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勇，付桂花

(宜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唐代传记文学在韩愈、柳宗元时代达到高峰，随着韩柳等人的离世，古文运动走向衰落，唐末古文的创作相对低迷。虽然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罗隐、李商隐等古文家们曾使古文“回光返照”，鲁迅称之为“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P171)，但此时古文已成强弩之末。鲁迅所说的具有“光彩和锋芒”的作品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批判社会现实的小品文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唐末作家们的传记文亦显出像小品文一样的光彩和锋芒，在唐代传记文学中表现出不凡的艺术价值。

一、“以意为主”寓爱憎

杜牧是晚唐古文创作的大家，李慈铭云：“樊川文章风貌，卓绝一代，其学问识力，亦复如是。予向推为晚唐第一人，非虚诬也。”[2](P898)全祖望《杜牧之论》云：“杜牧之才气，其唐长庆以后第一人耶！读其诗古文词，感时愤世，殆与汉长沙太傅相上下。”[3](P439)洪亮吉亦云：“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唯韩、柳、小杜三家。”[4](P27)杜牧为文强调“致用”，主张语言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辞藻的形式主义文风，在韩愈“文以明道”思想基础上提出“文以意为主”的主张。他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圜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5](P182)杜牧所说的“意”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内容，杜牧文章内容丰富、充实，言之有物。纪昀评其文云：“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6](P2020)

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写《燕将录(传)》等文章，皆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表达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卓越见解。杜牧的《燕将录》等传记作品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文“以意为主”的精神，具有鲜明的爱憎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如《张保皋郑年传》、《燕将录》、《窦列女传》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安定统一作出贡献的人物立传，大力颂扬其英勇献身精神，这在传记文学创作的精神本质上，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是一致的。杜牧《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中云：“事必直书，辞无华饰，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观，事事彰明，人人晓会。坦率诚朴，不近文章。”[5](P203)表达了他创作碑志文追求“直书”的观点。杜牧又云：“某比于流辈，一不及人。至于读书为文，日夜不倦。凡诸所为，亦未有以过人。至于会昌三年八月中所献相公长启，铺陈功业，称校短长，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于文士才人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5](P218)杜牧将自己的文章与《史记》、两《汉》并提，自认为“无愧容”，很是自信，对此我们暂且不论，但其传记文关注社会现实这一点倒是和《史记》、《两汉》一脉相承。杜牧传记文有意追慕《史》、《汉》风格，追求质朴无华，崇尚实用，在文风萎靡的晚唐，无疑是独树一帜。也正因为此，其《张保皋郑年传》、《窦列女传》不只为新旧《唐书》所引录，为欧阳修、宋祁所喜爱，更为王士祯所激赏：“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孙樵二家。”[7]李慈铭更是对杜牧传记作品赞誉有加：“予自己酉冬于《唐文粹》中读牧之文数篇，不过谓其生峭便学，如孙樵刘蜕之徒。……长篇如《韦宽遗爱碑》，尤见笔力。《燕将录》、《窦列女传》亦卓然史才，虽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间如层峦叠嶂，烟景万状；如名将号令，壁垒旌旗，不时变色；如长江大河，风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极洁谏果，味美于回，真韩柳外一劲敌也。”[8]李慈铭认为杜牧《进撰韦宽遗爱碑文表》、《燕将录》、《窦列女传》等传记文笔力雄健，如“层峦叠嶂”、“壁垒旌旗”，卓然有史才，可与韩愈、柳宗元一比高下。确实如此，杜牧的传记文具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内容，它们运用多样的创作笔法，以雄健之文笔，清新之语言，在条分缕析之中融叙事和议论于一炉，饱含激情，艺术水准较高。《燕将录》歌颂了卢龙节度使刘总的部将谭忠劝说河北诸藩镇不要反抗朝廷的英勇事迹。朱熹评其云：“文甚雄壮。”[9]《窦列女传》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弱女子窦桂娘立传，描述她设计诛灭军阀李希烈一家的故事，塑造了桂娘“不顾其私”的英勇形象，并对其事迹予以热情歌颂。其文如下：

列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以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先奇。其妻窦氏，先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使坚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尝间曰：“为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宜早图遗种之地。”先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以卑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请分遗先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须自为计。”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育曰：“两日希烈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噪于牙门，请见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愿去伪号，一如李纳。”(时正己死，纳代为帅。)先奇曰：“尔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献，暴其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先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5](P109)

