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方华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外的文学研究者通过借用莱布尼茨“可能世界”的概念，利用克里普克(Kripke)、刘易斯(Lewis)等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possible world semantics)理论资源，将叙事世界、虚构世界、文本世界等文学命题统统纳入“可能世界”的框架下来研究。在此背景下，随着《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和《认知诗学实践》 (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等认知诗学专著的相继出版，乔安娜·贾维斯(Joanna Gavins)、莱恩(Ryan)、艾琳娜·塞米诺(Elena Semino)等人对于“可能世界”“语篇世界”“文本世界”和“话语世界”等的相关论述很快引起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国内认知诗学研究专家熊沐清(2011)概括了艾琳娜·塞米诺关于“可能世界”理论在认知诗学中的四个主要作用：界定虚构作品、描述虚构世界的内在结构、区分不同体裁、描述文本领域的内在结构和解释情节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熊沐清还补充了“可能世界”理论另外三个作用：有助于分析文本的多重叙述层和叙述视点；有助于分析文本的多重主题和意蕴；有助于挖掘文本的审美潜能。很明显，这里所提到的“可能世界”理论的众多作用都是相对于虚构世界、叙事世界和文本世界而言的，其着眼点主要是文学文本。

正是基于这样以文本世界为中心的理论分析和批评实践，唐伟胜(2008)总结说，“哲学中‘可然世界’概念的核心恰恰在于脱离真实世界，强调两个世界的平行关系，而不是交叉关系。……这样就将“可然世界”从它与现实的指称关系和模仿关系中剥离出来”。他认为“该理论目前过于注重研究叙事世界的内部语义逻辑，完全切断了叙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在意义上的关联，所以既不能解释作者创作的现实因素,也不能解释叙事世界对读者产生的情感或伦理影响”。唐伟胜这里所说的“可然世界”概念即本文所探讨的“可能世界”理论，但他此处的论断几乎等同于宣告：“可能世界”理论因其斩断了与现实世界在意义上的关联，因而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不难看出，唐伟胜此处论断的理论支撑主要是 “模态实在论”(modal realism)，该理论认为，可能世界是另外的“并存世界”(parallel worlds)，是有其自身规律和自身实在性的自治的“外国”(foreign countries)。正是以这样的观点作为理论起点，很多文学研究者即视文学作品为独立存在的各种“可能世界”，在深入分析文本内部结构特点和穷尽文本内部意义的同时，将研究的着眼点局限于某一个世界的边界之内，从而忽略了各个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温和实在论”与外部研究的“世界间视野”

随着学界对“可能世界”理论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以刘易斯的观点为代表的“模态实在论”绝不是可能世界理论的全部，以克里普克的观点为代表的“温和实在论”对文学研究或许更具指导意义。克里普克在多篇文章中坚持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则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探讨命名与必然性、同一性与必然性以及模态逻辑的语义分析等与可能世界相关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可能世界不是某种有其自身独立存在方式的东西，我们不能脱离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去找出某个可能世界(Kripke，1972：267-271)。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学者露丝·佩奇(Ruth Page)和布朗文·托马斯(Bronwen Thomas)(2011:68)提出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分析“超文本小说”。因为“作为奠基于模态逻辑这一哲学命题之上的理论分析模式，“可能世界”理论主要关注不同世界——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想象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不同世界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世界”理论能有效地将作者和读者所在的现实世界与文本对应的可能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分析。

露丝·罗伦(Ruth Ronen,1994:96)指出，在对文学世界的传统阐释中，“世界”这一概念往往用以标举艺术系统的封闭性。近年来，“世界”这一概念以新的姿态进入文学批评话语。关于“可能世界”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露丝·罗伦概括了四个方面，其中两个方面都直指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其一，“可能世界”理论使得在指称论问题以及其他任何关于文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研究合理化；其二，“可能世界”理论为摆脱只关注文本内部封闭系统的倾向提供了一种途径，同时又不至于在探讨虚构世界结构的过程中破坏形式化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世界的逻辑源头正合文学理论家们的目的，他们拒绝用任何本质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同时又致力于在文学理论中采用有条理的方法进行描述(Ronen，1994：20-21)。这里对应两层意思：第一，在“可能世界”理论框架下的文学研究，要有意识地冲破封闭的内部研究思维，关注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第二，对于可能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合理的描述。

