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必胜　郭远兵

摘要：“性恶”是对人性中黑暗倾向的认识。直面人性中的暗黑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和必经的过程。该文梳理西方关于性恶的历史流变，分析性恶的哲学发生，探究人类选择恶的逻辑理路，以期在思想中重新构思出恶的历史内容及现实意义。认识黑暗，方能知道在何处点亮。

关键词：性恶；性恶论；伦理学；西方哲学；逻辑

一、引言

“恶”作为“善”相对应的范畴，和“善”一起构成伦理学的第一概念和问题。在不同语境中恶有不同的蕴涵。从语辞上看，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的“恶”大致包含违反道德的恶、不健全的恶和有令人不适的恶等，是一种广义的恶。从学科上看，社会学认为恶主要是指越轨；法学将恶理解为罪恶；宗教的恶成了对某种信仰的背叛及内心忏悔；西方哲学关于恶的理解随着变迁有着异质的认识。研究视角上，伦理学是研究恶的主流语言，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德行的背向，是对不道德的一般评定。伦理学不仅关注恶的内涵和判定，还研究关于恶的推理合理陛以及恶行的实践；同时，还关切关于恶在事实与价值、静态与动态以及主观与客观等维度上的辩证性问题。

道德上的惡对于产生道德上的善是必要的；人类如果只看见善，就很可能被盲目的必然性所驱使。但是，“性恶”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判定人性为恶的理论；“性恶”是要认识人性的黑暗倾向。直面人性中的黑暗是人类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和必经的过程，性恶乃完整人格应有之义。然而，道德哲学对“性善”倾注极大热情，对“性恶”却缺乏应有和令人满意的阐述。要行善，必然要知道善是什么；要祛恶，也要知道恶是什么。价值和估价问题会是未来的中心论题。与价值问题紧密相关的善恶问题已然成为西方理论研探的中心之一。厘清关于恶的逻辑理路将有助于解决当代伦理学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困惑；当历史把我们带入恶的困境，我们有责任还给人们以识别恶的眼睛和消除恶的武器。

二、性恶的流变

希腊思想产生于对自然的关注，进而扩展到对人事的考虑，最终被实践和逻辑逼迫而不断发展。在荷马史诗中，诸神逐步摆脱善恶无端的形象，出现道德特征，因此产生了调和诸神正义和诸恶以及苦难的问题。于是，解决恶的问题的理论萌芽：一种倾向是二元论，一些神作为恶的力量和另一些善的神作对；另一种倾向则将恶归咎于人，恶来自人的错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罗斯的作品，将人类的错误做了两个方向追溯，一个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的错误行径，另一个是世界有恶的成分，如质料或者肉体。这时期，哲学视阈中的恶尚未凸显，但是已经隐藏在自然哲学当中。例如，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本原认为，万物产生无限定，回归无限定的方式之一就有恶，如战争、疾病等。毕达格拉斯直接把善恶对立列为十对对立本原之一。赫拉克利特则强调善恶的同一性。恩培多克勒将善和恶理解为“四根”运动的第一原因。

苏格拉底将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恶的问题从隐藏在本原中浮现出来。世界的统一性不仅是本原的统一性，还包含人类社会的准则。苏格拉底明确提出恶的非自愿性，“没有人自愿趋向恶，恶不是人的天性”，无知才做恶。换言之，苏格拉底将恶归于知识。柏拉图进一步在灵魂结构中寻找恶的基础：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不和谐就会导致恶，恶源自理性没有获得统治权。亚里士多德则否认世界有恶的本原存在。恶的出现在本性上后于潜能产生，是潜能生变的产物，且不能离开恶事物而独立存在。斯多亚学派同样不认为存在真实的恶，恶只是一个错误表象，是善的一部分，是服务于善的。伊壁鸠鲁学派将恶理解为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纷扰。以上叙述，无论是将恶归咎于外在的本原，还是内在的过错，恶都是一种独立的力量。然而，恶若是一种独立的力量，人凭什么力量与之抗衡并最终取得胜利呢？普诺提诺提出一个新思路：恶是一种非存在。

