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立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信息系，浙江 杭州 311231)

《献帝春秋》，一名《汉献帝春秋》，编年体史书，记事自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止。因主要记献帝时事，故名“献帝春秋”。与《三国志》和《后汉书》相比，《献帝春秋》成书时间早，记载更为详细，可以补史、正史，实为东汉历史重要研究资料。惜亡佚较早，作者记载不一，内容亦简略，故成沧海遗珠。今不揣浅陋，试考论其作者、内容与版本，以就教方家。

一、考作者

《隋书·经籍志》有：“《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1](P957)《旧唐书·经籍志》亦有：“《汉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2](P1991)《新唐书·艺文志》曰：“袁晔《汉献帝春秋》十卷。”[3](P1459)由历代官修书目记载可知，《献帝春秋》作者为袁晔。又有袁暐、袁煜等名，如《说略》卷十三：“袁暐一名晔《献帝春秋》”[4](P584)，《玉芝堂谈荟》卷三十：“袁晔一名煜《献帝春秋》”[5](P708)。但据陈垣先生考证，乃“传写异文”[6](P22)，应为袁晔。

考袁晔生平，为晋广陵(今扬州)人，字思先。《三国志·陆瑁传》云：“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广陵袁迪等，皆单贫有志，就瑁游处……”后有裴注曰：“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云迪与张纮等俱过江，迪父绥为太傅掾，张超之讨董卓，以绥领广陵事。”[7](P1337)据裴注知，袁晔曾祖为袁绥，曾讨董卓(张超信任他，委以重任，即“领广陵事”)，袁晔祖父袁迪在献帝禅位后自广陵渡江南下，亦自然之事。晔撰《献帝春秋》，当源来有自。

二、考内容

(一)记录东汉末年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

从各史书及类书所引条目看，《献帝春秋》记录了汉灵帝熹平二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173年)汉末刘家王朝风雨飘摇时期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历史兴衰规律下封建王朝的交替和改朝换代过程中人们的命运。如：

袁绍将兵入宫，诛诸黄门，张让等逼迫以尺一诏开大夏门，将帝及陈留王出，不知所如。时昏夜，萤火照道，到盟津河上，传国六玺不及自随，百僚分散。唯河南中部掾闵贡见天子出，率骑追之。比晓，到河上，天子饥渴，贡宰羊进之。厉声谓让曰：“今不速死，吾射杀汝。”让等惶怖，又手再拜，叩头向天子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贡扶辇还宫时，董卓适至(《三国志·董卓传》卷六注，此句作“先是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芒。’卓时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至，率兵迎帝于北邙，帝见卓兵，振喜不自胜。群公曰：“有诏却兵。”卓曰：“卿为大臣，不能匡辅国朝，至令幼主蒙尘播越，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宫，改元号曰昭宁。于阁上得六玺失传国玺。(此条《三国志》裴注和《后汉书》注皆有引，且较《太平御览》为早，但失之零散，各述片断。《太平御览》引为一条，使其本为一事，前后连贯，故此条以《太平御览》为准。)[8](P441)

这段文字述及三件大事：一为袁绍入宫诛黄门；二为张让等挟持当时的汉少帝刘辩与后来的汉献帝刘协逃亡；三为董卓迎帝还京。这三件事直接影响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和走向：袁绍力量的由盛而衰，宦官势力的瓦解，董卓的逐渐上位。此后，汉少帝刘辩被迫退位，汉献帝刘协成为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两人命运就此改写。

在记录历史格局转变与发展的同时，《献帝春秋》还记录了汉献帝从董侯走向帝王之位，再将祖先基业拱手禅让的整个过程，既是一部王朝的覆灭史，也是一部帝王兴衰史。如：

孝灵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协，协生十余日，何皇后妬杀美人。灵帝母永乐董太后摄养协，号曰“董侯”。董侯八岁能读诗书。(《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一此句作：“似灵帝，八岁而读诗书。”)[8](P1830)

此事在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述汉献帝刘协身世。彼时刘协仅为董侯，幼即失恃。由董太后抚养长大的经历很好地帮助刘协在后来的帝位之争中获得支持，成为一国之君。

又如：

帝时召群臣卿士告祠高庙，诏太常张音持节，奉策玺绶，禅位于魏王。乃为坛于繁阳故城，魏王登坛，受皇帝玺绶。[9](P390)

事在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既是刘协皇帝身份的终结亦是东汉王朝之终结。《后汉书·孝献帝纪》：“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9](P390)其述甚简。袁晔所述或为亲历，更为详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该书虽以《献帝春秋》为名，但所记重大历史人物不限汉献帝一人，还记载了汉灵帝刘宏、弘农王刘辩等皇族人物，亦有曹操、吕布、刘备、袁绍、董卓等风云人物粉墨登场。如：

