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白

过年，那些年

今年过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起以前的事。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拜祖礼毕，一家人在老屋的厅堂里吃饭、聊天。几桌子的人叽叽嘎嘎，跟菜市场差不多。中间那桌，坐着以伯父为首的男性长辈，左边一桌是伯母等女性长辈，右边两桌是小辈们。小孩子难得热闹，不甘心老老实实吃饭，窜来窜去，引得父母们的骂声此起彼伏。看着熟悉得有些陌生的面孔，不知不觉，“过年”“那些年”这些字眼，就在心里泛动了，以至后来躺在床上，在连绵不断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也惦记着。真是奇怪。终于到了大年初二，在盐坡尾村舅舅的龙眼树下，我用手机，以《过年，那些年》为题，写成了一首诗，这才像把一件压在心头的事，卸了下来。

大年三十，回到老屋门前，我和儿子站在水星街的石板路上看别人放鞭炮。我俯身告诉他：“爸爸小时候过年，没钱买鞭炮，天没亮就和你强叔去拾炮仗玩了。”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莫名其妙。我要告诉他什么呢？让他知道我们小时候没钱买鞭炮，又想玩，觉也不睡去捡？儿子显然听不明白我讲什么。他虽然一脸迷惑，但还是鲜有耐心地仰着脸听我讲完。但是，很快，他撇撇嘴，转身就跑回屋子里找表哥表妹们玩去了。

小时候过年，捡鞭炮、拍纸牌、猜灯谜、弹玻璃球、看篮球赛……玩的差不多都是不花钱的娱乐。那年代也没钱可花。我父母都是老师，收入微薄，给我和弟弟的压岁钱最多也就是三角五角，要留着买书，舍不得花！当然，一起长大的同龄人也好不到哪去。那时，大家都穷。穷人只能有穷人的玩法和乐趣。我跟儿子讲小时候捡鞭炮，他当然不懂。他看到天上的烟花明明灭灭，想玩时，奶奶一点“原则”也没有，好，去买。拍纸牌、猜灯谜这些，他除了从电视里看过，当然没玩过。儿童时期没有机会经常翘着屁股，趴在地上，玩成泥猴，不知道是该为小子他们这代人庆幸还是遗憾。

但是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的时间，从过年到处捡鞭炮到想放烟花就放烟花，有谁会觉得不是理所当然呢？我只是觉得，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失了，不复存在了。

回家过年那几天，我天天一个人在乾江街上走来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就想起了二十几年前，我的三伯父去台湾四十年后第一次返回小镇那阵儿的情形。那些天，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天刚擦亮，他就推开门出去，先是去菜市场看看热闹，然后转到木栏街看人家下一会棋，之后从木栏街拐到大街，一直往东，走到小镇东的牌坊下，望着近处的稻田和远处的山坡发呆，之后，才从塘底路走回到新井，拐回家。后来他跟我讲，他1949年出去，四十年后回来，发现小镇几乎没有变化，走到那里都像看到旧时模样，都能想到年轻时的事。二伯父告诉我，往事是最重的担子，能压死人。以前我不懂他的意思。今年回小镇过年，当我来来回回在街上走了多次之后，我好像明白他滿怀伤感的话了。明白他话的同时，“是不是我老了”这个念头瞬间升起。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虽然我被自己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又被自己的这个想法逗乐了。老了就老了，老了也很好，老了又怎么样呢？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乾江街上走来走去时，我想我真的是一副满怀沧桑的老人模样。有一天，我像二伯父一样，沿着水星街去了菜市场。那里是小镇的中心。我生平第一次在小镇一家米粉店坐下来，要了一碗米粉。女老板我不认识，听口音，像是从别的地方嫁过来的。煮粉，收钱，擦桌子，收碗碟，她的手一刻不停。小时候，小镇没有米粉店。谁会在外面吃粉呢？天还没亮，父母已煮好清简粥了。我一边吃一边和老板娘聊天，想不到她竟然是我小学同学的老婆。

粉店右侧是天后宫。小时候，天后宫是百货商店的仓库。里面堆满了化肥、日杂、农具等。捉迷藏时，我进去过，那里面阴森恐怖。那天我又走了进去，里面却光明亮堂，完全没有少年时看到和日后想象的那样昏暗，而且出乎意料的宽敞。古旧的横梁、砖瓦、地板、走廊等已整修好，像一座“宫”，更像一处小型古建筑群。妈祖慈祥地坐在正厅，享受香火。几个老人坐在天后宫大门聊天。我认识他们，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没少在我们家后院里饮茶、喝酒。

