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陆

（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南250355）

1 血浊理论的产生是中医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中医药学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不断吸收当时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发展、丰富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完美地进行结合，形成了具有顽强内在逻辑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立的医学科学，而傲立于各种世界医学体系之中。

纵观中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医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和飞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术空前的繁荣，这为新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二是疾病谱系的改变，这决定了理论体系的变革与治疗方法的创新[1]。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创新经历了以下五个重要阶段，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源头、三次繁荣，两大发展”。

中医学理论渊源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成书的时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其中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整体观念、辨证施治，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框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医理论体系。时至东汉，为了应对猖獗的伤寒病，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中医理论首次突破性的发展由此产生。金元时期，人才辈出，很多著作问世，诸多学说蜂起，是中医学术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明代中叶及清代，温热疫邪流行，新的传染性热病不断出现，病种已与伤寒迥异，需要产生新的理论与辨证治疗方法，于是，叶天士、吴鞠通等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发展了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这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另一创新性发展。及至现代，中医学术繁荣又到了鼎盛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政策大力支持下，中医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大力发展中医药教育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医药人才。在党的号召和鼓励下，“西学中”也成为一种风尚，为壮大中医队伍，放大中医优势，为全球健康提供“中国处方”作出了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大批高级中医药人才脱颖而出，学术氛围空前活跃。其次，中医临床发展蓬勃，基本上全国每个县市都建立了中医院，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良好的临床疗效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第三，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古老的中医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以此用于中医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析中医的本质和内涵。在这一时期，证候的实质、经络的实质等相关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稳态理论、黑箱理论和信息控制理论等各种新理论应运而生，中医药研究展呈现出了多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多学科、多极化、多层面的研究与碰撞犹如江河澎湃，暗流涌动，新的中医理论呼之欲出[1]。

然而，由于中医学也存在各种缺憾，像简单朴素的诊治方法，繁琐的中药加工和方剂剂型，相对落后的给药途径，手术方法缺如等，在与现代医学并存时，人们都下意识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中医落伍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渐渐地，中医主流医学的位置被西医学所代替，退却到了从属地位。

但是，当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理念去审视中医时，却发现了中医的先进性与超前性，而且正处在医学新理念的交汇点上。于是，我们重新思考，中医是什么？2010年，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明确指出了中医学涵盖文化和科学两方面的特征。可以说，中医学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完美结合的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医学科学体系。

把目光转向西方，再度审视现代医学时，惊奇地发现：西方医学观念亦透过不同民族文化的分光镜产生了差异；西方医学模式正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到“环境—社会—心理—生理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西方医学思想开始注重疾病亚型诊断与个体化治疗的辨“证”施治思想；西方医学验证方法开始转向循证医学以人为本的系统方法等等。这些现代医学最前沿、最先进的思想与理论，竟与中医学固有的思想与理论产生了如此优美的吻合！

当然，单凭吻合与相似并不能发展中医，中医必须按照其固有的发展轨迹进行自我发展，也就是说，中医学必须以中国优秀文化作为发展的基础，以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展的核心，以疾病谱系改变作为发展的导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依据，以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独自发展。中医学发展的历程明确昭示我们：天变、地变、人变、病变，则必然导致治疗方法与理论的创新。运气不同，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代有疾呼，代有变革，中医才代有发展[1]。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致病因素由过去的六淫、疠气为主转向环境污染、精神因素、不良生活习惯等新的致病因素为主。疾病谱系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急性生物性传染性疾病持续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率迅速增加。即以生物（病毒、细菌、寄生虫等）为动因，以人为宿主所引起的疾病大量减少。不论是以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疟疾、鼠疫、丝虫病、血吸虫病等，还是以非媒介传染的疾病，如结核病和麻疹（通过空气）、霍乱和痢疾（通过水）、伤寒（通过食物）等，发病率都在迅速下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疾病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已被控制[2]。1900年，美国的主要致死病因是肺炎、流感、结核病、腹泻、肠炎，而现在这类疾病均退居次要地位[3]。根据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4]以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5]，营养过剩型疾病的致死率已经大于营养不良型疾病。疾病谱系的改变要求医学进行相应变革。对这一新的问题，中医理论也处在危急、困惑之中。许多名医贤哲都在苦苦思索，中医将如何发展，中医理论将如何适应新的疾病谱系？困惑带来挑战，危急带来机遇，新的中医辨证体系和治疗方法亦必将在这危急与困惑中孕育、成形并应运而生。