如何描述这些不同世界间的关系呢？中外学者对此也有过相关的论述。如赵毅衡(2013)认为，虚构叙述与实在世界的关系“不是模仿，也不是延续， 而是可能性的寄生”；露丝·罗伦(1994：50)则说，“我们说文学世界是可能的，并不是说它们能够被视为事物实际状态的可能形式，而是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相类似，相偏离，或者相矛盾”。这种种的关系描述，即是关于“可能世界”理论的“通达关系”问题。

三、可能世界间的“通达关系”及其通达机制

“通达关系”问题涉及的基本概念即是“通达性”。在莱恩(Ryan,1991：553-558)看来，根据克里普克的语义模型，可能性和“通达性”是相等的概念。更确切地说，可能性就是对“通达性”的具体阐释，如果一个世界能够从现实世界通达，那它就是可能的。他进一步指出，哲学家们在谈论可能世界时，往往是将“通达关系”当作一个逻辑概念来理解的，一个世界若不违背逻辑规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那它就是可能的。但很明显的是，“通达关系”这样的逻辑阐释对于文学虚构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一些文学文本，如超现实诗歌、荒诞戏剧以及后现代小说等可能就不受矛盾律的约束，如果我们想避免这种谈论“不可能的可能世界”的尴尬，我们就得接受更为广泛的“通达关系”。同时为了避免这种平庸化就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通过探讨各种类型的“通达关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世界成为可能，可能世界正是通过各种“通达关系”与实在世界联系起来的。

基于此，莱恩详细分析了构建文本现实世界所涉及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九种通达关系类型，如属性同一性、编年兼容性、自然法则兼容性等等。赛米诺(Semino,1997:94)对此评价说，“莱恩的通达关系类型在严格性上呈升序排列。自上而下地违背这些关系标准，意味着文本世界从现实世界逐渐偏离”。国内有学者则认为，文学史上其实“并不曾出现这些可能的新类型”，而且莱恩这些类型“依然是比较刚性的指标，无法容纳那些比较柔性的指标。比如是否应设计心理通达性、社会通达性等指标? 这些因素对文学而言恐怕是更本质的要素”(张新军，2011)。事实上，在文学语境中，对于“通达关系”的分析适宜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灵活的态度，正如赵毅衡(2013)所指出的，对于“过于逻辑的“可能世界”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时，完全可以用人文化的方式来理解，而且也只能从人文角度加以推进”。所以他认为，叙述文本的任何成分都可能通达，只是方式和规模不同，“从微观的角度看，词语细节如专名的指称可以有通达性，从宏观方面看，情节逻辑也可以是通达因素。”

由此看来，莱恩的通达类型也好，张新军的心理通达性、社会通达性也好，还是赵毅衡的词语细节通达、情节逻辑通达也好，都只是从不同角度对“通达关系”进行不同描述而已。正如前文所述，“可能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关于各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而“通达关系”只是对各种关系的概括性表达。有道是“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世界就是全部时间与空间的总称”，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最为基本的维度来思考可能世界的“通达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任何历史节点上的宇宙状态都可视为一个个可能世界，因此可能世界间的“通达关系”可以从时间的先后关系来研究(Girle，2003：143-144)。也有学者指出，“相比于很多文学理论对于时间的强调，“可能世界”理论分析最为明显的优势则在于对空间的突显”(Page、Thomas，2011：68)。鉴于此，下文从空间通达机制的角度，用伍尔夫笔下的文学世界为例分析“通达关系”问题。

