以及教化改良的重任。以教化读者为己任的书信体小说巨匠理查逊正是借他笔下主人公展现的美德来实现这一使命的，《克拉丽莎》这部小说因此为其赢得最多赞誉，作者借笔下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的死完美地展现了他所推崇的美德。因此把她的死置于美德内涵的讨论中理解才能揭示出她死亡的真正意义，这也恰恰是美德在《克拉丽莎》这部小说里所呈现的内涵。

二、美德是具有感化改造力的楷模

道德教化始终是理查逊写作的首要目的。这位曾替不少女性代笔书信传达心意的作家深知语言的力量，因此他要把笔下的主人公塑造为一种道德的楷模，让他们挑起大梁，去感化和改造身边的那些恶人。使他们所向披靡的是他们身上的美德，如帕梅拉凭借贞洁把图谋不轨的B先生最终改造为一位正人君子；格兰迪森爵士以自己的正直和高尚把自己的叔叔以及好友从道德堕落的生活中解救出来。理查逊让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去完成改造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贵族青年洛夫雷斯(Lovelace)的使命，因此，克拉丽莎在小说里初次登场时即以一种美德的典范出现的。她的美德第一次被提及是在洛夫雷斯的假意求婚遭到克拉丽莎的姐姐阿拉贝拉(Arabella)碍于情面的拒绝后，由安东尼叔叔道出的。当洛夫雷斯把注意力从阿拉贝拉的身上转移到克拉丽莎时，安东尼叔叔(Uncle Antony)看出来克拉丽莎与他倒是挺般配的一对，理由是克拉丽莎也许会愿意改造骄傲自大和喜怒无常的洛夫雷斯，因为“她有耐性；善于劝导；……是个挺不错的人儿”(Richardson，1950: 8)。连克拉丽莎的另一位叔叔哈娄(Uncle Harlowe)也承认，“如果世上还有哪位女士可以改造洛夫莱斯的话，他的克拉丽莎就是那位女士”(Richardson，1950: 9)。为了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克拉丽莎的美德，作者还借克拉丽莎的闺中密友安娜·豪(Anna Howe)小姐对她的高度评价作为旁证。安娜认为像洛夫雷斯那样才华横溢的贵族浪荡子，也许能被克拉丽莎这样一位“赋有美德和处事谨慎的女性所救赎”(Richardson，1950: 120)。

虽然出生于一个新富家庭的克拉丽莎身份远比身为女仆的帕梅拉要高，但其社会地位是在来自贵族家庭的洛夫雷斯之下的。正是这种美德的感化和改造使克拉丽莎如帕梅拉那样超越了她的阶级地位，征服了社会地位在她之上的贵族，使她当之无愧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正如洛夫雷斯向好友贝尔福德所承认的：

自己爱上的这位女士竟然是让他永远鄙视的家族出来的一个女儿、姐妹和外甥女，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吗？而且，该死的是，这份爱在不断增加，因为她的——我怎么说才好呢？——既不是嘲笑和傲慢，也不是那种被崇拜的美人所通常带有的对追求者的轻蔑——而是她的美德……(Richardson，1950: 81)。

克拉丽莎的美德不仅征服了玩世不恭的洛夫雷斯，还征服了他的贵族家庭。洛夫雷斯的叔叔M爵士愿意放下门第之见，建议洛夫雷斯与克拉丽莎结为夫妇；洛夫雷斯的几位女性亲戚夏洛特夫人、莎拉夫人和贝蒂夫人也对克拉丽莎赞不绝口，夏洛特夫人还提出亲自去克拉丽莎家上门拜访以化解两家仇恨，使他们结为连理。可以说，克拉丽莎的美德是体现在它的感化和征服上。

