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晴

去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那个早晨，父亲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您好，请问您是陈顺昌的表哥吗？”是商务性的没有温度的语调。父亲用力吸一下鼻子，简短而粗暴地回答道：“不是！”随即挂断电话，把手机扔回原位，走出房门，去修理被猪拱坏的猪圈。

大约过了两分钟，手机铃声又响了，聒噪的铃声盖过窗外雪粒子砸在枯树叶上的沙沙声，占领整个声音的世界，房子里充斥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热闹。为了阻断这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拿起刚才父亲扔下的手机，扯着充满怒气的嗓门吼了一声：“喂！”我们家的人，永远都是怒气冲天的。

打电话的人没有重复前面的问题，直接说：“陈顺昌死了。”

母亲睁圆眼睛，半是惊讶半是疑惑：“什么！死了？”对方慢条斯理地说：“他手机通讯录上只有一个联系人，名称是‘表哥，我们只好拨打这个电话号码，通知他家属……”

母亲急忙打断他的话：“我们不是他家属。”她已经从刚才的混沌中清醒过来。母亲总能准确地嗅到麻烦的气息，并将之挡在门外。以前接到关于表叔的电话，多数时候是他喝酒醉了，歪倒在某条臭水沟里了，路过的好心人搜出他的手机，打电话给通讯录上的“表哥”。有时候，他醉得跟死人一样。

电话那边的人顿了一下，用一声干咳缓解尴尬，继续字正腔圆地说：“根据国家规定，工人死在工地上我们要赔偿六十万，这需要家属来领取，麻烦您通知一下他家人……”

“六十万！”母亲举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嘴唇也在发抖，“啊，听清楚了，陈顺昌的确是我男人的表弟，他没结过婚，上无老下无小，只有我们是他亲人……”母亲一口气说完死者的情况，为了掩饰自己无意间显露出来的欢快语调，她放慢说话的速度，做出哭腔：“唉，可怜的表弟……”为配合语言，她还举起袖子，轻轻擦拭一下眼角，就像与她通话的人能看到这动作似的。

打电话的人没有耐心倾听她的哀伤，干脆麻利地安排了接下来家属要做的事：认领尸体，安葬死者，领取六十万。他语言流畅，条理清晰，同时还暗示，做了前两件事后，才有权利做第三件事。

挂电话的时候，母亲用笨拙的普通话说了一句：“再见。”她大口呼吸，双手紧紧握住手机。彻底缓过神后，母亲急忙跑出房门，去喊正在修猪圈的父亲。“六十万，六十万啊，你表弟六十万。”母亲挤压着激动的嗓音，满面红光。父亲阴沉着脸，一心一意用力敲打木板，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话。母亲加大声音说：“六十万！六十万！你表弟死了，老板赔偿六十万。”父亲终于停下手里的活。

母亲把手机递上去：“从黑龙江打来的电话。”父亲偏着头，狐疑地看着激动得发抖的母亲。这么大的事应该由男人来交涉，父亲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对方又把表叔意外死亡这件事复述了一遍。电话那头的人千叮万嘱，要尽快去认领尸体。父亲克制住喜悦，一律用“好”回应，配合着点头的动作。

这个电话就像一颗深水炸弹，投进我们死水般的生活，我们在绚丽的波纹里看到了另一个未来。六十万块钱，可以做很多以前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父亲面对窗子，一边拍落肩上的雪一边幻想：“六十万，可以建一座新房子，三层楼那种。还可以买一辆车，开起来可以把泥潭里的污水溅飞起来的那种……”母亲打断他的话：“只想着你被别人的车溅一身泥那些破事，也不想想儿子的终身大事，第一件事就应该给他娶媳妇。”父亲收回目光，斜视母亲：“女人家就没有长远的眼光，你想想，建了新房，买了车，哪个姑娘还看不上我们家亮儿？”他们脸上常年堆积着的怨气早已烟消云散。