杜牧出游涔阳，路经松滋，听县令王淇讲述桂娘事，深受感动而作此传，《新唐书》予以引录。文章先是生动叙述了桂娘为李希烈所强取、忍辱以才色巧智义灭李希烈一门的经过，然后作者加以画龙点睛似的议论，不仅褒奖桂娘为烈女，对其以一弱女子而能智勇双全，“不顾其私”，表示钦佩，更是指出“六尺男子有禄位者，当希烈叛，与之上下者众矣，岂才力不足邪？盖义理苟至，虽一女子可以有成”[5](P109)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对某些朝廷官员的愤慨和蔑视。文章先叙事后议论的写作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鲜明，于质朴的文字中寄寓深情。《张保皋郑年传》也是如此，先叙事描述后续以精辟议论，表彰了能以公义忘私的新罗人张保皋。文章前半记叙张保皋挺身而出，禁止不法之徒买卖新罗奴婢及张、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等事迹，叙事富于文学色彩，文笔简洁、生动，人物语言、性格栩栩如生，以文笔写史，颇具司马迁之风；后半议论，以郭子仪、李光弼不计个人恩怨而并肩平叛事比拟张、郑，且以召公疑周公事为例，反衬张、郑之能辨是非。将古圣贤与两个少数民族人物相提并论，这本身就反映出作者的识见过人。传文议论见解深刻，从张保皋、郑年的事迹得出“仁义之心与杂情并植，杂情胜则仁义灭，仁义胜则杂情销。彼二人仁义之心既胜，复资之以明，故卒成功”和“夫亡国非无人也，丁其亡时，贤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的结论。“仁义”和“用贤”可以促成事业的成功，更可关系一国之存亡，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杜牧《张保皋郑年传》、《燕将录》、《窦列女传》等三篇传记文关注历史人物，以史为鉴，表现了作者卓绝的史识；以清新简洁的笔触，记述见闻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更是体现了杜牧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

杜牧现存墓志铭十四篇，行状二篇，另有《自撰墓志铭》一篇。其碑志文相对韩愈碑志而言，显得平正典雅，但记人叙事亦有其特点。《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并序》写韦温的威严之态令人难忘：“公幼不戏弄，冠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众中，人不敢旁发戏嫚。及为公卿，在朝廷省阁中，大臣见公若临绝壑，先忖度语言举止，然后出发。其所执持不可者，笔一落纸，言一出口，虽天子宰相，知不能夺，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结于人，人自亲慕。后进凡持节业自许者，获公一言，矜奋刻削，益自贵重。”[5](P130)《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记载李戡：“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尝曰：‘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已来类于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5](P13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乃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10](P2020)缪钺云：“按此段议论当是李戡之言，但杜牧既载于志中，盖亦赞同其说。”[11](P157)从这段话可看出杜牧的论诗主张：既注重诗歌的“仁义”内容，又关注诗歌的劝世功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铭》记述卢霈幡然悔悟，矢志向善、求学的传奇经历：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生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夜抵襄国界，舍马步行，径入王屋山，请诣道士观。道士怜之，置之门外庑下，席地而处。始闻《孝经》、《论语》。布褐不袜，捽草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学，日闲习人事，诚敬通达，汝、洛间士人稍稍知之。开成三年，来京师举进士，于群辈中酋酋然，凡曰进士知名者多趋之，愿与之为交。生尝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于前，以笏画地，取山东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赵间山川夷险，教令风俗，人情之所短长，三十年来王师攻击利与不利，其所来由，明白如彩画一一可以目睹。[5](P141)

作者写卢霈闻黄建之言而悔悟的前后言行的迥异变化，凸显出一个带有奇异色彩的人物形象，于平直的行文叙事中见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等篇，或揭露官吏的贪残，或记述民生之疾苦，或赞扬兴利除弊之功，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杜牧的两篇行状《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御使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和《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篇幅都较长，传人叙事亦颇具特点。《崔公行状》按照碑志的传统写法依时叙写崔郾的生平事迹，最后以事实突出崔公的“仁义忠信，明智恭俭”；《沈公行状》则通过典型事例多次抒写沈师传的“温良恭俭，明智忠信”，以小见大，意随笔到，其生平主要经历亦尽显其中。

