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摘 要：理想大学是一個十分诱人的字眼，到理想大学深造更是许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渴望。那么，什么是理想大学，怎么样选择自己心仪的理想大学，这倒是很有考究的。事实上，理想大学是多种多样的，人们的志趣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有选择符合自己兴趣和志向的理想大学，那才有助于每个人走上成功之路。

关键词：理想大学；多样性；基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理想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词汇，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理想，怀有理想并矢志不移追求的人，也一定能够走得更远。我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如果不谦虚地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担任过大学校长的人中，没有人比我更执着地励志教育改革，我做梦都在想着要创建新式的教育。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拐点，教育中左倾思想回潮，改革步伐戛然而止，扩招冒进，专科学校升格，大学合并、改名，学风浮夸，教学质量下降……霎时间，圣洁的校园被弄得乌烟瘴气，人们心中的圣殿已经坍塌，理想的大学已不复存在。对此，有人诘问：我国大学怎么啦？它们生病了，患了浮肿病、狂躁病，而且病得不轻。在人们不满的同时，又渴望自己理想的大学，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希望的理想大学呢？

一、理想大学是多种多样的

宇宙的本质在于多样性，而不在于单一性，否则世界就不复存在了。物竞天择是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的规律。正因为自然界的多样性，才使得物竞天择成为可能。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一样，有比较才能鉴别，有竞争才会有生命力。

自大学诞生，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彼此互相借鉴，相互激励，已经形成了不同模式和风格各异的理想大学。例如，在英国，有理想大学“双子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前者被公认为世界领袖的摇篮，后者拥有被称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培养了12个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大师欧内斯特·卢瑟福；在法国，有巴黎大学，它被称为中世纪大学的典范；在德国，有著名的柏林大学，它被称为是大学制度的滥觞；在美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理想大学，有“人才成长的炼狱”之称的哈佛大学，有“象牙塔”之称的普林斯顿大学，有“苦修学术孤岛”之称的芝加哥大学，有“新技术孵化器”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有创造出了诸多神话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的西南联大，在战乱极为艰苦的年代，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创造出了我国高教史上的奇迹！

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同样涌现了不少理想大学，它们都是从事各专业学术研究的理想之地。例如，在数学研究方面，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被称为是纯学术的殿堂，曾经诞生了著名的布尔巴基学派，荣获了10个菲尔兹奖，几乎占了世界获奖者的五分之一。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被称为弄潮儿的天堂；乔治华盛顿大学，被称为政治明星的福地；卡内基梅隆大学是计算机专业领域的最理想的大学，它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机器人方面名列前茅，是战胜国际象棋卡斯帕罗夫“深蓝”的原创地。如果有谁对火箭和航空机械感兴趣，那么加州理工学院就是最理想的选择，那里曾经诞生过冯·卡门航空力学学派和摩尔根遗传学派，同时这里也是钱学森的发祥之地。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里都有供攀登的巅峰，也就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依此而论，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大学，它们都有令人们羡慕的学科或专业。因此，高等教育界的人士，大可不必都要追求“大而全”，也不必都要成为“研究型”的大学。在我国大学之间互相攀比，实在是一种病态心理，一窝蜂地都要改名成大学，都要办本科，都要上博士学位点，都要成为“研究型大学”。现在，这些办学者们应当清醒了，要实事求是，从自己学校实际出发，努力使自己的学校成为同行里的状元。

理想大学与每个人的理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只有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理想大学，方可能获得成功，一味地追求时髦，或者赶浪潮，那是绝对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如果一个人对艺术设计十分感兴趣，那么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就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他喜欢时装设计，那么纽约时装学院就可以帮助他走向成功；如果他想成为未来的技术领袖，不妨尝试到硅谷的奇点大学接受熏陶，兴许能够开阔视野，为他搭建通向技术领袖之路。

二、理想大学的基石

古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塔高为146.5米，迄今已经矗立了4000多年，支撑它们屹立不坍塌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比塔身石料更坚硬的基石，它们支撑着684万吨的塔身，如果没有这些基石的承载，兴许那些金字塔早已不复存在了。

基石是一个汉语词汇，往往以它来形容庞大建筑物或摩天大楼的基础或地基。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现在使用基石的意思已经发生转移，表示一种中坚力量或核心的作用，如理论基石、思想基石、制度基石、法治基石、健康基石，等等。教育行业不同于任何物质性生产部门或是文化事业，就在于她是育人机构，人既是她的出发点，又是她的归宿。那么，支撑理想大学的基石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无条件地坚持五个理念或者精神，它们是：

1.人文精神至上

人文精神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以人文精神为理念的教育，就是人文主义教育，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人文主义教育倡导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美德、价值和力量。人文主义教育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维多利诺（Vittorino da Feltre 1378-1446）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他们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宣扬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让人的潜能最充分地得到发展和体现。基于这些理念，他们认为学校应当是自然而欢乐的地方，主张对有才华的学生实行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在500多年的时间里，人文主义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几个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教育在美国出现了现代复兴，其代表人物有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1930-1992）。他们尖锐地指出：“美国的人文主义教育不但进入，而且陷入自100年前现代大学建立以来最糟糕的危机时代。”[1]这个期间，之所以人文主义教育进入到最糟糕的时代，是因为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因此推行人文主义教育，必须排除功利、商业、广告对人文精神的干扰。