父亲决定带上我去给表叔收尸。我从未出过远门，父亲说我可以借此机会出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識，反正以后我们有的是钱，不在乎那点车费。我们第二天就启程去北方，几乎是迫不及待。

火车越往北开雪下得越大，雪掩盖了地面上的丑陋，透过车窗望出去，满世界的洁白。在车上，父亲一改往日在人群中的冷漠，变得热情起来，他主动与前后左右的乘客搭讪：“你是北方人啊？回家过年啊？”若别人回应了他，他会接着说：“我是南方人，去北方办一件事。”他在“一件事”上放慢语速，等着别人问他这件事是什么事，但是那群陌生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只顾着嗑瓜子。父亲只好把身体摆正，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雪，挤着嗓音哼唱看电视剧《红楼梦》时记下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我记得表叔也喜欢唱这首词，冬天的早晨，他披着厚重的破棉衣从只放得下一张小木床的阁楼上走下来，立在院角的茅厕边，一边撒尿一边用冷得发抖的声音唱道：“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表叔每次都会忘记其中的一两句，他固执地站在茅厕里，死死盯着面前的那面脏兮兮的红砖墙，竭力回想遗漏的词句，仿佛它们就嵌在墙里，看久了自然会显现出来。背不完整歌词，表叔就不走出茅厕，直到去上茅厕的邻居把他喊出来。

那时，表叔已经没有了家。

表叔常年在外漂泊不归家，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回来。尸体长久没有埋葬，腐烂变臭，同村的人无法忍受，便合伙把逝者埋了，同时，埋人的那群人理所当然地把表叔家的田地也分了。路过他们村的人，回来说表叔家房子上长满了野草，蛇群在墙缝里穿梭。没有了土地和家的表叔，回乡只能待在我们家，等待下次漂泊的时机——多数时候是和同乡的人去很远的地方打工。

有几个冬天，表叔住在我家的阁楼上。他不在的时候，那里是老鼠的天堂。他曾给一群围在火炉边的小孩讲：“昨晚，有一只大老鼠来咬我耳朵，我一把捏死了它……”随即做出捏老鼠的动作，像英雄一样演示如何杀死一只怪兽。在我们看来，敢与老鼠同睡的表叔是一个英雄。

村里的人说起表叔时，总免不了要提起“孤佬”这个词。前几天，邻居张大婶还和母亲说：“这几年，那个孤佬没来你们家过冬了啊？”

“孤佬”是指无妻无子的大龄男人，表叔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符合这个定义。“孤佬”有时候也是骂人的恶毒词语，意思是诅咒一个男人断子绝孙，孤苦终生。另一个恶毒程度稍弱一点的词语是“和尚”，骂一个男人“和尚”，是诅咒他以后像和尚一样没有后代。似乎这世上的男人，除了和尚，都必须传宗接代。表叔不是和尚，他没有“断子绝孙”的理由，便成了“孤佬”。

当“孤佬”是一个骂人的词语，它就是一个骂人者发泄怨气的词。当“孤佬”成为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将面对的是世俗的凄凉人生。就论“孤佬”这一点，表叔早就被人们归入最失败、最可怜、最没有未来的一类人了。这是一类遭人鄙视、同情、排斥的人，是异类。

母亲总拿表叔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我：“亮儿啊，你要争点气，别看到姑娘就羞红脸，若娶不到媳妇儿，你就会跟你那孤佬表叔一样。”若我对母亲的唠叨稍显不耐烦，她就立刻拉下脸，加大音量说：“二十四岁了还没娶媳妇，你自己不嫌丢脸，我和你爸在村里还抬不起头呢，你看看，张婶家的幺儿十九岁都当爸了……”在外人面前，他们把我没娶到媳妇儿的原因归结到我的性格上，“太害羞，在姑娘们面前害羞得比姑娘还像姑娘。”母亲常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埋怨道。私底下，他们也承认，我们家太穷，所以没有姑娘愿意做他们的儿媳妇。现在，他们相信，钱可以弥补我性格上的缺陷，不，弥补一切缺陷。六十万，足以使他们的儿子摆脱“孤佬”的命运。