在菜市场的水果摊前，我碰到了我们班班花，她已长成一个肥胖大嫂。她非要把两个苹果和一袋橘子塞给我，给钱也不要。在她的水果摊旁，是一个猪肉摊。猪肉摊前，提着剔骨刀的，是我初中的同桌。这家伙当年胖得像猪，现在却瘦如泥猴。读书时的星期天，我和他经常结伴去离小镇两三里外的汉墓群扒草、砍柴，有时候放了学还不想回家，我们俩会跑到学校鱼塘边的草坪上躺着望天。我一直记得他某天躺在草坪上讲过的一句话：“我要当兵，如果不能当兵，我就去死！”那时，我甚至为他对理想追求的斩钉截铁而热血沸腾，他是多么有主见的一个人哪！但是，他到底还是没当上兵。他太胖了。等他把体重降下来之后，年龄也超了。

每次回小镇过年，看着我们家老屋，我心里总会隐隐地泛出些遗憾。我们家老屋在水星街上。水星街是乾江小镇最古老的街道。街道上的房子建筑年份普遍在100～200年间。我们家老屋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当年是乾江第一高楼——那时整个小镇都没有两层以上的建筑。我们家对门是北部湾地区有名的中医世家。他们家的房子可以用“连绵”来形容，几乎半条街的青砖瓦房都是他们家的。这家人由于数代富足，读书人出得特别多，这在轻商重教的乾江街上，便有了足够的资本在小镇人面前显耀、威风了。我们那一带，第一个留洋，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人就出自他们家。我父亲告诉我，爷爷白手起家做生意，后来虽然在小镇上也开了几个铺面，一家人衣食无忧，但和对门人家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人家甚至经常嘲笑爷爷“一分钱看得比牛眼还大”。这话很伤人。爷爷于是穷尽毕生积蓄，建起了我们家这幢楼。你们家房子多，我们家房子比你们的高！这是我爷爷建楼的初衷。爷爷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可惜在我父亲年少的时候，爷爷就辞世了，否则有幸跟爷爷聊聊天，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回家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照例给三伯父打电话。他曾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后来被安排到湛江市电白县一个农场工作，几十年来，当过支书、场长、农场学校老师、会计、小队长等，现在年纪老了，走不动，回不来了。电话放免提，大家每年都听得到他在那边哽咽。以前也会打电话给二伯父。1949年，二伯父被拉差去了台湾，我父亲他们兄弟几个受他连累，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现在他听不了电话了，大家只能遥祝他安康。还会打给大姑，大姑高寿到94岁，几年前已辞世。年逾八旬的三姑习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打电话来，她的话不多：“拜好了没？得吃了没？”大概就这几句，然后“我们也要开始吃了”，就把电话挂了。三姑是我们这些后辈的“领导核心”，红白喜事，得她拍板。

过年时，在水星街上走着，看满地的红纸屑，我有些惆怅。这个年，于我来讲，好像是一个伤感的年。石板路两边的老房子，依然旧时模样。那斑驳的门，一扇接一扇，像一个个老人站在门口，他们对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激情和向往。他们似乎更乐于和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靠着岁月，淡定地站在这个小镇的深处。

现在，我也站在这些门板中间。当我仰起头寻找那些啾啾飞过低矮屋顶的燕子时，我似乎看到岁月的云烟中，爷爷和父亲他们从天上走过。

一路走去

到单位放好电瓶车的时候，街上的路灯还亮着，一看时间，才六点五十八分。太早了，这个点上五楼的办公室，至少要开六盏楼梯灯。不太好意思，又不是领导，开那么多盏灯，好像是成心要占公家的便宜一样。于是，走出单位大门口，走一走，先浪费一些时间。而且这走一走，也等于是运动，算一举两得。我坐得多，运动量太少，以致不但体重日益见长，腰椎间盘也突出了，不运动，身体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今天之所以比平时早了十分钟，是因为小子今天早餐想吃煎饼馃子，他喜欢的煎饼馃子摊是他们学校侧门外的那一家。学校边，校车、小汽车、电瓶车、单车，川流不息，行人也一如既往多，上学的、散步的、上班的都有。这里离幸福市场近，不时也有运肉的、搬蔬菜的、拉水果的加入到流动的人群，形成了一个喧哗的人群漩涡。我家小子吃东西，比我还固执，他的口味乏善可陈，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成不变。他早上喜欢吃煎饼馃子，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一喜欢就是几年。中午和晚上，如果有牛排和紫菜蛋花汤，他会觉得是天下至美之味。有一段时间，家里只有我们俩吃，我连续几天都是牛排和紫菜蛋花汤，他竟然顿顿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我觉得不好意思，估计他难有异议。有时，我跟他讲《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吃的那才是天下至美之味，洪七公是对吃有追求、有境界的人，我们应向洪七公学习。他不以为然，认为洪七公经常偷吃，算不上光明正大，而且叫化鸡不新奇，还老吃蜈蚣，太恶心。我启发他，问，《红楼梦》里写的菜和美味，算不算？他果断否定：小说里写的，能当真？

