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从符号学来说是一个话语事件，研究其话语特征和话语建构路径有利于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矛盾化解。本研究以“寒门博士之死”事件为例，结合高校网络公共事件话语的网络性、公共性和对话性特征，分析高校、媒体、公众三方传播主体的话语情况，提出高校化解危机的三大话语建构路径：遵循对话的逻辑基础，实现“视域融合”；发掘元事件的网络舆情源头，满足公众知情诉求；积极与媒体话语沟通，形成舆论联动效应。

关键词：高校；网络公共事件；话语特征；话语建构

网络环境重塑了公共话语空间，使公共话语的参与主体、对话内容和对话空间得到较大扩展，公众因网络赋权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爆发后，公众意见在某一时间段内急剧增多，几经发酵形成网络舆论，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水军”成为引导公众意见的重要力量，加快了话语建构进程。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传播环境，本研究以 “寒门博士之死”事件为个案，尝试从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中高校、媒体和公众的三方主体出发，逐一分析他们开展意见传播与舆论引导的话语特征，希图探索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建构策略。

一、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概念与话语特征

（一）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概念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近几年频发，比如，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河北大学“我爸是李刚”事件、东北大学“李文星误入传销身亡”事件、南昌大学“副教授性侵学生”事件等等，高校网络公共事件借助网络平台生成舆论成为年度的社会热点事件。

与“网络公共事件”比较接近的概念有“新媒体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事件”等等，目前对“网络公共事件”还没有统一定义。学者李红认为：“网络公共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话语事件或是符号事件，并且通过网络这一综合平台实现了各种符号活动的互动和竞争，弱势群体也获得强大的赋权能力，这是前网络社会不可能做到的，这也为对其进行符号学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该定义是将网络公共事件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因本研究角度与该定义切入点具有近似性，可借用该定义来解释“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概念。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主要是指发生在高校内或者与高校有关的公共事件，经过网络传播后形成一个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话语事件或符号事件，参与话语实践的各方主体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各种符号活动的互动和竞争。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主要是由以大学生、高校教师及管理者为主的高校方，以网络和传统媒体为主的媒体方以及社会公众方这三方组成，有时高校方的师生个体会成为社会公众方的组成部分。同时，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类型也具有多样性，主要涵盖了公共卫生事件、教育教学事件、校园治安事件、社会参与事件、网络安全事件、就职就业事件、校园暴力事件、心理异常事件以及伦理缺失事件等等。

（二）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特征

依据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概念及其多样性特点，可延展出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具备网络性、公共性和对话性三个特征。

1.网络性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是通过连接和重组的网络各节点传播的公共事件，網络体现出它的新型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个网络并不单指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互联网络点，还包括人文社科学中的网络指向。“新旧媒体因此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而是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体生态体系（enlarged media ecology）”，[2]因此，它不是独立存在的网络布局，还包括与传统媒体互动影响的一种动态结构，此时要充分考虑媒体生态圈中的各种媒体影响力，网络只是一个综合性的媒体平台，高校公共事件的各方力量在这个平台上汇聚整合各种信息渠道，每个符号主体通过网络平台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和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开展话语符号的互动和竞争。

高校作为国家学术科研能力提升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地，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是神圣和崇高的，每当高校爆发公共事件时易引发广泛社会力量的质疑和讨论。“在我们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3]高校网络公共事件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等特征实现了公共事件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作为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主体意识性强以及网络热点参与度高等特点，往往会使事件持续发酵[4]，这要求高校相关部门需及时、全面地澄清事实，公布事件处理结果，以正确引导舆论。