在不安适的睡眠中，我总处在梦与现实的交界处。在父亲唱词的声音中，我只听出“六十万”这个数字，我甚至看到数字“6”拖着一长串“0”在车厢里漂浮，它们从父亲的嘴里钻出来的，像一条条蠕动的虫。我心底涌起一阵恶心，把中午吃进去的泡面全吐了出来。父亲说：“坐个火车你也晕车，如果以后坐飞机那还不晕死，真没出息。”依托着“六十万”这个数字，他似乎还设想过坐飞机的情景。

在火车上浑浊的空气里憋闷了四十多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叫“安达”的车站下车。那时已是傍晚，走出车站后我们迷失在人群中，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父亲像是安慰我，也像是安慰自己，低声说：“会有人来接我们。”他不断扫视隐没在灰色背景里的人群，试图在某个人的脸上搜寻出某种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在车上待久了，人的反应也迟钝了，在车站外面张望了许久，父亲才想起打电话，电话里的人说过，到“安达”车站后打电话给他。父亲把右手伸进左胸口处层层叠叠的衣服里，费力地从最里层那件衣服的口袋里搜出手机——他总担心手机被偷，正要打电话，一辆暗灰色的面包车突然停在我们面前，车里的人摇下沾着污雪的车窗，伸出半个脑袋，大声说：“你们是陈顺昌的亲人吧？”父亲忙点头：“是是是。”

“上车，走！”司机用力往右侧摆一下头，示意我们上车，仿佛我们是他的熟人。

我们坐在后排，只看得到司机黝黑的侧脸，他沉默着开车，也不说要带我们去哪里。父亲可能觉得有必要打破这尴尬的氛围，窸窸窣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从司机的肩膀上递过去一支烟：“兄弟吸烟么？”父亲教过我，递烟是男人社交的一部分。司机慢悠悠地从方向盘上抽离左手，食指与中指呈剪刀的形状，伸过来夹烟，父亲忙不迭地给他点燃。

密闭的车里装满了司机吐出来的烟雾，烟从他的嘴里冒出，话也随着吐出来了，他说：“以前我来车站接人，只要他们一走出车站我就认得出我要接的人是谁。失去亲人的人，即便努力压抑着情绪，我也看得出他们脸上的哀痛。”他猛吸一口烟，以夸耀的语气接着说，“这是一种辨别能力。”他往后歪了一下头，拉长语调说：“我今天来接你们，看了半天才认出来，看到你们东张西望像在找人，我才试着问一下。”

父亲稍稍把身体往前倾斜：“嗯，我正准备打电话呢。”让人家久等，他好像有点愧疚。不知道父亲是否听出了司机话里的意思，我们身上缺少了“哀痛”的印记，所以他才没有立刻认出我们。

除了我们即将去认领的尸体，表叔在这世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起过表叔，五年来，他没有在村里露过面。当然，没有人会关心他去了哪里，就算他几十年不露面，也没人会想起世界上还有这个人，还有这个现在我们称之为“亲人”的人。

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消失三年的表叔出现在我们家，他长久地坐在窗子边的板凳上，背朝窗子，面部背光，像一个黑影，我们看不清他的表情。晚上，他坐在炉火边给我们讲他的经历：“……起初，我去新疆种棉花……你们不知道，新疆那些土地好宽阔，不像我们这些山丘。我们给棉花除草，一天还除不完一垄，那棉花地啊，一眼望不到头……”他用许多语言向我们这些困在山的夹缝中的人描述新疆的宽阔。人们对新疆宽阔的棉花地不感兴趣，只想知道种棉花能挣多少钱。一提到钱，表叔讲话的热情就慢慢冷却了，他低头假装给火添柴：“哎，一天还挣不到八十块。”