布问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识孤？”布曰：“昔在洛，会温氏园。”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齐桓舍射钩，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为公前驱，可乎？”布缚急，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缚。主簿王必趋进曰：“布，勍虏也。其众近在外，不可宽也。”太祖曰：“本欲相缓，主簿复不听，如之何？”[7](P228)

此条事在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布即吕布，太祖即曹操，此条还提及刘备和主簿王必等历史人物。虽名《献帝春秋》，然汉末之际，群雄逐鹿，此书作为英雄辈出时代的记录，读之可管中窥豹，一睹风云人物的鲜活神采。

(二)记录东汉末年历史细节与被忽略的小人物

《献帝春秋》不仅记载历史重大事件与风云人物，还有不少历史细节的描写，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

初卓为前将军，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及嵩拜车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太平御览》卷二百六与卷五四二、《职官分纪》卷二、《渊鉴类函》卷六十三与卷一百五十四无“自”)。”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但明公今日变为凤皇耳。”(《太平御览》卷二百六、《职官分纪》卷二后还有：“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渊鉴类函》卷六十三后为：“卓笑曰：‘卿卑服，何得不拜？’”《太平御览》卷五四二、《渊鉴类函》卷一百五十四后为：“卓笑曰：‘卿卑服，何得不拜？’”)

此事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据《资治通鉴》卷六十载：初平二年二月丁丑(12日)，董卓为太师，四月回长安，众公卿迎接。《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为：“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9](P2307)文辞稍显简略。《献帝春秋》所记则将董卓与皇甫嵩此前种种纠葛揭示出来，并还原了场景中的对话等细节，再现了彼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状况。

此外，史书中绝少着墨的小人物，在《献帝春秋》中亦可得见，如：

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太平御览》卷三五六无此句，《说郛》本、《子史钩沉》本、《古今说部丛书》本此句作“孚语毕辟出”)，卓起送至閤，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车(《后汉书·董卓列传》卷七十二作“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卓起”至“而毙”，《太平御览》卷三四五作“卓至阁执手，孚因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太平御览》卷三五六作“卓送出阁执手告别，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夷其族”，《说郛》本、《子史钩沉》本、《古今说部丛书》本作“卓至阁执手，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原文未言自《献帝春秋》出，但后有注曰：“《献帝春秋》‘磔’作‘车’。”且《太平御览》卷三四五与三五六亦引此条，《说郛》本、《子史钩沉》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均辑此条，大义相同，文字略异，故《后汉书》所言应自《献帝春秋》出。)[9](P2330-2331)。

伍孚其人，裴松之曰：“不知孚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孚也？盖未详之……”[7](P176)乃以伍孚为伍琼之别名，可见裴氏对伍孚生平亦不甚了解。

谢承《后汉书》(谢承所著《后汉书》已佚，内容散见于史书和类书等文献中)有：“伍孚字德瑜，少有大节，为郡门下书佐。其本邑长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邮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谏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长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听之。后大将军何进辟为东曹属，稍迁侍中、河南尹、越骑校尉。董卓作乱，百僚震栗。孚着小铠，于朝服里挟佩刀见卓，欲伺便刺杀之。语阕辞去，卓送至合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却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乱国篡主，罪盈恶大，今是吾死日，故来诛奸贼耳，恨不车裂汝于市朝以谢天下。’遂杀孚。”[9](P175)所言与《献帝春秋》相近，可证《献帝春秋》实可补裴氏之失。又如：

梁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降，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约不见，太守陈懿劝之，使(王)[往]，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以到护羌营，杀之，而释约、允等。陇西以爱憎露布，冠约、允名以为贼，州购约、允各千户侯，约、允被购，“约”改为“遂”，“允”改为“章”。[9](P2321)

此事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后汉书·董卓列传》记曰：“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9](P2320)

就边章、韩遂二人事，只称“金城人”，语焉不详，查考二人均无传，读之不知其然。《献帝春秋》详述韩遂、边章二人落草改名之来龙去脉，与《后汉书》史实相联系，二人被劫又反助之，因果缘由，一清二楚。

伍孚及边章、韩遂等人与群雄相较，可谓微不足道，在历史长河中更是沧海一粟，而《献帝春秋》不仅记录了他们，使得他们能够为后世所知晓，也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确为沧海遗珠。

三、考版本

《隋书·经籍志》有载：“《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见著录。宋初《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亦载[8](P6)，则《太平御览》编纂时(公元977-984年)尚存。此书《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公私目录均未著录，考《崇文总目》乃宋仁宗景佑元年至庆历元年(公元1034-1042年)所编，则《献帝春秋》亡佚当在北宋庆历元年前后。