2.公共性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是与其相关的高校、媒体和公众三方主体通过网络平台开展公共性的话语实践活动，这三方主体在网络平台上得到较好的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并通过自我呈现方式展现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中各种组织和团体往往把合法律性作为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相互之间也只是一种利益博弈和妥协，并没有事先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彼此之间具有“各自的解释世界的语法”。[5]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中，高校、媒体和公众始终围绕高校所发生的公共事件开展公共话语议题的讨论和争辩，三者作为各自的个体不仅在表达自我的实际性问题，也表达与自我相关度不高的伦理道德问题，期望舆论场域的吸引力往自我的诉求方向倾斜，并通过舆论场的争夺让网络公共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3.对话性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主要是通过各方主体对话和协商进行沟通和争论。杨国斌认为：“网络事件的核心是话语。在网络事件中，话语就是行动。没有话语，就没有网络事件。因此，如果不能揭示话语在网络事件中的力量，就不能充分阐释网络事件的动因和影响。”[6]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是以高校公共事件为引爆点开始的符号事件和话语事件，体现了高校、媒体、公众的交叉对话和意图维护以及三者之间的对话博弈，这种对话性对三者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心理特征和文化模式等进行重构。巴赫金认为，“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7]，这说明对话性具有互动性和发展性。

事实上，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三方主体除了个别个体直接接触外，大多数个体是没有机会进行直接交流沟通的，主体之间的沟通主要是在网络平台上以文本形式进行对话，这些文本承载着对话主体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利益。当然，对文本的解读是可以多个版本，对不同文本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内涵，对话主体之间需要不断地沟通和回应，才能通过对话实现协商解决问题。

二、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高校、媒体、公众的话语分析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与广大民众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较大程度上会给高校及其师生带来不良影响，甚至造成社会、家庭及学生在较长时间内为之惶恐的“蝴蝶效应”，引发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在网络公共空间蔓延，导致网络舆情此起彼伏。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为观测平台来研究高校网络公共事件舆情，分析高校、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话语情况。

选择新浪微博作为观测平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新浪微博传播门槛较低，参与人数较多，是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主要讨论平台；二是新浪微博信息发布字数较少，文字与图片、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可使信息较快传播；三是新浪微博粉丝关注、热搜及转发、评论等功能具有较强互动性和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独特优势。对此，在新浪微博的高级搜索功能中以“高校事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中有关“高校师生关系”的话题讨论占据微博数量首位，其中涉及性侵、干预学生生活、压榨学生为廉价劳动力等事件频发，高校师生关系成为当下社会舆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因此，本研究以2017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宝德（以下简称“杨”）自杀事件为例进行内容与文本分析，以此探索高校、媒体和公众的话语互动与争夺情况。

（一）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

2017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寒门博士之死》的文章，以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表达视角，以讲故事的形式对该事件做了较为详尽、全面等报道，此后不少媒体开展了跟风报道。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主要运用了三种表达策略来调动公众情绪，促使舆论升温。

1.标签化。标签化是媒体报道最为突出的表达策略。标签是指将某一群体进行归类和定型，近年来随着舆论转向变化，弱势群体的标签往往更具有煽情性。从标题“寒门”，以及经济标签（“父母在外地打杂工”“家里负担重”）和地域标签（“农村”）将杨的“寒门学子”身份得以建构。

2.道德化。着重运用话语表达出杨“虽然出身寒门，但是勤奋刻苦”的意义框定，具体表达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活节俭，比如“从读大学起，除了学费外，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选择了一所免除学杂费的私立学校”等；第二类是勤奋刻苦，如“和女友在图书馆约会”“硕士两年，共发表了三篇论文”等；第三类是憨厚老实，如“能帮的基本上都帮”、“很靠谱”等。

3.伦理化。报道多处话语表达家庭伦理亲情，通过刻画杨与女友、与父母的关系互动塑造出完整的个体身份，将表达亲情、爱情的内容符号融入故事中引发受众同感。同时，媒体报道的大量细节刻画出导师与杨的“仆役”关系，比如杨为导师陪吃饭、挡酒及打扫卫生、做家务等等，表达这是造成杨抑郁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媒体报道主要使用演繹化和戏剧化的铺陈表达手法，并不直接显露表达动机或价值倾向，以情感动员式的文学话语表达来感染受众深层次情绪。媒体报道看似对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陈述，实则是对有关高校问责式的诘问，助推了公众质疑点向多极化发展。