在新疆挣不到钱，表叔去山西挖煤。“挖煤工资高啊，一天能挣到一百多，但是挖了半个月我就不敢接着挖了。”他停下来，环视众人的反应，等着那句意料中的“为什么”。他讲故事时希望有人问为什么，这样他见多识广的优势才能更好体现。“有一天，我手臂被一块掉落的煤块砸伤了，我出来处理伤口。我在棚屋里，伤口都还没包扎好就听到外面一阵喧闹，有人大吼‘塌方了，塌方了，我捂住伤口跑出来看……我刚离开的那煤井已经被四面塌陷的泥土和石块封住了，我的同伴全被埋在里面了，有几个是和我一起从新疆转去的。”为了表示他讲的故事是真实的，他挽起袖子，对着火光让我们看他手臂上的伤痕。说起死去的同伴，表叔笑容僵着，脸上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哀伤。而后，他立刻深呼一口气，双手拍一下大腿，高声说：“我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

表叔叙述他吃过的苦以及恐惧时，总是轻描淡写，就像那些辛酸和恐惧是别人的经历。他知道，他的不幸，只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滋养人们空虚生活的笑料，甚至有人会把他的不幸，归结到他的“孤佬”身份上。就算他死在千里之外的山西，也不会有人同情和感到悲伤。他没有向他提供同情和悲伤的妻儿。大概是为了避谈那些苦痛，表叔着重描述的是棉花地的宽阔，以及路上看到的风景。他就像是一个从远方旅游回来的人，与人们分享一路的见闻。

当晚，司机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冷冷清清的旅馆。第二天司机又开着那辆暗灰色面包車来接我们去工地，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戴银色边框眼镜的平头青年，青年没有像我们这样裹着臃肿的棉衣，他穿的是一套笔挺的淡灰色西装，白色的领带跟雪融为一体，穿那样薄的衣裳，在那样寒冷的天气下也不见他哆嗦一下。青年挺着单薄的胸膛，腋下紧紧夹着一个黑皮公文包，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仔细打量我们。

父亲稍微弯着腰，笑着走向青年，还没走近，他就伸出半握的双手，像是要去捉面前的一只鸡。青年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几秒才把右腋下的公文包转移到左腋下，伸出右手与父亲伸过去的双手相握，父亲粗糙的双手握着青年雪白的手套，显得极其粗糙丑陋。过了好几秒，父亲才松开青年的手，他还向我招手，示意我也去跟青年握手，我不自然地伸手去碰了碰那双温暖的白手套。这样的情景，我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行为，父亲可能也是从电视上学来的。过后，父亲教育我，遇到这种体面的人，就要主动去握手。父亲曾经也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人，成为这种人的前提当然是上大学，可惜我上完初中就离开了这条走向“体面”的路。

“你们就是陈顺昌的家属？”青年问道。父亲忙点头：“是是是，我是他表哥。”青年偏过头，扫了我一眼，父亲赶紧补充道：“这是我儿子，陈顺昌是他表叔。”他的嘴唇有些发抖。青年在车门边擦掉黑得发亮的皮鞋上的污雪，说：“上车吧，工地离这里很近。”上车后父亲又窸窸窣窣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给前排的青年，青年没回头，只把手举到肩膀的位置摆了摆，表示拒绝。被拒绝的父亲有些局促不安，往座位后面挪了挪屁股。

车越往前开，房屋越稀少，坑坑洼洼的路越来越窄，车轮陷进泥坑，又滚出来，搅起来的稀泥溅到车窗上。司机说：“别看现在这里荒凉得鸟都不见一只，再过两年，这里都会变成……”车又剧烈抖了一下，抖断了司机的话头，“变成城市。”司机用起伏的声调说完了这句话。父亲也用抖着的声音说：“是啊，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这些词语他是从新闻联播里学来的。一路上青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无论这车如何颠簸，他都保持正襟危坐的姿态，像个机器人。