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恶和上帝无关。那么恶从何而来呢？上帝怎么能容忍恶的存在呢？这成为基督教无法解释的悖论之一。奥古斯丁强行辩解，“不要再寻求恶的动因了”。阿奎那也认识到绝对恶与上帝全善的矛盾，因此他只承认存在偶然的恶，并且是作为善的偏离而存在。简言之，恶的问题被推至于“属人性”，归咎于人的局限和自由意志的滥用，即原罪。文艺复兴时期，上帝的权威招致叛逆和批驳。宗教的伪善被揭露和抨击，恶仍要归咎于人自身，但终归克服了对恶的片面性批判。例如，马基雅维利就将恶行视为是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之一。帕斯卡、康帕内拉和莫尔等也指出要直视现实人的现实恶。简言之，上帝用至善俯视恶的问题。既是规范形而上学。也是新柏拉图理念论的必然逻辑。相形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则将恶看作现实人的实在的和无法回避的问题，恶和哲学一起从天国重新返回到人间。

近代哲学主要用经验主义倾向和唯理主义倾向来认识和思考恶的问题。经验论代表人物霍布斯划分了预期的恶、效果的恶和手段的恶。洛克认为恶就是产生痛苦或者减少快乐的东西旧。唯理主义不以经验来认识恶。斯宾诺莎认为阻碍理性趋于完善即为恶。莱布尼茨认为恶来自必然，其根源在上帝。康德调和了经验和唯理主义在性恶问题上的偏狭。恶在理性和逻辑上不可探究，并提出根本恶在于原初根据和自由选择。黑格尔批判了康德的纯粹理性，将恶辩证化和历史化，认为恶是个体化与普遍化的对立，还可以产生一种道德目的：憎恨和铲除没有规定性的恶。另一种调和矛盾的努力来自休谟。休谟将恶视为人心中最常见和猛烈的情感，接受知性的指导，例如因果关系、动机和效果等。经验主义、唯物主义和情感主义直接孕育了边沁和密尔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例如边沁就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出恶的六个行为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呈现出多元化和分化的态势，关于性恶的论述也显得颇为纷繁。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背景下，尼采认为不利于生命本能的行为便是恶，来自柔弱的东西便是恶。善恶的彼岸是生命的强力。语言学转向下，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客观事实中根本找不到恶，恶这类道德语言的功能不是描述事实，而是用以表达情感和偏好。例如，罗素认为就其本身来说，恶的尝试都取决于那种唤起感情的艺术，而不取决于诉诸证据。伦理相对主义也否定恶的客观性，认为恶在文化、境遇和心理上都有显著差异。宗教伦理学被别尔嘉耶夫继承发扬，认为恶的问题是一切宗教意识的核心，恶的根源不在神那里，而在人的自由之中；从根本上战胜恶，就要揭示它的虚空和非存在。另外，阿伦特还提出了传统道德哲学框架难以标注的平庸之恶，即无思想之恶。

三、性恶的发生

在错综复杂的情境中。若要能寻找一根把人引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那么最好转向起源。性恶的历史流变或者清晰或者模糊，该问题需要借助分析恶的哲学发生。关于核心范畴的恶，在古希腊早期是明确的。荷马史诗、希腊悲喜剧和《伊索寓言》将恶与坏、丑、恨、悲、苦和弱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依靠感觉认识恶的问题。同时，恶植根于自然本原中，形成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雏形。由于本原的无定性，恶的问题也随之变化，出现恶的一与多的分野。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开启了恶的问题的知识化。柏拉图将恶推到了神圣的对立面。亚里士多德又将恶拉回到善的同一，恶首次闪耀辩证的光辉。至于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对恶的理解。已经有了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意蕴。普诺提诺论恶，恶以质料为本原，恶的原因不在灵魂本身，还灵魂以清白。恶的问题首次用存在与生成以及认识与实践相结合来理解。