二、“求奇明道”寄史笔

孙樵是唐末传记文学创作成就较高之人，其成就的取得与他的为文思想密不可分。孙樵颇有用世之志，敢于直言极谏。其《序陈生举进士》云：“君子学道以循禄，端己以售道。”[12](P83)《逐痁鬼文》云：“学勤而吾道益穷，业修而知己日消。”[12](P89)勇于直谏是唐代文人士大夫的一个积极的用世传统，孙樵文章的用世之意，不仅在于摆脱个人穷愁的境遇，更多的是关注一代生民的现实疾苦。孙樵文章有所师承，他在《与王霖秀才书》中云：“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12](P70)孙樵在《与友人论文书》中说：“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12](P70)可见，孙樵为文追求“高奇”。他进而认为：“秦汉已降，古文所称工而奇者，莫若杨、马。”孙樵自觉向司马迁、扬雄等人学习，其求“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明道”、“扬名”。但孙樵文章的主要成就却在史笔。他在《与高锡望书》中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饰者，乃特纪前人一时语，以立实录，非为俚言奇健能为史笔精魄。……樵虽承史法于师，又尝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才韵枯梗，文过乎质。尝序庐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贵文则丧质，近质则太秃，刮垢磨痕，卒不能到史。”[12](P68)孙樵首先认识到了为文史笔之难，他认为“文章如面，史才最难”，把史家的笔法看作写文章的最高境界。其次，孙樵注意到史笔“立实录”、“直书”的可贵，认为“为史官者，明不顾刑辟，幽不愧神怪，若梗避于其间，其书可烧也”。此外，他还认为“贵文则丧质，近质则太秃”，为史传应该文、质并重。同时，孙樵对史官的职责非常重视，他在《孙氏西斋录》中说：“尚德必书贱，尸位则黜贵。皆所以驱邪合正，俾汇大义。操实置例，以示惩劝。呜呼！宰相升沈人于数十年间，史官出没人于千百岁后，是史官与宰相分挈死生权也。为史官者，不能拄忠骨于枯坟，脔谄魄于下泉，磨毫黩札，丛阁饱帙，岂国家任史官意耶？”[12](P78)孙樵认为史官之重要可和宰相相比，史官和宰相分挈死生大权。因此，史官要“操实置例，以示惩劝”，否则，“不能拄忠骨于枯坟，脔谄魄于下泉”，就失去了作为史官的存在价值。

孙樵主要活动在唐宣宗到唐僖宗的几十年间，这个时期，唐王朝最为腐朽和黑暗，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使这个曾经辉煌的王朝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着一颗积极用世之心的孙樵不免焦心如焚却又无可如何，他只能寄寓于“史”，希望借“史笔”之文以达批判现实丑恶之目的，兴寄其政治革新之愿望。孙樵的《书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等传记文学作品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而写的。

孙樵虽非史官，却以史家之精神在《书田将军边事》中批评唐王朝的腐败政策。他以田将军之口指出了西南边境的危急形势，西戎、南蛮交相威逼：“西戎两饮马于岷江。其众如蚁，前锋魁健，皆擐五属之甲，持倍寻之戟。徐呼按步，且战且进。蜀兵遇斗，如植横堵。罗戈如林，发矢如虻。皆折刃吞镞，不能毙一戎，而况陷其阵乎？……南蛮果大入成都，门其三门，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加以败卒贫民，持兵群聚，因缘劫杀，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为病。自是以来，群蛮常有屠蜀之心。居则息畜聚粟，动则练兵讲武。而又俾其习于蜀者，伺连帅之间隙，察兵赋之虚实。或闻蜀之细民，苦于重征，且将启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蛮此举，大剑以南，为国家所有乎。”[12](P71)而唐军不仅战斗力低下，而且官员腐败成风，兵弱将腐，毫无战斗力可言，与西戎、南蛮之兵的强悍形成强烈对比。田将军由此发出感叹：“如此则边卒将怨望之不暇，又安能殊死而力战乎？此巴蜀所以为忧也。”[12](P71)孙樵也提出了他的建议：“诚如将军言，苟为国家计者，孰若诏严道、沈黎、越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垒，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于郡，则易为役。卒出于边，则习其险。而又各于其部缮治美地，分卒为屯。春夏则耕蚕以资衣食，秋冬则严壁以俟寇虏，连帅即能督之。”[12](P72)孙樵解决民族纠纷、处理边境争端的建议极为高明，《新唐书》对此予以载录。孙樵对唐王朝的朝政黑暗、政局混乱的现实极度不满，为了提醒朝廷改革朝政、整顿吏治，以挽救没落的国运，孙樵在抨击贪官、乱政的同时，为一些贤能、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立传，塑造出吏治楷模的形象，《书何易于》就是这样一篇传记作品。《书何易于》叙写何易于廉约爱民的种种事迹，生动感人，甚至有几分悲壮。其文曰：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划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划去，罪益重。吏止死，明府公宁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庭有竞民，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12](P71)

孙樵为何易于立传，继承和坚持史法的传统，体现了他的“史家条序人物，宜存警训，不当徒以官大宠浓，讲文张字。故大恶大善，虽贱必纪；尸位浪职，虽贵必黜”的史笔精神。宋人朱新仲云：“《书何易于》、《褒城驿壁》、《田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裨治道。”[13]对何易于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官，“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在吏考中，何易于只得中上考，这对何易于是不公平的，孙樵为之发出感慨：“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为切。至于缓急补吏，则曰：吾患无以共治。膺命举贤，则曰：吾患无以塞诏。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继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12](P72)值得庆幸的是，有史官在，可以使何易于这样的好官名留青史。