最后，车停在一处杂乱的工地上。四周没完工的建筑，像是从雪里翘起来的土地的暗色骨头，看上去比雪还阴冷，灰暗的天与灰暗的建筑物黏在一起，雪在这里也变得暗淡无光。下车后司机和青年径直走向一个用水泥口袋和木板遮住的门洞，我和父亲踩着他们的脚印走在后面。青年转过身看了我们一眼，伸手指了指那道挂着水泥袋的门：“陈顺昌就在这里面，工人们都回家过年了，他自愿留下来看守工地。”他在“自愿”两个字上放慢语速，听上去就像表叔的死也是自愿的，与他们无关。

青年说话的时候，司机已走到门洞前，用一截钢条掀下那些水泥袋。拆完木板后，司机侧着身子站在门边，像在家招待客人一样往房子里伸手，做出“请进”的姿势，父亲拍拍手上的泥尘，走进那间表叔住的屋子，我紧随其后跟进去。

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小屋子，大半间屋堆满了各种施工工具，沾满灰色泥土的安全帽到处都是，用四块砖头与两块木板拼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不锈钢餐盒，以及一些枯萎了的白菜和胡萝卜，边上是一把面条……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表叔的尸体，只注意到门的右侧有一个破旧的油漆桶，油漆桶里还有一些未烧尽的木炭。青年踢一下油漆桶，说：“唔，他用这个烧火取暖，门窗被他用水泥袋封住了，一氧化碳中毒死的。”他对着那个背光的墙角抬了抬下巴，顺着下巴的指引，我们看到一个横放的巨大油漆桶，“陈顺昌就在里面。”青年漫不经心地说。司机上前挪动油漆桶，使开口处对着我们。油漆桶里堆满了衣物，在这灰暗的空间里，那床大红色的棉被极其显眼。父亲扫一眼司机和青年，见他们摆出的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只好蹲下来，用颤抖的手掀开被子，父亲害怕死人，说死人身上的晦气会沾染到活人身上。

被子下面，死去的表叔保持睡眠的安详姿态，侧卧，膝盖弯起来，身体弯成“弓”形，那姿势就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娘胎里的婴儿。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表叔的脸：瘦削的脸颊上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双眼紧闭，微张的嘴巴看上去似乎还在辅助鼻子呼吸。我记忆里的表叔是抽象的，是由人们的言语构成的一个“孤佬”，现在他幻化成了一具具体的冰冷尸体，我一时无法把记忆里的表叔与他合二为一。

平头青年和司机走出门去吸烟，留我和父亲站在表叔的尸体旁面面相觑，在他们看来，收尸是死者亲人的义务，外人不便插手。过了许久，青年站在门边催促道：“搬去殡仪馆烧成骨灰吧。”我们笨拙地把尸体从油漆桶里移出来，裹在被子里，父亲抬表叔的头部，我抬脚，搬去放到面包车尾厢里。多亏表叔死前摆了一个婴胎的姿势，刚好能塞进尾厢。去殡仪馆的路上，青年的话变多了，依旧是不容置疑的稳重语调：“按照相关规定，”——我们当然不知道“相关规定”是什么规定。“亲属把死者安葬后，赔偿金和相关费用才能领取。你们先把他安葬了，再与我联系。”听上去就像我们是他雇佣的工人，任务是埋葬一具尸体。青年脱掉右手上的手套，把手伸进那个时时刻刻夹在腋下的公文包里，用食指和中指夹出一张四四方方的小纸片，他侧过身子，把纸片递给父亲，说道：“这是我的名片，事情结束后打上边这个电话。”父亲一脸茫然，但嘴里还是回答道：“好，好，好。”司机以一种艳羡的语气说：“哎，这相当于，用六十万请你埋葬一个人，世上没有比这更划算的生意了。”