理想大学肩负着追求永恒真理的重任，必须把人文精神奉为至高无上的理念，保障受教育者的民主、自由、尊严、价值和选择权。我之所以把人文精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人文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是任何权力机构或是权威人士，都不能干预或剥夺的。大学与所有学术研究机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以育人为自己的崇高使命，而人永远是教育的中心，不尊重人性的教育，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大学。

2.崇尚独立精神

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撰写的王国维先生碑文中，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句名言，并且把它们比拟为“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高度。这就说明，它们对办学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获得我国教育界的普遍赞颂。那么，什么是独立精神呢？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之父，他认为：“大学是无条件提出真理的地方，大学的独立自由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2]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大学和大学校长拥有的独立权。美国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是处于敌对的国家。伊朗时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利用参加第62届联合国大会的机会，意欲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格不顾多方面的反对，还是邀请了内贾德去演讲。他在欢迎词中说：“总统先生，你展现了一个狭隘、残酷的独裁者所拥有的一切特征。”[3]他的讲话，获得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事后，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回应说：“内贾德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台上，说明了美国的伟大。” 这就是一个理想大学校长的自主权，他既不要请示政府批准，也不顾反对意见，可以邀请敌对国家总统讲话，充分展示了理想大学的独立和宽容的风度。这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3.保障学术自由

英国约翰·密尔（John Mill，1806-1873）是自学成才的著名哲学家，于1869年出版的《论自由》一书，使他名声显赫。什么是自由？在书中他写道：“人类应当有自由去形成意见并无保留地发表意见，这所以成为必要的理由。”[4]自由对于教育无比重要，正如密尔所说：“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它毋宁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从各个方面发展起来。”[5]

以自由为理念的教育堪称为自由教育，它是自由人所受的教育，其主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让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自由教育的目的是以理性来指导人的个性发展，让受教育者获得智慧、心灵、道德、身体和谐的发展。理想大学必须绝对地保障学术自由，因为“天才只能在自由空气里自由呼吸”，惟有自由才能发挥首创性，才能无后顾之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理想大学的师生，有权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研究课题，有权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同时，对任何权威的学术观点有质疑权和评判权。因此，任何对自由教育的干预和限制，都是对科学精神的扼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自由才是奇迹之源！”这是他总结美国崛起而获得的启示。这条经验对于创办理想大学至关重要，如果有谁企图剥夺人们的自由，那就休想建成理想大学，这是肯定无疑的真理。

4.以学术为志业

人各有志，也各有所求，每個人都是在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中获得乐趣和满足感。那么，追求理想大学的人，他们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理想目标呢？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经发表了“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说，对于这样的人他作了精辟的描绘。他指出：“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前悠悠千年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6]

古往今来，凡是追求永恒真理的人，大多是追求学术的“痴迷”，否则他们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美国物理学家费曼（R.P.Feynman，1918-1988）是爱因斯坦和波尔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曾经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他的研究观与众不同。他说：“我研究物理学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获奖，而是因为好玩，是为了一种纯粹发现的乐趣。”[7]正是这种无意渴求而终究得的淡然情怀，他发现了费曼图、费曼规则、费曼传播子、费曼振幅和重正化计算方法，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中国学者中，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第一人，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留学东西洋10多所大学，精通12种文字，却没有获得一个学位，以至于他最后正式的学历还是吴淞复旦公学（仅相当于中学）。他留学是为了读书，而不是为了获取文凭，因而他博得了“读书的种子”的美誉。他治学严谨，学贯中西，是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为一身、百年未遇的真正的奇才。人们崇敬他，怀念他，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愤懑的原因也在于此。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理想主义者们前行！

5.不竭的创造之源

理想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她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是力量的源泉，是前进的动力，是救赎地球免于毁灭唯一的希望。理想大学应当是心怀理想的学习者们的大学，而理想的消失就像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指出的：“理想的消失可悲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遭受了挫折。从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8]

因此，理想大学必须彻底改革传统大学的教学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代替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智慧代替传授知识，以对话和讨论代替讲说章句的灌输教学。我认为，理想大学有必要进行一次“教育复兴”运动，借鉴古代学园和中国书院的教育模式，使理想大学成为精英荟萃之所，钻研学问之地，不竭的创造之源。

什么是创造？创造与创新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凡人们做出第一、首先或是旷古绝伦的成就，都是属于创造；而后者是从旧到新的过程，如改良、改革、刷新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们迄今所享受的一切物质文明，都是因为创造性劳动而获得的。同样的，人类的自我救赎和美好的未来也必须依赖于创造。