在中医临床工作中，在面对当今病症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如何与时俱进，把我们的辨治与当今疾病谱系变化协调一致，如何继承创新，以中医理论来发展中医，这是目前广大中医工作者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医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必须所在，也正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致病因素的变化，我们构建了血浊理论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辨证论治方法，希翼适应新的疾病谱系变化，对中医发展有所裨益。

2 血浊理论的产生是当代广大临床工作者的共识

事实上，血浊理论是在广大临床工作者长期临床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广大基础工作者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可以说血浊理论是现代中医理论与实践发展共识的总结、体悟与凝练。

王永炎教授团队在早期的络病理论中比较重视“毒”和“瘀”，近十几年来，该团队又把目光转向了“浊”与“浊病”的研究。认为“血浊”是血的质地过于稠厚的一种状态，血的质地之所以会过于稠厚，是因为脉道中的浊阴、浊气蓄积过量所致。浊阴、浊气聚集到一定程度，处于相对过盛或绝对过盛的状态，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成为我们所说的浊邪，因浊邪引发的疾病则称为浊病[6]。浊邪内生是血液本身和循环发生异常改变的起始原因，当机体已显现出可察的病理表现，说明浊邪在血液中的蓄积程度已经愈发严重：即血中的多种成分（如各种微量元素、糖类、蛋白质、脂肪等）含量逐渐增长，这时可能在人体中还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通过临床化验检查可以定量为高血糖、高血脂等；浊邪内蕴，久而积聚成形，血的质地浑浊从而导致运行不畅，代谢产物堆积，血管壁的压力增大，此时则会表现出高血压、高尿酸等。若能及时有效的改善和控制浊邪弥漫于脉道的情况，则病情得以控制和改善，否则浊邪加剧则浊病会逐渐从功能失调转变为器质性的损害[7]。痰、瘀、毒是古今文献中多次出现的导致器质性损害的三种病理产物，同时也是中医病机学中重要的发病因素。我们认为，浊是痰、瘀、毒的前驱阶段，浊邪内蕴妨碍津液的输布运行则会聚湿成痰，血质地浑浊运行紊乱则随之出现血瘀，病程日久，浊、痰、瘀进一步加剧以致相互胶结凝聚甚则变化为毒，最终导致各种病症的产生。

姜良铎[8]教授则在1990年代提出了“排毒解毒调补养生的理论”，从毒的角度分析，提出养生治病的渠道是有效地排出堆积在体内并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物质。毒物是存在于机体内的状态异常的物质，这些物质或者使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遭到破坏，或者对机体的脏腑器官产生某种不良的作用，而这种影响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永久的。毒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即环境毒。凡是来自于机体之外的有损于健康的物质，均属于外来之毒，如中医所提出的外感六淫邪气等；现代医学所指的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来自于环境中的大气污染、化学污染、物理污染等，皆可被称为外来之毒。另一方面是内生之毒，即由机体自身产生，但是对机体没有任何有益作用甚至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的物质，都可属于内生之毒的范畴。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渠道：一是在机体生长发育代谢过程中持续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这是内生之毒的主要来源；二是机体本身需要的多种营养物质，但由于摄入过多导致在体内发生堆积，久而转化成导致疾病发生的毒，如脂毒、糖毒等；三是机体正常分泌的某些物质改变了其本该存在的位置，从而形成对机体有所损害的毒，如反流性食管炎就是由于胃酸由胃反流至食管所致，这也是内生之毒。认为毒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排毒是防病保健的首要举措。