四、伍尔夫笔下文学世界的通达图景

埃里克·阿约(Eric Hayot，2012: 42-43)指出，“文学世界”一词早已有较为普遍的使用，比如我们往往用“巴尔扎克的世界”“霍桑的世界”之类的说法来表达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世界”这个词一方面可用以表达作者生活和工作于其间的基本的社会历史空间，这一“作者的世界”毫无疑问指的是一系列的社会历史图景，其整个的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种文学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学世界”一词指的是由文学作品总体所构建的形式、叙事、情感等方面的统一体。比如，一部巴尔扎克小说的世界，总是涉及一定的时间(比如十九世纪早期)、空间(比如巴黎)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比如资产阶级、贵族以及他们的仆人)。当然，小说世界还得围绕一定的情节类型和社会单元(如家庭)来展开，如此等等。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学世界对巴尔扎克是如此，对霍桑是如此，对其他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时间、空间、人物、情节等等都是可能世界间的通达因素，在此仅以空间为例来分析伍尔夫笔下文学世界的通达图景。

就伍尔夫笔下文学世界的空间而言，伦敦无疑是最重要的，它对于成功构建伍尔夫笔下形形色色的文学世界的意义非同一般。在伍尔夫所处的时代，作为“作者世界”的现实世界，伦敦毫无疑问是当时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中心，与此相关的隐喻不止一次在她的小说中出现。在小说《夜与日》第四章，玛丽·达切特(Mary Datchet)觉得伦敦“就像一个巨大的电灯泡，正向周围无数的男男女女散发光辉。……这些人可能处在遥远的加拿大的森林或者是印度的平原，一旦他们想起英格兰，这个中心就会在他们脑海浮现”(Woolf，1992：46)。这里所浮现的图景在伍尔夫另外的小说世界中也得到回应。小说《出航》开始时，海伦(Helen)和雷德利·安布洛斯(Ridley Ambrose)正从滨河大街走向维多利亚堤区，在《出航》第二十二章，厌倦了南美的特伦斯·休伊特(Terence Hewet)想起了伦敦，他想象自己“沿着国王大道向前走，然后转向滨河大街。或许在那儿还可在滑铁卢桥上看看。然后沿着滨河大街走过那些商店……”(Woolf，1992：350)。其实，这样的情景在伍尔夫的非虚构作品中也有出现，比如她在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那种自由清新的感觉会让我想起什么？那条河。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然后去买本笔记本；然后沿着滨河大街走，让每个路人的脸庞成为我的一道视觉大餐”(Woolf，1979-85：276)。在小说《岁月》“1891”那一章，当帕吉特(Padgett)在乡下居住一段时间后回到伦敦时，她听到“这座晦暗的城市里那欢快的喧嚣”， 她感觉到“这是她的世界；……她感觉，这个世界有着某种习惯性的、富于韵律感的东西，就像乌鸦冲向田野，上下翻飞”(Woolf，1992：90-91)。有评论家指出，这里“我们不必用力睁眼就能瞥见帕吉特身后的伍尔夫。她当年也像帕吉特一样，从里奇蒙德、罗德麦尔或其他国外的什么地方回到伦敦时，也有这样的感受”(Bradshaw，2012：240)。