怎样使理想大学成为不竭的创造之源呢？俗话说：石本无火，相击方显灵光；水尚无华，相荡方现涟漪。同样的，人的大脑需要相互“碰撞”，思想需要互相激励，这样才能产生创造性的灵感。因此，理想大学要营建最宽松的学术环境，把一批最有理想的优秀青年人聚集在一起，消除他们一切后顾之忧，让他们心无旁骛地钻研最富有颠覆性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让他们的创造力相互砥砺，产生让他们终生受益的智慧。

三、我心中的理想大学

我并非是聪颖过人，而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挚爱教育的改革者。热爱教育是一个美妙的字眼，很多人都可以说自己是热爱教育的，但真正做到热爱教育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60年了，期间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和波折，但我痴心不改，一往深情地挚爱教育。我今年已有八十又五，至今依然还在研究教育，呼吁教育改革，撰写教育论著。什么样的人方能称得上热爱教育呢？我认为，只有如饥似渴地学习教育学，朝思暮想教育问题，千方百计地解决教育问题，无论是健康或生病，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无论是富有或贫穷，都不改钟情教育的初心。我甚至极而言之，要像对待宗教一样信仰她，要像对待情人一样去拥抱她，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呵护她。这是一个极境，也是一种理想，我距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但余生将不懈地去追求，直至生命结束为止。

我之所以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目的就是渴望创办理想的教育，自然也有自己心中的理想大学。我的理想大学就是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的象牙之塔或者像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那样的纯学术圣殿。我喜欢那些看似无用的纯科学研究，从中获得智力思考的乐趣或者是发现的娱乐。如今那些实用的技术，究其根源，都是从那些看似无用的科学中开发出来的，如原子核分裂、麦克斯韦尔方程式、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基因，等等。

我最欣赏的理想大学环境是，像宋朝诗人晏殊在《蝶恋花》所形容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西风扫落叶的寒冬，进入孤零零的高楼，而且遥望无边际的天涯路，这该是何等的情怀呀！是清心寡欲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是心无旁骛地追求真理的理想。理想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的“高楼”，亦即象牙之塔。为此，理想大学必须远离功利的诱惑，拒绝一切评比、评奖、排名和商业对学术的侵袭，排除各种广告对学术研究的干扰。

理想大学应当是科学天才们的乐园，也是痴迷科学人的栖息之地，他们在这里无忧无虑地思考、研究和创造，并获得他们的乐趣。阿特尔·赛尔伯格（Atle Selberg，1917-2007）是一名挪威裔美国数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奥斯陆大学被战争的硝烟笼罩，已经成为一座孤岛，连研究所需要的数学刊物都无法送到，生活也极其艰难，但赛尔伯格并不在乎，他表示：“我好像处在监狱里，与世界隔绝了，坚持一个人战斗。这使得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想法上，而不会因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而分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那种情形对我的研究有许多有利的方面。”正是在这座孤岛中，他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以至于战后玻尔戏谑地说：“战时欧洲的数学新闻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赛尔伯格。”由于他的成果如此显著，实至名归地获得了1950年的菲尔兹奖。[9]

在科学攀登的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像赛尔伯格这样的科学家实在是不少，如美国数学家列文森、康瑞；中国数学家陈景润；法国数学家格罗腾迪克、哈达玛；比利时数学家普森；丹麦数学家玻尔；英国数学家哈代；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和沃沃斯基。数学有什么用？人们不知道，但是到处都有数学，人们也离不开数学，学校的学生们都必须学习数学，这一切都是因为数学是思维科学，不懂数学就无从思考，而思考是从事各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数学家们为了证明费马大定理耗费了三个半世纪，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用了两个半世纪，而证明黎曼猜想只有一个半世纪，而且离完全证明还差得很远。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现在的数学家只能求证几个世纪以前数学家提出的猜想，而今天的数学家却提不出供数学界猜想的题目？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的天才少了，数学家们缺少极为深远的想象力。这就启示我们，理想大学必须承担起造就未来极富有想象力的各学科领域里的人才，千方百计地鼓励他们从事原创性的研究。众所周知，探寻真理需要离群索居，心无二用，清心寡欲。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极为专注，不许别人打扰，甚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性格和行为怪癖。因此，对待这些学痴们，必须营造宽松的环境，以宽厚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允许他们失败，支持他们不断地尝试，只要他们竭尽所能，就不必苛求他们，科学探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理想大学也应该承担这些代价。

我心中的理想大学，就是由这些科学痴迷者或创新狂组成的大学。有时候，他们是无名英雄，但我要向他们致敬。我们应当相信，理想者们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既然有理想者能够想得到，那么就一定会有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正是因为有这样前赴后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把历史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施晓光.20世纪美国人文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进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4（8）.

[2]甘阳.德国思想家德里达论大学[N].新京报，2004-10-12.

[3]伊朗总统在美国大学遭“围攻”[N].中国青年报，2007-09-29.

[4][5][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9，63.

[6][德]馬克斯·韦伯，著.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4.

[7][美]费曼，著.发现的乐趣[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5.

[8][英]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著.教育的目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2.

[9]卢昌海.素数之魂[N].南方周末，2012-03-08.

（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