张鸣鹤[9]教授则强调热毒在疾病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大多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外来抗原（包括自然界的各种污染及微生物等）均可视为中医所提出的外感六淫之邪。当机体的自我修复及排毒功能无法承受外来抗原入侵时，即可视为机体脏腑功能失调，正气无法抵御邪气；随后因自身免疫系统被激活，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相当于内生之毒，久而化热，脏腑内热毒蕴结及外感六淫引动内邪，内外之邪共同作用的过程；吞噬细胞吞噬大分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肾脏将小分子抗原抗体复合物排除体外，相当于机体排毒过程；其中不能被吞噬细胞吞噬、不能经肾脏排出的分子免疫复合物则可被认为是邪蕴化火成毒；抗原抗体复合物堆积于血管之内相当于中医认为的邪气闭阻经络的过程。免疫活性细胞识别抗原，产生应答释放大量细胞因子，相当于邪郁久而化火成毒的过程；血管炎性渗出及血管肉芽肿的形成导致骨关节的损伤甚至造成脏腑受损类似于中医学中痰湿热毒相互瘀结的过程。代谢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强直畸形、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发病机制虽与自身免疫性风湿病有所不同，但在中医学中邪郁化热，与痰瘀湿浊互结，化火化毒，损伤筋骨及脏腑，亦可出现自身免疫风湿病相同的病理表现。总之，中医热毒致痹的过程贯穿于各类风湿病的始终，故治疗时当以清热解毒为主。

仝小林[10]教授团队在血浊理论提出之后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血浊是一种全新的中医病理学概念，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疾病均是血液运行与功能发生异常导致，而血浊是对其高度概括。血浊的提出成功地将中西医进行连接，让现代的实验室指标可以为中医所用，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同时弥补了西医学整体治疗及早期预防中的不足。并阐述了血浊理论在“脾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脾瘅”的名称来源于《内经》，其类似于代谢综合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可演变成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疾病，其中多有血液运行及功能异常的过程均可归于“血浊”。因此利用“血浊”理论阻止“脾瘅”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代谢性疾病的治疗有着重大意义，同时可以达到中医治未病的目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不难看出，瘀毒、热毒、毒邪、浊病、脾瘅等等学说，其最终均指向了血浊理论，故而，血浊理论是将古代诸多文献中过于抽象化的概念结合现代临床实践加以具体化，清晰化，从而使其具有明确而又可操作的临床意义[2]，是广大临床工作者的共识。

3 血浊理论的产生是疾病谱系改变的需求

疾病谱系的变化是临床医学发展的原动力。无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变革，还是中医治疗方法的发展与创新，都受疾病谱系变化的决定性影响，血浊理论的产生就是其典型表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导致人类疾病发生的原因也随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为以精神因素、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三大致病因素为主。

首先，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竞争激烈，增加了情志刺激的强度和深度，日久则气机郁滞，行而不畅，气郁伤脑，脑神紊乱而成病，气郁及血，浊气滞涩，蓄积于血，化生血浊。第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带来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频繁的社交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集中而来，如吸烟、饮酒、起居失常、暴饮暴食等，这些因素均可导致血浊的产生。第三，地球不断变暖，臭氧层破坏，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气候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剧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应的病理改变悄悄出现。时至当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新的致病因素，有害物质对大气、水质、土壤、各种生物和食物构成了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足以引起各种危害。不仅如此，环境污染还产生了许多自然界原本没有或含量很少的污染物，像各种农药、有毒金属、化学物质等，这些污染物大多有毒，从外界侵入人体，污浊血液，导致各种现代疾病的产生，已成为新的重要的致病因素[11]。

致病因素的变化导致疾病谱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疾病构成已由感染和营养不良等单因素疾病，转向机体自身代谢和调控失常为主要谱群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年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这类与生活、精神、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我们称之为“现代生活方式疾病”或“现代病”，已经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这些疾病往往是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体，互为因果导致机体多系统代谢与调控失常而发病，一旦病理状态形成，基本上都需要终生康复与治疗[12]。这些疾病有着共同的病理基础，那就是血浊，即精神因素、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致病因素污浊血液，使血液失去其清纯状态，变得浑浊或混乱以及血的循行发生障碍。

