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如果世界是一面透明的镜子，那一切将会变得简单，所有暗昧、模糊、影影绰绰的角落都会隐遁无遗，留给我们的是亮洁光鲜、清楚明白的景象。但这样的世界没有隐喻的生存空间，也就失去了美学的魅力——明白无误带来索然无味，人们也就丧失了追索的冲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过现代性祛魅的合理化世界，原先那个天人合一式的宇宙瓦解了，它被划分成了自然、社会与文化的不同部分，各个部分之间也高度自治。在价值领域，至少就分成了彼此自律的认知/技术、道德/实践和审美/表现等不同层面，它们井然有序，搭建出一个重组后的世界。文学在这个各司其职的世界里退缩为一个分立的小世界。

不过事情又发生了变化，这种现代性的分化伴随着科技和媒体的发展而愈加趋向于极致之后，倒发生了吊诡的反复。这种反复体现在，如果一个作家企图通过模拟的方式再现现实已经变得不太可能，与综合了影音图文的全媒体呈现方式相比，此种手法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蹩脚与笨拙；如果他换个方式尝试用现代主义式的手法，在文本中构筑一个别开洞天的小宇宙来进行表现与象征，又会进一步疏离自身，使得自己与时代的文化生产愈加遥远。上述两种手法大致是18世纪以来文学最主要的两种表述方式和认识论，它们都要在新的语境中接受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发明文学。而重新发明文学的起点，显然是重新思考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区别于其他认知与实践方式（比如实证分析、统计论述、数字模型诸如此类）的可能性。文学在这个日益透明化的时代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恰恰是它通过想象和虚构所展开的一个分化之外的暧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理性没有全面统摄，情感得以自由徜徉，认识含而未化，审美在资本和消费主义的规训之外还有无限的可能。

在这种背景下，来看第代着冬的《画画记》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这就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文本。我们会看到小说里首先出现了两个人：幺爷和爷爷，他们一个“顺着历书”生活，一个“顺着生活”生活。这两种态度的不同，用爷爷的话来说：“它们一个印在纸上，一个在云朵下面奔跑。”两者似乎是对立的，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又并非如此。当然这中间穿插了爷爷从洪水中捡到一个木雕的菩萨，并且迫于寨子中人们的口舌给菩萨在河道边修了一座小庙。我们以为情节会随着菩萨的线索走下去，作者忽然又拈出了另外的方向：爷爷在偶然中发现自己拥有了将人和物画走的法力，起源于他在河滩上看到一只鸟，百无聊赖地将它画在礁石上，画完之后，鸟不见了。他甚至成功地画走了外乡来的一个驼背养鸭人，那个家伙打着养鸭的幌子，其实是一个用鸭子向过路车碰瓷讹钱的骗子。

到这个时候，小说看上去走上了一条基本上已经成了窠臼的“魔幻现实主义”道路。但是且慢，很快爷爷的法力就面临了新的考验。养蜂人来央求他将打鱼青年画走，因为后者似乎有可能会拐走他那漂亮的女儿。爷爷百般努力地画打鱼人，效果并不理想，反倒又有一个吆鸭子的年轻人来到了寨子，并且成了养蜂人女儿和打鱼青年的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幺爷建议爷爷按照历书的指示画，打鱼青年才悄然消失。就在爷爷、幺爷和养蜂人庆祝成功的时候，新的挑战又来了。养蜂人女儿和吆鸭子青年好像又好上了，并且当后者离开的时候，一个惊人的丑闻暴露出来：吆鸭子青年睡了养蜂人女儿之后不辞而别。于是爷爷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委托：将吆鸭子青年画走，同时把打鱼青年画回来，以便收拾吆鸭子青年留下的烂摊子，接受养蜂人女儿。这一次进展得比较顺利，打鱼青年如期而至，并且按照期望迎娶了养蜂人女儿。但是来年春天，吆鸭子青年又回来了，揭晓出真相：原来一切都是三个年轻人之间的策划，只是为了养蜂人抛弃成见，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人物构成和情节逆转迅疾，但呈现在行文中却又有种出人意料的明净简约风格，甚至带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幽默抒情意味。毫无疑问，这并非是一个现实题材小说，事实上所有人物都不是真正的农人，也没有进行实际的农事作业。他们的身份带有抽象色彩，爷爷、幺爷、养蜂人、打鱼人、吆鸭人都是泛称指代，并没有鲜明的典型性格特征，或者毋宁说作者并不是要塑造形象，主要是在讲述一个带有民间智慧式的故事。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小说的叙述者“我”并没有起到“童心”视角的作用，而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功能，主体呈现的是爷爷这些人物的行止——他们本身的行为举动都具有纯真简朴的意味，缺乏现实人物性格的纵深和幽暗心理。这就如同一切民间故事所具备的品格，它飘摇地从象征的意义内烁中逃逸，而成为一种缺乏逻辑却充盈着趣味的寓言，在轻盈中给予教益和娱乐。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爷爷站在河道上，脸上露出只有功成名就的人才会绽放出来的舒展笑意。他身后的小房子里，那个原本嘴角挂满讥笑的木雕菩萨经过一段时间干燥，表情顺眼多了。看上去，它像被爷爷荒诞不经的法力逗笑了一般。”我们看到这段叙述呼应了开头那个貌似游离在故事之外的情节，菩萨并没有在整个故事发展中起到任何作用，但它从讥笑到微笑的主观感受，却印证了一个也许被隐藏了的事实：爷爷的法力不过是与生活安然相处的遮蔽手段，也许他一开始就心知肚明。但这种遮蔽手段正是“顺着生活”而生活的直观体现，万事皆有缘法，自然会有结果，中间一切的人为举动可能都是顺水推舟的遮蔽手段。这种遮蔽手段是如此重要，甚至提示了文学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它正是通过虚构和想象的自我欺骗，来给读者带来自愿被欺骗的美学场域。在这个顺势而为的场域中，分化与繁复的社会结构、邃密层深的心理活动、莫可名状的行为动机都被精简化，从而让叙事笼罩上一层恬淡而悠远的诗意，成为一种“抽象的抒情”。

第代着冬是一位来自重庆的苗族作家，但他的小说并没有被族裔、地域、文化的外部规定性所局限，或者说那些东西已经内化为他的精神无意识，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既带有某种一目了然的清爽特质，也具备了普遍的情感共通。我曾经读过他的《那些月光的碎屑》和《口信像古歌流传》，都带有这种民间故事的叙述风格，无论是他笔下曾经出现的为情人打造佛像而偷竊的银匠，还是传口信的爷爷，都像这个画人的爷爷，他们不是现实人物，也不是理念人物，而是民间故事人物，指向的是无关利害而葆有愉悦，没有概念而在主观中带有普遍性，没有确定目的而又合乎自然目的美学。拟制的民间故事追摹贴向于久远的口头传统，一个自欺欺人的传统，就像那些在火炉边、灶台下、谷堆旁、密林里口耳相传的童话、传奇、趣闻和轶事，中间夹杂着旁逸斜出的奇思妙想，凝聚着古老而平实的人生感受，在荒诞不经中蕴含着确定无匹的情感。这些故事含苞待放，兴味无穷而余韵悠长，听者与观者精神飘飞远举，神思迷离惝恍，作者与读者在其中无法也无意谋求对世界的理性辩证，而是兴发自在生命的鸢飞鱼跃和天真烂漫。就如同维纳斯从浪花中脱颖而生，美感从文字的泡沫中自然涌现，成为与理性真理并行不悖的感官、情绪与体验的美学真理。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