单位大门右边通往北京路，那是连接小子学校和单位的来路。我准备往左拐出去。大门左边有一间小卖部，我经常在这里买烟遇上同事敏哥。有一段时间没遇上他了，问他怎么没去买烟了。他讲，戒了。想想，他好像是戒了，好长时间没见他叼着烟在厕所里进进出出了。只是昨天，他到我办公室要了支烟，讲“应应急”，这应应急是什么意思呢？挨着小卖部的是理发店。这街上，有美容院，也有理发店，美容院里的美容师是年轻的美女帅哥，理发店里的理发师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我进美容院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让老头给我理发，觉得自如，习惯成自然。再说，像我这样的长相，底子不好，“美容”又能美出什么效果？看到理发店，我就想起我们小镇上的理发师阿九。他是个哑巴。在我小时候，他就那么老了，去年回小镇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样子没变得更老。见到我，他先是兴奋得“啊啊啊”地叫着，然后一个箭步跳过来，抱住了我的双肩，让我看他理发店东墙上贴得密密麻麻的钢笔画。那是他多年的作品“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系列，画的都是乾江小镇人文景物。我不懂画，但是他画的，我都看明白了，知道画的是哪里。我在长青东路这家理发店理发有四年了，自从到这条街上工作之后，我就将脑袋交给了他们。准确地讲，是交给了这家理发店一个曾做过民办老师的理发师。民办老师什么时候都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头发一丝不苟，讲话慢条斯理。没有人光顾时，他有时会拉二胡，估计是“文革”期间跟文艺宣传队临时学的，虽然拉得断断续续，但还是可以猜得出拉的是什么曲子。我理发的习惯一直没改，好长一段时间里只愿意给一个人理发，除非那家理发店搬走了，那个理发师找不到了，或者我因为各种原因，远离了那家理发店，才会换人。这个前民办教师理发师，我是第一次给他理发后，就认定他了。他理发时几乎是沉默的，我喜欢这样的风格。有一些理发师一边捏着剃刀一边聊天，虽然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水准，但是也确实有些吓人。第一次理发，他就少收我两块钱，之后，一直按最初的定价。熟悉了之后，问他为什么少收。他的理由是，我没什么头发。我是少白发，年轻时满头花白头发，让我自卑了好多年，那时我剪头发，也染过。后来觉得白发也没什么，既不影响吃，也不影响睡，更不影响交朋结友和干活，人过四十后，脸皮皱了，腰不笔直了，还把日渐斑白的头发弄得黑光闪亮，脑袋就显得太假了。于是干脆贴着头皮，把头发理了个准光头。虽然照镜子时，看起来像做了什么坏事刚被放出来一样，但自从准光头之后，觉得自己胖胖的身体似乎轻了不少。这一点，对一个减肥减不下来的人来讲，真是一种安慰。

理发店右边是卖早点的。这家是连锁店。我曾在北部湾西路和广场西里都见到过它们的牌子。服务员穿统一白大褂，脑袋上都挂有一个塑料口罩遮住嘴巴，不影响讲话，但可以拦住唾沫星子四下飞溅。虽然有时服务员也把塑料口罩搁到前额上，看起来像个飞行员，但整体而言，他们还是比其他店的店员略有讲究。可能因此，加上他们这里早点品种多，包子、花卷、米糕、粥、油条什么都有，每天早上，前来选购的人络绎不绝。我经常在这里买玉米馒头，他们家的馒头虽然看起来颜值不高，但味道好，淡中带甜，甜中带香。我一般买四个，然后把这四个颜值不高的馒头帶回五楼办公室，放下馒头，先煮水，然后泡茶，茶水温度降低到可以喝了，才开始慢慢吃馒头。后来听说这种吃法是老人的吃法。我于是很高兴，顶着白头混了那么多年，终于名正言顺成为老人了。我同事老黄，早上也喜欢吃馒头，但是他的吃法和我不同。多年来，他天天早上都是冲咖啡吃馒头。在我的理解中，茶中国化，咖啡西化些。我于是认为老黄西化，老黄死不承认。不承认也有道理，天天叫嚣“夏至荔枝，冬至狗肉”的人，似乎也不太像西方人。