面对疾病谱系的新变化，中医学挑战与机遇并存。虽然中医传统的病因认识历史上在防治疾病和养生保健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传统基础上构建的辨证体系、形成的诊疗思想等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疾病谱系变化下的疾病治疗需求。因此，如何突破时代的局限性，抓住中医学再次发展的契机，构建基于新的病因学说的辨证方法体系，以开拓新的诊断、治疗方法，提高临床疗效，就成为时代的需要[13]。

时变法亦变，疾病谱系的变化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更好地服务临床，提高疗效，迫切需要我们找寻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而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出又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之上，吐故纳新，结合当代临床实际。作为脑血辨证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血浊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为现代疾病的诊治开拓了新的思路。

4 血浊理论的产生是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必然

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临床紧密联系，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持，共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是中医临床的总结，同时又用于指导临床，促进诊疗水平的提高。两者之间呈现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前进式发展模式，严格来讲，两者之间不能割裂，也不存在截然的学科界限。而血浊理论正是基于现代临床实践发展而来的符合中医固有规律的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医学工作者继承创新，一方面发掘整理历代医学成果，一方面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医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化、多元化和现代化的态势，突出表现在：（1）研究全方位采用了现代哲学、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原理及技术、方法。如1980年代初兴起的中医多学科研究；（2）研究在中医学各领域如生理、病理、证候、诊法、治则、药理、经络等全方位展开和发展；（3）研究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符合现代科学理论实证性特征的多种现代中医理论；（4）上述理论已有相当成熟度且有大量现代中医理论专著出版。如：《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季钟朴）、《中医免疫》（刘正才）、《中医病理研究》（匡调元）、《中医体质学说》（王琦）、《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沈自尹）、《舌诊研究》（陈泽霖）、《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危北海）、《中医药药理毒理与临床》（李广勋）、等等，这些工作无疑是中医现代化事业的最重要进展。

但是，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并未使中医学出现从自然哲学、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变，这是因为，中医学框架没有改变，其知识体系仍以经验为中心，经验是学科的代表；中医学的发展动力仍是经验的总结，新的辨证方案、新药的产生仍靠临床医生个人经验积累。之所以会出现此种状况，是因为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理论发展失去了主体性，成为经验的附属，具体表现在：把理论发展的起点和目标局限于对经验的解释；或者以经验知识体系作为取舍理论知识体系的标准，认为后者对于前者关系的本质是证实。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仍呈缓慢的经验积累型，而非理论科学的变革、加速发展型。

我们认为，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仍须重视中医的传统研究方法，立足于临床，根据疾病谱系的改变，遵循中医理论与固有的规律，运用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实现理论的创新。所以现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应建立其主体性。这种发展即：从发展的起点看，不受经验范围之限制，可启于中医经验未达之任何领域，可启于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可启于解决理论在逻辑上不完善性的需要；从发展的目标看，不受解释经验之限制，而在于更深更广地把握医学有关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超出经验范围的预测，产生超出经验范围的应用技术。故研究主题也不应限于“××证（药、治法、经络等）的机理研究”，而应多是“人体生理（病理、药理、遗传等）学研究”。在理论知识体系对于经验知识体系上，应着重在“求异”，并发挥前者对后者的判别、改造功能[14]。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从整体观念出发，综合考虑了医学、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现状，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提出了对疾病防治具有现实意义的脑血辨证理论体系，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血浊理论作为脑血辨证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框架设想和临床实践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在21世纪初的《脑血辨证》一书中正式提出，后又在相关文献中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血浊是指血液受各种因素影响，失却其清纯状态，或丧失其循行规律，影响其生理功能，因而扰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

血浊理论主要针对当今最常见的，但尚有许多没有写进教科书的诸如“现代病”“富贵病”“污染病”等进行辨证论治，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疾病，但可以与传统的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辨证与治疗方法相互补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