三、“士不逞者”泄忧愤

唐末以来，唐王朝的统治腐朽混乱，加之科举取人，漫无标准，许多布衣之士无由仕进，社会上涌现了一批穷愁之士，写了不少不平之文。《旧唐书·黄巢传》云：“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浊乱，时多朋党，小人才胜，君子道消，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既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14]所谓的“士不逞者”即是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文士，他们间或通过传记之文的创作来宣泄胸中的愤懑之情。

皮日休的《文中子碑》以王通和孔孟相比：“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褚、魏矣。[15](P35)皮日休“嗜先生道，业先生文”，以王通的继承者自居，却和王通一样身处“大道不明”之乱世，其才不得而用，此乃布衣之儒忧愤太深的自况。其《赵女传》写赵氏女“继死请父命”，突出其“孝”，叙其“自刑以盟言”，展示其“信”。皮日休认为赵氏女：“秉孝植性，高蹈于世，洁乎瑾瑜不足为其真，芬乎茝兰不足为其秀。”[15](P78)而“今之士，见难不立其节，见安不偿其信者”，与为“刑人”之赵氏女相差甚远。皮日休为赵氏女立传，是针对当时社会不仁不孝、背信弃义的现实而发。《何武传》写何武受“枉刑”，却“乐而俟死”，且善“媚对”，终获释。何武受冤却图报：“吾今日不归地下，真守之赐也，请得以命报”，与野寇战，“独斗死”。皮日休感叹到：“武之受谤，不当其刑，况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纵免死，其心不能无愤也，况感分用命哉？……呜呼！今之士，事上当职，苟遇谤遭辱，无是心者。”[15](P79-80)

陆龟蒙《甫里先生传》自述生平之爱好、学问、个性，颇有隐者心境。《新唐书》把他列入《隐逸传》，以其为隐者之流，但从其小品文所表现出的用世之心，可知他“耕于甫里”，并非隐居，更非隐者。陆龟蒙以自叙传的形式自述情怀，这是他抗争不合理社会的另一种方式。李商隐仕途坎坷，愤世嫉俗，其《李贺小传》写李贺将死，天帝派人来召，李商隐连发数问，不胜其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独番番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16]

李贺“才而奇者”，却不得其位，不得其寿，李商隐为其感到愤愤不平。从李贺身上，李商隐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李贺立传，实在是融进了他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无比愤慨。在《书李贺小传后》一文中，陆龟蒙对李贺、孟郊等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疾呼道：“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状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隐伏，天能不致罚耶？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17](P4212)陆龟蒙为才子们的坎坷遭遇鸣不平，也表达出对自己所处摧残人才之社会的不满和抗争。

罗隐十次应举终不第，不为当世赏识，他于愤世之余，却不乏用世的积极。罗隐熟悉史事，其诗“长于咏史”，其文长于史评，他以史抨击时事，抒发不满。他的几篇记载历史人物的文章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如《说石烈士》之写石孝忠，《拾甲子年事》之写李严女，《广陵妖乱志》之写高骈，都记叙生动，堪称史笔。《说石烈士》叙写石孝忠推倒韩愈所撰《平淮西碑》之事甚是精彩。郭预衡先生认为罗隐“有心于信史，《说石烈士》是写得相当客观的纪实文字。”[18](P342)石孝忠“为人猛悍多力”，后得到李愬信任并受重用，助其平蔡有功，韩愈为之立碑，却尽归功劳于裴丞相，石孝忠见碑文怒而推之，天子闻之大怒，责问孝忠为何这样做，孝忠答曰：“吴秀琳，蔡之奸贼也，而愬降之；李佑，蔡之骁将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缚，虽丞相与二三辈，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后，刻石纪功，尽归乎丞相，而愬第具名与光颜、重允齿，愬固无所言矣。设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愬者，复肯为陛下用乎？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非陛下所以劝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绩，亦将为陛下正赏罚之源。臣不推碑，无以为吏擒；臣不杀吏，无以见陛下。臣死不容时矣，请就刑。”[19](P228)罗隐生当末世，借石孝忠之口抨击时事，为李愬鸣不平，并以此道出“为陛下正赏罚之源”的主张，表达了罗隐寻求入仕、以匡扶帝室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论，身处乱世之中的晚唐文士们于古文创作萎靡之际，不为骈俪而致力于传记文的创作，或“以意为主”，以简洁雄健、平正典雅的语言蕴含强烈的爱憎；或“求奇明道”，于“史笔”之中寄寓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而一批“士不逞者”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以不平之文宣泄胸中忧愤，显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传记文创作相较前辈作者而言，虽云强弩之末，却如寒夜之星辰，尚存异彩，又如秋日之霜钟，不绝回响，相行之下，亦足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