车在一所门口挂满灯笼和气球的房子前停下，红色的灯笼和五颜六色的气球营造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房子里传出来巨大的音乐声，整个房子里都塞满了音乐《最炫民族风》。司机摇下玻璃，说：“卖骨灰盒的店在这里。”父亲一脸茫然，过了几秒才说：“好好好。”先前我们从未想过装骨灰得有骨灰盒这件事。我们下车走进那家看上去就像是卖气球的店。店主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中年男人，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像遇见老朋友那样拍了拍平头青年的肩膀，欢快地说：“嗨，你们又来了，上个月你们工地不是才死过人吗？怎么，现在都停工了还死人？”在音乐声中，青年扯着嗓门说：“世事无常啊。”店主关掉音乐，让出一条道，对我们说：“随便看，随便选。”

除了开门的那面墙，其他三面墙都摆满了红木做的货架，上面放满了四四方方的盒子。店主一一介绍那些盒子的材质和价位，末了竭力推荐一个表面泛着油光的深红色盒子：“这个算是我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宝盒了，许多人都选这款。”他一直把那些盒子叫作“宝盒”，展示盒子的动作跟电视上打牙膏广告的人摆的姿势一样。父亲问：“多少钱？”店主沉思了一会儿，指了指斜靠在柜台旁边的平头青年和司机，说：“他们是老顾客，你是他们带来的，自然也是老顾客，老顾客就该优惠，这个打八折，一千二。”这价钱一说出口，我看到父亲的肩膀颤抖了一下。我们出门时几乎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总共五千多块，用一千多买一个木盒子，着实不划算。见父亲支吾着不说話，店主压低声音，满含深情地说：“逝者是你亲人，骨灰盒是你送他的最后一个礼物，多少包含了你的心意。我没猜错的话，待事情处理完了，你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金吧。”说后面这句话时，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父亲。听到这话，父亲猛地抬起耷拉着的脑袋，说：“好，就买这个。”干脆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们走出店门时，店主又拍了拍平头青年的肩膀。

殡仪馆就在这所房子的旁边。表叔的尸体被推进一个巨大的炉膛，北风把烟囱里的青烟吹向南方，南方没有表叔的家，飘散的烟消失在灰沉沉的天空。以前听人说，人死后，在去阴曹地府报到之前，要去把他留在人世间的足迹掩盖掉，俗称“掩足迹”，一个人走过的路越多，掩足迹的时候越累。我想，这时表叔还在掩足迹的路上。

父亲在用那块店主赠送的黄布包裹骨灰盒时，平头青年说：“路上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带有骨灰盒，很多人忌讳死人。”父亲用越来越慢的速度在骨灰盒上折腾那块布，他是在等青年说更多的话，说他希望听到的话。青年看出了他的心思，微微笑了一下，说道：“你放心，赔偿金不会少的。前几天我已经在电话里说了，先安葬死者，这是一个程序。对了，把你银行卡卡号留给我，方便以后打钱。”父亲从里层衣服的口袋里搜出银行卡，递给青年。銀行卡是接到电话那天母亲去银行办的，之前我们没有银行卡，因为根本用不上。“这个时候必须有一张银行卡，”母亲说，“你想想啊，六十万那么大一笔钱，你不可能用口袋装回来，得放在银行卡上才安全，有钱人都在用银行卡……”

平头青年又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雪白的纸，拿出一支笔，就在那张放着表叔骨灰盒的桌子上抄下了银行卡卡号，抄完后还递给我们看，让我们确认卡号是否正确。“我给你的名片你没丢失吧？我再给你一张。”把纸和笔放进公文包的时候，青年问道。父亲快速系紧骨灰盒上的布角，说道：“没有没有，名片我揣在口袋里呢。”青年忽视他的回答，又递过来一张名片，父亲只好接过来，放进贴近胸口的衣服口袋里，趁他们转身走向面包车时，他轻轻拍了三下那个装着名片的口袋，心满意足地抱着骨灰盒跟着上了车，司机将送我们去车站。青年在一个繁华的街区下了车，车门关上前他把头伸进车内，对父亲说：“记住了，安葬死者后，打名片上的电话。”末了他还冲我们摇了两下手，说：“再见！”父亲举起手，笨拙地摇两下，也说了“再见”。