（二）公众意见的话语分析

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和网络传播后引起广泛热议，成为网络公共事件。为了便于搜集公众意见，本研究从媒体报道内容中析出“博士自杀”“杨宝德”“博士之死 ”三个关键词进行微博检索，检索时间节点设为该事件信息传播较为密集的2017年1月17日至2017年1月31日时间段内，共获取微博4875条，并对所获取微博进行随机抽样，抽样间距为15，最终确立了325条微博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样本微博的内容分析发现，公众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维度（见表1）。一是由自杀行为对个体心理素质的质疑，比如“有什么事非得自杀才能解决吗”、“自视甚高”，如数个大V转载“生活比你想象的难得多”的帖子以及对博士群体生活压力的关注。二是导师对学生的掌控权过大的质疑，比如将导师权力形容为“脱缰之马”，认为导师没有权力指使学生为自己办事。三是指向师生关系本身的讨论，一方认为在目前大多数高校里师生关系已沦为雇佣关系，而另一方则认为学生为老师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足挂齿，主要在于学生应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四是反思当前国家教育体制弊端，认为杨的悲剧是体制的牺牲品，应积极进行教育改革。

从表1可以看出，公众意见的内容虽然多元，但是指向却非常明确。根据表1的统计，指向师生关系的最多，有165条；指向导师掌控权的次之，有93条；指向杨个体的有45条；指向教育体制的最少，有22条。在情感倾向方面，除了对杨偏向正面之外，其余主要偏向负面，其中师生关系的负面情绪最为集中。

公众意见传播中还存在三位主要的意见领袖，一是杨的女朋友，认为导师对自杀事件应负70%的责任，包括对学校声明中的处理结果不满等；二是自称是杨的导师周某对该事件的辩解，将事件根本原因归咎于畸形教育制度，但由于其出处并不明确，不能确定实为周姓导师所言；三是女作家六六传播的“到底是个农村娃，自视甚高”“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等言论，舆论一时哗然，除指责六六的言论带有明显歧视和价值观扭曲之外，还引发了正常师生关系的广泛讨论，更有《新京报》发文《西安交大博士之死：“伺候老师应不应当”就是个伪问题》。

（三）高校回应的话语分析

“寒门博士之死”事件报道后的第三天，涉事高校对事件相关细节及处理结果进行了回应，涉及对所披露内容的核实、对周姓导师的处理结果、杨遗体的寻找工作、家属的安抚工作、换导师及博转硕的相关规定以及该事件中所产生的后果的反思等（见表2），集中回应了公众意见中存在质疑的导师控制权、师生关系及教育体制的三大方面。

1.回应导师控制权的质疑。公众对周姓导师个人和涉事高校在导师控制权上均存在质疑，表现在为什么让学生陪喝酒和干涉学生私生活以及学校对导师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机制乏力等方面。涉事高校就导师让杨做家务等情况进行了核实，以“说话比较随意”回应干涉学生私生活，以今后“严格教师队伍管理，开展师风师德教育”对学校监管不力进行回应。

2.回应师生关系的质疑。公众关注最多的是当前高校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仆役”关系是否普遍存在？学生对导师具有较强依附性的根本原因在哪？导师与学生关系的边界在哪？这些都是更为宏观和更深层次的问题，高校回应中并没有对此具体答复。

3.回应教育制度的质疑。媒体报道让公众认知到造成寒门博士自杀悲剧的直接原因在于其导师“奴役”，并质疑高校学生更换导师的门槛能否低一点。涉事高校以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的具体规定给予了明确答复，并表示今后将调整改变“注重培养学习能力而不培养心理素质”的工作状态。针对当前高校“教育功利化”现状却未有回复，当然，这并不仅仅是高校单方面责任，社会、家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建构路径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言语行为”的力量不是来自言语之内，而是来自言语之外的授权、象征资本积累和权威[8]。“寒门博士之死”事件围绕杨宝德之死的事件进行意义建构，事件的意义不存在于事件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高校、媒体和公众的相应关系之中，他们通过相互的话语和符号关联，彰显出事件背后的真正意义。反观该事件发生后高校、媒体和公众的话语表达，高校在开展高校网络公共事件话语建构工作时应注重三点。