早餐店右侧是药店，我在店里买过感冒药和广东凉茶。有一天，我听从一个朋友建议，想到那里买点枸杞泡水喝，正在找，听到店员在后面问我，“身体虚吗？到我们这年纪是得补补了。”我扭头一看，是熟人——一位老师的老婆。这样的见面方式，让我有些尴尬。买些枸杞怎么就身体虚了？她讲“到我们这年纪”其实有些不符合事实，我算得上到了一定的年纪，她可不算。她是还没到四十岁的人。多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听说老师重新组建了家庭，就相邀去他家里探望，以示祝贺。当他们家铁门“咣当”打开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看起来五十出头的妇人，她问我们找谁。我正要问候师母——我以为她是我们的新师母，并想告诉她，我们要来祝贺他们。这时，老师瘦小的脸从她脑袋后探了出来，介绍说：这是我岳母。那天我们聊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新师母是我们要告辞的时候，才被老师请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新师母比老师的小孩大两岁，听说很会泡茶，只是我们没缘品尝。

药店在长青东路和北京路交叉处，沿着人行道往左拐，是一家小炒快餐店。这家早餐店听说是一家老店，他们家做的皮蛋瘦肉粥很好吃。有时早上我也到这里安抚自己饿了一晚上的肚子。这家店的对面是大家都知道的桂新大厦——老年人喝早茶的聚集地。因为这个交叉处，我写过两首诗，记录吃早餐时的见闻。一首是《甲午年初冬的早餐》：

我决定今天郑重吃早餐/在桂新大厦对面的早餐摊/我先要了一碗皮蛋瘦肉粥/然后要了一根油条/再想想，又要了一只青菜包/味道都很好/和清晨街头的味道一样//一个同事在安静的寒风中/低头走了进来/感谢这个熟悉的人/让我吃回己酉年的味道/也感谢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纷纷从洒满阳光的街头走过/他们在这个甲午年初冬的清晨/携带冷漠/又包含温暖。

另一首是《早餐店见闻》：

面对一杯米酒，他神情淡定/手不动，嘴也不动。他对她讲/今日停工才敢饮一点/现在抓得厉害。我被抓过一次/后来找熟人才拿了驾照出来//一双筷子架在炒粉碟上/端正得像拜神/他对她讲，多吃辣椒不好/我常在租的房子里自己煮饭/吃清淡的/有一天还请了一个越南婆/她讲比越南所有菜都好吃/吃了饭就一起睡了/他又抿了一口，然后终于拿起筷子/伸向炒粉的同时，低头讲——/生活就这个鸟样/闭上眼，世界就大同了

接着是连着的两家小卖部和一家文具店。我在这两家小卖部都买过烟，在文具店买过胶水、毛笔、笔记本、永生牌钢笔，上星期还在他们店买过一支“PO”牌钢笔和一瓶“英雄”牌高级碳素墨水。我喜欢用钢笔，这支钢笔质量不错，出水流畅，不粗不细，笔尖不刮纸。我已用这支钢笔写了两三千字了，只是昨天返回合浦参加一位长者的新书分享会时，送给他签名了，得重新买一支，我有些好奇“PO”是什么牌子。

一路走过去是家电商场、牙医诊所、地震局、装潢材料店、命理中心、海鲜大排档、幼儿园、正新鸡排、窗帘店、中信通信，再过去是已没有体育设施的体育路和广东路的交叉路口，路口正对面是以卖生猛海鲜及批发低档衣服出名的南珠商厦。沿着体育路往西会通往北京路，北京路向南，通往北海大道，再一路往南是大润发、火车站，在火车站处往东拐到广东路，往西拐到四川南路，不论是广东路还是四川南路，往南，都可以到海边，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大海那边是海南、南沙、西沙……沿着广东路往北走，是北部湾西路，沿北部湾西路往西可到市中心的北部湾广场，一直往西会到国家森林公园冠头岭。沿着北部湾西路往东可通往合浦方向，经过合浦，可去南宁、武汉、湛江、广州、北京、上海。