中世纪，恶是对神的逆反，是人自身的问题，反证神的全能全善。“万有无不善”，善归于上帝，恶归于世俗。罪恶来自恶的意志。宗教的惡被局限于世俗，世俗被无限贬低。文艺复兴则高扬世俗的光辉。善恶都是人.陛，人并非如天使般美好，实际上却有着卑污、狂妄和虚伪的性质。这里，恶不是被否定和伪装，而是被承认和接受。中世纪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遭遇意志自由的颠覆。此外，宗教改革将恶的评判交还给人：从本性出发就是善，不从本性出发就是恶。于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批判思维和精神就有所依托。在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下，人性之恶以及现实恶的问题被重新严肃思考。这些思考的范畴包括思想与实在、人与自然、思辨与实践、演绎与归纳等，甚至还包括天启与理性、上帝绝对与精神绝对等，由此开启了黑格尔所谓的“知性对立的时代”。

知性对立时代，情感和理性开始化成观念的运动。恶的问题变成判断、观念和知识的问题，其实体性基础正在被消解。近代前期，对恶的理解不同程度上存在矛盾对立和解决对立的努力，例如理性化与感性化的对立与统一。经验主义将恶的问题感觉化和习惯化。违背理性即为恶，理性主义则以事物本身的形式、目的和动力讨论恶的问题。近代后期，出现对恶问题的辩证观点，典型表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哲学中；也或多或少表现在休谟的情感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中。这一时期，对恶的分析精细入微，制造了很多二元对立，也进一步揭示了性恶的层层矛盾。这些对立和矛盾自古希腊已经开始出现，重复出现体现了一种既分析细微、各执一端和相互对立，又逐步走向深化、综合和统一的趋势。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况，激发了西方学者的对该问题的进一步反思。

现当代哲学对性恶的理解中，既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野，也有二者相互让步和渗透；既有从非理性出发去发现恶，也有在概念和逻辑分析中质疑恶；既有继续深挖关于恶的宗教理解，也要突破传统框架的“无思想之恶”。在新时代、新伦理学和哲学发展中，关于性恶的理解特别繁杂和难以归纳，权益之计是选择性考察新颖和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理论。例如，尼采无限夸大和维护的恶：公然主张以主人、强权和超人的善恶标准去压制奴隶和贫民；摩尔对恶进行科学逻辑分析，区别“恶”和“恶的东西”，避免自然主义谬误；马克思认为不存在抽象的恶，所有的恶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具有阶级性的。恶是必然，善是自由，实践是解决它们对立的主要手段。这些理论努力值得赞赏，其现实实践性、理性原则和矛盾统一观都极富启发意义。

四、性恶的选择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为何从恶比从善容易？回答类似问题关切到善恶选择问题。围绕恶的选择，要逐步分析选择作恶的前提、选择的依据、性恶的社会和历史选择等问题。首先，被选择的恶是存在还是非存在？面对恶问题之诘难，宗教伦理学的解决方案是将恶视为善之缺失和非存在。若恶为存在，是主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恶的客观性在语言学和相对论范畴内被消解。其次，选择作恶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的？决定论认为作恶是由自然或者权威预先设定的，例如宗教对恶的原罪假定。意志自由论则强调个体自由的选择，例如康德对根本恶的论述。由此可见，恶产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如果不谈所谓的意志自由、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不过，有学者认为自由和决定论之间明显的矛盾终将被证明是假象刚。