然而，也正是克拉丽莎的美德决定了她的善良和对洛夫雷斯的信任，决定了她要像圣女般地把洛夫雷斯从一个浪荡子改造为正人君子。有趣的是，不少评论家把克拉丽莎对洛夫雷斯的信任及与他逃出家门解读为她的错误和过失，如特纳(James Grandtham Turner)指出，克拉丽莎是一个“聪明和智慧的女主人公，但每一步都是错的”(Turner, 2005:74)。然而这种解读是对作者写作意图的误读，因为理查逊曾经三番四次地强调，他的克拉丽莎应当被视为一位基督徒的典范来崇拜。理查逊的意图是塑造一位女性的典范、完美的楷模，因此应该把克拉丽莎对洛夫雷斯的信任看作是她身上虔诚的基督徒美德的表现。她之所以信任这位浪荡子，是因为她看到他身上还有被感化和改造的可能性，身为一位基督徒她感到自己有义务去使这位浪荡子改邪归正。所以当安娜警告她提防洛夫雷斯的狡诈和诡计时，她不由得感叹：“一个人的心难道可以如此邪恶吗？他可以、他敢于嘲笑上帝吗？”(Richardson，1950: 252)。克拉丽莎的本性正如伊恩·瓦特(1992: 239)所形容的那样“宽厚无知”，注定了要掉进洛夫雷斯的计谋，迈出那招致她毁灭的一步。正当克拉丽莎被家人囚禁并强迫嫁给丑陋自私的索尔姆斯的危难关头，洛夫雷斯给了她希望并为她奔走营救，这自然使得天性善良的克拉丽莎相信玩世不恭的洛夫雷斯本性里有足够的善得以让他被改造，而她就是上帝派去改造洛夫雷斯的工具。事实上，理查逊也多处暗示了克拉丽莎的美德对洛夫雷斯内心的打动。为了让克拉丽莎答应他的求婚，洛夫雷斯请求M爵士(Lord M)向克拉丽莎证明自己自从向她求婚以来品行的改进。为了通过克拉丽莎对他的考验，洛夫雷斯一改往日的浪荡，在给好友贝尔福德的信中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承认：“杰克，假若我真的在悔过自新这点上有了巨大进步的话，你可不必像那些女孩所说的那样大惊小怪”(Richardson，1950: 236)。即便在千方百计地试探克拉丽莎时，洛夫雷斯也不禁感叹对于一个连赞美和奉承都不为所动、只服从内心命令的女人又能拿她有什么办法呢？此外，理查逊还通过洛夫雷斯与克拉丽莎的一次激烈争论向读者展示了克拉丽莎对洛夫雷斯的改造。当洛夫雷斯向克拉丽莎申诉她的哥哥詹姆士(James)对他的侮辱时，克拉丽莎则辩解道，屈辱恰恰证明了洛夫雷斯本人的宽宏大量而非羞辱。当不服气的洛夫雷斯抱怨他的私生活被侵犯以及个人声誉遭到詹姆士的诽谤时，克拉丽莎悲愤地回应自己正是因为拯救他而招致了更大的侮辱。克拉丽莎的申辩顿时让骄傲的洛夫雷斯无言以对，倍感惭愧，使他激动不已地抓住克拉丽莎的手来紧贴他的双唇，并狂热地对她吐露自己的真情：

把我带走吧；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我吧；我是你手中的一块蜡；把你的印子加在我身上……我罪大恶极。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把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并把我押到你的父亲面前吧……我会跪着祈求他的宽恕，承受一切而绝不嘲弄他，因为他是你的父亲。(Richardson，1950: 260)

虽然初次的感化没有使满腔愤恨的洛夫雷斯彻底悔悟，但它已经使一向愤世嫉俗的他第一次反省到自己的罪恶，也为小说结尾处洛夫雷斯被克拉丽莎彻底感化和征服做了铺垫。值得注意的是，对洛夫雷斯的感化与克拉丽莎悲剧命运的加重是成正比的。为了让克拉丽莎的美德愈加彰显出其对洛夫雷斯的感化和改造，理查逊使她置身于不断加重的困境中。作者通过小说的一处意外失火情节暗示了洛夫雷斯的人性恶是可以被克拉丽莎改造的。由于辛克莱夫人(Lady Sinclair)的厨娘在夜里看书时不小心使蜡烛点燃了窗帘而引起一场虚惊，仆人多卡斯(Dorcas)以为房子着火了，连忙唤醒睡梦中的克拉丽莎。当洛夫雷斯冲进卧房看到尚未穿戴好的、楚楚动人的克拉丽莎时便忍不住又动了歹念，但在克拉丽莎的苦苦哀求甚至以死相逼下，洛夫雷斯最终被克拉丽莎说服并乖乖地离开她的房间。克拉丽莎对贞洁的誓死捍卫和她虔诚的信仰软化了洛夫雷斯的心：