好像世间风雨已褪尽

一个朋友在深夜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帮他一个忙。他说他的朋友在我曾服务过的公司当船员，他朋友的女朋友原来在深圳的游船上工作，是他同学。为了两个人能在一起，他朋友的女朋友放弃了深圳待遇不低的工作，应聘到男朋友公司的游船上工作。一开始，女朋友安排在一艘天天晚上可以回家的船上工作，两个人因此特别高兴。后来，女朋友休假之后，重新上船工作，便被安排到了一艘有着两天航程的船上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两个人不但不能天天在一起，甚至有时一周、半个月都不能在一起了。这样的遭遇，对于热恋中的人来讲，想起来是有些残忍。为了和女朋友在一起，他找到了我的朋友，希望能调回原来工作的航线。我的朋友很感慨，一对恋人，几天，甚至一两周都不能相见，真是太惨了。他觉得，她放弃了高薪的工作，调到男朋友一个公司还不能经常在一起，真是难以想象。

我安静地听朋友把这个“悲惨的故事”讲完。我没有安慰他，但是答应帮他去问问。我曾在那个公司工作，对船员的工作性质略知一二。实际上，这样的调动，最正常不过了。朋友把这件事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只能自己对自己微微一笑，他不知道其中原由，有这样的看法，也正常。这让我想起自己多年前，想起少年时候，也面临过这样的“生离死别”。我们一帮同学也都面临过类似的遭遇，比他们的时间长，长得多。那时，谁没觉得是大难临头，怎么也过不去了呢？但是后来发现，“大难”总是悬在头顶上方，天没塌下来，地也没陷进去。而且，“大难”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忘记了。而且，我的那些同学，不是那个时候面临这样的“生离死别”，他们中不少人，从那个时候起天天得面对，如果不出意外，他们至少得面对到退休。

可能面对诸如此类的“生离死别”多了之后，所谓的“生离死别”也就不那么严重了吧。不仅是这样的离别，其他很多的离别，不也差不多吗？很多当时“过不去”的往事，往往得在某次巧合中，才想起。而当初，那些事，曾让我们度过了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

时间真是一块无坚不摧的抹布，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崭新过的木头桌子。多年过去，木纹清晰的崭新木头桌子，纹路模糊了，虫眼消失了，桌子的脚少了一根，当年敲起来谷谷有声，现在敲起来咚咚作响了。时间悄然無声滑过去之后，很多仇恨消逝了，很多认识的人不声不响死了。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又秋声。”时间如流水，而我们还活着。

到了这样想的时候，年龄怎么也“一打”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得不明白，这世间哪来那么多生离死别。即使是要经历过很多生离死别，那也只是经历过而已。否则还能怎么样？人哪怕再强大，也改变不了大海波澜起伏、人生悲欢离合的客观规律。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少年时，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一些老人特别喜欢沉默寡言。他们就像蹲坐在门口的一块石头，整天一动不动的，好像对世事了如指掌，又漠不关心，却又像一直在专注察看着。虽然现在我还没到他们那个岁数，但似乎明白了。

去年三月，我因时光流逝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三月》：

去年的三月，常在公园路口/一起吃猪脚粉的朋友远走北美/住在公园路口的老师去了天国/去年的三月，一个写诗的兄弟从成都来看我/我们先在海边一人啃了五条秋刀鱼/然后喝酒，然后在老街上奔跑/一边跑一边手指苍天，大声喝骂/骂了一晚。也见过很多好人，讲过无数废话/似乎爱过，也恨过……/去年的三月，拐过公园路后，就是多年前的事了//今年的三月，桃花夭夭，夏天仍旧转眼要来/今年的三月，阳光灿烂，好像世间风雨已褪尽

我经常把这首诗翻出来读。这种情况于我，比较少有。我很少读自己写的诗。但是这首诗，不但经常读，而且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感受。不是对诗有重新的发现，而是让我对往事再次回望，想起一些久远的往事，记起一些以为已忘记的人。这样的回望，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说是好事，那还不如说是一种折磨更准确些。

在路上

大巴滑出车站后，车厢里安静了。当然也不是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声音，时高，时低，甚至偶尔还发出些歇斯底里的喘息，车身突然抽搐一下，跳起来，或者就要停住一样。但是，总体而言，还是相对平静的。

这时，车上的乘客，路途的惫乏还没有开始，行李又已陆续安顿好，也都找到位置坐下了。有人便开始閑聊，也有人已随着车装视频播放的碟片进入兴奋或者悲喜状态，还有小孩的嘈杂、挨骂声，以及不时突如其来的手机响铃声。一切好像都是编排好的程序，渐次进行。我很快也习惯了车厢里的环境，刚上车时拥挤的不适感已消失，一种随遇而安、无缘无故的闲适，渐渐涌起。