除此之外，恶的选择还面临解决诸多逻辑困境和悖论。首先，为何从善被理解成上位，从恶则被理解成下位？若宇宙目的论不被接受，所谓善恶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其次，为什么知善却从恶？这牵扯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悖逆问题，前者是逻格斯问题，后者是努斯问题。类似的还有，恶在发现（评价）意义上可能是见仁见智，但是在发生（存在）意义上却是客观事实。它可能是恶，可能是善，或者孕育着某种善。另外还有，起点为善，终点却是恶；或者，起点为恶，终点却是善。如何理解这种善恶同在？这可能与社会和个人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悖论有关。善恶是否就是两极？因为善与恶的二分法根本就没有穷尽道德评价的所有类别与层次，例如迈农曾提出善一正常一可容许一恶的四等级论。另外，社会变迁和现代性发展也要求超越善恶的二分法。对恶的思考与通往历史必然的“幸福终点”有无关系？这是一个问题。

同伦理学的其他主题一样，研究恶的学者也梦想着和认识论学者一样将基础夯实在某种确定之上，但是相关理论一直没能建立起坚实的体系，关于恶的选择就缺乏坚实的支撑。为此，选择恶还得进一步分析是实指，还是虚指；是限于道德范畴，还是涵盖历史领域；是依据主体价值标准，还是作为客体事实指陈。选择恶的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能够沟通，或者是否有必要沟通，这牵扯到休谟难题。另外，在应用伦理学的平台上，还存在着功利主义、责任伦理、道义论、契约论和德性论的竞争、依据和解答方案。基于关于恶的不同理论预设，关于恶的研究方法也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恶不是主体是现象，属于科学研究范畴；有观点认为类似恶等伦理学问题是关于超验主体的学问，科学的、逻辑的、分析的和客观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该研究主题，例如黑尔和图尔闵等。

存在和自由构成个体从惡的前提，之后继续考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从个体角度出发，有以现实功利结果为导向选择恶，也有从恶的原则价值出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以动机论、效果论或者统一论考量，又进一步解决动机的私属性诘难、效果的主观性诘难和统一论的“应当一实际”诘难。从社会选择角度来看，进化伦理学认为恶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这也有将人矮化的嫌疑；恶的制度选择论则从社会政治视角理解恶，认为恶是社会环境造成，该观点被斯坦福监狱实验等经典研究佐证。从历史选择角度来看，人类在道德天职上“继续朝着更坏倒退”。人类必然选择恶，因为进步必然伴随不平等，人类无法摆脱文明昌明和道德堕落的背谬。黑格尔甚至提出历史发展的“恶动力说”，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肯定了恶的存在合理性嗍。恩格斯也认为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五、小结与讨论

人是世界的永恒主题。然而，哲学对人曾有双重误解：要么赋予人超自然性，神化人；要么将人生物化，矮化人。例如，康德就以人的自由精神和道德理想作为人的本质，反抗人的自然本性和经验生活。若人不升空成为天使，毫无疑问，他将下沉成为魔鬼；甚至，最野蛮的人并不是野兽，因为他更坏。实际上，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要知道，没有神性，人终将成为自然的玩物；没有自然性，人的至善至美也只是幻想。换言之，人性存在是二重化的。对人性二重化的分别确认，形成了人性论上的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分野，并折射出经验立场和超经验立场的对立，也塑造出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然而，在此无意对人性作善恶的之辨，在意的是认识人性中的暗黑。

随着现代价值论中对善恶价值与事实关系，善恶判断与事实判断，善恶标准与义务标准以及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关系的探讨，伦理学对性恶问题的研究视野被放大。另外，当代宗教伦理学结合社会生活的变化来确立性恶标准的努力；社会学对现实恶的经验分析和事实论证；人类学对性恶的观念和价值的描述和考证，都极大地促进了对性恶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未来该主题的研究一方面要靠哲学研究来清扫理论道路，另一方面还需要其他学科具体关照。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恶的哲学难以完满地解释现实生活的恶，也不可能凭借某些理论在人间建造起道德天堂。既然无法摆脱恶，必须对它叩问，唯有接近黑暗方能知道在何处点亮。