《献帝春秋》现有三种辑本：《说郛》宛委山堂本[10](P2726)、清黄奭《子史钩沈》本[11](P1794)、民国间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本[12]。《说郛》宛委山堂本即清顺治年间陶珽重编的一百二十卷本，作者“阙名”，书中史事自汉灵帝光和四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181-215年)。所辑内容依次为“初黄巾贼起”条、“孝灵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辩”条、“袁绍将兵入宫”条、“献帝都许”条、“自诛黄门后”条、“张辽问吴降人”条、“杨州刺史刘馥”条、“董卓未诛”条、“越骑校尉汝南伍孚”条，末尾重出“张辽问吴降人”条，较前条多出七字，另有一字不同。实共九条，且所辑未注明出处。清黄奭《子史钩沈》本，其影印本的书口原题“阙名《献帝春秋》”，墨笔圈改为“袁暐《献帝春秋》”，所辑条目与《说郛》宛委山堂本相同，文字略有差异，并删重出条，盖经黄奭亲手校过。国学扶轮社《古今说部丛书》本，与《子史钩沈》本同。

这三种辑本后者重复前者，总计不过区区九条。原十卷之篇幅，今之辑本单薄若此，殊为可惜。后出史书、类书等文献对《献帝春秋》征引不少，如《三国志》、《后汉书》、《太平御览》、《渊鉴类函》等等，尤以《三国志》与《后汉书》为多。诸书中可辑得《献帝春秋》佚文约六十一条，若辑得一处，详加勘正，必可助史学研究一臂之力。

四、考评价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三次论及《献帝春秋》，如“《献帝春秋》云(荀)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而方诬太祖云‘昔已尝言’。言既无征，回托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间，辞情顿屈，虽在庸人，犹不至此，何以玷累贤哲哉！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7](P319)，等等。裴松之站在正统史家的立场上，批评袁晔在某些史实的记载上“出自鄙俚”、“玷累贤哲”，未免苛刻。

以董卓废帝事为例，《献帝春秋》载：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痴，亦知复何如，为当且尔；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7](P190)

此条事在汉献帝永汉元年(公元189年)，述董卓与袁绍就皇帝废立问题引发的争论。此条所注正文为：“董卓呼绍，议欲废帝，立陈留王。是时绍叔父隗为太傅，绍伪许之，曰：‘此大事，出当与太傅议。’卓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7](P190)

裴松之引《献帝春秋》此条为注后，接着写道：“臣松之以为绍于时与卓未构嫌隙，故卓与之谘谋。若但以言议不同，便骂为竖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绍复答，屈疆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绍此言，进非亮正，退违诡逊，而显其竞爽之旨，以触哮阚之锋，有志功业者，理岂然哉！此语，妄之甚矣。”[7](P190)显然，对于《献帝春秋》的此条记载，裴松之另有观点。他认为彼时袁绍与董卓尚无矛盾，袁绍断无可能仅因董卓试探性地询问而大动干戈。他接着反推道，如果真是这样，那董卓如何能容忍袁绍如此放肆而不加害于他。后面他进一步推论——袁绍这么做，只会让自己进退维谷，显露锋芒，所以裴松之认为《献帝春秋》所记“妄之甚矣”。

裴松之所言，看起来理无所疑。然《后汉书·袁绍列传》卷七十四曰：“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9](P2374)与《献帝春秋》此条大致相类，可见《献帝春秋》所著不诬，此其一也。

范晔所著虽晚于裴松之，然相隔不远，所见史料也不会有太大出入。正史去取，必有根据，若荒诞不经，离奇不可信者，断不会写入；倘若疏忽写入，后世也会出注说明。考范晔此段，后世并无异议，此其二也。《后汉书》此段后，李贤又引《英雄记》注曰：“绍揖卓去，坐中惊愕。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9](P190)可见，董卓并非没有加害之心，只是碍于袁绍出自大家族，不敢轻举妄动。则裴松之所言“及绍复答，屈疆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的推论不能成立，此其三也。此三条足证《献帝春秋》所说并非无据，裴松之言“妄之甚矣”，不能成立。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评《献帝春秋》云：“按晔祖迪，与张纮过江，其时当在献帝初年下至吴亡，凡九十余年。晔生长于吴，未至中国，故所作多传闻异词，其人或未尝入晋。”[13](P475-476)此语较为客观公正。

五、总论

总的说来，《献帝春秋》一书作者为晋广陵人袁晔，记述了从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近五十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从黄巾起义、官渡之战、吕布被俘、董卓被杀、献帝都许及逊位等左右时局变化的大事，到边章和韩遂改名缘由、董卓与皇甫嵩之争、浮屠寺浴佛之盛大排场等事件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虽以《献帝春秋》为名，但此书所记人物不限汉献帝刘协一人，还记载了汉灵帝刘宏、弘农王刘辩等皇族人物，亦有曹操、袁绍、董卓、刘备等汉末三国风云人物，历史中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有提及。汉末之际，群雄逐鹿、英雄辈出之情状，亦可借此管中窥豹，略览一二。

《献帝春秋》已佚，后世只能从前人引述中揣测该书情状，容易以讹传讹，以缪归谬。若能将散失各处的佚文辑得一处，详加勘正，既可让遗珠重现，又可助史学研究一臂之力，一箭双雕，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