在伦敦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变迁史上，前文提到的滨河大街、维多利亚堤区以及滑铁卢桥等，都是“作者世界”真实存在的公共空间。当时，堤区既因是伦敦最为宏伟壮观的公共空间而声名远播，也因晚间这一地区流浪汉成群而臭名在外。由约翰·伦尼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滑铁卢桥横跨泰晤士河，这座桥与今天的滑铁卢桥位于大致相同的地方。约翰·伦尼的设计受到了广泛赞扬，但是没过多久，伴随着对这座桥的赞誉，一些与这座桥相关的负面联系随之而来，人们将其与人类的悲惨命运和自杀行为联系起来。这种将滑铁卢桥与贫困、绝望和堕落妇女相联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这一点可以从分别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年发行的《魂断蓝桥》这部主题与妓女相关的电影看出来(Bradshaw，2012：229)，这些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侧面。这里所提到的现实世界贫困、悲惨的一面在伍尔夫另一部作品中清晰可见。在《阿弗小传》(Flush)(1976)中，当伊丽莎白·贝瑞特小姐去肖尔迪奇(Shoreditch)寻找被偷走的猎兔犬阿弗时，伍尔夫写道：“贝瑞特小姐来到了一个她从未见过也从未想到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家人只能在满是破碎窗户的房间里睡觉；在这个世界里，每周只有两次能供应自来水；在这个世界里，堕落和贫穷滋生蔓延”(Woolf，1999：49)。

在这些文学世界中，伍尔夫显然给予现实世界以极大的关注。亚历克斯·兹威德林(Alex Zwerdling，1986：3-4)在其《伍尔夫与现实世界》 (VirginiaWoolfandTheRealWorld)一书中，主要意在分析被伍尔夫称之为“看不见的存在”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如何影响其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中人们的行为。他特别指出，我们任何试图忽略现实的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在众多的“可能世界”理论研究者中，莱恩是有强烈现实世界意识的。莱恩将可能世界分为现实系统和文本系统，现实系统就是读者和作者所在的现实世界，相对于这个现实世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世界。另外文本系统包含人物角色所属的“文本现实世界”——这是一个特殊的可能世界——和与之对应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可能世界。在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很多文学理论家都认同莱恩的这一观点：“通达性”主要探讨现实世界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莱恩认为现实世界作为参照世界是稳定不变的观点，很多研究者却不以为然(Ronen，1994：70-71)。事实上，从上文我们对伦敦这一现实世界的简要叙述不难看出，作为参照世界的现实世界绝不可能是稳定不变的，它必然会是一个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从通达关系的视角看，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所以能够彼此通达，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现实世界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建构过程中，同时各种可能世界也动态地体现和反映这样的变化过程。

五、结语

有学者指出，“伍尔夫之于伦敦就如普鲁斯特之于巴黎，或者乔伊斯之于都柏林…… 她常常想起城市的人行道下面从前的伦敦和从前的世界。和她一样，她的读者们也常常在伦敦的马路上、公园里、花园旁行走往来”(Bradshaw，2012：229)。和她一样，在她笔下的文学世界中，各色各样的人物走在伦敦的街上，他们通过大本钟的声音和泰晤士河里滚滚向前的流水感受时间的流逝，他们走过海德公园、詹姆斯公园，走过邦德街、滨河街，感受空间的延伸。米勒(Miller，2004：24)认为，文学作品开篇的句子往往有非常特殊的力量，仿佛说“芝麻开门”一般，打开了具体作品的虚构世界之门，比如伍尔夫《达罗卫夫人》开篇即是如此。其实，何止是《达罗卫夫人》，几乎伍尔夫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仿佛芝麻开门一般，打开一个个虚构的可能世界。在本文看来，这开门的不仅仅是开篇的一个句子，而是那个无处不在又或隐或现的伦敦。作者伍尔夫的世界、读者的世界、人物的世界、现实世界、文本世界——这种种可能世界，正是因伦敦这一空间而彼此通达。斯托克威尔(Stockwell,2002：94)的“话语世界”概念通过借用和转化“可能世界”理论的相关概念，使其在叙事与认知的维度上服务于文学阅读。他曾说，“狄更斯作品中的‘伦敦’就是现实伦敦的对应物。在此情形下，这些对应物虽有其跨界同一性但却各有其不同的特性”。从另一个方面讲，伍尔夫笔下的伦敦虽各有特色，各属于不同的可能世界，但因其跨界同一性和对应关系而始终能为读者所感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伍尔夫笔下的可能世界能够彼此通达，从而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