人习惯环境的能力和对环境的妥协，是多么简单，多么不像臆想中那么慢，那么困难。

大巴从车站开上高速公路后，眼睛转向窗外。这于我，是习惯。

窗外是南方高低起伏的丘陵和丘陵上的绿色植被，它们依然长青，经年如此。我看到甘蔗、竹子、香蕉、稻谷、豆子、蔬菜瓜果，在路边，在山坡上，排列整齐。车驶过这里，是这样，车驶到那里，也是这样。不仅是南方的土地，和北方的土地一样，大多已经被土地的子民们规范得秩序井然，如人类所愿，而失去了土地本来的野性。不时有建筑物晃过，加油站、工地、民居、学校、收费站、餐馆……虽然样式各异，高矮不一，但是建筑物的颜色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大多灰暗泛白，无聊、乏味。也会看到田野里的人和耕牛，池塘里的鸭，屋边的鸡，路边的猪，还有一些分辨不出种类的动物。

它们在车窗外是静止的。

目光自然而然慢慢收回到公路两侧了。骨架清晰的树木，该青绿的青绿，该枯黄的枯黄。有的一枝独秀，有的纠缠不清，更多的是排列有序，层次分明，顺应地势起伏而起伏。眼前像有一副彩绸飘动，睡意渐起……睡意蒙眬中，一些花朵出现了。

就像戏到了高潮，关键人物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

睡意渐浓中的花朵，在平行于车窗或稍高于车窗的位置，咒语一样浮现。

窗外，那些饱含万千颜色的娇嫩，依旧和我在世事中看见的那样，我分不清楚它们的数量、颜色、大小、种类。它们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摇晃着，植入我的梦里。

送别

人一生，送别无数。

送小孩去学校，看着他稚嫩的身躯上压着沉重的书包，一步一步走进学校大门，不禁有些心旌摇曳，想起小时候的早上，父母也这样看着我们，背着书包，踩着青砖石板路，拐过街角去学校；曾在不同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送别朋友，朋友也送我，身边是大同小异的播音腔、喧哗的声音、匆忙的脚步、沉默的座椅，以及一晃而过的欢笑与悲伤；酒店、马路边、大树下、商场门口……拥抱、握手、挥手致意、欣喜或言不由衷的言语、惊喜或麻木的眼神，幻化出千般百样又一成不变的离情别意。

在我还不算太大的十六岁，经历了真正的离别。父亲心肌梗死，突然间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母亲和我们撕心裂肺的哭声，打破了凝重的黑夜。但是无论怎么样，谁也无法拦阻父亲远行。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即使活到六七十岁，父母健在，他仍然是孩子。然后这个朋友这样评价我：你这种情况，是从少年一下子就跨进中老年。我竟然无言以对。

我十八岁那年，随船首航，第一次离别我们这座城市。当清晰的港口建筑和港口里穿梭如织的小船在眼中远去，逐渐消失，一种无法言说的滋味，从心里缓缓而出。那时候还没有几个外地的朋友，没有手机，也没有QQ、微信，少不更事更兼独在异乡为异客，除了被浓浓的莫名其妙的所谓背井离乡的愁绪浸泡着，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想，也还不会想太多别的。那一年的中秋，是我第一次不在家里过中秋。中秋节前几天，趁船靠岸时，我给母亲寄了一张明信片，不知道她收到了没有，没见她提起过，我也没有问。

时光流逝，此后和其他人一样经历了更多的悲欢离合，人在江湖，一个人的风云变幻逐渐日常化，人便有些麻木，心里面的沉浮和伤感，也便慢慢平静了。有时，离别甚至还能带给我们一些轻松，甚至是欢快。这是怎么了呢？是我们不需要离别还是离别影响不了我们，是对情谊冷淡了还是不重感情了，是坚强了还是更脆弱了呢？是，也不是。

于是，也想起别人的离别。比如古代的。古代，远方朋友间的每一次“劝君更尽一杯酒”，几乎都是生离死别。“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杜甫和李白的离别，王勃和杜少府的离别，伯牙和子期的离别，都是“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此后虽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毕竟“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有；沧海变桑田，物是而人非，更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离别，让人百感交集却也无可奈何。

里尔克这样写过：“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想来，珍惜当下，至理名言。

但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把握得住呢？做不到，当尽力而为吧。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