看看你脚下这位乞求你怜悯的可怜虫吧。她为了你遭到了全世界的抛弃！……请不要做那个折磨我的人吧，虽然你已是那个给我带来伤害的人：放了我吧，我恳求你放了我吧！……即使不为我也为了你自己着想吧，正如你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希望全能的上帝也对你发发慈悲那样，放了我吧！(Richardson, 1950: 373)

不妨对照一下理查逊在处理克拉丽莎与帕梅拉在紧要关头时对自己贞洁捍卫的不同表现方式。虽然与帕梅拉对少东家B先生的反抗有几分相似之处，但理查逊在描写克拉丽莎的反抗时，完全没有在描写帕梅拉拒绝B先生时的那种略带诙谐的效果，而是不折不扣的悲壮和崇高。理查逊之所以在克拉丽莎被强暴这一幕发生之前，加了一段强暴未遂的插曲，是因为他想暗示读者克拉丽莎的美德对洛夫雷斯这个心肠极硬的人可以发挥的改造力量。洛夫雷斯差一点就被克拉丽莎成功地改造了，若非邪恶的辛克莱夫人和几个妓女嘲笑而使他的狂妄之心大受刺激的话。

为了让洛夫雷斯被克拉丽莎的德行彻底征服，理查逊让克拉丽莎经受了常人无法经受的考验和折磨，以至于使绝望无助的克拉丽莎蒙冤入狱，又让她圣徒般地宽恕洛夫雷斯对她犯下的罪行，放弃指控他，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他祈祷。因为他深知，克拉丽莎的美德只有历经了种种磨难才能感化和改造她的敌人。小说的最后，不仅洛夫雷斯深深地忏悔他的罪行，例如他在给贝尔福德的信中写道：“告诉她，噢，告诉她，贝尔福德……她最最慷慨的祷告和愿望，都不会落空。告诉她，我可以，也的确忏悔了——而且很早以前就已经忏悔了。告诉她我时常感到的深深的自责”(Richardson，1950: 690)。就连嫉妒和迫害克拉丽莎的姐姐和哥哥也在信中表达了他们的追悔。克拉丽莎的美德称得上真正的美德，因为它感化和改造了所有的敌人。

三、美德是理性主体自觉遵守的定言命令

在塑造克拉丽莎这个美德的楷模时，理查逊吸取了帕梅拉那招致非议的美德的教训，为他笔下的克拉丽莎设计了一道更为苛刻的道德律令，那就是康德所说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定言命令属于命令式的一种，这一概念是康德在一七八五年出版的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里提出来的。“一个客观原则的表象，就该原则对于一个意志是强制性的而言，就叫作一个(理性的)戒命，这个戒命的公式就叫作命令式”。命令式分为假言式和定言式两种。假言命令指的是理性主体的行为仅仅为了别的目的作为手段是善的一个行为公式；而定言命令则是主体的行为就自身而言是善的、合乎理性的意志之中的一个行为公式(康德，2006：420-422)。在面对种种道德的考验时，克拉丽莎所作的选择体现了对定言命令的遵守，而她的死正是这种遵守通往的必然结果。理查逊深知，如果克拉丽莎失去宝贵贞操的代价最终能以婚姻来妥协的话，她就无法赢得读者的敬仰，配不上一位道德的楷模。因此，选择死亡对克拉丽莎而言是一种定言命令，因为她肚子里已经怀有洛夫雷斯的骨肉，活下来则意味着不得不答应他的求婚，也就意味着把他对自己的侮辱一笔勾销。尽管在理查逊时代的读者看来这是一个从世俗上说令人满意的结局，这一点可从同时代的爱琳夫人(Lady Echlin) 改写了小说的结局，让克拉丽莎逃过强暴和死亡的命运看出。又如当时一位理性主义者霍尔克罗夫特(Holcroft)建议理查逊采用别的结局，如让克拉丽莎嫁给一位了解真相并愿意娶她的绅士，甚至安排克拉丽莎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 但这些改写都不可行，因为它们会使克拉丽莎的美德大打折扣。正如玛格丽特·安·杜迪(Margaret Ann Doody)所言，将会“削弱女主人公的伟业”(Doody, 2000：109)。克拉丽莎是不可能像帕梅拉那样考虑除了美德自身以外的世俗报偿，那样的话就不是康德所言的定言命令，而变成了假言命令了。克拉丽莎的美德意味着她必然会放弃尘世的幸福甚至是生命，因此小说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逆转的。