（一）遵循对话的逻辑基础，实现“视域融合”

对话是一个“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过程。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9]。高校开展网络公共事件话语建构工作要遵循对话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基础就是高校、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要遵循对话的程序性规则，将彼此作为适格的主体，处理好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逐渐实现“视域融合”。[10]

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对话主体是公众，他们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狂欢式表达和质疑事件各种细节和逻辑，公众的信息源往往成为媒体报道的由头，高校回应也常常出现“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等对话开篇语，其目的在于将公众作为适格的主体，区分于主体与他者以及自我的關系，运用倾斜性的观点和理念来达到移情作用和“视域融合”目的。

（二）发掘元事件的网络舆情源头，满足公众知情诉求

“寒门博士之死”报道中所涉及内容是元事件，即引发舆情的原初事件，它指涉公众对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适时反映。同时，以往同类事件中所累积的情绪观点、心理定势及标签化思维等与元事件的适时反映相勾连，造成多元化舆情的发展。可见，元事件以及公众所积累的情绪是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源头。

公众常借助网络表达行使权利，这是一种较为重要的话语表达形式。作为社会安全阀的公众网络表达，可不断释放社会压力和弱化社会冲突，将存在于现实情境中的社会冲突转化成网络冲突，减少现实冲突的负面社会影响。[11]公众舆情往往指向高校方，且尤以负面意见居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高校舆情回应不力，包括避重就轻、核心信息缺失、沟通技巧缺乏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的信息和价值等基本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寒门博士之死”事件中公众最关注的问题是师生关系问题，高校方并未给出回复，公众的话语表达和意义框定与高校话语建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成为催生舆情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高校网络公共事件对于公众而言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而是代表整个高校体制内部的问题。[12]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公众意见多元化、变异化已成为常态，甚至还会伴有谣言的肆虐，高校应高度重视媒体报道与公众意见的核心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满足公众知情权和正确引导舆论，还有利于高校有关部门更深刻地观测社会心态并检视自身工作。

（三）积极与媒体话语沟通，形成舆论联动效应

网络所具有的“自我赋权”重塑了公共话语空间，新型传播生态和多元舆论格局逐渐成型。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发展主要经历了事件突发被披露→事件迅速标签化→爆炸式传播事件公共化→新旧媒体联动推动舆论压力→舆论消散等阶段。在当前话语体系下，公众的主要关注点大多是从媒体报道信息发展而来，并依托网络的发酵环境呈现多元化态势，导致公众利用媒体将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的舆论推向高潮。

类似“寒门博士之死”事件的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是一种话语事件，三方主体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特定意向，这个话语过程并不是对事件客体本身的简单映现，而是高校、媒体和公众各自话语斗争、妥协和协商的过程。在这个话语对弈过程中，网络成为以事件本身为核心的各种信息传播“场域”，传播主体高校、媒体与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互动与博弈。因此，应对高校网络公共事件时，高校方应紧扣舆论发展规律，分析每个阶段的社会心态，积极主动并迅速地与媒体进行沟通，回应媒体追问和公众质疑以及共同形成的网络舆情，促使高校能借助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形成舆论联动效应，在更广泛范围内为公众答疑解惑并达成共识和认同，促使高校网络公共事件矛盾消解。

参考文献：

[1]李红.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4.

[2]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9）：12.

[3][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4]邢文雪.自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14.

[5][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30.

[6]杨国斌.情感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5.

[7]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35.

[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M].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6.

[9][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4.

[10]李红.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76.

[11]钟之静.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公众修辞行为的传播语境与框架建构[J].新闻界，2016（5）：12.

[12]陈建华，等.移动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创新机制及应对策略[J].情报科学，2017（6）：58.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