在回家的车上，父亲又唱《枉凝眉》，唱的同时摩挲着那两张精致的名片。他担心名片丢失，给我一张叫我保存，这样，万一他放在口袋里的那张丢失了我这里还有一张。

上车后我又进入晕晕乎乎的状态，一阵阵恶心袭来。我拖着软绵绵的身体去卫生间吐掉胃里泛起来的东西，迷迷糊糊中在卫生间门口被什么绊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那里躺着一个灰扑扑的男人。他支起脖子，睡眼惺忪，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待我站直身体，他才又把头搁回那个他当作枕头的蛇皮口袋上，把腿收回去蜷缩在胸前，整个人呈“弓”形贴在地上，破烂衣服的颜色与地板融为一体。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形象与表叔躺在油漆桶里的样子重叠在一起。或许，表叔也用这个姿势乘过这列火车，从北方开往南方，或者从南方开往北方。

除了北方的风光，和那些他死里逃生的事件，表叔没有别的东西与人分享，再美的风光，再惊心动魄的故事，次数讲多了听众就厌烦了，连同厌烦讲故事的表叔。每次吃饭，母亲都要唉声叹气一番，要么是“今年的收成不好，粮食不够吃了”，要么是“猪肉价格又上涨了。”说这话时表叔正伸筷子去夹肉。母亲也常指桑骂槐，我睡懒觉的时候她故意扯着嗓门骂道：“还不起来，我们家可养不起闲人……”

表叔没有底气再讲话，每天吃饭都低着头，上厕所的时候不再唱《枉凝眉》。这种尴尬的气氛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沉默已久的表叔，话突然多了起来，每遇到一个人他都会说：“你们家明年是不是打算建新房？我存有几万块钱，到时候钱不够可以跟我谈，我愿意借给你，什么时候还都行。”实际上没有人告诉过他我家要建房子。表叔说这样的话，不过是想获得一点尊严。没有人相信表叔有钱，每当他表示自己在银行里存了钱，听的人都会嗤之以鼻，偶尔有人接过话头，狠狠地讽刺他一下：“在新疆种棉花很赚钱吧？挖煤赚到大钱了吧？”

有一天，他又提起他在银行里存有很多钱这回事，他以为听的人会像以前那样听听就过去了，没想到这次父亲接了话：“我现在就需要钱给亮儿娶媳妇，你去取出来借给我嘛。”第二天，表叔走了，说是去取钱，这一取就几年，以后再没来我们家。过去这几年我们都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大家也都快把他忘记了。

进村的时候，父亲认为骨灰盒应该由我抱着，我作为晚辈，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再一个就是，这个骨灰盒现在具有了某种荣耀的意味，他宁愿我是这荣耀的主角。在我们回来之前，母亲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我们家即将拥有六十万。我看到人们艳慕的目光，他们盯着我端在胸前的骨灰盒，发出“啧啧啧”的赞叹声，我觉得这骨灰盒是一枚挂在我身上的勋章，想起美好的未来，我不禁挺起胸膛，昂首穿过围观的人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凯旋的英雄。

这趟远行花光了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办葬礼的费用是父亲去借的，他向人保证，等那六十万到账立刻还。这是多余的承诺，不用他保证，别人也愿意借钱给我们，大家变得非常热情了。