小说里理查逊让克拉丽莎的加害者洛夫雷斯来充当一位道德考验者和评判者。曾遭初恋情人背叛的洛夫雷斯不再相信女性的贞洁和美德，因此在他心悦诚服地娶克拉丽莎为妻以前要对她的美德进行彻底的考验。实际上，理查逊借洛夫雷斯的质疑道出了读者的质疑。洛夫雷斯想证实克拉丽莎“究竟是天使还是女人”(Richardson，1950:273)，她是否也像大部分的女性那样在男性面前故作矜持，表面抗拒但暗地里迎合。“若她(克拉丽莎)能经受住这样一位诱惑者如此的引诱以及为她所设好的陷阱，那将是一个奇迹”(Richardson，1950:277)。洛夫雷斯不相信会有一个女人能通过他的重重考验。他告诉贝尔福德一个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鸟儿的故事：被囚禁的鸟儿一开始会奋不顾身地挣扎，当它发现所有的努力全然无效时，鸟儿的斗志便会慢慢减弱，对笼子也慢慢地适应起来，到最后甚至完全妥协，在笼子里飞来飞去，每天以婉转的歌声来取悦自己和囚禁它的主人。洛夫雷斯借此故事表明，克拉丽莎就像那只鸟儿一样最终将无一例外地被那些损害了她们美德的男性所驯服，他认定了她终究不过是一个“懦弱的可人儿”，对她的强暴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侵犯”，不至于使她“切断生命之弦”(Richardson，1950: 456-457)，只要他愿意，克拉丽莎是可以随时到手的，没有任何贞洁的丧失是婚姻不能弥补的。为了反驳世人对女性美德的质疑，理查逊让克拉丽莎做一只因为悲痛绝食而死的小鸟也不去做那只被快乐的囚鸟。

克拉丽莎宁肯选择死去也不愿意接受洛夫雷斯的求婚以作为补偿，这一点使洛夫雷斯不得不承认：“美德仅仅为了自身。如此不可辩驳的证明我从没听说过或在书上看到过”(Richardson，1950: 445)。值得注意的是，理查逊用斜体字突出了“仅仅为了自身”这几个字，暗示了他对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批判。为了避免《帕梅拉》里“美德有报”的说教模式所招致的误解和非议，理查逊让克拉丽莎拒绝一切世俗的补偿，像一位殉教的基督徒那样为美德自身而殉节。《帕梅拉》的美德有报所招致的指责让理查逊意识到道德“相当于客观必然性，它不能取决于行为所带来的任何好处”(施尼温德，2012：602)。康德(2006：77)在谈到实践理性的动机时明确规定了对于道德法则的遵守使个人意志只受道德法则的影响。必须“不寻求任何另外的、有可能缺乏道德法则的动机，因为这一切会造成不能持久的十足伪善”。理查逊要与同时代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道德感哲学家分道扬镳。实践理性的动机既不能是功利主义者指出的一种自我保存的人性本能，也不能是道德感哲学家认为的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克拉丽莎不能像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珊娜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美德上妥协，也不能像菲尔丁笔下的主人公那样为了爱情和个人幸福而置规范与名誉于不顾。对照一下《汤姆·琼斯》里的男女主人公与克拉丽莎，会发现理查逊与他的论敌菲尔丁对美德的理解截然不同。在《汤姆·琼斯》里女主人公苏菲与克拉丽莎一样被父亲强迫嫁给她讨厌的人而逃出家门，但她并没有像前者那样悲愤地死去，相反，菲尔丁让他的苏菲带着仆人来到伦敦并独闯有失她身份的小旅馆，为了找到她心爱的汤姆·琼斯。尽管汤姆有严重的道德过失，但他凭借着天性的善良赢得苏菲的芳心和一笔意外的收获，这样的安排是严苛的理查逊无法接受的。在写给老朋友艾伦·希尔(Aaron Hill)的女儿们的一封信中，理查逊责备她们对《汤姆·琼斯》的好评。理查逊称汤姆·琼斯为“一个罪犯，最最下等的一个家伙，但却爱上了一个少女，让她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一路跋涉地追随着他”(Sabor，2004：146)。

理查逊无法像天性乐观的菲尔丁那样容忍如此严重的道德缺陷，对他而言，要顾全真正的美德就不可能有欢喜的结局。正如洛夫雷斯一边思索着克拉丽莎的美德，一边在信中写道：如果单凭着一纸婚约就能把他对克拉丽莎的侮辱统统抹去的话，“克拉丽莎所受的伤害会有她所控诉的那么大吗”(Richardson，1950: 523)？克拉丽莎的死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是美德的胜利，因此理查逊把她的死描写得像一场精心准备的期待，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她因绝食而引起的逐渐衰竭，和她为自己的葬礼所准备好的棺材、撰写的碑文、立下的遗嘱，以及下葬时所穿的衣服上。正如英国评论家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被强暴的克拉丽莎不是爬到角落里悄然死去，“她使她的身体成为一个符号；使她的死亡成为一个公共舞台”(Eagleton, 2005：77)。理查逊用较长的篇幅刻画了克拉丽莎对死亡的等待和凝视，让读者看着她最后的咽气。死亡越是接近，克拉丽莎就越像一个带着光圈的圣徒，死亡成全了她的美德。她为自己的棺材所设计的蛇状环形图案正是暗示了她的死为她的美德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四、美德楷模的树立

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资产阶级的登台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资本主义已然确立，英国从农业社会开始转向工业社会，社会分化加剧。英国的社会阶层呈现三层式的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底层的劳动民众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尽管贵族的人数一向很少，但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依然掌握在这少数人的手里。在启蒙运动思潮的席卷下，封建王权的统治以及贵族腐化的生活方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影响力也日益上升。中产阶级是“沟通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桥梁，其开放性既为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增添了流动性，更为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刘金源，等，2016：182)。 代表着理性和进步的中产阶级为了确立其作为新兴阶级的合法地位，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掌握话语权，赢得贵族和下层民众的向心力，甚至取代封建贵族的道德楷模地位。随着十八世纪公共领域的拓展和文学消费市场的迅速扩大，没有什么比一跃成为主要消遣方式的小说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更为激烈的战场，也没有什么比“人性和道德论战”更加汇聚了思想的交锋。理查逊与其他十八世纪的小说家都加入这场论战之中。作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理想是通过他笔下的女主人公树立一种道德楷模。正如他本人在前言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要将克拉丽莎树为女性的典范”(瓦特，1992:241)，他既谴责贵族的浪荡和堕落(他对菲尔丁笔下有着贵族血统、天性善良但个人道德极不检点的主人公汤姆·琼斯嗤之以鼻)，又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道德观(笛福笔下的那些为了个人生存和利益算计而妥协道德的女主人公更是他无法容忍的)。同样是人性的展现，菲尔丁用调侃讽刺的笔触显示人性的缺点，他塑造的是有血有肉的平凡人；而理查逊则用悲剧的笔触表现人性的崇高，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大写的、完美的人。因此，康德式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严苛的道德观非常符合理查逊清教徒道德训诫的口味。理查逊要在克拉丽莎身上树立美德的楷模，让那些社会地位在她之上的贵族也被她的美德折服。理查逊向他的读者表明，克拉丽莎才是真正的贵族。《克拉丽莎》的成功实现了理查逊的心愿，这点从一位与他保持着长期通信的乡绅贵族托马斯·爱华德给他的祝贺可见一斑：“你知道你要是去一趟塞伦塞斯特会给那里的多少颗心带来振奋吗？因为我发现你在那里有无数的仰慕者，也是一个青年绅士俱乐部时常谈起的话题。那些绅士有足够的美德使他们更喜欢你的克拉丽莎，而不是汤姆·琼斯”(Shuttleton, 2013：160)。

五、结语

理查逊将克拉丽莎的死置于一个凄美的慢镜头下，把她的死展现为一场仪式，因为这样能使读者对美德作出新的思考和领悟，只有克拉丽莎的死才能感化贵族浪荡子洛夫雷斯和每一位读者。美德只有把美德本身，而非世俗的报偿作为其目的，才能征服以洛夫雷斯为代表的贵族，在此意义上，克拉丽莎非死不可。她的死重写了美德的内涵。《克拉丽莎》这部小说不仅为中产阶级正名，标榜其作为社会新兴阶层的先进性，也为出身于早期罗曼司的小说正名。它使英国小说从此一洗罗曼司的低俗和艳情，成为高雅和教化的代名词，也标志着十八世纪道德话语的构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