表叔的葬礼很热闹，人们说起表叔的死，总是略过他这个人，以及死这件事，故事的精彩部分永远是与他的死相关的六十万块钱。大家都很惊讶，“孤佬”陈顺昌的生命居然值六十万。想当年那些在矿山上意外死去的有妻儿的男人，赔偿金都才二十几万。六十万给表叔惨淡的人生增添了一抹绚丽的光彩。以后，这个数字还会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提起，不出所料的话，私底下也会有人说我们家走了狗屎运。会看风水的人会宣称，他早就看出我家祖坟风水好……这些闲言碎语伤不到我们，对我们来说除了那六十万，其他都不重要。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家的命运即将改变，我即将娶到媳妇儿，顺利摆脱“孤佬”的命运。

葬礼结束后，父亲好酒好肉招待所有来参加葬礼的人。父亲在人群中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昂，他大概是多喝了几杯酒，激动得把左脚抬起来踏在板凳上，即兴唱起来：“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啊啊啊啊……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唱的同时，父亲把右胳膊抬起来，对着屋外越来越大的雪指指划划，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整幅画面跟他唱的词没有半点联系，他不过是在表达欣喜若狂的心情。

饭吃饱了，酒喝足了，大家开始关心那充满梦幻色彩的六十万块钱，有人说，现在死者已经安葬了，是不是该打电话去通知老板汇钱了。父亲等这句话已经等很久了，他几次把手伸进衣服口袋摸那张名片，只要打那个电话，今天的酒宴氛围就会到达高潮，我们一家最幸福的一刻就会到来。但父亲为了表现出必要的低调，压制住了高调的欲望，若他自己主动打电话，别人會觉得他这是显摆，会暴露暴发户的庸俗，若是让人提议他打，性质就不一样了，这是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幸福。

父亲终于放下酒杯，两只手同时伸进左右两个衣袋里，左手名片右手手机，他努力控制住颤抖的手，费力地在手机上摁名片上的那一串数字，摁一个数字看一眼名片，生怕摁错。实际上那个电话号码他已经熟记于心了。人们围在父亲面前的那张桌子旁，一圈一圈往里挤，被人挤着的父亲总是摁错数字，急得他满头满脸都是汗。

父亲终于开口说：“我要拨打电话了，别吵了！”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时屋外下雪的声音也听得见。父亲庄严地摁下拨号键，然后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人们屏息聆听，歪着头，试图使耳朵离父亲手里的手机更近。所有人都听到了手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大家摆正脑袋，一脸错愕地看着父亲，父亲则一脸错愕地看着众人。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高声说：“你是不是按错号码了？”父亲忙举起手里的名片，又在手机上摁了一次上面的数字，摁完还对照了两三遍，他头上的汗更多了，之前有点醉态的表情变严肃了。在巨大的寂静中，我们听到“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向雪野扩散。人群又一片哗然。父亲把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像看一个陌生的东西，人们也以同样的眼光看着那张名片，低声议论着什么。父亲突然抬起头来，用生硬的声音喊道：“亮儿，把你保存的那张名片拿来。”我急忙跑进房间，从枕头底下翻出父亲让我保存的名片。父亲接过我手里的名片，在手机上摁那串他摁过好几次的数字，他好像不相信两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一样的。依旧是空号，“……空号……”，“……空号……”像一个个巨大幽深的陷阱，我们一家往里陷落。

大家坐回各自的座位，开始议论这件事，有个老头坐回座位前，对父亲说：“你们家真会开玩笑，起初我还真信了。我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天上掉馅饼呢。”一群人起哄赞同老头的说法。“如果死一个人，人家就赔六十万，那我也去死。”有个醉鬼拍着桌子大声说。父亲整个人瘫软下来，用胳膊肘靠着桌子才坐稳。母亲早就把自己关进房间，呜呜呜哭不停。借钱给父亲的人，离开我们家时提醒父亲，要尽快把钱还给他们，那是他们买年货的钱。

以后的几天，我总听见父亲的房间里传出来那句冰冷的语音：“您好，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父亲不甘心，还在拨打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希望的电话号码。第五天，在又一遍空号提示音后，父亲猛地把手机砸向墙壁，碎了。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